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写作活动中的主体因素

重点一：“写作主体”与“作者”的区别

“写作主体”与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查阅《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上的“作者”辞条，上面是这样解释的：通过自己的直接创作活动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公民。著作权的原始主体，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即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中国，除直接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外，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视为作者，或称“拟制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为作者。

可见，“作者”的意思其实包含两种，一种是相对于文章成品而言的，他是文章或作品的撰写者、原创者，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该文章或作品的完整著作权的拥有者。或者可以这样说，只要有文章或作品存在，就必然有其“作者”存在。另一种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作者”是法人或非法人单位。虽然文章或作品同样是由某个人完成的，但他是代表着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意志创作，该文章或作品的法律责任也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来承担。所以也叫“拟制作者”。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公文写作活动。无论公文是由哪个具体个人“执笔”完成的，他都是代表着机关单位的意志，该公文的责任由该发文机关负责而不是由“执笔”者负责。例如行政公文“命令（令）”都是以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名义签署发布的（主席令、省长令、部长令等），但签发人是代表着他所在那一级政府机关的意志而非他个人的意志，因此该“命令（令）”的作者就是签发人代表的那个机关。

写作主体就不同了，从行为过程的角度来说，写作主体只有在写作活动中才存在，才有实际意义。他是写作活动的直接启动者、策划者、操纵者和实践者，写作活动一旦结束，写作主体的使命也结束，他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顺理成章地转化成“作者”存在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了。显然，“写作主体”与“作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却不是对等的概念。前者的概念比后者更宽泛，更具有动态特征。

重点二：写作主体在写作活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具体体现

（一）主体在聚材中的主宰作用

“写什么”，这是写作主体进入写作活动时首先面临的问题。聚材的直接目的是解决文章的构筑材料，即言之有“物”，就像盖房子准备砖瓦水泥黄沙之类建筑材料一样。根据英籍奥地利学者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 pper)“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世界由物质世界、人类的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人类的思想内容的世界组成，它们都是写作主体聚材的领地，无一不可入文章。当然，聚材并不是简单照搬生活中的存在，而是围绕着写作主体的表达目的和表现主题，精心挑选、组合、裁剪、加工。这就需要写作主体主动地去观察、体验、思考、发现和总结，并且由于每个写作主体的生活阅历不同，知识积累不同，审美情趣不同，自然形成各自“聚材优势”，在聚材的重点、重心、方向、范围、焦点等方面各有不同。文学写作中主要根据情感需要聚材；应用写作中主要根据行文主旨聚材；学术写作中主要根据研究方向和目标整合材料，如此等等。其他人是无法代替写作主体在聚材中的主宰地位的。

（二）主体在构思中的主宰作用

写作中的构思是写作主体对文章或作品进行思考谋划的思维过程，写作主体关于文章或作品的思考，直接影响着文章或作品的最终效果。从总体布局到局部安排，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为写作主体的思维结果。

诚然，写作主体的构思活动常常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思维活动当然都会受到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毕竟只属于外因，它只有通过内因的作用才能达到影响的目的。例如，《毁灭》里的美谛克没有如作家原先设想的那样自杀，而是叛变逃跑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渥伦斯基和安娜·卡列尼娜完全出乎作家的意料，或对自己“毫不迟疑地开枪”，或投身隆隆而来的火车轮之下；秘书执行公文写作任务时常常要严格按照领导的意见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修改……这些例子似

乎都在显示着一种超越写作主体的力量。这种力量或是来自“人物的自身逻辑”，对于写作主体来说是无可奈何、不由自主的；或是来自领导者的支配意志，对于写作主体来说只能是顺应、服从的。然而，复杂的写作活动不是某一种逻辑或某一个想法所能完全解决的，而是要把它们形成细致的思维结果，并外化为书面文字。写作的困难即在于此。如何在顺应“人物的自身逻辑”或服从领导者意志的前提下，使写作获得成功，其间需要复杂的构思，仍然是写作主体的思维在发挥着主宰作用。

（三）主体在表达中的主宰作用

表达就是将构思的结果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唐代诗人贾岛写作“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时流传下来的“推敲”的故事，不仅最具代表性地说明了写作主体在表达过程中的字斟句酌，煞费苦心，而且也充分反映了写作主体在表达过程中的主宰作用。表达的第一基本要求是准确，谴词造句能够准确表现写作主体想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义词、近义词，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现象极为常见，也极为复杂，运用起来很不容易，很多词汇在意义、声音、色彩、用法等方面非常相似或接近，但又绝不相同，取舍选择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写作主体的表达需要。此外，表达的过程不仅是遣词造句的过程，还包含着设计叙述线索、确定叙述视角、剪裁材料、章法技巧运用等一系列内容，也都无一例外地取决于写作主体的表达意志。

在实用文体的写作过程中，写作主体主宰表达的自由度似乎要小得多。很多实用文体在长期使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写作惯例，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和规律，有的甚至有明文规定或者领导有明确的指示。写作这些文体，主体在表达中的主宰作用受到了限制，但也不能据此否认主体在表达过程中的主宰作用。因为一旦进入了“规定”之后，主宰写作进程和成效的仍然只能是写作主体。选择什么样的措辞、语句、材料、数据才能把领导的意图准确体现出来？写作过程中如何合理巧妙地利用材料与观点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只有依靠写作主体来把握。

（四）主体在修改中的主宰作用

修改的目的是为了让文章或作品更准确更完美地体现主体的表达本意，并且令接受主体容易地而不是费力地、清晰地而不是朦胧地、与主体的期冀相一致而不是相违背的阅读理解和接受。于是，怎么改，就完全取决于写作主体对接受主体能力的判断和把握，对自己的文章或作品的传播效果的判断和把握。当然，写作主体在进行这种“判断和把握”的过程中可以广泛吸纳各方意见，不断调整自己的修改，然而，他在修改过程中主宰地位是不可更改的。老舍说：“一千字的文章，我往往写三天，第一天可能就写成，第二天，第三天加工修改，把那些陈词滥调和废话都删掉。”托尔斯泰的《复活》手稿有四种修改本，他有些作品甚至有十五种、二十种修改本。法捷耶夫说他有一篇论文竟有九十种修改稿，他的长篇小说《泛滥》没有一章改写的次数少于四五次的，有几章改写了二十次以上。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有六种修改稿，《死魂灵》有五种修改稿。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直改得“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些大师们如此认真甚至艰难地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其中肯定也会受到来自外界的意见的影响，但最终决定修改结果的还是作为主体的大师们自己。仅以《红楼梦》来说，尽管有“一百个人看《红楼梦》，就有一百个林黛玉”之说，但林黛玉究竟是什么样子，恐怕只有曹雪芹最清楚，他无论怎样修改都是“对”的，读者只能“照单”收下。

重点三：写作活动成败的关键是写作主体的各种因素形成的一种合力的大小

常常有人抱怨自己缺少生活，经历太简单，阅历太平凡，没有足够的积累，难以进入写作的高境界。所以写不出好文章或作品。其实，写作活动成败的决定因素不是生活的积累多少。生活的积累当然重要，有很多作家都有着简直令人羡慕的丰富的生活阅历，但是，相反的例子也不少见，有的人经历过多种时代风

云，个人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但本人却没有成为成功的写作者。甚至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一个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的人，也未必能在写作方面取得怎样的成就，而一些并没有丰富人生经历的青年学生，却照样可以写出颇有思想内涵和生活底蕴的作品。实际上，生活的积累固然重要，但决定写作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写作主体本身的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综合，是动态化的学习、思考、想象、表达、转化等能力的综合，是不断调整和提升着的知识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的综合。法捷耶夫说：“作家的才力、修养、智力发展的趋向、气质、意志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在选择材料时都起着重大作用。”其实又岂止是“选择材料时”？从材料的选择和加工，到主题的提炼和深化；从结构的设计与安排，到语言的推敲与把握，整个写作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写作主体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综合协调作用的结果。智力因素包括观察、记忆、思维、想象等，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意志、毅力、兴趣、情感、性格等。在写作活动的过程中，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总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智力结构中的各种因素，作为在一个整体中的综合性认识而发挥作用。而人们认识的深化、飞跃、发现、发明、创造等等，又总是和非智力因素的动机、意志、兴趣、情感、性格等紧密联系。所以，决定写作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不是生活，而是人，是写作主体的各种因素形成的一种合力的大小。

重点四：主体因素对写作活动的绩效产生根本性影响

影响写作活动绩效的主体因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写作主体的人格、胸襟、学识、修养、智慧、文化积淀、生活经验等，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管是文学写作还是实用文写作，各种主体因素的影响是客观存在，无法回避的。但在不同文体的写作活动中，不同主体因素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又有具体的区别。以情感与情绪为例，情感与情绪对写作活动的影响应该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很多写作活动就是缘起于写作主体的某种情感或情绪。毫无疑问，对于那些以抒情为主的文体而言，写作主体的情感与情绪因素影响力最突出，影响方式最为直接。比如抒情诗、抒情散文、演讲辞、杂文、报告文学中作者发表议论的文字、戏剧中的人物内心独白等等。当然，这些直接表露情感与情绪的文字符号有时是特指的、确定的，有时是非特指的、非确定的。因为一般说来，文学艺术中的语言、意象、细节，毕竟不像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术语、概念、范畴等有着固定的、明确的所指，不容混淆和多义。为了使它产生美感效应，常常甚至必然是非特指的、非确定的、多义的。小说《复活》中玛丝洛娃露在头巾外的一绺额发是确指一种打扮还是暗指一种性格？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的“钥匙”到底是指什么？如此等等，作家或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生活中的某种具象上，用以激活读者的丰富想象和多重联想，其真实含义并不明说。当然，不同文体的写作在这个方面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在写作小说之类的叙事类作品的时候，写作主体的情感或情绪往往移放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身上，由这个人物为写作主体代言。也可以移放在景物上，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写作主体自己通常都是“躲藏”在人物或景物的背后的。而在写作报告文学之类的叙事类作品的时候，写作主体的情感或情绪却是常常直接表达出来，用大段的独白、评说文字直抒胸臆，酣畅淋漓。显然，写作主体的情感或情绪的类型、特征、高下、强烈程度等，就直接影响着写作活动的绩效。其他如责任与道义、素质与人格、经验与体验等，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