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曾祺论文

题目：民族心灵与性灵之诗意抒写—管窥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

系（部）：新闻与法学系

专业班：汉语言文学0501班

姓名：汪慧娟

学号：20051401019

指导教师：陈迪文

2009年5月日

民族心灵与性灵之诗意抒写

—管窥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

The poetry Writing of the nation's Soul and spirit

—Glimpse of the characters described by Wang Zengqi

摘要

作为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汪曾祺自觉而有意识地实践着小说的诗意建构.他用饱含温情的笔调几近真实的记录着自己周遭随处可见的人群，至亲、乡邻、师友，甚或寻常市井之徒、乡野村夫。他诗意的抒写着“小人物”的希望与绝望，抒发着单纯而唯美的民族情结。那些或挑萝把担，或巧手技能，或擅书惜画的小人物们深入人心，是中国文学人物长廊里最常见却又别有韵致的风景。恰恰是这些不起眼的角色，在他笔下是最传统最本真的民族心灵与性灵的最佳诠释，闪烁着最健康的人性美。在他的诗意抒写下，掩盖在那些小人物身上的尘土被一点一点吹落，还原本真。本文将以汪曾祺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小人物”为依托，寻迹于他的乡俗与师承的成长之旅，在其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融的现代意识中，管窥其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人文理想与民间意识等，从而发掘出其更深层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民族心灵与性灵诗意抒写“小人物”

Abstract

As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writers，Wang Zengqi consciously practice and poetry construct a novel. Full of warmth and realth, he records his own people around them can be seen everywhere，Loved ones、Nneighbor、Mentorship，or unusual Ichii People，Countryside. Expressing his poetic of "little" hope and despair，a simple expression of aesthetic feeling of the nation. Or those who choose to Tam Smith, or hand skills, good book or painting little pity the people who is a promenade where people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t do not have the most common landscape. It is precisely these inconspicuous role is described in his most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soul and true spirit of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st glowing human health United States. Writing in his poetry, the cover up the little guy in those who are bit by bit the dust down, it really was. In this article, I will be fairly representative Wang Zengqi novels of the "little guy" based on tracing the rural folk in his growth and training from the brigade, in their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foreign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image of View of its characters a reflection of the humanistic ideals and civil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 reality of its deeper significance.

Key words: Wang Zengqi Heart and soul of the nation Poetic Writing

“little guy”

目录

摘要.............................................................................................I Abstract.......................................................................................II 绪论 (1)

1 汪曾祺笔下人物形象分析 (2)

1.1 记忆里的乡里乡亲 (2)

1.1.1 至亲至爱 (2)

1.1.2 杂色乡邻 (3)

1.2 求学谋职时相识的各色人士 (4)

1.3 俗世红尘中的的性情男女 (5)

1.4 国难时期的梨园子弟 (6)

1.5 人性关照下的另类角色 (6)

2 汪曾祺构建“异质性”民间缘由剖析 (8)

2.1 淳朴乡情的耳濡目染 (8)

2.2 校风师承的自然熏陶 (9)

2.3 生活际遇的人生感悟 (9)

2.4 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融 (10)

2.4.1 传统文化的渗透及晚明文人的影响 (10)

2.4.2 现代意识的冲击 (10)

3“小人物”之民族心灵与性灵 (11)

3.1 民族文化心理的诗意与生存 (11)

3.1.1 儒家文化的平常心 (11)

3.1.2 中西方文化视阈中的“小人物” (12)

3.2 人性与人情的诗意抒写 (13)

结论 (14)

致谢 (15)

注释 (16)

参考文献 (17)

绪论

被标榜为“中国最后一位仕大夫”的汪曾祺，以其颇具“中国味儿”却又独特的创作风格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坛。而他笔下那些美而健康的人物形象亦丰富着中国文学人物画卷，并熠熠生辉。师承沈从文偏好描录故乡小事身边凡人的叙事情结，并“继承了传统小说民间基质中描写‘江湖’空间或市井的生活场景的传统[1]”，与同时期以宣扬崇高政治理念为对象不同，他更多的是书写“引车卖浆者”的生活。其深刻的主旨是向人们揭示那些原本单纯而美丽的民间“原生态”及其蕴藏着的极朴实的生命意识。有人说，他记录的是一个颇富有“异质性”的民间世界。

汪曾祺的小说回避了“大叙事”，用诗意的情调抒写着“小人物”人性美的篇章，不疾不徐地絮说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富有传统民俗民风的环境中，赋予那些人物健康与美的心灵与性灵——良善而率真，倾诉着自己希望生活着的这整个世界处处充满真、善、美的人生理想。

对此，多有证可寻。有人称赞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你写的那些人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支柱。[2]”他自己也多次说到：“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3]”

由其自身个人特质而决定，他对待自己笔下的那些人物，并没有像鲁迅写阿Q 类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没有像“十七年”小说中那样去弘扬革命主义和英雄精神，而只是极其诗意地剥落掩盖在他们身上的灰色外衣，发掘潜藏在他们内心的真、美、善，渲染着属于普通人的美丽人生。多早有人感受到，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与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4]”。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几乎代表了我们某一阶层的民族精魂，是一个划时代的文化符号。

正缘于有感于此，本文将以其笔下丰富的人物形象为依托，管窥我们民族心灵与性灵之美好景观，洞察其蕴藏的人文意义，希望以此来探寻我们的民族内涵，深切感受汪曾祺的情旨文心。

1 汪曾祺笔下人物形象分析

人物是汪曾祺小说的第一主角。他很多的作品都直接是以人名为题的，而最常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寻常百姓。那些最简单朴实的小人物，被他诗意地安置在富含魅力的民俗民情之中，抒写得温润而纯美。那些源于生活的美质，在他平淡直冲的叙述里流光溢彩。

1.1 记忆里的乡里乡亲

汪曾祺的大多作品都是以故乡江苏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作为小说的背景，似乎那里不仅有他童年生活的所有记忆和怀念，还寄托了他最初的美好梦想。小说中那些可爱可感的小镇乡民，大抵都是汪老经由回忆串联起来的稍作修饰或就是原籍原味的乡里乡亲，亲切而真实。

1.1.1至亲至爱

这一部分人物在汪曾祺的生命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在其小说里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当然汪曾祺是将那些回忆里的亲切面容进行了艺术加工了的，保留其骨血精气，再糅杂进作者自己的情感寄语，从而生成了小说中八分真二分虚的人物形象，在故事里更是在生活中。

其中《钓鱼的医生》中刻画的医生王淡人颇有其父汪菊生的风范，可以说他想要缔造的就是记忆中的慈父。小说将一个安平乐道、助人为本的乡村医师安置在清苦但闲适淡泊的生活意境中，自给自足，善良而真诚，在洪水中冒着危险救人。汪曾祺将他的简单人生装点得意犹未尽，将自己从父辈那里发掘并认同和承继的美好人性想望，自觉不自觉地付诸于所写人物形象之中（特别是这类褒扬关照下的人物），看似平实记录却寄予了作者美好的劝诫为善的人生理想。

另一代表性人物形象便是《珠子灯》里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小说里的孙小姐嫁给了王家少爷王常生，两口子感情非常好，可惜夫婿英年早逝，离世前劝她“不要守节”。但为了恪守封建思想的贞操观，维护家庭的“荣誉”，她必须选择年轻守节。不久她病了，什么也不做了，躺了十年便死了。这一人物的原型其实也是汪曾祺身边的至亲，是对他很好的年青守寡的二伯母。也是个典型的旧中国的传统女性，善良而温婉有礼，本应是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的又一寻常女子，却连这样可怜的机

会也被无情命运夺走了，几乎是孤独终老。这样善良的女子也终究是敌不过命运的摧残，蹂躏了自己透明美丽的女儿心，活得不为人知的阴暗凄苦。汪曾祺的笔调是温和的，并没有像一般作家那样尖锐地触破甚至抨击封建礼教之类的，更多的是去勾勒出平凡人的隐忍与自我饮痛，读来却更令人痛惜不已。

1.1.2杂色乡邻

汪曾祺另一部分故里小说里描叙的主人公则多半是川流于市井、忙于生计、安身立命的普通人，他们虽然大多是不起眼的角色，甚至似乎不值一提，但却是中华大地芸芸众生的主体。汪曾祺看到并写出了他们作为人的一切，包括日常生计、寻常消遣，悲喜怒骂、小行小善，活着的精神支柱——希望绝望……

他的直接以故乡命题的《故里杂记》、《故乡人》等是最典型的托寄乡情的文字。而其中鲜活着的人物形象却是像地保李三、终日纳鞋底的孤寡老人侉奶奶、瓦匠等，这类普普通通的角色一般是难以吸引常人眼球的，但却在汪曾祺的字里行间时有出现。他没有居高临上、冷嘲热讽、鄙夷蔑视，有的只是看似平淡却异常温情的语调关怀着他们谋生的辛楚、叙说着他们劳作的悲欢、玩味着他们无伤大雅的“小聪明”。

汪曾祺还描写过很多跑江湖、卖艺的人，如船上卖唱的露水夫妻、卖膏药为生的王四海。他们辛辛苦苦，却也只能够勉强维持温饱，有时为了些少得可怜的“薪酬”，甚至不得不靠虚意迎合看客听众、编些谎话设些小骗局。诚然，作者有时也会用并没有恶意却近乎谐谑的笔调写写他们“演砸了”时的尴尬，使小说凭添一种幽默，却也道出了这其间难以言说的辛酸与无奈。他极善于捕捉那些属于平凡人却意味深长的人生片断和瞬间，譬如写王四海选择了脱离武术班子与“貂禅”过活在一起；人们倾心于宝应人编造的奇闻趣事而忽略和谅解他的瞎编乱造；露水夫妻于风尘之旅中偶然邂逅同行又被无常的命运拆分为阴阳两隔，本无意于两人世界的温情和欢爱，有幸拥有了又失去，而生不如死的那种伤痛是无法承受的，令人动容。这些平凡世界中的苦与乐在作者不紧不慢的叙述中铺陈开来，使读者不自觉中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同情与感同身受的悲喜。

而汪曾祺笔下的乡里人之所以真实可感，令人有爱也会有些许不满，是因为他还特别擅长描摹人性中善恶美丑各色情感交揉的形态，写出现实生活中众生复杂的生存状态。他总是用一句话、一个动作的细节描绘便可使整个人物的形象异常鲜活、

立体可感，甚至骨相俱出。比如说其小说中的联军团长指向活其妻儿命的陈小手背后的枪；素来只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在遭受八舅老爷讹诈欺辱之后突然喊出的“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异秉》中的小伙计听王二的“大小便分解”之后匆忙上厕所的反常举动等等，都是写人的点睛之笔，引人深思。这一点一勾中，就将那些人物内心世界的或美或丑或善或恶展露无遗了。

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值得颂扬的是其《岁寒三友》、《鉴赏家》等小说中关注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扶助的真情真意。《岁寒三友》中最要紧的一笔在结尾处，靳彝甫卖掉了平生最爱的三块田黄救助贫病寒窘中的两位朋友，作者在行文中流露了自己浓浓的赞赏之意。《鉴赏家》叶三作为穿门越户卖果子的小贩被画家引为知音，并表现出对季匀民画作的真心珍视，令人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情缘。这里抒写的是“小人物”的高雅情操，更透着一股子真。

1.2 求学谋职时相识的各色人士

汪曾祺出于书香门第，自然很早就开始入学接受教育了，并且19岁那年他就离家外出求学谋生了，于是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各色人群。对于有着一颗何其敏感的文人之心的汪曾祺，在其漫长的求学谋职之旅中，自然会将其目光投向这更广更宽的视野中发掘出更多更复杂的人性之灵。

这其中他的良师益友们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大多并不集中，均散分布在一些文字间。而相对集中突出写其师友的就有《日规》里的同学蔡德惠和《徙》教师的高北溟之类的。前者体现了知识分子坚强的品格和坚实的操守，颇具激励作用。文末当蔡德惠因肺病倏然逝去时，其性格乖僻的高教授那种被自责和愤懑的复杂情绪其实是表达了作者向一个短暂而寂寞的生命致意。绝对不仅出于友谊，更多的是一种敬意，对蔡德惠身上那种任何外界压迫都无以撼动的庄严而优美的活法的欣赏，对那种置个人得失乃至生死于身外的超然的认同与钦佩。而《徙》中的高北溟是以作者的一位老师为模特。这是个耿直、志存高远却一生困顿的知识分子，那句“辛夸高岭桂，未徙北溟鹏”是其人生的贴切写照，这其中汪曾祺津津乐道的是高北溟不惜克扣自己和家人、竭力完成恩师谈甓渔遗著的出版，汪厚基对高雪的一片痴情等。那些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感，都寄托着作者对不完美的人世的自信和乐观。

另外，一直在其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仍然是随处可见的生活在底层的

小人物们。譬如在《老鲁》中，鲜活的人物形象是那个身份卑微的校警老鲁。他只是一个普通退伍士兵，没有“知识”，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随遇而安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但在他身上，有来自平民的质朴，有生活历练带来的世故，有一些活动的生活智慧。我们可以闻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存心态。

再一个触动，是在《七里茶坊》中坝上坝下民工的出场，是那样三句话：“他们真辛苦!”“咱们也很辛苦。”“中国人都很辛苦啊!”这其中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体验啊！这是中国劳苦大众对自己和同一阶级的同情与关怀。也许民工们不会想太多，或者只是很自然的喟叹，又或者只是小说作者给他们安排的这样一个意识过程。但写出这样简简单单的三句话，从某个侧面表现了作者本人的人生体验和俗世关怀。这可以说是作者满怀义愤的三声悲叹，也可以说是他对芸芸众生的同情和抚慰，是对劳苦大众人生体验的感同身受，是对其苦难之中相互的扶持与关爱发出由衷赞美。

1.3 俗世红尘中的性情男女

这一类的代表自然是《受戒》和《大淖记事》里塑造的情爱男女——英子和明海、巧云和十一子。小说中的人物纯真唯美得几近童话和传奇，但却又亲切可触。或许在汪曾祺的心目中，健康积极和谐的人情、正确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模样。而他在这些不像小说的小说里构建的这个单纯而美丽的世界，是最为世人所称道的。

《受戒》是“文不对题”的，但这也正是其出彩之处。名有“戒”,却实则写一群不受佛门清规戒律束缚、不受封建礼教规约的和尚，而只是单纯地经营着一种生活，他们极大限度地保留着人类“原生态”的质朴与纯真的本性。而其中尤其亮眼的是纯情的英子与明海，孩童期的纯真，杂糅着羞涩与勇敢的青春宣扬。当然更美的是他们生活着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毫无杂质的想念。

而《大淖记》的核心情节是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遭际。作家把两人备受煎熬的爱情写得倍加难能可贵，与明海和英子的朦胧初恋有着不一样的情趣和韵致。更别致的是作者通过对未受封建礼教教条腐蚀的大淖边的劳动者们对两人爱情的同情与帮助，甚至骄傲的认同来诠释了自己的爱情观与价值观。那些民众对两性关系最为简单宽容的理解态度，纯粹的支持两情相悦的态度是这些本色本分的人最真实的反映。而正是他们成就了巧云和十一子的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这些俗世中的“异质”人士，寄予了作家最认同的美丽人性理想。

1.4 国难时期的梨园子弟

在北京京剧院任编剧的汪曾祺，自然是结识了不少舞台上下的梨园子弟，于是也出品了一系列以其为主人公的小说。多半是勾画那些不温不火的小角色在舞台下的脸谱，是他们作为普通的人的生活状态。鲜于其扮演的角色的吹拉弹唱，是真实的柴米油盐的过日子。

在《晚饭后的故事》、《云致秋行状》等小说中，作家将那些人物一生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追求编辑成一些“故事”、“行状”甚至“胡闹”来行文成叙，那些情感与体验在真实人生文革这一大背景中丰满与变迁。他写京剧导演郭庆春，是将其安置在这样一个场景中：晚饭后安坐阳台，于微醺中追忆往昔，由其自己去回忆似乎还间或评析那些过往的日子。这个角色是算不得梨园行里推崇的那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典范，没有成角的天赋，只是生活所迫的选择。卖过西瓜破了嗓子却在机缘巧合中攀上了个干部老婆做了干部、当了导演，从此左右逢源，却也颇游刃有余，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对于他本人而言自然是值得自满自得的，于是安享“夕阳无限好”。但日子也是偶会有波澜惊起的，与旧情人几次意外的邂逅，甚至尽力帮忙其女儿，隐约激起了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难以言传的无奈与遗憾。毕竟，人生并非完整而又完美的。

而云致秋一生最“贴切”的写照便是那副挽联：“跟着谁，傍着谁，立志甘当二路角；会几出，教几出，课徒不受一杯茶。”这个老好人，善于周旋，几乎能与各种人打交道，当然前提是与人为善，却也算不得是那种八面玲珑的范儿。而将他置于文革这一特殊时期，那套“小心干活，大胆拿钱”之类原本在梨园行通行的作人准则不管用了，他被社会遗弃甚至批判了，于是找不到生活方向，抛弃了他自己原来的做人准则，做了一些不知其所以然的事：三件“揭发”、“泄密”之事。可想而知，事过境迁之后自然没有好结果，甚至连平生最爱且最拿手的“教戏”的活儿都没得做，如此潦倒终了，似乎活得不知所谓。

1.5 人性关照下的另类角色

汪曾祺的小说里不仅仅是描写了健康、自然的人性之美，同时也刻画了一些被扭曲、被压抑的人性。相较于随遇而安，也有不一样的人生选择。

说到被扭曲和压抑的人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婊婊》里写的那场姑侄之间的

乱伦之恋中饱受煎熬的男女主人公。自始自终，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犯罪感、羞耻感和挥之不去的惶恐，特别是女方，于是以悲剧收场。这类人在汪曾祺的笔下是不多见的，在他追求健康的诗心里多是善而美的。因而在这里，他十分小心地描绘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使这不伦恋陷入污秽，甚至获取了读者对他们的同情。

另一类是《薛大娘》中完全不受礼教约束、率性而为的主人公。作者认为，薛大娘这类的人“身心都很健康”，她们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是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由此可见，他那看似平缓的甚至几乎不带褒贬倾向的抒写，是想要宣扬一种自由的人格。这其中暗含了作者对率真的个性主义追求的羡叹，甚至对生命活力的叹咏。其实在汪曾祺那些大胆的用性爱题材表达反抗戒律与禁忌的那些越轨破戒的性爱小说中，都有一共同的特征：真正敢于蔑视戒律率性而为的，几乎全是女性。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角色的偏爱。

再有一类是孩童，其实这一角色在汪曾祺的笔下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他的那些故里小说就是在儿童的视角下成文的。而这里提到的《钓人的孩子》里写到的小孩，是与金钱有关的。那“钓人的孩子”以一张钞票戏弄路人且乐此不疲，看似只是小孩的完乐，却是很不可爱的举动，可见金钱对人的扭曲，甚至波及到孩童。这里汪曾祺必是痛心疾首，笔尖沉重！但字面上，这种心情是不易为我们所见的。他依然是不愿意将人性刻画得丑陋，尤其是原应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在他书写的这些人群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一些纯朴友爱的普通人，良善而富有性情。之所以有这么一群人鲜活在其小说世界中，是因为汪曾祺追求的是人性与人情中最自然的美。也正是在这种审美观照下，他笔下的小人物们几乎都是心地善良而率真洒脱的。他将小说中的人物安置在一个大的民间环境中，在那魅力无穷的民风民俗中，那些善良的人们“诗意地栖居”着，内心盛满富足与安心。他们大多待人真诚善意，不会对别人有无谓的争议，真实的活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几乎无大欲无大求。汪曾祺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感受着他们本真的生活姿态。或许生活窘迫，或许处境艰难，抑或情感受挫，但他们大多人都一贯保持着积极应对、热爱生活的心态，也正是这群人诗意的抒写着自己的生活。而汪曾祺在其笔墨纸砚中，所要表述并极力讴歌的正是这样一种饱含诗意的人生意境又或者叫做生命存在。

2 汪曾祺构建“异质性”民间缘由剖析

记得余华曾经说过：一个好斤斤计较的作家笔下的人物也会多多少少有些好斤斤计较。原话我记不得了，意思大抵是说，作品大多人物形象的性格内涵可以反射出作家本身的性格内倾。而在于汪曾祺，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的。同他自身人格的塑造一样，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随之保留着一贯的真、善、美追求。当然，那群人也是在各种环境下成长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的。

2.1 淳朴乡情的耳濡目染

遥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那是个历史悠久的好地方。那些县城人家店铺、乡风民俗等，构成了汪曾祺儿童时代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背景。而在其性格塑造中，他的故乡、家人均是很重要的启蒙影响因子甚至保留一生。他的祖父教他识字书法，祖母给她讲故事（他祖母讲的那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颂扬真善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还有位诗人曾外祖父，母亲也颇有才，而父亲自更不必说了，以至于其文字里时常有父亲的身影出现。于是，他书香门第而又家世清白。

这幽然水乡，这温暖善意的人情包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汪曾祺人格中最坚韧亦最朴实的美好品质的发展基础。可见，其偏好“小人物”的源头由来已久，而他童年的生活经历是最初的触动。诚如郁达夫所说“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5]”。可见任何作家都会有意识的或多或少的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他人生经历的某些印记。而汪曾祺同样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童年生活是起决定作用的。[6]”由此可见，他的对小人物的关注是与其童年经历不可分离的。他曾说“我小时候的环境，就是生活在这些人当中，铺子里的店员，匠人，做小买卖的这些人……[7]”汪曾祺出身在那个小城水乡，有机会接触到的几乎都是小人物，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他满怀的好奇心。他用儿童的视角和心态去打量着熟悉或陌生的人群，看到他们身上不可抹去的不凡之处。

因此，即使远离了家乡的若干年之后，汪曾祺脑海里一一闪现的依然是这些亲切而熟悉的小人物。家乡的水汽氤氲，家乡的笑脸铺面，那些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是他童年记忆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于是，我们才可以看到诸如淡泊助人的医生王淡人、全心帮巧云和十一子的大淖人那般可亲可爱的人物形象。

2.2 校风师承的自然熏陶

前面提到，他自小就接受了入学教育，19岁更是外出游学。而其中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些青春岁月在那个以自由校风闻名的名校，他结识了很多的名师良友，受益一生。而其中最为直接和影响最深远的自然是其师沈从文。

他曾评说自己的老师沈从文：“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8]”而其实，这句话换一些名词或说法放在汪曾祺自己身上也是合适的，可见两人的风格是多么的相似。沈从文经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于是汪曾祺几乎一直以来把它奉为“小说学的精髓”。当然，他是作了自己的理解了的：“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是派生的，次要的。[9]”由此可见其小说的构建，其对人物形象的重视。

而他的作品大多讲叙的是“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表现的是对民间凡俗人群中闪耀的美与善的褒扬。这般艺术风格的选择大抵也是受了沈从文影响的。沈从文说过：“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影无踪。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诚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及大鼓励的！[10]”因而，在汪曾祺的创作中，他从不忍心让美的一切事物在读者面前被毁灭，总是给人以希望和美感的！最典型的就是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塑造的人群，在他诗意的审美关照下，那些人物生活在他美丽的文字间，自由率真而洒脱，几乎不然尘埃。

2.3 生活际遇的人生感悟

纵观汪曾祺一生的际遇，也可谓是历经坎坷。少小背井离乡，又身逢乱世。在抗战、反右、文革等政治漩涡中俯仰沉浮，也算是尝尽了人情冷暖，饱览了人生百态，但他的那课诗心却一直鲜活跳跃。无论是在昆明时的勉强度日，还是被下放时的精神打压，都没有改变他诗意的生活态度。他用自己温情的心态关怀着身边人的小世界，目光所及亦满是坚强与善良的过活。他用笔下的各色人物传递着其“随遇而安”、“皮实”的人格韧度。而他笔下最有故事的就是文革，他将自己对文革的态度(又或许并无态度只是陈述)付诸于笔下的人物形象中，那些梨园子弟的生活百态，处处有迹可寻，像他书写云致秋等人时的语调。

2.4 传统思想与外来文化的交融

毋庸置疑，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深切关怀还与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与外来现代意识的接受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的交互相融更是汪曾祺小说的文化底蕴之所在。

2.4.1 传统文化的渗透及晚明文人的影响

中国大多文人都是或多或少的接受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熏陶的，而汪曾祺从小就颇为推崇的主要是系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对于中华民族这种传统的富于人情味的经典思想，汪曾祺是从情感上甚至深入骨髓的接受了的。而他所过活的天地里也处处充斥着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中那种爱人民本的思想，那些关乎“人情”的俗世生活，正契合作者所热爱的积极的人道主义追求。在这温情的文化氛围里，汪曾祺自然会将自己如水的目光投射到民间，关注到他身边那些市井小民的温爱之情，从中寻找出平民百姓安然而“皮实”生活姿态。在他的大多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儒家思想逻辑，譬如在《复仇》中的那位少年最终放弃仇恨，选择善待他人从而善待自己的仁爱之心即可彰显他的文士诗心。

此外，汪曾祺颇为认同晚明文人的文学追求。那些文人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市井平民的生活状况和心灵世界。晚明文人一反往日文人瞧不起市井小民的态度，不仅和这些人交朋友，还将设置为其作品中的主流人物并予以褒扬。其中对汪曾祺最有影响力的不得不提到归有光，多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却字字饱含深情，叙说了对家园、亲人、乡邻的眷恋，情感细腻、真挚。小事处见真感情。而汪曾祺取身边市井平民小事，“小人物”、“小叙事”的文学追求正与其相契合。2.4.2 现代意识的冲击

他的小说既民族又现代，这与其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里，他读过很多外国作品，如伍尔芙、契科夫、阿索林等，而其中尤以阿索林影响深刻。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阿索林也尤其善于描写传统匠人、卑微劳动者，这与其偏好是一致的。散文化的白描，随性的行文，将那些小人物的平实生活抒发得几近诗意盎然的艺术手法更是汪曾祺极其激赏和推崇的。而汪曾祺深深有感于这类作品的美质，这与其文学理想与追求是极其相符的，他自己内心里想的念的也就是这些人与事。于是他的文学选择于斯，笔下写的就是他自幼熟识的那些人与事，甚至那些社会底层挣扎的小人物。他将所接收的西方现代意识加注在那些小人小事上，塑造了一个民族而现代的“异质”世界。

3 “小人物”之民族心灵与性灵

从以上各方面的概述来看，汪曾祺小说中朴实无华的美质，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与性灵的发掘与传扬，他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着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把人看做是自由率真、平等和谐的生灵，并始终将民间意识作为一种主题原型，给世人构建了一个集风俗民情、人生智慧为一体的民间地域,并且诗意盎然。

3.1 民族文化心理的诗意与生存

对于人的生存的关注，特别是民间大众的生存的关注，并非仅仅局限于某一时间段或某一人群，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课题。而大多文人是怀揣诗心去解读这一重大课题的，至于汪曾祺，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3.1.1 儒家文化的平常心

我国几千年来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对民众宣扬的是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原则，提倡人们保持平常心，尤其肯定的是对“真”与“善”适度的理性认知。而受儒家中和文化精神影响的汪曾祺一直认为文学创作应有益于世道人心，应该给人以希望，而不是绝望。他自觉不自觉地将劝世之声融入其作品中，那些小人物却是包含着极大教化意义的。他醉心的民间民俗里的人物大多具有重义轻利、爱众爱人的儒家传统人文主义理想。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教民思想，几近教条，甚至融入了中国民众的骨血。人们遵循着约定俗成的“果报”逻辑、“随遇而安”的心态、同情自己也善待身边人。人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平静的生活着，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人与人大多相处得平静而安详，友善而真诚。人们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朋友间同甘共苦，如《岁寒三友》中的三位患难与共的朋友；夫妻间相濡以沫，如露水夫妻在危难中的相持相扶；乡邻间同舟共济，如《大淖记事》中锡匠们的团结一致。

另外他还有一颗诗旨文心，认为生活的样子，就应是作品的样子。他的诗意、美、欢乐皆存在于生活之中。于是人在汪曾祺的笔下被还原为本然状态，真真实实。无论是对贤人、能人、义士还是怪人，他都以积极的人道主义情怀予以关心、尊重和欣赏。他评价世人的标准相当简单，只要能满足个人正当需要，任何社会制度、道德理想和生活方式都无可非议。其间处处可以窥见儒家文化中和思想的稀释溶解。

3.1.2 中西方文化视阈中的“小人物”

现在看来，在中外文化人物的长廊中，小人物是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类文学形象，几乎随处可见，但是其最初最广泛的作为一个形象群体被人们所关注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从普希金开始，俄国许多作家如契诃夫、果戈理等，都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关怀小人物的命运。笔者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们，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又或者两者皆有。有些抱有十二万分的怜悯，有的却也批判得锋芒毕露，间或又有对他们的生活与精神双重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讽。他们都将小人物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去勾描，无形中赋予了人物形象以民族意识或生命形态。

同样是面对苦难而沉重的现实，中外作家似乎都不谋而合地看到了生活重担加诸于小人物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重荷。而在中国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视阈中，现代文坛上的作家则一方面承袭了明清小说和近代以来小说中的小人物叙事传统，一方面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对小人物投以特别的中国情感的关注目光。一部分作家，满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对他们发出同情却更狠的质疑和批判。这类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我们的“民族之父”——鲁迅。他的悲愤使其作品笼罩着灰暗，令人叹息。这类作家的比例在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占据着主流地位。而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一直备受世人关注，且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他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小人物的悲剧性存在，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月，小人物们根本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似乎总是在夹缝中苟延残喘着。纵观中国文坛，从开山之祖鲁迅到老舍巴金等名作家，再到路翎等人，关于小人物悲剧的书写绵延不断。但也有另一类作家，代表性人物自然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他们自然也是看到了小人物们的艰苦与卑微，但更多的则是闪光于小人物身上甚至骨子里的善良与淳朴。他们在民间风俗的酝酿中，在水乡流动的风情中，发掘出那些乡镇小民特有的美。他建构的那个美丽的“湘西世界”是梦一般的地方，而那里的人儿（尤其是翠翠类的）也多是美丽不可方物。

而师承沈从文的汪曾祺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他笔下也出现了善良淳朴的小人物形象。也有悲情的苦情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那份和谐与美。汪曾祺在他的笔下也塑造了一系列落魄者的形象，如《老鲁》中以教书勉强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时运不济，生活中似乎也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但在这些悲剧性的小人物身上，汪曾祺依然是乐观而明朗的。而他倾注最多感情的肯定是那些有着健康优美人性，对生活

满怀乐观的人。这也就使得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人物风貌。作为一个生活的挚爱者，他用自己独特的诗心感知着周围的世界，在小人物的平凡命运中，挖掘生活中蕴藏的美与诗意。为了追求完美，甚至不知不觉失去艺术真实：一些过于严峻和残酷的情况，譬如联军团长向陈小手举起手枪，八舅太爷把八千岁逮起来等，他都设法遮掩，处理得平淡一些，用平实甚至美的文字书写。他将更多的笔墨放诸于抒写人们心灵与性灵的美，写那些真实的生存姿态，并诗意盎然。当然，我们依然能阅读到潜藏其中的深刻。

3.2 人性与人情美的诗意抒写

我们在汪曾祺的作品中经常能感受到温暖的力量，慈悲与智慧，是坦然面对苦难的典范，慰藉人心的语调更有一种接近宗教的感人文学品质。他写的那些寻常百姓身上往往蕴藏着最大的生存智慧：人只要妥善安置自己的良心，没有杂念只管穿衣吃饭，自然而然也就生活的心安理得。这种“随遇而安”的超脱与自在，是那些小人物最本能的人生选择。他们也无时不在积极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善良而率真！最可爱的便是《受戒》中的那群将和尚当做一种职业去经营的人们，他们不仅吃肉赌博，存钱娶老婆，更是自由自在丝毫不受拘束。

当然，他无时不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将那些肆意恣睢的生活状态放置到广阔的民风民俗中，用轻缓而诗意的语调叙述着关照着那些小人物们。作为一个传统又现代的抒情人道主义者，汪曾祺时常用温爱与诗意的目光注视着他的那些小人物们。他一再表明自己追求和谐的美，其实质是指诗意与生存的高度统一。他不同于很多人总是把诗意和生存分解，一方面把诗意只是看做艺术；另一方面又把生存只是看做劳作，两者几乎毫不搭界。但实质上是诗意使我们的生存成为真正的生存，诗意与美的创造使我们生存。在汪曾祺构建的“异质性”民间世界里，诗意与美就是生活本身的模样，他将诗意糅杂进琐碎的生活中。而他笔下的小人物们，正是这一解读的最佳代言人：他们率性、善真、诗意的生存并抒写中国本土特有的民族心灵与性灵，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坚定立场。这也就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过人之处和深刻之处。本着这一文学追求，他在自己不断的创作中竭力发掘民间劳动中蕴藏的美与诗意。他那抒情的笔调，在特有的民间民俗里，塑造了一个健康的群体，营造了一个诗意盎然的生存空间。

结论

在这个速食年代，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追逐着名利与金钱，渐渐抛弃了平淡生活的概念，忽略了身边的“凡人小事”，甚至采取根本不予理睬的态度。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现代化、科技化冲击之外，似乎根本没法体验人与人之间单纯的情感，甚至于忘却了这样一种美好的情感归宿。而汪曾祺的意义就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里的温情，唤起人们对身边小事的关注，对身边人的关心。在阅读他时，我们将自觉不自觉地有感于他小说中人物所传递的真、善、美，重温往昔的单纯美好，禁不住泛起自我美化的念头。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的那些“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他自觉不自觉地注重自己的作品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于是字里行间透着劝诫之意。他的作品散发出儒家主张的仁爱，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但绝非单纯的沉溺于唯美的享受，更多的是传达诗意的生存态度。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环抱希望，相信一切会好的，书写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自信与达观。本文正是想借此激发正在日趋消逝的民族心灵与性灵的美好品质，那些良善而率真。在其平淡充实的文气中徜徉着游弋着，我们能更真切而深刻地感受到既传统又现代的文人们带给现代人的冲击与触动。

本文在汪曾祺诗意的审美观照下，饱含诗心的笔调里，富含诗味儿的文本中，解读了他笔下人物形象的诗意盎然的生活。在这样诗意的生存状态中，良善的心灵美与率真的性灵美，感化与熏染，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将充溢得诗意盎然！

致谢

从开始到现在，费时费神，终于要完成这大学里最后的一份作业了。毕业论文的顺利完成，将为我的大学四年划上最佳的休止符。这是一段典型的痛并快乐着的日子，充实了我大学里最后的学习生活。这场专业知识的“终极”考验，令我着实纠结了好一阵子，但也为自己学有所用而高兴。

这份答卷的最终完成，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当然，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陈迪文。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陈老师一直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的定稿，陈老师都给与了我悉心的指导和鼓励。同时还要感谢江少川教授和成杰老师对我论文设计尽心的指导。特别提出感谢的是一位学长——宋瑞锋同学，给予我很多建议和帮助。

另外，还要感谢同我一同奋战的方涵辅导员和同学们，给予我不断前进的力量！总之，想要感谢我身边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