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干的十五件恶事丑事

美国对中国干的十五件恶事丑事

最近(2012文章)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在亚洲围绕中国走了一圈,接着又到非洲七国访问,所到之处所有的讲话都针对着中国,希拉里到处挑拨离间,矛头直指中国,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一个外交人员、一个美国外交的负责人应有的风度和政治家的政治言论的准则,对中国构成严重的挑衅,8月3日美国就中国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设立三沙市进一步加剧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这一次的声明只不过是希拉里所有言论的一种自然延伸。实际上是美国经过长期考虑的、冷静的、有条不紊的布势,美国要围堵中国,消耗中国,限制中国的发展,阻止中国的崛起,进而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这是美国长期的战略。美国立国才236年,但对中国可以说坏事恶事做绝,我简单整理了一下,一百三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至少干了十五件坏事恶事。

一、一部《排华法案》害死了无数中国人

据史料记载,1820 年, 美国移民局开始有中国移民到达美国的正式记录,中国移民潮涌美国的直接起因, 是由于1848年北美西部萨克拉门托山谷发现了金矿, 两年后这一地区申请以自由州加人美利坚合众国,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当时, 加州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口稀少, 劳动力严重缺乏,加州的人口密度直到1870 年也不到每一平方英里5 个人。于

是,美国资本家就到香港等地招募、诱骗中国人去做苦力。1851年底,加州的中国人已达1万名之多。1865年,华人移民的人数激增至5万人,其中90%都是青年男子。当时大多数白人是狂热的淘金者, 他们只到富金矿淘金, 而华人却在那些贫金矿或被美国人认为已经告罄的金矿里淘金, 但是华人凭借自己良好的技术和集体协作的精神仍然能够淘出黄金。由于华人的工作效率比美国人高, 所以得到的黄金也就更多, 逐渐在淘金的过程中占据了上风。这就逐步引起白人的不满。他们从敲诈勒索华人开始,逐步转向杀戮。

1862年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建设横贯美国的中太平洋铁路。当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1861-1865),急需劳工。在美国横贯东西的铁路还没有修筑时, 从美国东部迂回到西部的加州要经过3 至6 个月艰难的旅程。而从香港到旧金山却只要2 至3 个月的航程。1867 年, 美国与中国之间直达汽轮始航后, 航行时间又缩短了一半。1868年美国与中国订立了《蒲安臣条约》,使美国在香港进行的苦力贸易合法化。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看到华人能吃苦,工资要求低,而且又十分顺从,这家公司便开始大量招收华人。共有10余万名华人参加了美国西部铁路的修筑,华人为美国修筑铁路死亡万余人,基本上每公里铁路就有一名华人死亡,华人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铁路完工后,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没有将大批华人送回中国,而是就地解散,结果导致

大批华人为了生存涌向周边城市。不少美国人认为华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19世纪70年代,美国西部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浪潮,白人种族主义者数次武装攻打华人居住区。1886年西雅图发生排华骚乱,并蔓延到整个美国西部地区。美国劳工骑士团在西雅图进行了有组织的排华暴力活动。当地的劳工骑士团头目丹尼尔克·罗宁在1885年的9月代表西雅图的华盛顿区劳工骑士团宣布,如果西雅图的华人在当年11月1日不离开西雅图的话,将使用暴力对付他们并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暴力排华行动,白人暴徒捣毁华人的商店,拆毁华人的住所,许多华人被杀害,大多数华人只好离开自己的家园。

美国政府在骚乱中始终站在白人的立场上,据统计在1870-1880年的10年间,只有25名美国人因排华被判罪,而被这25名美国人屠杀的华人却有2800多名。1878 年,北加州联邦巡回法院的索伊法官在判决书中花了大量篇幅对蒙古人种的生物学特征作分析,得出结论说, 华人既不是高加索人种也不是非洲人种,因此不具备归化法所要求的资格。这也是全美第一起拒绝华人入籍的判例。这种歧视性判决造成的后果及其严重。

在1879至1904年间,美国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其中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

法案》,规定10年内不准华人入境、不得准许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等等。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排斥、迫害少数族裔的法案。1900年和1902年美国又把全部排华法案用于夏威夷和菲律宾,规定这些地方的中国居民不得进入美国本土。

在1924年之前,美国对外国移民的排斥,仅以中国人为目标,其他有色人种不在排斥之列。《排华法》的施行,使中国移居美国的人数锐减,1885年只有22人,1887年只有10人。再加之美国强盗对已移居美国的华人加以残杀和迫害,美国华人的数量逐渐减少。

这一系列排华法案直至1943年才被废除。由于华人在二战中的杰出表现,美国舆论对华裔的看法开始有所转变。1945年,新通过的法案允许参加过二战的士兵回中国结婚,并把他们的配偶带到美国。但是,华人处于被歧视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排华法案》道歉案,加上去年10月参议院已全票通过,就此美国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排斥歧视华人的做法道歉。经过几代华人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排华法案》步入130周年之后,得到了美国国会这份迟来的歉意。但是这种道歉也是不公平的,二战中美国将日裔关进了集中营并没收了财产,美国早在1988年就已道歉并给予每人不少于二万美元的赔偿。同样是份道

歉,对华人只道歉不赔偿,实质上仍然存在歧视。

二、参与八国联军直接侵略中国抢走了中国多少东西

1900年俄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八国组成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保护驻外使团为由侵略中国,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800人。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还从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这些照片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

八国联军侮辱妇女,任意蹂躏,据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仅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皇宫阅兵,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疯狂抢劫,一个英国侵略者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

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以后各国军队又抢劫多日。中国的珍贵文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以美国军人的德性抢了多少珍宝、侮辱了多少妇女,可以说无法计算。

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向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共赔偿4.5亿余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4分(4%),本息合计982238150两。各国的分配率:俄国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3国不足1%。其中俄国获得2.8455万余两,德国1.9664万余两,法国1.5470万余两,英国1.1050万余两,日本0.72万余两,美国0.719万余两,意大利0.5805万余两,比利时0.1856万余两,其他三国不足1000万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税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花旗银行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银行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

1905年由于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

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而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这就是困扰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仅仅1905

年大清政府就向列强额外支付了所谓“亏镑”120万英镑,折合白银800万两。

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不少哈美派总说美国没有要庚子赔款,而是拿来为中国办教育。事实是:1905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使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方式时,获悉美国有些上层人士认为庚子赔款虚数过高的信息,于是梁诚放弃了使用黄金还是白银的争论,转而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的要求”。经过数年交涉,终于达成协议。1908年7月,美国驻华使节致函中国政府,其中说:美国决定以部分庚子赔款还赠中国,悼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美国实际退还赔款不足1100万美元,只退赔了10785286.12美元,远远低于全部赔款。所谓“退赔款”也不是由美国退回,而是在原来每年应交的“赔款”中扣除。这笔款项也非中国政府支配,而是另立“助学基金”由美国政府监督使用。同年12月31 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美国已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退款”。

美国所谓的“庚款退赔助学基金”是学日本。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在震撼和刺激下,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形成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1898年戊戌变法中,张之洞

在《劝学篇》中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而到日本留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1901年开始中国人便到日本去留学,到1904年底大清废除科举制度后,赴日留学达到了高潮。

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在得知大批中

国青年赴日留学的消息后,与1904年底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减免部分拳乱赔款,资助清国留学美国》的建议书,此举得到了美国部分上层人士的支持,于是才有了大清驻美公使梁城向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虚数之要求”的来由。数年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

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这就是美国当年“退赔助学”的真实动机。说白话就是:“用抢来人家的钱为自己培养代言人,为今后'更文明’

的去抢人家事先找好帮手”。八年抗战,中国出那么多有文化的汉奸,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留学日本回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险恶用心。

一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自然免除了德奥剩余的庚子“赔款”。同年沙皇俄国决定将“赔款”缓付5年。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义赔款,苏联政府决定放弃俄国剩余全部庚子赔款,提倡将放弃的赔款作为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除苏联外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至此所谓的“庚子赔款”告一段落。

三、用战略物资支持日本侵略中国间接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中国抗击日本侵略,属于正义的一方。但美国、英国与法国,对德、日在二战前侵略、扩军的纵容和支持,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

美英法希望德国杀向东方,希望日本杀向北方,从欧洲东部和中国东北两个方向进攻苏联,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正是这种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恨,而产生的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战略,使美英法长期对西边的德国和东

边的日本的侵略,执行绥靖纵容政策。

德、日帝国主义也力图利用美英法的这种企图。日本军阀提出建立“大日本”,一个包括中国、苏联的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殖民帝国的计划时,就把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美国不仅继续纵容日本侵略扩张,向日本提供军火及装备,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美国一部描写美国最大化工公司和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的书,就揭露了美国总统胡佛、美国军火商对日本侵华的支持。该书写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从杜邦公司纯粹正规的商业道德观中得益。胡佛总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在1931年入侵满州,他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由于自己的政府表现出这种态度,所以杜邦家族在那一年和日本签订了有利

可图的协定并不令人惊奇。在国务卿史汀生谴责日本进攻满州后不久,从三井化学联合企业来的日本经理人员同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明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较廉价的军火的制作法。国务院不顾史汀生公开说的漂亮话,私下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

甚至当日本陆军在1936年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美国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继续给日本贷款、供应战略物资,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实际支持。

1937年9月14日,美国宣布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美国似乎持中立公平的立场,不用美国船只为交战的任一方的军购服务。但这一政策适合拥用强大海军的日本的要求。因为日本海军掌握中日间海域的制海权时,日本船只从美国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及其它战略物资能畅通无阻。而掌握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使中国即使在美国买了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等国船只。但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买的武器(只能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购买的非武器类货物)的政策,使日本照样能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而中国却难以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

美国的这种政策和日本的海上封锁,不仅造成中国武器

输入极其困难,也使中国其它物资输入产生困难。在1937

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15亿美元货物,下半年进口额就下降到0.73亿美元,1938年下降得更多。为此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呼吁西方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来改变实际上日本能输入武器,而中国难以从西方输入武器这一不利状况。

1937年11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会议,讨论远东已经形成的局势。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中国、法国等国,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要求布鲁塞尔会议做出关于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和

给予中国援助的决议。如果国际联盟所有会员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不失为制止侵略的一种手段,因为日本的原料进口大约四分之三来自英国、美国、中国、荷兰、印度尼西亚、法国、印度支那。日本所需的重要战略原料,如铁砂、铅、锡、锰之类几乎完全依靠从英国、美国、荷兰输入。但是,关于制裁的建议没有得到法、英、美三国的支持。法国外交部长德耳博在发言中说:“任何强制性的决议都不能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有效地、圆满地解决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英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德维士赶忙附和德耳博的

意见。最后,布鲁塞尔会议只通过了宣言式的决议,指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华盛顿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没有规定任何对付侵略者的措施。而1938年美国给日本1.25亿美元借款和信贷,以购买美国的机床等战略物

资,加强日本侵华的战争机器。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国会议员司克脱(Scot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起立,表示禁运决心。

据《陶行知日志》提供的数字可知,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废钢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

1940 年7月16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声称,门罗主义也可能适用亚洲。门罗主义可用一句话来表达,美洲是美洲人(实际是美国)的美洲,其他洲的国家不能干涉美洲事务。门罗主义适用于亚洲,就暗示美国不干预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此话一出,英国也配合美国做出支持日本侵华的举动。7月17日,英国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将运送商品和物资的滇

缅公路和香港港口封锁三个月。这样一来加剧中国的物资困难。美国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资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

1941年7月24日,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表明日本放弃北攻苏联,而开始南进东南亚。美国这时知道,自己企图通过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使日本北攻苏联的战略失败了。日本没有利用价值之后,美国不用再对日本妥协退让了,因此,1941年7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贸易实施禁运。随之,英国和荷属印尼宣布了类似措施。因此可以说,在1941年中期,也就是二战爆发20个月后,美国才终止了从9.18事变后一直实施的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政策,开始对日经济制裁,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

9.18后近10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奉行纵容支持的政策,

美国资本家唯利是图,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一笔血债。

四、阻止中国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

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战后理应对战败的日本进行清算。然而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统治世界的长远战略需要,百般阻挠,中国人只好含狠而归。

如何处置日本天皇,开始在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有主张惩办天皇的,有主张天皇退位的,还有主张软禁天皇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处在占领日本第一线的麦克阿瑟主张利用天皇推行占领政策。为此,他致电华盛顿,推托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天皇干预日本政治决定的确凿证据,还警告说:“要审判天皇,就必须大幅度地修改占领计划”,而且“还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极大混乱”,“日本就会瓦解”。如要维持由于审判天皇引起动荡的日本社会,至少需要增加“百万军队”和“数十万”美国行政官员无限期驻扎日本,所有民主化改革都将“落空”。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和恐吓性的建议,对天皇逃脱审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5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了《战后初期的对日政策》,决定利用天皇及天皇制政府,对日实行间接统治。

根据麦克阿瑟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定不将天皇列入战犯名单,并游说各盟国,促使盟国对日占领最高决策机构远东

委员会在法庭开庭前夕做出不起诉天皇的决定。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警告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对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的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让他们在拘留所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东条英机在审判的证言中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英机,让其撤回证言。从而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之外。

对其它战犯的审判也是美国人一手策划、实施。最初麦克阿瑟共发出了4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被告就是从这些嫌疑犯中选定的。参加国际检察局工作的11国中,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检察官都带来了本国提出的战犯名单,其中美国为30名,中国为33名,英国为11名,其他国家没有提出战犯名单。在美国操控下,1946年4月10日检察官会议最后确定了东条英机等26名被告。连侵华元凶土肥原贤二都被认为证据不足,会上酝酿将其刷掉。经与会的中国助理检察官向哲濬据理力争,并答应很快提供有力的罪证材料,会议才将土肥原贤二列入了被告名单。苏联检察组抵达日本,在了解了26名被告情况后,要求增加被告名单。

检察官会议同意追加梅津美治郎、重光葵为被告,这样,最终的东京审判被告名单由26人增加为28人。许多在中国犯下杀人放火的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审判,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长期存在的根源。

五、二次企图分裂中国

一次是“划江而治”。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推进,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美国政府感觉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已非美国力量所能左右,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鉴于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1948年10月他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不同意这个建议,怕美国政府“就要对由此而产生的新局面担负责任”。11月中旬,司徒雷登与李宗仁进行长谈,李宗仁表示:美国政府应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表示新的领导如果能够得到美国政府“毫不含糊的支持”,那么“它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的部队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据此,司徒雷登又向马歇尔提出建议发表一项表示支持新的非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声明。同时,美国舆论也加紧放出国共“和谈”及“蒋介石下台”的空气。由此,在美国的策动和支持下,国民党政府开始策划“划江

而治”的活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再次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获得喘息的机会。而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则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美国和国民党企图“划江而治”的图谋没能得呈。

一次是“划峡而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在“协防”台湾的名义下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两天后,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驶进台湾海峡,旋即开始游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出于控制台湾、遏制新中国的战略需要,进行一系列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军事活动。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和维护国民党政权的需要,蒋介石坚持了一个中国,反对西方策划的“划峡而治”、“两个中国”,在民族精神这一点上与祖国大陆方面形成某种默契,对防止台湾被分裂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针对美国官员及学者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后,美国直接插手台湾,使之成为在远东遏制苏联的一个战略基地。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希望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但

他对“中华民国拥有全中国的主权”至死也顽固坚持着,使两岸对峙一直成为内战的延续。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解放军炮击金门,表明要解放(统一)台湾的姿态。与此同时,西方也加紧插手台湾。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由新西兰向联合国提案,把大陆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旨在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制造“两个中国”,两岸中国人对此都反对。

中国总理周恩来严正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两个中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为合法,那是梦想。”

蒋介石也明确表明反对这一提案。他主要担心“中共进入联合国,形成'两个中国’,直至台湾被中共接管”。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煞事实的谬论。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再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

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抗议,加上苏联代表的态度,使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流产。此事反映了中国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民族情感是共同的。另外,蒋介石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台

湾统治的危机、中国国内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及新中国的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势力,为了保持其在台湾及整个亚洲的利益,适应冷战的需要,即阴谋策划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整整十年里,美国炮制出一个又一个分离台湾的论调。国民党蒋介石虽然依靠美国打内战,并依赖美国的庇护偏安台湾,但是却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原则,对美国分离台湾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先后五次反对、抵制并粉碎了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1、反对“联合国托管论”。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不久,由于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美国感到台湾局势不稳,为防止中国共产党控制台湾,美国有关官员遂提出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言论。虽然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但这却是战后美国分离台湾的开始。

1947年3月,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的官员就向华盛顿建议,称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涉,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一建议不顾中国已根据有关文件正式接收了台湾的事实,而要联合国再行干涉,是为“联合国托管论”的先声。5月,刚卸任的美驻台副领事乔治·克尔向美国务院递交备忘录,明确提出为阻止台湾可能为共产党控制的情况发生,台湾必须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与此同时,美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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