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

024 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

近些年来，价值观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价值观核心概念的“价值”及相关概念，在国内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看法，影响了我们对价值观问题的理解，因而有必要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现代价值观的“价值”概念，直接来自于经济学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但就其拉丁词的本义和现代哲学语境中的含义而言，却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包含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学所指涉的具体价值形态的，与“善”通用的概念。因而，价值首先指的是人们所希冀和追求的“好”生活，表征着人的存在的目的性；经济学意义的含义只是第二位的。

但目前存在的一些对价值的界说，恰恰是这种意义的倒置。无论是过去把“价值”归结为“效用”，还是现在把价值等同于“利益”，都是倒置的例证。如此一来，价值的理想性和超越性不见了，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各种效用和利益问题的批判性审视了。其实，正是价值由现实趋向理想的向度，在人们的观念世界耸立起一个与完满和终极的整体相关联的价值观。所以，作为人的生命之自觉形态的价值观，不仅能够引导人们追求自身的利益，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还能够召唤人们不断地走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

如果把价值归结为利益，又进而把利益作为思想的坐标，那就只能产生功利的并且是近视的价值观——以官职、金钱、称号等外在形式化的东西作为人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看重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行、真才实学、精神境界。的确，“名利”并不纯然是人的“身外之物”，而是构成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要素，这些要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人的社会存在和能力，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人们借以实现自由的有限手段。如果人们在某一社会中普遍地陷入名缰利索，人的生命价值的平等和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那么这个社会就“异化”了。这也是我们反对把“价值”作功利性、工具化理解的根本原因。

（摘自2010年6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1.下列关于“价值”概念的理解，符合作者原意的一项是（）

A.具有经济学方面的意义，这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

B.可以把它概括为“效用”，也可以把它归结为“利益”。

C.首先与伦理学、没学、宗教学、政治学相关，其次与经济学相关。

D.是人们希冀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仅仅表征着人存在的目的性。

2.文章第三段提出了“与完满和中级的整体相关的价值观”，请简要阐述这个价值观能够产生的作用。

3.文章结尾划线处“反对把‘价值’作功利性、工具化理解的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

027 歌与诗

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君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应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言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不过、即使是诗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1、下列有关先秦“诗”与“歌”的比较、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诗是政坛言说的产物并为西周的礼乐政治服务的，而早期的歌是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

B、诗与歌虽然在原始功能上不同，但诗却有歌的一些元素，它们的联系方式只在音乐。

C、“歌”向“诗”的转变，是因为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能满足通过礼乐教化臣民的需要。

D、诗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而歌产生时是先有音乐，后来才有语言的。

2、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顶是( )

A、诗在西周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所以诗就具有了政坛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

B、从周代到战国以前，人们把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因为它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C、早期的歌是适合于抒发个体的情感，借助音乐可以使歌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的作用。

D、“诗”在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后，诗与音乐就开始结合起来。

3、请结合文本，简述“诗”在西周的作用。

036 “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惟“天人合一”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将儒道佛一锅煮，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他认为，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而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是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颇有些道理，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经成为国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的《保护生物学概论》，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当然，学有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周国平）1．请简要概括本文的论述思路。

2．文中画线句表明了作者什么观点?

3．文中说“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结合全文，简述“啼笑皆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