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

内容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理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文化转向标志着从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从语词感受向视觉快感、从语词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存在着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等同，把文学、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化转向、文化政治文学性

作为世界性的批评主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迄今已走过了170年的历史。作为这一潮流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尽管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理论个性与批评风格，但也深受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此，我们无意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个历史，只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向。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文化转向已深植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中，进而促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整体格局中来审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第二，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三，文学批评伴随文化转向而产生的一些突出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走向？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理论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世界格局中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传播的地形图。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探讨》值得我们格外重视。比如，安德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代寄划分：第一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

继承他们的一批下一代的理论家为数仍然很少，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在他们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晚才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时期的四个主要人物是：拉布里奥拉（生于１８４３年）、

梅林（生于１８４６年）、

考茨基（生于１８５４年），

普列汉诺夫（生于１８５６年）【安德森认为伯恩斯坦，1850—1932虽然也是同时代人，但在学术上是个次要人物】。

这四个人都与恩格斯亲自通过信，恩格斯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们著作的主要方向事实上可以视为恩格斯本人最后时期的继续。换句话说，他们关心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替代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个任务使他们像恩格斯一样，承担双重使命：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哲学内容作为一种历史观念提出来；另一方面，把它扩展到马克思所未曾直接触及的领域。他们的一些主要的论文题目很相似，表明他们具有共同的关心之处；《论历史唯物主义》（梅林），《唯物史观论文集》（拉布里奥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考茨基）。与此同时，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还写了论述文学和艺术的文章（《莱辛传奇》，《艺术和社会生活》），而考茨基却转向一篇宗教的研究（《基督教的起源》）——恩格斯后来对所有这些主题都作过简要的探讨。这些著作给人的总的感觉是，它们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开始把马克思的手稿作为学术性著作出版并对他的生平作传记性研究，以便向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次充分恢复和展示这些著作，都是这一代人的事。恩格斯发表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考茨基随后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梅林接着与人合作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还在去世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传记。这些继承人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这些对他们说来仍然非常新颖而很接近的遗产加以系统化和概要说明。”

第二代【新一代】，以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鲍威尔、希法亭等为代表，实际上，所有年轻一代的理论家都在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党的领导中起了支配作用。这种作用远比他们前辈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和活跃。列宁当然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卢森堡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有才智的人物，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最有权威的缔造者。托洛茨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系斗争的核心人物，布哈林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手下步步高升的官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书记处的头头，而希法亭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的杰出议员。这批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发展中格外地早熟：刚才提到过的每一个人在他们不满三十岁时都已经写过一部基本的理论著作。”

安德森认为，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新一代需要就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回答：第一，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有针对

性的经济分析和说明，比如：考茨基1899年的《土地问题》，列宁1899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写于1904，发表于1910年），布哈林1915《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列宁191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这头15年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理论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第二，需要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与策略理论，比如托洛茨基的《结局和前景》，列宁的《怎么办》等。第二个方面则是经典作家所缺乏的。安德森认为，“为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密切注视着的1905年俄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造就了第一次科学的战略性的政治分析，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著的《结局和前景》。这部简短的著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结构洞察入微，它极其精确地指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特点和进展。这部著作是托洛茨基在二十七岁时写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并没有进一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这是由于在1907年以后他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缘故。在组织上和策略上系统地创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是列宁的工作。列宁在这方面所建树的成就，其规模永远改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结构。在列宁之前，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实际上从未加以考察过。列宁主义的形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巨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划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正如它从根本上分裂了工人阶级运动本身一样”【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在战前居统治地位的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内部（而不是这些队伍之间）迅速出现了分裂。在老一代中，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吵吵嚷嚷选择了社会沙文主义并支持他们各自（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祖国；而另一方面，梅林却坚定不移地拒绝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行为打交道。在年轻的一代中，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和布哈林全力以赴地抵制战争并谴责互相争斗的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背叛行为，这些组织在这场早就预言过的资本主义大屠杀中，站到了他们的阶级压迫者一边。希法亭起初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内反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很快却自愿应征入伍，参加了奥地利军队；鲍威尔迅速地参加服役，反对东线的俄国，他在那里很快就被俘了。恩格斯所珍视的第二国际的统一性和现实性在一周之内就遭到了破坏。】第二国际分裂；理论与实践统一由此走向对立。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与俄国一起都是战前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主要地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比，西马最根本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代和地区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并不是立即发生或同时发生的。这是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缓慢而逐步地发生的，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才最终脱离联系。然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西方学者麦克莱伦在《马克思

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四个方面分别作了论述。

1.经济学方面，究竟如何立即劳动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崩溃的机制，

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2.社会学方面，《共产党宣言》把社会简化为两大对立阶级，这与《剩

余价值学说史》的相关论述有矛盾，如何看待中间阶层。

3.政治学方面，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兴盛，1914一战直接导致第二国家

的分裂与解体。工人没有祖国。国家理论、政党理论等方面未留下

系统的理论。列宁等的理论贡献。

4.哲学方面，1932年手稿等著作的问世，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与解构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5.在美学、文论方面，如何继承？

然而在实际上，1920年以后那一代的头三个重要理论家——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模式的真正创始人——起初在他们各自的党内都是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他们也都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如果不与这种政治背景相联系，人们就真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理论的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西马的独特性：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第二，身份而言，政治活动者、政治领袖，体制外变为体制内，大学教授、学者；研究问题，从政治学、经济学转向哲学、文化领域，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哲学、文学转向政治学、经济学，西马则与此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拿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

第二个方面，如何勾勒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英国的马尔赫恩和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总结值得借鉴。文化转向在其批评的历史中又是如何发生与呈现的？正如马尔赫恩所言：?‘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

歧的。?1 我们认为，英国的马尔赫恩与伊格尔顿的相关分析与阐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与批评图式。马尔赫恩在写于1992年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导言中，运用历史的方法把1840年代至1990年代这150年的批评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位，并对此作出了相应的理论阐释。首先，他对缘何运用历史的方法作了扼要说明：?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就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2其次，他所划分的三个不同相位分别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半期。它主要由两个批评思潮组成，一个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他们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与实证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另一个则以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革命、政治的角度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提倡一种?介入文学?。?具有自我批判的相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此后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了一种?非正统?的规范。这一相位主要以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萨特、戈德曼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他们将文化和哲学问题作为批评活动的主要对象。?批判的古典主义相位?兴起20世纪60年代早期，主要体现在文化唯物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批评潮流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詹姆逊等。在马尔赫恩看来，这一时期的批判风格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它们在方法上是‘社会学’的，‘历史的’和‘政治的’。……事实上，这些含义对古老的文学批评世

1【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界是致命的。就其最一致的含义来说，它们瓦解了文学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深层分类学和标准性原理，并以这一方式——文学战斗中恰如其分的高潮——解构了文学全体的想象力。‘文学’与‘批评’本身受到质疑。?3

在马尔赫恩的?三分法?启示下，伊格尔顿在写于1995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为四个基本模式，它们分别是：人类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批评。从他们两人的具体论述看，马尔赫恩的第一相位大体包括了伊格尔顿的人类学和政治批评模式，第二相位相当于意识形态批评模式，第三相位相当于经济学批评模式。

人类学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认为，人类学的批评模式是四种模式中最具雄心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批评模式。它提出了一些【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或基本问题，诸如在社会演进【social evolution】过程中艺术的功能，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艺术与人类劳动的关系，艺术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代表性的人物有普列汉诺夫、考德威尔以及Ernst Fischer’sThe necessity of art : a Marxist approach,1963年。历史中的可变与不变，历史的连续性，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在后现代时期，人们不再作此类方式的思考，试图用演变【evolution】代替历史[history]。伊格尔顿认为，?人类学批评模式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它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和充满自信的总体性观念，它对社会主义必然性所依据的历史进步法则持有实证主义的肯定观点，它不可思议地把机械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融合起来，既谈对抗斗争，也谈审美能力。?4

政治的批评模式。伊格尔顿认为，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到来，政治的批评模式

3【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4【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成为主要的批评力量。如果此前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同事所从事的还是一种学术研究，那么列宁的小册子开始，就是一种论争与干预，一种国家的文化政策，文化文学问题成为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因此，文学的阶级性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与孟什维克的论争等都是文化观念的反映。这种模式属于俄国革命时期。激进的社会变革与现实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与文学，拉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等等。

意识形态的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具有两种，意识形态的泛化，内容分析与形式分析。伊格尔顿解释了缘何以此命名。尽管西马关注文学文化，对正统的批判等等,这是因为其理论的重心都围绕形式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form】展开探究，避免对文学作品的诠释陷入要么纯粹的形式主义要么粗糙的社会学之中。诸如卢卡奇对资产阶级、本雅明对巴黎人群、波德莱尔诗歌、戈德曼对拉辛和帕斯卡尔等形式范畴，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解读等，尤其体现在马舍雷的文学生产论的相关论述中。

除过对意识形态组内容分析之外，还对意识形态作形式分析，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处理内容与形式分析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纠内容分析主题分析之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设性，文学作品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成为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比如，阿尔都塞认为，文学作品具有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

伊格尔顿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要聚焦于从学院学术层面，从文化、哲学层面而非政治—经济层面来研究，第四种批评模式即经济的批评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运而生。在伊格尔顿看来，关注于文学、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批评空前的理论盛况毕竟与某种政治衰落相对应，对文学和哲学这类‘边缘’领域

的突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进思想家们自身处在社会的边缘。5?还是从政治实践角度评判，激进的政治立场。

经济的批评。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概括是粗略的而非恰切的，它的主题以用文化生产的方式来概括。与前面的三种模式相比，这一模式更难时期化。尤其在这一时期，几种模式都存在。它既不关注具体的文本，也不关注抽象的社会构成，而是关注文本得以产生的各种社会条件和因素，关注于两者的中间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很难把它与文学社会学区分开来。这种文化生产模式的兴起主要源于二战后的社会现实，电影、电视、广告等等新的文化形式与传播媒介的出现，如何从理论进行阐释？现代的媒介，现代的资本力量塑造的新的文化已很难用原有的文学范畴与理论范式解释。面对新技术的冲击，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就作出了理论回应。此外，布莱希特、本雅明等也可以归入这一阵营。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也可归入此列，即后来被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伊格尔顿认为，经济的批评与人类学的批评共享劳动、生产、交往等范畴。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拉法格】，辩证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第三个方面，依照前两个理论框架，可以对共和国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格局与特征作出整体描述。前三十年，主要是政治的批评。后三十年我们主要受到了第三、第第四即意识形态的与经济的批评模式的深刻影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文化转向的理论资源与批评实践主要来源于以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时间方面看，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接受大致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则要晚些，大致在5【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学者甚至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所取代，由此可见文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

第二个问题，文化转向的主要特征及其在批评潮流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方面，何谓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威廉斯认为，“此时我终于弄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及文学理论首先是由普列汉诺夫根据恩格斯晚期著作的观点加以系统化，随后又由苏联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加以普及的。……我那时还从不同的视角阅读了英国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著作，有关考德威尔的争论颇具代表性。……”6“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从严格的理论理论观点来看，这种前提其实并不应成为我们选择的出发点。就许多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能从另一个原本同样具有核心性质又同样可靠的前提出发，可能更为合适。这另一个著名前提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两个前提并不一定彼此否定或相互矛盾。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前提由于采用了比喻的因素，并且使人联想起某种凝固的、界限分明的空间关系，故而至少在某些人手里成了一种特定的、有时与另一前提并不相容的说法。不过，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6【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3—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通常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7”

在威廉斯看来，通常认为这一前提的出处为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在1851—1852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使用了“上层建筑”一词。在此基础上，威廉斯归纳了三种理解“上层建筑”的含义，“从这种用法到后来的用法，人们可以发现‘上层建筑’呈现出三种含义：一是指存在着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二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式；三是指人们在全部活动中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突进行克服的过程。这三种含义把我们的注意力分别引向了（1）制度机构；（2）各种意识形式；（3）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8在威廉斯看来，“很明显，这三个领域是联系着的，进行分析时必须相互关联。但正是在相关性这一关键问题上，这一术语本身对人们帮助不大，因为就其任何实际方式而言，这一用法都基本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隐喻性的。它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可见的、有形的‘上层建筑’的重要意义——对其本身可以分析，但如果不把它看做是建立在某种‘基础’（foudation）之上的事物，就无法理解它。”9

至于“基础”一词，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在1851—1852年尚未使用“基础”一词，使用的是“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在1859的用法中，使用的是“社会的经济结构”；在后来的论述中，7【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8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8【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8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9【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8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又将其换作“经济基础”；或许是恩格斯最早使用（base）来翻译“基础”。据此，威廉斯认为，“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中，在这些说明性的、教诲性的理论陈述的发展过程中，原初论述所使用的这些词语首先被当成精确的概念，其次又被看成针对可考擦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描述性术语。原初论述中这些词语的主要含义一直是关系性的，但随着这些术语的普及化，它们或表示（a）相对封闭的范畴；或表示（b）相对封闭的活动领域。于是这些术语那时或者在时间上发生关联（首先是物质生产，然后是意识，然后是政治和文化），或者迫使那个隐喻实际在空间上发生关联（按照可见的、能区分的‘水平’或层次——上面是政治与文化，接下来是各种意识形式等等，再往下一直到‘基础’）。……这样一来，就颇具反讽意味地让人们回想到：马克思的批判原本一直是针对着那种把思维‘领域’与活动‘领域’分离开来（比如把意识同物质生产分离开来）的做法的，也一直是针对着那种以强加的抽象范畴排斥现实人类生活具体内容的做法的。因此可以说，这种常见的、对‘基础’和‘上层建筑’加以抽象的做法，正是在顽固地坚持那种早已被马克思抨击过的思维方式。”10威廉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讨论中充分注意到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是在关系性的语境中来论述问题，对关系性的强调使他们区别于后来的将两者割裂的抽象性处理问题的做法。

接下来，威廉斯对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以及普列汉诺夫的相关理论解读的剖析，以此说明他们的理论阐释存在着将范畴封闭化、空间10【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83—8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化、顺序化等严重不足，问题的实质在于，“但其错误在于，把这些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因素’描述成了‘顺序性’的事物……这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性范畴——正像在唯心主义理论中常常出现的那样——几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实体描述，于是习惯上它们就成了先在于整个社会过程的东西；而其实它们只是作为分析性范畴，试图说明这种社会过程而已。由此，正统的分析家们便开始把‘基础’和‘上层建筑’当成仿佛可以分割开来的、具体的实体来对待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对这些过程本身——并非抽象的关系，而是构成性的过程——视而不见，而这一点恰恰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应该重视发挥特定作用的地方。”11

很显然，在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研究路径中，?文化?、?文化转向?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基于此，我们应对?文化?和?文化转向?的具体内涵作扼要界定与说明。因此，第二个方面，我们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及其功能作简要描述。文化的三定义，第一层面是文化的理想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文化分析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或作品中被认为构成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的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和描写。?12第二层面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像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从这个定义出发，文化分析是批评活动，借助这种批评活动，思想和体验的性质、语言的细节，以及它们活动的形式和惯例，都得以描写和评价。?13第三层面是文11【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第8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2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4伊格尔顿在《文化的观念》中将其概括为作为乌托邦的文化、作为艺术创造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尽管可以将文化的历史远溯至柏拉图，我们在此只关注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臵，有的学者甚至将其命名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文化之所以?既是至关重要的，又是明显次要的?，15是源于它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臵与所承担的功能以及与政治、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性，?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文化主义者认为社会过程是经济、政治、文化复杂决定的结果，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决定因素居于首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更广义地看待文化——整体的生活方式，从这点出发，文化就是社会过程本身，是经济和政治的组成部分……他们给予文化和艺术以绝对优先的地位，因为这种实践与整体的人类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并且因为文化设施和体制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6

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问题。在我们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两次十分显著的文化转向：第一次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肇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第二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

125页。

14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126页。

15【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理查德〃霍加特《文化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等为重要标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以伯明翰学派等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分不开，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不过，多数研究者们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来看待文化转向问题，比如，伊格尔顿认为，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之所以未能像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那样导向政治实践，而是转向文化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政治不再抱幻想，以此来抵抗资本主义社会；德沃金也指出：?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能被孤立地考察；它必须放在英国左派危机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试图认识战后研究的特征，重新定义社会斗争，阐明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的抵抗形式。在这个计划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化’。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17一般认为，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对文化含义的争夺、文化形式的历史建构以及对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转向可以说是由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一复杂感受引发，这尤其适用于知识分子对他们变化着的社会地位的理解。?18

在我们看来，文化转向有如下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对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式的关注，无论这种关注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是颠覆性的还是建构性的；第二，这种新文化具有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风格，图像化、视觉化是其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文化转向的实质即文学向文化、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语词向图像的转变，由阅读者的语词感受向观看者的视觉快感的转变。

17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丹凤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文化转向，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之间既存在相同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就?文化观?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结构性关系的阐释，避免经典模式的经济还原论，强调文化的相对自主性。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当代文化即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价值取向迥然相异。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从精英的立场看待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对其持一种否定的立场，认为精英文化才是救赎与拯救的力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才是人类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神圣力量；伯明翰学派则着力挖掘工人阶级文化【统治阶级的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体文化等蕴含的抵抗性、颠覆性力量，因而对其更多的是肯定与认可。如果从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在?理想?的层面看待文化，而文学传统则主要是在?文献?的层面理解文化，伯明翰学派则是从?社会?的层面看待文化。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将两者相对立，那么，伯明翰学派则致力于消弭两者的对立，比如，威廉斯将文化分为统治的、残余的、新兴的三种文化类型，强调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就?文化政治?而言，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再追求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而是追求一种文化的解放。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不太重视工人阶级政治、工人阶级文化，而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工人阶级政治，关注工人阶级文化。此外，两者都注重对文化与意识形态、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分析与阐释，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仅关注其内容层面，而且关注其形式层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研究领域：工人阶级文化、青年亚文化、媒体文化。

三

众所周知，?文化转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而且还催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产生。然而，?文化转向?对批评理论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鉴于国内学界已就其积极影响作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究，我们在此只就其消极影响即伴随而来的一些突出问题作扼要分析。

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些学者要么将两者相等同，要么将两者相对立。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文学批评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分，文化批评同样也有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别。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十分深入的理论探究，比如，一些学者认为，?文化被重新定位并以难以回避的方式有效地介入到文学研究之中，那么问题在于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采纳这种无所不包、具有异常丰富内涵的术语，又将如何进行文化批评？迄今为止对这一方式的主要批评，其一是认为这种批评过于宽泛，因而显得乏力，其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批评具有某种简单化的倾向，即将有着独特性的文学现象等同于社会文化现象。实际上，文化批评并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纳入某种所谓的文化视野，而是基于一种新的起点对原有学科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19 ?作为文化批评的文化研究不是文学批评的新上帝，文化批评成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也不是文学批评开门揖盗，而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向大众文化。?20一般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区别于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目的的不同。从批评的对象看，文化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对抗性批19王晓路等：《文化研究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评，就是?反对大写的文化。换言之，就是与那种一贯的，并仅仅与人们时而称之为‘高雅文化’一致的新东西进行对抗。?21具体而言，文学批评主要关注?书面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文化批评则主要关注当代文化尤其是以电影、电视、广告等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如果前者关注的是精英的、主流的、主导的文学，后者则关注的是大众的、边缘的以及青年亚文化等等。从批评的方法看，文化批评提倡一种跨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注重文化分析，它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一种学术分析；作为表现的范式，语言研究构成了其主要的研究模式；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表意策略，?文化研究一开始带来的并不是传统批评和批评理论中的非社会的个人主义，而是带来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学视角的发展。?22简言之，由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方法不同，批评的目的等不同，两者之间既不是一种等同关系也不是一种取代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在英国和德国的语境里，文学的各种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及雷蒙〃威廉斯和里查德〃霍格特这些人物所持有的共识是，他们对各种通俗文化形式的考察，是深刻地由对一种文学文化的迷恋而建构的。?23从研究者的身份来看，众所周知，英美从事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是文学学者、文学教授，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论著，比如威廉斯是英文系的戏剧教授，有《现代悲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等文学批评著作，詹姆逊有《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等文学批评著作。

21J.M.史密斯“何谓文化批评？”，王晓路等：《文化研究关键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

22【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23页。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关系时，首先需要明确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两种批评形态。这是因为，尽管文学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无疑都会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无论其自身如何变化，也都有其各自的边界与限度，差异性即是其质的规定性。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形态与批评范式，除了差异性外，两者之间在理论范畴、批评方法等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够简单断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无论多么重要，它只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大家族中的一员，一方面我们不能将文学凝固化、狭隘化，无视社会的变革与新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无视文学的丰富存在，一味关注所谓的新文化，而最终失去文学与文化传统。毋庸臵疑，面对新技术、新媒介、新的社会现实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丰富自身、发展自身，而不是否定自身、取消自身。从批评的视角看，文学批评自身具有多维性，诸如政治之维、经济之维、道德之维、审美之维，因而文化理应成为其多维中的一个维度。当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还有待于我们在批评理论层面加以深入开掘，在批评实践方面作更深入的文本细读与阐发，这样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代的生命力。

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重蹈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往的覆辙，即把文学、文化过度政治化、过度意识形态化。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将文学过度政治化，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再度把文化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其实只是文学政治到文化政治的位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化的膨胀因此是一个被世俗化了的时代历史的组成部分，正如自阿诺德以降，文学——在所有事

物中！——继承了沉重的伦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任务一样，而这些任务过去曾被委托给更为技术性或实践性的话语。?24如同?文学政治?是文学批评的首要目标，?文化政治?则是文化批评的主要理论诉求之一，而所谓的?文化政治?则是指?把文化与政治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它广泛表现在各种非形式主义批评话语中。?25作为抵抗诗学的文化批评力图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政治的关切，从而使得文化与政治之间具有一种新的关联性：?文化在政治前是犹豫不决的，它以超越日常兴趣和社会生活中对抗的价值的名义抵抗政治……然而，左派文化政治最近的发展导致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被理解为社会关系中意义的重要时刻，显然不再是自由传统中臵于神龛中的实体，而被一般地赋予了一种相似的权威性。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26文化批评尤其是在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威廉斯等理论的影响下，更多地从权力视角来审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政治关系，这样一来就把政治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其作用，主要是通过其载体即文化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文化批评的文化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分析和权力透视，旨在揭示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对其的抵抗，即所谓的抵抗诗学和介入政治。从文学政治到文化政治。问题在于，文学、文化诚然不能脱离政治，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只能是文学、文化固有的内涵?之一?而非?惟一?，不能将两者同一化，在这一方面我们已有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认为，无论是就人类社会生活还是就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而言，政治生活也只构成作为?意识形态动物?的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必要坚持说，一切

24【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25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9页。

26【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因而也就更有必要理解文化与政治两者是相互不可缩减的。在‘文化政治’的概念中，它们的距离越近，它们的关系就越令人忧虑。在这类概念中，隐含价值的协调，只有在文化与政治二者妥协的身份幻想中才能得以完善。?27 问题之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非文学化?、?非审美化?问题。伴随着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的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而来的则是批评的?非文学化?、?非审美化?。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能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艺术形式与其描写的生活有机融合起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文学批评、文化批评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摆脱困境的有效方式，即总是把美感与社会责任相分离。?28我们可以看出，相当数量的文学、文化批评都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权力、阶级、性、性别、种族、身份等角度对文学文本或文化现象作出分析，这种分析往往导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维度，即使是对文学形式、叙事策略的细读也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切入，唯独缺少审美感知、审美分析、审美判断，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丧失了最可宝贵的精神特质与内在底蕴，丧失了其艺术感染力，而成为某种外在目的的枯燥证明。语词感受与视觉快感。两种不同的审美形式与话语表征系统。李白、沈从文等为例。红楼梦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不过，我们并非?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奉者，也并非?纯艺术?、?纯形式?批评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如果说?形式?不能是空洞的形式而应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那么?意味?也不应是赤裸的意味而应是一种?有形式感的意味?。我

27【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28Michael Payne, Some version of Cultural and Critical Theory, 王晓路等编：《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