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最怕“滞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消费

投资拉动“谁来拉”？现在的投资来源主要是财政和信贷。下一步除财政、信贷外，依据不同收益状况应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民间投资、外资、社会机构投资等等。前面说到的农村投资，许多银行其实也是非不贷也，实是有些贷后难以收回也。这实际是政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加大农村投入是最大的政策性问题，银行是最典型的商业性机构，怎么办？我去年曾提出“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观点。这个问题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确保回收、倍数拉动”。假设银行投入100亿元，若干年后应收回本息110亿元，而实际只能收回90亿元，则财政补贴20亿元即可。如果财政直接投200亿元，只有200亿元；如果财政补贴200亿元，则可拉动投资1000亿元，将产生一个“倍数拉动效应”。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谁都明白目前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不平衡，谁都明白消费拉动非一日之功，谁都明白出口拉动非一愿，谁都明白从国力计、从信心计、从就业与社会稳定计，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主要靠投资拉动。其他拉动非不为也，实不能立即见效也。

下一步投资拉动“拉什么”？

我认为有六个重点：一是继续投向适度比例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公路交通、农田水利、文教卫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将目前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逐步转变为“农村像亚洲”直到未来农村也“像欧洲”；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

三是继续补民生之课，特别是大补快补环境保护、国民教育、文体旅游、医疗卫生及重大基础配套设施等领域；

四是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海洋、极地、外空、国防、生物医学、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等国家创新战略前沿方面的研发投入；

五是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原材料与海外投资；

六是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的生态建设投入，如防沙治沙、植被建设、江湖治理等等。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农村投资问题。中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二元经济”，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

结构失衡，不但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不平衡，“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也不平衡，特别是城乡投资不平衡。城市投资是“财源茂盛”，“不尽长江滚滚来”；农村投资是“囊中羞涩”，“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要极大地提高农村投资比例。

投资拉动“谁来拉”？现在的投资来源主要是财政和信贷。下一步除财政、信贷外，依据不同收益状况应大力培育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包括民间投资、外资、社会机构投资等等。前面说到的农村投资，许多银行其实也是非不贷也，实是有些贷后难以收回也。这实际是政策性与商业性的矛盾。加大农村投入是最大的政策性问题，银行是最典型的商业性机构，怎么办？我去年曾提出“建立市场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体系”的观点。这个问题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银行贷款、财政补贴、确保回收、倍数拉动”。假设银行投入100亿元，若干年后应收回本息110亿元，而实际只能收回90亿元，则财政补贴20亿元即可。如果财政直接投200亿元，只有200亿元；如果财政补贴200亿元，则可拉动投资1000亿元，将产生一个“倍数拉动效应”。

当前，中国依靠投资拉动GDP是不得已的办法。我国投资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 增长0.2%；居民消费每增加1%，可以拉动GDP增长0.8%。从这一点来看，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动力是投资，根本动力是消费。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满足需求促进消费。要研究以投资促消费，以消费引导投资的问题，打通投资与消费之间相互转化的通道，使二者逐步并轨，形成投资→就业→收入→消费→增长的良性循环。当前的具体措施除上述建议外，还应进一步提高投资支出中转化为收入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因为现在的问题是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只有解决了有消费需求者的消费能力，才能真正增加消费。

中国经济当前最怕“滞涨”

厉以宁（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对通货膨胀应当有所警觉。但要区别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反而会使某些商品的供给不足现象更加突出。比如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有针对性的增加投资和信贷支持才能缓解。

厉以宁（经济学家）：根据2010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对通货膨胀应当有所警觉。但要区别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反而会使某些商品的供给不足现象更加突出。比如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必须依赖有针对性的增加投资和信贷支持才能缓解。

对现阶段的我国经济而言，最怕的是“滞涨”而不是单纯的通胀。根据2008年第四季度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左右，企业倒闭、工人下岗、农民工回乡、消费者观望、投资者止步等现象就会相继出现。假定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未被遏制，国内物价仍居高不下，这就是“滞涨”。

应对通货膨胀，尤其是要预防“滞涨”的发生，有必要采取两项政策。首先，有必要从总量调控转为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并重。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利率政策的调整以及信贷规模的调控，都属于货币政策的总量调控，都是重要的，但局限性很大，容易犯“一刀切”的毛病。货币政策的结构性调控，更加适宜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其次，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从紧的货币政策，要分阶段推进，避免急转弯。“松紧搭配”可能更加有效。“松紧搭配”是指：在货币政策抽紧的同时，财政政策不妨松一些；在财政政策抽紧的同时，货币政策不妨松一些。即使是货币或财政政策本身，也可以实行“松紧搭配”。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双紧”是非到万不得已时才采取的措施，一定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