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江西诗派的宗主黄庭坚倡导求新求变，要在广泛吸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后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正个发展嬗变史。而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提出“活法”说。“活法”说是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重要诗学思想，也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唐诗继后，宋诗便以“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姿态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期间诗人辈出，同时也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形成、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它是宋代以来最大的文学流派，贯穿两宋，时间持续之久，影响波及近代同光体，对宋代及其后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江西诗派主要是指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中心，以他的诗歌风格为特点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推黄庭坚为宗派之主，而“字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江西诗派由此得名确立。江西诗派的出现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古典诗歌发展到宋诗这个阶段时的重要环节。到了元代方回提出了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

诗歌理论

江西诗派作家以江西人为多，成就虽各有高下，其师承传授、艺术见解，均与山谷有一脉相承之处。由此可见，江西派人以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理论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关键，黄庭坚乃江西诗派的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大致上代表了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是其长期从事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和深切体会，大都散见于书札题跋和部分诗篇中，数量众多，但是如果把握其内在的联系和本质，这些看似散乱的议论，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部分便是创作论，这是其诗论的精华。

一、“不俗”和“独创”。创作论的纲要是强调“不俗”和“独创”，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面对唐诗的诗歌艺术的巅峰，是望而却步还是自从一家，黄庭坚力主后者，同时他为写诗者提出了学习写作的两个步骤，这其中包含了其主要的诗歌理论，也是江西诗派继承延续的流派理论。笔者粗浅地将这两个步骤概括为：熟陈和生新。

(一)熟陈，即以学问为诗，这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特征，关于“熟陈”，黄庭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

1、讲究法度和诗艺，师法古人

法度即严谨的篇章结构，要求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熟练地掌握各种艺术的法则、手法和技巧。他在《论作诗文》中提到：“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

者。”而在审美两难选择时，他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与其和光同尘，不若壁立千仞”，宁因法度而取其斧凿痕，也不因自由而轻率容易。黄庭坚所谓师法的范围不仅是沿袭古人诗歌上的艺术，他说：“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常”也就是说做事可以借鉴宋代杂剧的结构布局艺术，用心构思，是诗的开篇能意脉贯通，引人入胜。在句法和字法上，黄庭坚赞人“所寄诗醇淡而有句法”(《答何静翁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圣俞诗》)，更常说自己从某前辈得句法云云。

2、无一字无来处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语耳。”在黄庭坚看来，“无一字无来处”是杜甫、韩愈作诗著文成功的关键。而用典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宋人喜欢以议论为诗，所以善于用典，而黄庭坚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的创作实践足以印证这一诗论主张。以他的代表作《登快阁》为例，颔联一句：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就是分别汲取前人的诗句融汇而成，如杜甫《天河》：“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的“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将这一主张演绎

的最为典型的是《和答钱穆父咏猩猩笔》，八句诗中共用了十二个典故，可谓每字均有出处。

(二)生新，黄庭坚主张诗歌创作要不傍他人门户，以新奇造语。如在《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中，”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二句，把出于李延年《李夫人歌》的“倾国倾城”这样无人不晓的成语，用来形容美女的词语用来形容诗歌，用得极有新鲜感。

他也曾对谢敞、王博喻言：“文章最忌随人后”，又对高子勉宣称“着鞭莫落人后”、“我不为牛后人”。生新包括了以俗为雅和以故求新两方面。

1、以俗为雅

在《寄黄几复》诗中的颔联：

桃李春风一杯就, 江湖夜夜十年灯

桃李、春风、杯酒、江湖、夜雨、灯都是俗事俗物，但经诗人巧妙组合，形成了一幅与人相聚京城、春风得意、饮酒数杯的动人场景，并与诗人此刻独对夜雨孤灯，思念友人，夜不成眠的情形形成对比。诗句看起来是平白通俗的，但意境却雅致高远，蕴藉无穷，故张耒赞为“奇语”。

又如在《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一诗，诗中运用猩猩爱喝酒，酒多必醉，人捉其后拔毛制笔、猩猩喜欢穿人木制拖鞋，人们利用猩猩这一特点捉住拔毛制笔等典故，从而将毫不关联的猩猩与毛笔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产生了

关联，并使所咏常见俗物有了更为丰富高雅的内涵。

2、以故求新

袁枚《续诗品.著我》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无，吐故吸新，其庶几乎?”这就比较具体地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传统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以故求新”涉及了黄庭坚的两个重要的观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出自《答洪驹父书》中，“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据北宋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所记，黄庭坚解释其诗歌理论时曾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骨法。”一般认为“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辞，“夺胎换骨”是师前人之意，但无论师辞还是师意，目的都在于“领略古法生新奇”，这实质上是为人们提示生新的途径，也是其诗学的本质，是为普通人成为诗人找到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黄庭坚在《再次韵杨明叔序》中言：“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兵法”，都是把以俗为雅与以故为新紧联在一起，这样就可以轻易成就诗歌。江西诗派的另一位宗祖陈师道也认为诗歌要奇崛，认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而且江西诗派后人都以此为纲，反对俗调，务求新奇来进行他们的诗歌创

作。

清代学者周煌指出，黄庭坚不仅自己“独辟门户”，而且也“衣被天下，教人自为”(《宋黄山谷先生全集序》)，主张自成一家。正因为如此，江西诗派的成员之间虽然师友传授，关系密切，但他们的艺术风格并非一成不变。黄庭坚的诗以生新瘦硬见长，其他诗人也各具特色：陈师道的诗比较朴拙,吕本中的诗比较明畅，陈与义的诗又趋向雄浑，没有“千人一面”的缺点。

二、“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是黄庭坚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审美命题。

他论诗重意的问题，主张意有所属。所谓的意有所属，指的是诗歌必须有要表达的意，而且此意必须是诗人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语约而意深不能不说是山谷诗法的核心观点，黄诗所有章法、句法，都从这个修辞原则生发出来。黄山谷在《论作诗文》中说：“吟诗不必务多，但意尽可也。古人或四句两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诗徒用三十五十韵，子细观之，皆虚语矣。”在这段文字中，山谷强调诗歌一定要表达诗人自己的意。他批评今人诗长三十、五十韵，却不能表达自己之意。

黄庭坚的诗歌理论，学杜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学杜又非学习其全体，而是重在学杜到夔州以后之诗。在《与王观复书》中曰：“但熟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使得句法简

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这里的“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就是黄庭坚所追求的“平淡美”。黄庭坚属意的就是这种用心精密和出乎纯熟的高度统一。这种“平淡美”是侧重于诗歌艺术方面的，是要求经过严密的法度，也即“大巧”之后所达到的纯熟无迹的艺术极致。

三、活法是江西诗派后期诗学的代表性观点

活法本是佛教用语，而吕本中将之引入诗界，提出“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话活……初如弹丸转，忽若秋兔脱”，随后，他又在《夏均父集序》中详细论述了“活法”这个概念，“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处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发而五定法，五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与语活法矣。”这里的活法的含义是很丰富的，用典使事、写景抒情、结构机轴，处处皆有活法科研。

这是吕本中针对江西诗派“法度”带来的弊端的一种改进，可以说，“变化”为江西诗派的“法度”注入的活力。它既肯定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诗人所主张的“法”，又强调灵活多变，为后来的江西派诗人指出了一条继续变化发展的方向。

从江西诗派的观点来看，诗中见活法，就是其成功的标志。“活法”说是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重要诗学思想，也

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这也是江西诗派的影响如此在时空范围内如此深远的原因。

诗歌理论的得失

一、得

在一定程度上，江西诗派的求新求变与宋诗的兴盛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与“唐音”相别的“宋调”能够成立，使宋诗彻底地突破了唐诗的藩篱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貌。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功不可没，使宋代的兴盛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文学体式，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自成一家的提倡也形成宋诗的不同诗风，避免了“千人一面”的缺点。

提倡“以学问为诗”强调学问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强调文学传统，第一次把文学传统有机地纳入了文学创作之中。运用典故、古语可以扩大语言的涵量，而且，包括典故、古语和一般辞汇在内的力避陈俗、翻奇出新的运用方法，也造成了阅读上的新奇感和兴奋感。在观念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精神的新的树立。表面上看，“无一字无来处”是一种技巧，但同时也是宋时代精神的新的树立。

“活法”的提出，对江西诗派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它破除了前期许多江西诗派诗人死板的揣摩黄、陈等人的法度，在外在形式上追求与黄、陈形似的做法，为后期江西诗派诗人在风格上的创新变化提供了理论上的

启迪。可以说，他透露了南北宋之际诗风演变的某种契机。

尽管严羽“说江西诗脖，似与江西诗派势不两立，但事实上，由于江西诗派的强大影响力，即使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严羽，也不能不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他在《诗辩》中总结的诗之五法实际上包含了江西诗派的基本文学观念，而这种重视十法的观念显然是从江西诗派那里汲取的。而严羽在《诗法》中所云的“下字贵响，造语贵圆。”与吕本中《童蒙诗训》的“七字诗第五字要响，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十分相似，可将江西诗派观念的深刻影响。

江西诗派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陆游拜师曾几，而曾几又是吕本中的弟-子，所以陆游受江西诗派的影响深远。陆游早期的诗歌基本上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十分注重法度和锤炼，到了晚年，陆游依然对“活法”深信不疑，而将曾几的“文章切忌参死句”奉为至宝。江西诗派作为北宋的诗派无论是对其后的诗歌流派，如永嘉四灵、江湖派还是南宋四大家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即使在唐宋诗之争中倾向于唐诗的元代，江西诗派也仍在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波及至明清。

二、失

江西诗派虽然是宋以后影响最为巨大和深远的诗歌流派，但同时也是遭受批评或者批判最为猛烈的诗歌群体之一。

严羽就在《诗法》中指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这显然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确实江西诗派在占据诗坛已久，黄庭坚创立的法度被众多诗人模仿学习，成为又一种程序而固定老化，他所追求的新奇的侍奉，也被众人如高荷、李彭等人的效仿而显露出了生硬晦涩、难以理解的弊端。在《与王观复书》中，黄庭坚就已指出王观复作诗“语生硬不谐律吕”、“好作奇语”、“雕琢功多”，这显然是过分注重法度的后果。

其次，古代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根据彼时彼刻的生活创造出来的。学习古人不能代替作者深入生活。江西诗派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创作源泉的问题上走了偏路，一些缺乏创新精神的诗人片面追求“无一字无来处”，而又不能“求新”，于是拾人牙慧，典故连篇，形象枯竭，忽略了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即社会生活，作品“往往音节聱牙, 意象迫切, 且议论太多, 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 (刘克庄《后村诗话》) , 丧失了诗歌的美感与灵性，所以也产生了较大的流弊，形成了江西诗派中的末流。这是江西诗派长期以来受人讥评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