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文化观念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6期 NO.6,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337论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文化观念
石 燕
（西安翻译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 要：荷马史诗和《诗经》分别是欧洲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中产生时间最早且发生影响最大的诗歌作品之一。因此之故，如何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两部诗歌的文化深层内涵便成为分析二者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体系内核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的尝试和探索。一方面，虽然荷马史诗与《诗经》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因二者所产生的大致相似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形式，两部诗歌在婚恋观、劳动观和战争观等方面确有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这不啻为早期人类文化同质性的显现。一方面，由于二者的文化生成在地理环境和经济方式的差异性，两部文本在文化内质上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性”。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从上述两个文本的文化观念着手，以期挖掘两种文化体系中的共同和不同的文化质素，从而为认识当今中西方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尽一己之力。
关键词：荷马史诗；《诗经》；婚恋观；劳动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6-0337-3
“当今较为流行的共识是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四大体系：欧洲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1] 荷马史诗和《诗经》分别是欧洲文化体系和汉文化体系中产生时间最早且发生影响最大的诗歌作品之一。因此之故，如何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两部诗歌的文化深层内涵便成为分析二者所代表的两种文化体系内核最为关键性的因素。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的尝试和探索。一方面，虽然荷马史诗与《诗经》分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因二者所产生的大致相似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形式，两部诗歌在婚恋观、劳动观和战争观等方面确有许多内在的相似之处，这不啻为早期人类文化同质性的显现。一方面，由于二者的文化生成在地理环境和经济方式的差异性，两部文本在文化内质上又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性”。本文立足于文本细读，从上述两个文本的文化观念着手，以期挖掘两种文化体系中的共同和不同的文化质素，从而为认识当今中西方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尽一己之力。 一、劳动观 本部分是关于荷马史诗与《诗经》中反映劳动生活诗歌的比较研究。本文将从部落贵族和下层奴仆对待劳动的态度来解读中西文化中的劳动观念。 在荷马史诗中，不管是贵族还是奴仆都是热爱劳动的，这表现在《伊利亚特》中帮助凡人打仗的诸神也是热爱生产劳动的，如宙斯的儿子赫淮斯托斯就是一个技术精湛的铁匠神。而在《奥德赛》中，贵为伊塔卡岛王后的佩涅罗佩也会编织衣物，而她那个织了拆、拆了又织的织物不仅仅让她巧妙地拒绝了那批只会混吃混喝的求婚者，而且还为她和丈夫奥德修斯的团圆创造了可能。显而易见，荷马史诗的作者对生产劳动持一种积极肯定和热情赞颂的态度。 与荷马史诗相比，《诗经》中反映人民劳动生产的诗歌数量也是非常之多。一类是歌颂生产劳动的，如国风里芣芣的《周南?》和《豳风?七月》；再如“雅”中的《小雅?甫田》和“颂”中的《周颂?载芟》、《周颂?良耜》；一类是讽刺贵族阶层的好逸恶劳的，如国风里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等。上述两种态度不管是直接歌颂生产劳动的还是间接通过讽刺贵族阶级好逸恶劳的，都明确地体现出中国古人对生产劳动的热爱这一文化观念。 毋庸赘言，结合上述荷马史诗与《诗经》中反映劳动观念的内容，我们发现了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在生产劳动上的一致性：两个民族对生产劳动都是极其重视和热爱的。结合荷马史诗和《诗经》所产生的年代我们就会知道，无论是古希腊奴隶主城邦制社会，还是周代的中国古代社会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对于前者的城邦国家和后者的诸侯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婚恋观
本部分是荷马史诗与《诗经》中婚恋题材诗歌内容的比较研究。笔者将从荷马史诗与《诗经》中两个民族对于女性贞操的态度来考察中西文化中的婚恋观。
如前一部分所述，我们先来分析荷马史诗。在《伊利亚特》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当推海伦了。海
伦作为斯达巴国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竟然心甘情愿的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显然这一事件对于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濡染的中国人而言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伊利亚特》中虽然墨涅拉奥斯很是愤怒，而且当墨涅
拉奥斯刚刚宣布要将逃妻海伦夺回来的决定时，他也遭遇了众将士的不解与阻挠，但当众人看到海伦倾国倾城的美貌后，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场因为一个女人而发生的战争。表现上看，古希腊人的贞操观念相当淡漠。然而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那就误解了史诗所隐含的本质思想。事实上，海伦之所以能够引发一场战争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墨涅拉奥斯对她的爱情战胜了他的怒气，也不是海伦的美貌征服了所有人，而是海伦作为墨涅拉奥斯之妻，无论任何原因，她都不能主动离开自己的丈夫。海伦既
然是墨涅拉奥斯之妻，她就得为自己的丈夫保持忠贞。虽然古希腊人崇尚“爱”与“美”的生活，但是海伦也没有主宰自己的命运的权利，因为她只是丈夫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石燕，西安翻译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网络出版时间：2013-02-21 08:24
网络出版地址：https://www.360docs.net/doc/651892102.html,/kcms/detail/53.1133.D.20130221.0824.191.html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内容提要 (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2) 绪论 (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8) 总结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中的燕飨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主要反映周代礼教文化制度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著作。《诗经》中的宴飨诗主要收录在《小雅》中,它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直接产物,也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宴飨诗的产生、写作目的以及其内容与外在形式等方面来探讨其与周代礼乐文化精神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诗经宴飨诗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1］，共有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词［2］。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3］。《诗经》中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可以说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在其中都有形象的表现。具体来说，包括婚恋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祭祖颂歌和周族史诗等。其中的宴飨诗鲜明的体现出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精神。 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家族血缘关系至关重要。为适应这种农业宗法等级社会的政治需要，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礼制。周代的礼制极为宽泛，既包括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的准则规范，又包括国家政治的典章制度。据《周礼》记载，当时把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大类，统称为五礼。燕飨诗是直接反映嘉礼中飨礼、宴礼等礼仪活动的诗。 “燕”本为“宴”之假借，现仍沿用“燕”，是为了显现其反映燕礼的特定意义。根据燕飨诗反映的不同礼仪内容，又可分为飨礼诗、燕礼诗、乡饮酒礼诗等。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其中《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伐木》篇记载，周文王曾身体力行地推行过德礼理性精神贯注于其中的宴饮乐舞。周文王把宴饮乐舞没有看成是自己追求享乐刺激的工具，而是看成是调节人际关系，使长幼尊卑各得其所、互敬互爱的手段。他从宴饮乐舞中获得的是“德”的愉悦，而不是个体情欲的享乐刺激，他要求宴饮乐舞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礼，而不是男女杂糅、长幼不分的欲。在周公执政期间，也注意在宴饮之乐贯注德礼的理性精神。周公设宴款待亲戚，即席作了歌乐，为宴饮助兴。他要通过宴饮乐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和谐，突出德礼的理性精神，《周礼》规定，宴饮必须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并严格的遵循等级规定，“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宴饮乐舞也必须体现出中和的仁德之情，严格的遵循利益规定：天子享诸侯，奏《肆夏》乐舞，两诸侯聚会，奏《文王》乐舞，君王宴请群臣，奏《鹿鸣》乐舞;诸侯犒劳使臣，奏《四牡》等乐舞；至于一般人宴饮，则歌舞《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等。 这类诗歌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更多的反映了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客之间。周代社会以小农生产为生产方式的农业宗法社会，宗族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朝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宴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有政治目的。在这些宴饮中，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燕飨诗赞美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而对不能循礼自制、纵酒失德的宴饮，则是否定的。礼乐文化是周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不仅祭祀、宴飨等诗中直接反映了周代礼乐之盛，而且在其他诗作中，也洋溢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赵沛霖在《诗经研究反思》：“实际上，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这后一面体现礼乐文化精神，体现
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比较
浅议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之比较 班级：10对外汉语 学号：100213050 作者: 杨斌 内容摘要： 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的发轫之作，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伊利亚特》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战争的杰作，《奥德修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个人命运为主要内容的大型作品。它们以史诗的规模，全面而广泛地反映了古希腊有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出色地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05篇，当时称为“诗”或“诗三百”。《诗经》最早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虽然同样是记叙事件，但荷马史诗和《诗经》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将从“诗言志”、《诗大序》的观点出发，解读、阐释《诗经》叙事诗和荷马史诗在情节和人物性格上中西方文学差异。 关键词：荷马史诗《诗经》叙事诗情节人物语言 正文 一、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诗创作手法
（一）荷马史诗的故事情节安排 ○1裁剪得当、布局巧妙、结构完整、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是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叙事长诗。 两部作品各自涉及十年间发生的事件，广泛地描写了希腊社会。但都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高地集中的手法，把情节集中到一个中心人物、一个完整事件、一小段时间上，使众多的人物、丰富的生活画面，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如《伊利亚特》既没有描写战争的开始，也没有描写战争的结束，而是集中描写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52天内发生的战事——阿喀琉斯两次“愤怒”的前因后果。此时，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骁将阿喀琉斯的战俘和心爱的女人，后者一怒（第一次）之下退出战斗，特洛伊人遂在主将赫克托耳的率领下大举反攻，希腊联军连连失利，不得不退回到船上。在特洛伊人火攻希腊联军时阿喀琉斯的挚友帕特洛克罗斯冒充阿喀琉斯出战，却被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为此雷霆大怒（第二次），为此，他与阿伽门农和解，穿上他的辉煌铠甲，一手拿剑，一手持盾向特洛伊人进攻。最后，杀死赫克托耳，并拖尸泄愤。老国王普里阿摩斯讨回儿子的尸身，特洛伊人隆重地殡葬了他们的英雄。有别于《伊利亚特》，《奥德修纪》主要描写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10年海上历险经历和他重建家园的故事。 ○2两条线索交错平行发展，多种叙述手法并用 史诗在叙事上采取双线结构以及倒叙、插叙、顺叙的结合使用，使主要情节与插曲有序结合，从而文章在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凸显上宏伟丰
《诗经》的文化底蕴
《诗经》的文化底蕴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中心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报告
《诗经》与楚辞的比较分析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使其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诗经》和楚辞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的作者在学习中对诗、骚作了一些研究，现就二者之间的表现手法、主题、审美等作粗浅的比较。 一、《诗经》、楚辞比较综述 《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诗歌共三百零五首。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学者们把它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始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本来都是要以由乐器伴奏演唱的乐歌，所以《墨子?公盂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它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其中雅又分为大雅、小雅。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这些优秀的篇章，确立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实基础，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民歌、民谣的历代民歌是它的嫡传。同时，《诗经》对历代文人的创作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启发诗人与作家以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抵制脱离社会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了诗坛的健康发展。《诗经》在艺术表现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也很大。它树立了一种朴素而优美的风格，不事雕琢，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各种事物，尤其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的比兴手法，向来被后代诗人所称道、继承和发扬，在我国诗歌创作中形成了一个传统。 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楚国民歌与中原地区流行的民歌在音调、句式、韵律以及风格、情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同楚辞有明显的沿承关系，楚辞不过是扩展了的文人化的楚歌。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就诗歌而言，代表着中原诗歌最高成就的《诗经》不仅是北方各诸侯国家从事外交活动的辞令规范，教育子弟培养人才的典章和教材，也深受江淮流域诸国的重视和喜爱。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
荷马史诗中的比喻修辞赏析
[摘要]气势恢宏、精妙绝伦的比喻，是《荷马史诗》语言风格的一大特色。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比喻在刻画人物、描绘事件、渲染气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中增强形象艺术感染力的强有力手段。而作为一部主要描述战争、歌颂英雄的口头文学作品，丰富的比喻更是让《荷马史诗》增辉添彩，达到了引人入胜的效果。 [关键词]荷马史诗；战争；比喻修辞 《荷马史诗》辞章华丽，妙语连珠，生动形象的比喻俯拾皆是，被后人誉为“荷马式的比喻”。本文试以战争场景描绘中运用的比喻修辞手法为着眼点，对其多样性、形象性作浅薄的探讨。 一．比喻的多样性 富于多样性，是《荷马史诗》比喻修辞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根据粗略统计，《荷马史诗》的比喻约有800个（《伊利亚特》约500个，《奥德赛》约300个）；而这800个比喻包含在约1500诗行中，占全部诗行的5.4%。1。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荷马史诗》的比喻具有数量多，比例大的特点，而比喻的多样性正是建立在丰富众多的比喻基础上的。而从形式上分析，也有明喻和暗喻。其中明喻较多，约占总数的80%2。 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作比事物的多样性。荷马充分调动奇思妙想，不吝溢美之词来讴歌高大魁梧的英雄，描画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举凡自然现象、飞禽走兽乃至幻想世界、神话传说，无不囊括作为作比的事物，其种类之繁多，范围之广泛，令人称奇！ 其中简洁明快的例子比如第六卷中“谣言像火苗似的在人群中活跃，作为宙斯的使者，促使着人们向前”。又如，为了形容战士的遒劲勇猛，“狮子”、“野猪”等意象频频出现。第五卷中，诗人形容勇猛的战士们“像一群狮子，生吞活剥，像一群野猪，蛮力无穷”3。相类似地，第七卷中4，诗人也把埃阿斯和赫克托耳形容成“狮子”和“野猪”，其奋勇的形象跃然纸上。 诗中也不乏荡气回肠的大段铺陈。比如对于腥风血雨的战争，作者大量运用了自然现象如“狂风”、“暴雨”、“闪电”、“黑夜”等。如描述战争即将结束：“黑夜涉过长途，黎明正在进逼”。在第十一卷中，诗人讲到：“达奈人的首领，随后扑向人马聚首之地，像西风卷起飞旋的狂飙，碎荡南风吹来的亮白的云翳，掀起汹涌的浪水，借助了强劲的风力，高耸的涛峰扑下，撞泼飞溅的沫星，就像这样，赫克托耳砍落片片人头，纷纷落地”。这一段描绘的宏大场面极具张力，并借此烘托赫克托耳的骠勇善战，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冲击，升华了故事的可读性。实为匠心独运，妙笔生花！ 让人记忆尤为深刻的是第二卷中，为了展示希腊军队整装待发的浩大阵容，诗人用了长达三十行的明喻：“宛如不同种类的羽鸟……展开骄傲的翅膀，然后集群停泊，整片野草回荡着他们的喧响阵阵。就像这样，来自各个部族的兵勇，走出海船营棚……发出可怕的吼声。他们在花团锦簇的斯卡曼德罗斯平原摆开战 1陈昶, 李湘. 浅析荷马史诗语言特色[J]. 云梦学刊, 2008. 2蒋见元. 《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比较[J]. 铁道师院学报, 1987, (1). 3这里是有一定文化差异的。在我国文化当中，“虎”（有时还有“熊”）的形象似乎更正面，多用来表现孔武有力，而“野猪”则鲜有提及。 4若无特殊说明，下文都是指《伊利亚特》。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诗经的文化意蕴及现代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西周前期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作，因所配乐曲不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这些诗题材相当广泛，从重大的历史事件到民间的日常生活，都有所涉及，对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诗经》古朴自然的风格、生动优美的语言，以及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同时，它以其丰富的文化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 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的《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渊薮，是古代政治伦理的教科书和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诗歌艺术的典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诗经》中的爱国情感、友爱亲情、忧患意识、审美意识、人文精神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
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 《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 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从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到《雅》、《颂》的抒情诗中沉潜着的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 这不仅仅表现着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同时体现在《诗经》大部分作品中的乃是我们古老祖先们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 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
诗经和楚辞的创作特色的比较
《楚辞》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新型诗体，与《诗经》相比，在内容、形式上都有许多独具有特征。 从内容上看，楚辞作品中贯穿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主要着力于表现作者的主体感受和他们在社会以及自然现象激发下喷涌出来的情感，他们不再专注于真实细致地描绘现实世界，而是利用天才的想象力去创造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不屈的灵魂在狂热的斗争中寻找出路，奔向光明。楚辞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诗经》中固然有许多哀怨的诗，可都有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意味。楚辞则继承楚歌中那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情调，以粗重的笔墨渲染出一种悲怆激昂的画面。宗教巫术作为楚辞的主要题材，作品中容纳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巫术礼仪，并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抒发作者内心感情。 从艺术表现形式上看，楚辞篇幅扩大，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强的表现力。《诗经》中的诗歌大多为短章小品，以凝练精粹见长，恢宏广大不足，楚辞则渐多宏篇巨制，呈现出崭新气象，楚辞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的比兴手法并予以极大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意象。《诗经》中比喻一般是单列的，而楚辞中的比喻则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就句式而言，楚辞打破了《诗经》四言体的樊笼，代之以参差错落，灵活自由的句式，形成自由、奔放的诗歌语言。 楚辞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首先在文体上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大量的模拟之作的出现和对其它文体尤其是汉赋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伟大人格，同情人民、憎恨奸徒的鲜明态度，一直影响、激励着各个时代的进步文人。 楚辞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诗经》代表的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并立共存，对后代抒情诗人影响很大。而楚辞丰富的的表现手法、章法结构以及华美繁丽的辞藻对后代文学也有巨大影响。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试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摘要】中国文化的魅力，不仅因为它的古老，更因为它顽强的生命力、无与伦比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经历过高潮、低潮的起伏，并且屡次面临挑战，但是，它却一次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中绝的古老文化，在当今时代仍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功能 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文化是人格的无限扩展。”文化之独特个性、文化体系之特殊价值素质，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精神”。它隐含在人的心灵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挥着作用，其所具有的心灵姿式和生命律动，只能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将自己的影像投射到具体的物质形式上。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
《荷马史诗》与《诗经
目录 论文摘要 (1) 关键词 (1) 一、导语 (2) 二、诗的文体 (2) 三、诗的表现方式 (3) 四、诗的功能 (6) 五、结束语 (7) 注释、参考文献 (8)
《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 [论文摘要]：欧美文学的发源地在点缀着无数星星般群岛的爱琴海上，一部壮丽的《荷马史诗》不仅自身是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而且也将其叙述性的传统传达至阿尔卑斯山南北，及整个美洲大陆；亚洲文学的发源地之一则是中国，广袤的平原上孕育了温柔敦厚的《诗经》，它将抒情写意的传统深入到后代创作的方方面面。说到中西文学的起源，都会想起中西比较诗学上的第一个命题：《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也有学者对两部作品里的个别问题如：战争问题、关于爱情的描写、关于民族心理的描写等等作比较。作为本科毕业的笔者的讨论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范围，只是我的阅读和研究范围还很浅显，在这里我只能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我所学习过的知识进行总结。 那么这两部奠定东西方文学本质的文学作品在各自文学的发轫阶段究竟有哪些不同呢？文章从诗的文体，诗的表现方式，以及诗的功能这三方面区别论证《荷马史诗》与《诗经》的差异。 [关键词]：《荷马史诗》；《诗经》；差异；文体；表现方式；功能
《荷马史诗》与《诗经·国风》的比较 张婷婷 第一部分：导语 说到中西文学的起源，都会想起中西比较诗学上的第一个命题：《荷马史诗》与《诗经》的比较。也有学者对两部作品里的个别问题如：战争问题、关于爱情的描写、关于民族心理的描写等等作比较。作为本科毕业的笔者的讨论也不可能脱离这个范围，只是我的阅读和研究范围还很浅显，在这里我只能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对我所学习过的知识进行总结。 中西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同的传统。欧美文学的发源地在点缀着无数星星般群岛的爱琴海上，一部壮丽的《荷马史诗》不仅自身是叙事文学的典范之作，而且也将其叙述性的传统传达至阿尔卑斯山南北，及整个美洲大陆；亚洲文学的发源地之一则是中国，广袤的平原上孕育了温柔敦厚的《诗经》，它将抒情写意的传统深入到后代创作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两部奠定东西方文学本质的文学作品在各自文学的发轫阶段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以下，笔者将从诗的文本，诗的表现方式，以及诗的功能等方面区别论证二者。 第二部分：诗的文体 现代文艺理论认为学体裁的划分可以根据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将文学作品分为四大类：即叙事文学、抒情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并且认为：体裁的划分对文学作品有着规范作用、制约作用、以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和文化
《诗经》中的儒家思想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男子钟情美好女子的情怀，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中远征战士那份战火中思乡的苦楚与归家时的近乡情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心爱之人可望不可即那份无望的相思，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中那份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眷恋......《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虽后经证实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只是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但孔子常用《诗》来教育自己的弟子，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诗经》中所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而意义深刻的。 关于《诗经》的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1，王官采诗说；2，公卿献诗说；3，孔子删诗说。《诗经》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又称《诗三百》。它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时期，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跨越了大约500年。人们把《诗经》的内容编排和表现手法称为：风雅颂，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国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
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风的意义就是声调。《雅》是“王畿”之乐，“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大雅多为宴饮所作，小雅多为个人抒怀。固然多半是贵族的作品，但其实周代贵族也是参与劳作的，所以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风，雅，颂各具其特点，其中以国风最能体现丰富的文化积淀。 礼乐文化作为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对于确立周人统治的合法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礼乐仪式中一种以话语形式存在的构成因素，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诗在西周初年周公就渐渐获得某种权威性，甚至神圣性，在春秋之时诗的这种权威性和
诗经和楚辞的区别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
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浅谈《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有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很多诗歌都体现了现实精神。有研究者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这里我就浅谈一下《诗经》的现实精神。 诗经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所写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风俗，人民生活的形象画卷。诗经的现实精神可谓处处皆有，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的尤其突出。 《诗经》富有现实主义精神，首推《国风》中的两周民歌，其次是《小雅》、《大雅》中的文人讽喻诗。它们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和批判现实；在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人物形象真实、自然而生动，生活画面亲切感人等。《诗经》在内容和艺术上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主要特征，继《诗经》之后，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载辗转，脍灸人口之风情歌语仍散发出一股幽情馥郁的芳香。千古绝唱《诗经》首篇《关睢》章就渗透着人性最本真的渴望，以睢鸠和鸣比兴，引出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正是青年梦寐以求的佳偶。尔后，诗人反复以荇菜为喻，弹奏出一首君子朝思暮恋淑女的浪漫痴情曲。全诗以一种唯美的艺术情调渗透于朴实的现实主义诗风，这也是《诗经》的总体风格。《芣苢·周南》以重章叠句，反复吟唱写出了妇女采摘芣苢的情状，反映她们在劳动中的欢愉之情。两首周南民歌都以最本真朴实的手笔再现了两种不同场景，反映了不同的现实，然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所包含的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所写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精神，而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式再现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具体的、形象的描写，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诗经》中还有很多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如反映古老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全诗长而有序、层次井然。作品按季节时月的变化来安排篇章结构，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 《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在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态度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是对自己生活现实的再现反映。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提示和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和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的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
诗经和楚辞取名
古人起名都有寻经据典的习惯。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中国人起名自古即有“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之说。诗经、楚辞、论语、周易，都是我国文学、语言学上的经典。 中国诗文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加上名人名家极多，名句名诗更不可胜数，这就为我们取名用典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余地。以古代诗文中的典故取名的例子很多。如： 1. 益柔、念慈——《送杨氏女》韦应物，“尔辈苦无恃，抚念益慈柔”，金庸金大侠都 用这为他的小说主人公起名字，《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2. 紫言——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转了个音。 3. 宛芳——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diàn)，月照花林皆似霰(xiàn)。 4. 妍姿——柳永《雪梅香》，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 5. 弦思——晏几道《临江仙》，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6. 南絮——晏几道《御街行》，街南绿树春饶絮。 7. 语晖——秦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放花无语对斜晖。 8. 芳菲——陈亮《水龙吟》，恨芳菲世界，游人末赏，都付与莺和燕。 9. 嫣然、香飞——姜夔《念奴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10. 香凝——吴文英《风人松》，香有当时纤手相凝。 11. 丹青、汉青、志丹、留丹——文天祥《过零汀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 12. 虚竹、竹心——白居易《池上竹》，竹解心虚即我师。 13. 云飞——刘邦《大风驼》“大风起兮云飞扬”。 14. 怡年、福永——曹操《龟虽寿》“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15. 荷风、荷香——孟浩然《夏日南享杯辛夫》“荷风送香气”。 16. 双燕、燕南——欧阳修《采桑子》“双燕归来细雨中”。 17. 雨娟——杜甫《咏竹》“雨洗娟娟净”。 18. 香韵——崔道融《梅花》“香中别有韵”。 19. 如梦、梦如——苏轼《也郊寻春》“享如春梦了无痕”。 20. 梅妆——欧阳修《蝶恋花》“呵手试梅妆”。 21. 月人——欧阳修《蝶恋花》“平林新月人归后”。 22. 兰舟、晓风——柳永《雨霖铃》“兰舟催发”、“晓风残月”。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 赵沛霖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为宴飨诗，一般是指那些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小雅·鹿鸣》、《伐木》、《鱼丽》、《南有嘉鱼》、《蓼萧》、《湛露》、《彤弓》、《菁菁者莪》、《頍弁》、《鱼藻》、《宾之初筵》、《瓠叶》、以及《大雅·行苇》等均属这一类。在数量上少于《诗经》中的情诗、怨刺诗，与祭祀诗相近，而多于史诗、农事诗、歌战争诗。若从性质上看，它与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完全可以与上述诸诗并列，成为“三百篇”中的十分重要的一类。 宴饮诗的作者多是宴饮的参加者，一无例外地属于西周统治阶级。历代经学家从宴饮诗与上层统治集团密切相关的特点出发，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研究它，与政治教化诗视为一体而备加推崇。建国后宴饮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将宴饮诗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而加以过分贬低甚至完全否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割断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传统的联系，而与政治教化和贵族阶级的本质生硬地牵拉在一起。 我认为，要正确认识宴饮诗与社会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认识它的特殊本质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那就不仅应当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出发，从文化发展的纵向对它加以考察，而且应当把它放到世界的范围内，在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从横向对它加以考察。 从世界文学的范围看，上古各民族，诸如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等，在他们各自的文学宝库中，都有某些相同种类的诗歌，如史诗、情歌、祭祀诗、农事诗和牧歌等。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只有具体生活内容和民族形式、语言的差别，在诗歌的性质和体裁特征上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诗歌体裁和种类，反映出这些民族在各自的发展中所经历的共同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相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化上的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上古各民族在彼此隔绝、没有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情况下所创造的这些精神产品，正是人类文化心理趋同性的表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各民族所走的具体发展道路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不同民族的文学又各有其不同的内容和特征。上古时代，不少民族在自己的文学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族或者能够突出反映本民族精神风貌、文化心理特征的文学种类和体裁。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类文学作品往往可以视为一个民族及其文化高度发展在文学上的标志。例如古希腊、印度的史诗和戏剧，古埃及的故事和宗教诗……那么，古代中国呢？能够突出反映先秦（主要是西周）时期中国文化精神特征的文学作品究竟是什么呢？不言而喻，《诗经》中的各类诗歌都程度不同的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同样，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和贬低的宴饮诗也具有这种性质。与上古时期各民族相比，中国的宴饮诗发展更为充分，因而在以独特的方式反映民族文化精神风貌方面，宴饮诗也就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古希腊的史诗是人所共知的。公元前7世纪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国家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原来融化于原始群体中的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自我观念和自我意识逐渐增强，个性开始产生。“父权家族标志着人类发展的特殊时代，这时个别人的个性开始上升于氏族之上，而在早先却是湮没于氏族之中。”（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具有个性和自我观念的人在现实生活的激发下第一次萌发了抒发其主观情怀的要求，于是，抒情诗产生的主观心理条件开始成熟，并逐步代替了史诗，成为古希腊文学的重要形式。希腊抒情诗的类别主要有颂歌、情歌、哀歌、琴歌、田园诗和讽刺诗等，而没有宴饮诗。古罗马诗歌的类别主要有颂歌、哀歌、情歌、酬友歌、农事诗和哲理诗等，也没有专门以宴饮为描写对象的宴饮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在民主军事制时期（即抒情诗产生的历史时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