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思维和语言接触

语言思维和语言接触

瞿霭堂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忽视语言观、思维观和社会观，或因循守旧或竭力避开或就事论事，缺乏理性的指导，成为语言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障碍。近几十年来，语言的社会性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甚至建立了社会语言学，语言的社会属性得到一定的揭示。但语言研究历来重视“编码”，忽视“解码”，简单来说，只研究怎么“说”，不研究怎么“听”，不了解“说”的规则与“听”的规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忽视“听”的规则，“说”出来的话别人“听”不懂或理解错误，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也是忽视社会观的一种表现；在语法研究上，将研究人类语言共性和生成规则的所谓生成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混为一谈，都视为语法研究，甚至要将生成规则引进结构语法的研究，或者要按生成规则来编写具体语言的语法书，分不清先验语言观和经验语言观的差别，语言生成规则和结构规则的不同，这是忽视语言观的结果。在语言理论研究中，尤其忽视思维观，包括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从而延迟了语言研究从说明性向解释性转化的进程。语言接触研究中很多重大问题，比如声调产生、语序变化、再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等深层的接触和影响，甚至混合语的产生，都无法简单地以形式

语言学所提出的语言结构成分和语言经验的机械转移来解释，必须从新的思维观寻找答案。我们将以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方法来建立新的思维观，说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并以此来解释语言接触中的深层现象。

一新思维观

1.1语言理论研究，有两个重大问题很难回避：一是思维是什么？二是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才能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才能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正确的语言观是指导科学语言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1.2思维是人类独有的高级心智活动，是行为，思维行为的结果，以一种生化形式存在于大脑细胞中的信息，是思想。思想是思维的产物，也是思维的目的。人类的心智活动以大脑为物质基础，是通过大脑的神经生化机制，主观世界反映和认知客观世界的行为和现象。人类的心智活动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思维等不同层级，思维是最高层级。高层级的思维是由感觉、知觉、表象等不同层级的认知活动综合提升实现的。低层级认知活动是高层级认知活动的基础和材料。低级认知是直接经验的认知，高级认知是间接经验的认知，或者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综合认知。一切认知都以经验为基础。无论低级的认知还是高级的认知，都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也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简单地说，人类具有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关联起来，进行正确判断和推理的能力，这是人类认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本质属性。其他类人动物，甚至较低等的动物，通过直接经验，也能产生一定的心智活动，甚至类似思维的高层次心智活动。但由于大脑这种物质基础的差异，其他动物的思维与人类的思维有本质的不同。从作为物质基础的大脑来说，人类至少在两个方面与其

他动物不同：第一，抽象化和系统化的能力不同，即从已知求索未知的能力不同；第二，存储能力不同，即存储的容量、内容和方式不同。因此，最聪明的猩猩也只能学会一二百句话，进行最简单的判断和推理。

1.3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依靠什么和如何实现的？在中国，至少在大陆，思维及其与语言的关系，属哲学问题,是所谓思想界的课题，语言学界使用哲学研究的成果，一般不做或少做独立的研究。中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意识的产生摆脱不了语言这一物质的外壳”。1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语言是实现思维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是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对思维及其与语言关系的研究遇到几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人类限于科学研究水平，尚无法直接观察头脑中概念以及判断和推理规则的存储单位和形式，也无法直接观察判断、推理的神经生化机制，而不得不通过思维的结果即思想的语言表达形式来研究思维的过程和思想的产生。这种由果推因的研究方法自有其合理性，因为通过思维表达出来的思想，必然会透露出思维行为的各种信息。但思维不等于语言却是早为人们所确认的，因此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和研究科学反映论的认知科学，首先就排除“具体化”的语言，否则就无法解决思维的机制、规律全人类是一致的，而语言却千差万别的矛盾。逻辑学的成果当然也要使用语言来表达，但表达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通过语言信息所反映的思维规则和规律。现代逻辑学干脆使用符号来表达，避免语言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既然人类早就认识了概念不等于词、逻辑不等于语法，偏偏要将思维植基于语言之上，至少将语言作为抽象思维的工具，而不需作任何机理的解释和说明，其武断性和主观性可见一斑。巴甫洛夫看到了这个矛盾，提出了思维使用的“内部语言”，由于“内部语言”是由“外部语言”简化而来的，换汤不换药，其子虚乌有的非科学性不言而喻。近年来，思维及其与语言关系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人类虽然还没有能力直接观察大脑中的思维活动，但通过实验和观察，采用反证的方法，同样取得了很多积极而有说服力的成果。比如：

⑴从人类的起源研究可知，人类起源于一千多万年前，而语言起源至多上推到几百万年，这里差距甚大。既然是人类就有别于畜类，而人类区别于畜类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类有发达的抽象思维。既然人类早就有了抽象思维，而那时还没有语言，可见，抽象思维并不产生于语言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人类的抽象思维的产生并不是以语言为工具的。

⑵经观察和实验证明，聋哑人不仅具有高级的抽象思维，而且能够学会语言的代用品文字，甚至能够通过“读唇”“听”懂有声语言，经过训练说出有声语言。

⑶思维障碍症患者，如老年痴呆症等患者，思维混乱，但语言机制并不混乱，说出来的话完全符合规范，或者说与正常人无异,听者所以不懂不在语言而在思想，不懂的是意思，而不是语言。实际上是以正确的语言表达混乱的思想。

⑷经病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失语症的患者并不一定“失思”，也就是说患者可以正常思维，只是无法使用有声语言表达，但可以通过手势甚至图形等形式表达正确的思想。

⑸近年来发现老年痴呆症初期患者有“失字”现象，即能说正确的语言却写不出一个原来会写的文字。可见，大脑中语言单位和文字单位也是分别存储的。这种现象与聋哑人的有字无声正好相互印证。儿童在学习中出现拼写障碍症和识字障碍症，但他们的语言功能并没有问题,也是一种佐证。

以上⑵—⑸说明人类产生语言后，原来没有语言的人也有抽象思维，原来有语言的人在失去语言后，同样还有抽象思维，原来有思维能力的人在失去这种能力后，却不同时失去语

言能力，加上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思维规则和规律却基本一致，大家又都承认语言与思维并不等同，而且从正面又证明不了抽象思维机制与语言机制的关系，怎么能说抽象思维的实现要使用语言或以语言为工具呢？

从以上的研究和观察至少可以从反面获得以下的认识：

⑴思维的产生远远早于语言。这里所说的思维当然是指抽象思维，也就是说抽象思维并不产生于语言。即使人类产生语言后，抽象思维也不使用语言。作为抽象思维成果的思想的存储单位和运作机制与语言的存储单位和运作机制没有直接的关系。人类还有形象思维、动作思维等不同思维行为和活动，与抽象思维是层级和方式的差异。

⑵思维既然早于语言，“失思”不等于“失语”，“失语”也不等于“失思”，可见作为思维行为结果思想的单位或存储形式，并不是语言，而是一种其他的生化形式。语言、文字、其他的图形、图象、声音等都能成为思想的独立单位和独立存储形式。

⑶思维是行为，行为的结果是思想，概念是思维的成果，是人类通过思维机制和能力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成果，所以也是思想。传统哲学的思维观认为概念是“逻辑思维的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不承认它就是思想，认为思想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综合成果，“是对客观的理性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人们用于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间的纽结，是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或者“是通过概念的联系，概括地说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原理”2。概念是对客观存在的本质反映和抽象，当然是“对客观的理性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再说，概念既然是思维的“单元”或“纽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认识”结果，是“认识过程中的阶段”，这显然不是思维动作，而是动作的结果，或者说思维最初和最基本的成果就是概念。思想是思维的成果，概念自然就是思想。思想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具有结构性、层级性和系统性，要由基本要素来构成，概念就是思想的基本元素。由此可知，人类思维活动是通过思想进行的，即通过思想的最基本和最小的元素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形成更加复杂、更加系统的完整思想。认定概念是思维成果即思想，有重要的意义，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理，思维活动或操作赖以进行及其成果的存储单位或形式是思想。概念是思想，思想具有“主观性”、“差异性”和“正误性”，因此，概念也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存在，概念要随着认知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无论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除了概念的基本“内涵”具有共同性而使人类都能沟通和交流思想外，对概念的认识因经验和知识的背景都会有一定的差异性，遑论科学的概念要受一定理论的制约，虚假和错误概念在认识上的任意性了。从上述的论述可知，思维活动的进行既然不使用语言，思维成果即思想的存储单位和形式自然也不是语言形式，思维的逻辑规则或运作规则也必然不是语言的规则即语法，而是另一种神经生化形式和机制。

⑷通过以上事实的推理，语言并不是思维实现的工具，而只是作为思维成果的思想的表达工具。这就是说，思想的产生不需要依靠语言，但思想的表达，特别是抽象思想的表达必须依靠语言。人类表达思想的方法多种多样，没有一种能超过语言，包括语言的代用品文字，遑论其他的符号和手段。

通过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澄清一些长期以来语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⑴思维不等于思想，思维是行为，思想是思维的成果，又是思维赖以进行的元素。思维行为的目的是产生思想，概念是思想的最小和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人类通过思维的机制,对客观存在进行本质的概括和抽象，产生思想，又在不同层级的思想单元上进行判断和推理，产生更加复杂的思想。思维行为的一切信息都存在于思想之中。思想产生后是以一种独

立的生化形式存储在大脑之中，以此指挥人的一切行为。只有在需要表达的时候才转化为语言的形式。比如有时我们做出一个决定和计划，并逐步付诸实施，因无须表达和交流，就不一定存在语言的形式。当实现后需要表述时，反而要“总结”，甚至自己都说不清楚，要别人从已经实现的结果来分析当初那个决定和计划产生的原因和思想。再如，我们爱某个人或恨某个人的“决定”，常常是说不清楚的，至少是说不完全的，“言不及义”和“言不达义”是又一种佐证。

⑵思维是大脑的一种天生的机制，具有全人类同一性。由于人类采取社会化生存方式，因此任何思想都具有社会性，即符合社会的需要和规范，思维作为一种机能没有社会性，而是个体自然发生的。但思维也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一方面是指思维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决定于社会的发展，思维的发展就决定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指思维的目的是产生思想，思想是用来进行社会交流的，所以思维作为一种行为也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和规范。

⑶思维作为一种人类大脑特有的机制,也体现为一种能力。思维机制差不多相当于硬件，全人类共有，差别不大，所谓智商差异，两极都是少数，大多数人的平均智商是相似的。但当思维体现为一种能力时，不同的人却千差万别。因为思维作为一种能力，相当于软件，是对硬件的应用。人类任何一种能力的应用，简单如进食走路，都要经过实践、训练和学习，都能发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都需要经验、文化、知识、信仰等必要因素的支持。因此，不同的人思维能力大不相同，尽管在一般生活上表现不明显，因为这些共同的经验是大家相同或相似的。如果遇到复杂或专业性的问题，经验、逻辑、哲学、专业知识等因素将起主导的作用。为什么缺乏经验、文化、知识背景支持的人常常出现判断和推理的错误，或者说在生活和工作上犯错误的比例大大超过具有这些背景支持的人，就是因为思维能力的差异所造成的。由此可见，思维作为一种能力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乔姆斯基生成语言学的先验语言观不仅将语言规则与思维规则混为一谈，而且将思维机制与语言机制相提并论，还将思维能力与语言能力纠缠不清。他所谓的人类语言的深层共性和人类天生的语言能力，实际上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机制。他所谓的表层语言经验，才能体现出人类共有的语言机制，即人类通过共有的思维机制和能力创造出语言的机制和能力。创造语言的能力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能力，因此不等于上述的一般的个体思维能力；创造语言的能力更不等于应用语言的能力。创造语言的能力人类大体是相当的，但应用语言的能力因人而异。

⑷人类的思维机制是相同的，或者说作为硬件的大脑的功能和运行方式是相同的。我们不称它为能力，因为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将思维能力限定为使用思维机制进行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于经验、文化、知识、信仰等条件因人而异的。不同的思维能力又决定人们的不同思维方式，也即使用思维机制产生思想的方式。站在上述语言是实现思维工具的立场上来说，有思维方式决定于客观存在和决定于语言两种对立的观点（详见下文）。我们站在思维并不需依靠语言来实现的立场上，自然不会像萨丕尔—沃尔夫假设那样认为思维方式决定于语言，也不认为思维方式决定于客观存在，而是认为思维方式是一种主观的方式，也就是一种思维的方法，口头上称之为思想方法，决定于思维的能力，因此同样受到制约思维能力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可以这样说，思维能力强的人思维方式就正确和丰富，思维能力弱的人思维方式就容易错误而且贫乏。当然，思维方式除了与思维能力有关外，还与其他社会因素有关。总的来说，是与认识和经验的局限性有关，包含了历史、科学、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甚至生存环境和习惯爱好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局限性。具体来说，大概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对作为思维基本单元也是思想最小单位的概念在认知上的差异性。

⑵受包括科学、宗教等一系列理论体系制约所形成的认知差异性。

⑶对逻辑规则掌握的差异性。因为人类逻辑机制是天生的，但逻辑规则的认知水平则是经验的，因此逻辑能力具有差异性。

⑷思想的社会性必定反过来影响思维，使思维也具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我们常常说对有些问题“想都不敢想”(不是不会想，而是不能想)，这就是思维受到社会规范的结果。因此，由上可知，具有相似或相同上述有关背景的人往往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思维方式。

⑸思维能力与语言能力有密切的关系。这要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说起。思维不以语言为工具，不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不等于思维与语言没有关系。语言是在一定的社会性的思维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思维机制和社会性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才具备创造语言的条件，而且人类的语言也随着思维机制和能力的发展而发展。正如上文所述，人类的思维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离开了社会和实践就无所谓思维。由于人类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语言发生以后，主要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或者说作为人类思维主要资源的间接经验，要依靠语言来传承和传递。于是，语言就成为促进思维发展的主要因素。可见，思维与语言虽然是两种机制，却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由此推知，思维能力强的人语言能力必然也强，语言能力强的人思维能力必然也强。这里所说的“必然”是指整体或平均而言的，严格来说，应该是“可能”，因为就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本身来说，有些人是整体性的强或弱，有些人则是局部性的强或弱，即只在熟悉或不熟悉，和不同经验范围内表现出强和弱，因此不能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完全等同起来。

二语言思维

2.1思维作为认知客观世界的心智活动，从语言是思维认知客观世界的工具的立场出发，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有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虽然产生于语言工具，思维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但思维和语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思维所认知的客观世界和语言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并不是等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人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语言是社会现实的指南……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萨丕尔语)“用不同语言讲话的人对宇宙的看法是不同的。”(沃尔夫语)3。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前者从存在出发，即存在决定意识，是唯物主义的；后者从思维出发，即思维决定存在，是唯心主义的。在中国，特别在大陆，还有少数人像坚持黑格尔“存在就是合理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一样，坚持上述的萨丕尔-沃尔夫主观唯心主义假说，但赞同者廖廖。

2.2我们主张思维不产生于语言，语言不是实现思维的工具，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与上述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又是根本不同的。但同样不能回避三个“同一性”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和语言与存在的同一性。

2.2.1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指人在认知客观世界时，能本质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由于人类经验基础和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限制性，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意思不是指“等同”，而是指“一致”和“符合”。再说，思维规律与客观世界的规律也不是同一形式：客观世界的规律呈自然的离散状态，思维的规律呈逻辑的集中状态。思维对存在的认知要随人类社会和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即要随人类经验基础和思维能力的发

展而发展，或者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发展中的同一性。简单来说，人类思维对客观世界是“折射”而不是“直映”，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可能有四种关系：一是正确关系，即一致和符合的关系，思维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人类思维机制和基本思维能力所决定的；二是错误关系，即思维错误地反映了客观的规律，即与客观规律不一致和不符合，这是由于上述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三是虚假关系，这是一种人为的错误关系，与上述的局限性无关，是一种信仰的结果。比如人死了会上天堂之类的想法，是以人有灵魂和世界分阴阳两界等虚假的“经验”为前提所形成的；四是假设关系，是一种未经证明的可能正确或错误的关系，也是由于上述的局限性所造成，但与以上三种关系都不相同，它具有一定的真实经验为前提，是一种进行中的反映，一种具有科学性和预见性的假定和推测，处于尚需证实和证伪的状态，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还没有证明的状态。从根本上说，人类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都是发展中的反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都是相对的同一性，这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以及唯物主义辩证反映论所说明的道理。

2.2.2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原来是指语言作为工具实现和表达思维。这与上述思维与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有关：第一种观点是有条件的同一，第二种观点是绝对同一。在中国语言理论界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并以洪堡特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和魏斯贝尔所谓语言世界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来说明“不同语言社团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对相同的现实进行不同的编码”4。编码关系是替代关系，思维与语言自然是绝对同一，如果不绝对同一，就不会有“独特的世界观”，也就不会有“语言世界”及其“主观性”和“片面性”，更不会有“不同语言社团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对相同的现实进行不同的编码”。这种观点显然就是上述第二种绝对同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我们认为思维与语言是两种机制，语言只是表达思维的工具，不是实现思维的工具。因此，语言本身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机制，在我们看来，语言只是思维成果即思想的代码，它“编”的是思想的“码”，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码”。语言与客观存在之间是有思想为中介的。语言只与思维成果发生关系，而不与思维行为发生关系。可见，是思维行为对客观存在进行“编码”为思想，语言是对思想的“编码”，是一种再“编码”。思维在对客观存在进行“编码”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那么，语言在对思想进行再“编码”时，就如何编码来说，就完全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了，或者说，语言是思维对客观世界“折射”的“折射”。既然思想与客观存在具有有条件的同一性，语言与客观存在自然也具有有条件的同一性。因为语言编码的对象是思想，不管如何编，比如将主题放在前面说，还是放在最后说，目的是反映思维的成果思想，只要思想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语言也必然会反映客观存在，尽管由于上述这种“编码”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语言与编码对象产生距离也是必然的。这就可以说明语言不等于思维，概念不等于词，逻辑不等于语法等一系列绝对同一性无法解释、相对同一性难于解释或矛盾解释的问题。由上可知，既然人类为了表达思想，使用思维的机制和能力对思想进行“编码”，这种“编码”自然是主观的“编码”，因为它不决定于客观的存在，而是取决于主观的思想和表达的需要，是对已经对客观存在进行了抽象和本质概括的思维成果的“编码”。这种对思想的主观“编码”既指一种思维的行为，即“编码”的运作，作为一种机制，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思维与一般思维没有本质差别。也指思维的结果，即“编”成了的“码”，也就是语言。可见，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我们通过作为思维成果的语言中存在的“编码”信息，可以研究“编码”的过程和方式，研究“编码”的思想。

我们也认为“编码”的思想决定于一定的思维方式，当然不是上述“语言世界”决定的思维方式。我们上文已经讨论了思维方式，指出了思维方式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这种主观性和局限性必然会反映到对思想的语言“编码”上，造成语言“编码”的差异,也即语言系统的差异，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语言。可见，语言“编码”的思维和思维方式，即语言思维和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一般思维和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不是一种并立于一般思维的思维和又一种思维方式。但由于以下的原因，它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⑴系统和变化的制约性。也可以说是语言系统自组织的限制性和语言相对于思维的滞后性。语言是人类通过思维机制对思想的编码，应该说，在编码时人类是想使语言与思维相一致的，但由于这种编码是主观的，不同的人对自己语言的编码结果的差异性也是必然的。就同一编码本身来说，一旦形成系统，成为完整的语言，立即就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系统本身的制约，因为对系统任何一个成员的改变都会涉及系统整体，也即“牵一发动全身”，改得太快太多，就会破坏系统，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没有了系统，就无法存在；二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工具，由全社会的成员共同使用，不是一人说改就能改的，要受到社会的制约，改得太快太多，别人就学不会听不懂。因此语言系统的变化是渐进的和缓慢的。而思维却是随着认知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作为一种系统落后于思维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从对思想编码而又落后于思维和思想的语言中探求到的思维和思想的信息，会有不少与当前的思维和思想水平不相符合的东西。这些东西却反映了创造语言和发展、改进语言各个阶段的思维和思想留在语言中的印迹。这种印迹是语言思维和思想的印迹，而不属于当前的一般思维和思想，因为它滞后于当前的一般思维和思想。比如对名词分阴阳性的语言来说，不管说这种语言的人现在对语言中“阴”、“阳”的概念如何认识，对名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分成两类是必须的，因为还有其他一致关系等制约着，如果不分两类就无法说话。汉语不需要分两类，但对客观存在同一现象思维的结果，却与分两类的语言所取得的结果是相同的。可见，将名词所反映的事物分两类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表达思想的需要，而不是思维的需要，是一种为表达语言需要所反映出来的语言思维和思维方式，而不是一般思维和思维方式。

⑵“编码”的主观性。人类创造语言是对思想的编码，而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编码，从这个角度来说，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思想，因此这种“编码”可以极尽“创造”之能事，也就是说，这种“创造”要受到上述各种非语言因素或社会因素的制约，或者说要受到我们上文所说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可见，是思维方式影响语言，而不是语言影响思维方式，这决定于语言不是思维工具的基本立论以及上文对思维方式的说明。

总起来说，语言思维是留在语言中的创造和改进语言的思维、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信息，当然也包括受到这种思维、思维方式和思想影响和制约的当前发展和改进语言的思维、思维方式和思想的信息。可见，语言思维并不是一种别的什么思维，是在一般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上述的原因，又有别于一般思维，是一般思维中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在思维和思想现实化过程中产生的，是为了表达思想而历史地形成的，而且随着一般思维的发展和表达思想的需要而发展。可以这样说，语言是语言思维的成果，因此它也是一种语言思想；但由于语言思维是一般思维的一部分，语言当然也是一般思维的成果，因此它当然也反映一般的思维和思想。从语言思维与一般思维的关系来说，语言思维具有两面性：从积极方面来说，语言思维为使语言能准确表达思想来说，对一般思维具有促进和推动的作用；从消极方面来说，由于语言思维的滞后性和系统制约性，对一般思维会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当然这种干扰和影响是次要的和微弱的。任何一种语言的创造者，都必然以自己的语言思维来对待自己的

语言、应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任何一个想学习一种与自己语言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的人，就必须首先学会说这种语言的人的语言思维、语言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思想的方法和习惯。过去，人们常说，要学会学好另外一种语言首先要学会使用这种语言来进行思维，这是站在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立场上说的，与我们站在语言不是思维的工具的立场上所说的语言思维不是一回事，但学习语言与思维有关这点是有相通之处的。任何一个语言研究者，要想研究语言的深层变化，特别是探讨它的原因和机制，从说明性进入解释性，也回避不了语言思维和思维方式及其发展和变化。下文我们将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来讨论语言的接触。

三语言接触

3.1语言接触本质上就是语言学习，因为语言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两种存在于不同的人的头脑中的语言，自己不能接触。因此，两种语言要发生接触，前提就是必须存在于一人的头脑之中。我们不同意乔姆斯基的先验语言观，他所谓的语言机制和能力，我们认为是思维机制，即人类大脑所共有的能够学会语言的机制和能力。他所谓的语言共性，就我们来看，应该是人类“主观地”为思想编码，即创造语言时所产生的共性。这种共性决定于人类思维规则和规律的共性、符号系统自组织的共性和人类发音器官的共性。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种有声语言，都是使用声音为思想编码的符号系统，人的发音器官能发出的声音有限，人把声音符号组织成系统的手段也是有限的，因此，不同的语言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手段或成分是很自然的事。有一件事可以佐证，即文字的创造。文字是人类对语言的编码，虽然数量不如语言，也数以千计，但以编码的手段或方式来说，大同小异,共性甚多，类型有限，能说人类头脑中都存在一种共同的文字编码机制吗？！我们主张经验语言观，就是说语言是后天学习获得或习得的。因此，两种语言要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必须学习。换句话说，语言的接触首先要经过语言的学习。

3.1.1严格来说，语言的学习分两种：一种叫获得，是强制性和非组织性的，是一种生存的能力，决定于语言的传承属性。语言的获得过程必须有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支持，脱离了一定的语言环境或文化背景，语言就无法获得。从正面来说，将一个不会语言的孩子放在非语言环境中，他将成为一个哑巴；从反面来说，将一个不会语言的孩子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中，他将学会不同的的语言。一般来说，人人都会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必定是获得的。会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也可能是获得的，比如在我国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多语言家庭中，孩子出生后会同时获得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既无法分出获得次序的先后，也无法区分熟练程度的高低。另一种叫习得，是非强制性的，指一种有组织的学习过程，也是一种强化过程，即集中时间精力和主观能动学习的过程。语言的习得不一定需要有语言的环境，即生活在甲语言环境中的人完全可以习得与甲语言完全不同的乙语言，如我们在中国学习一种外语。获得是从无语言到有语言，习得是在一种语言的基础上再学习一种语言，因此会两种语言的人，除上述特殊情况外，往往其中一种是习得的。无论是获得或习得的语言，只要是同时并存在一个人头脑中的语言，都会发生接触。

3.2语言的接触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存在于一个人头脑中的两种或几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是指结构层面上的接触，也即语言内部的接触；另一种是指一个人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这是指应用层面上的接触，也即语言外部的接触。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接触：前者涉及语言思维，后者则关系到语言态度。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接触，都会对

接触的两种或多种语言产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的性质不同：内部接触产生结构上的影响，比如成分或手段的借用或渗透，甚至规则的改变，系统和结构的变化，直到两种语言混合产生一种新的语言；外部接触产生应用上的影响，比如产生语言兼通现象，即双语或多语现象，语言兼用和换用现象，即一部分人或全社会成员放弃使用自己获得的语言而使用另一种习得的语言。本文探讨的是语言的内部接触，也即语言结构的接触现象。

3.3有人会提出，语言的接触，至少是内部接触，不一定要通过语言的学习，更不需要两种或多种语言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之中。比如说甲语言的人完全不会乙语言，同样可以从甲语言中借入一些词语；或者某个或某些说甲语言的人，从来没有听见过乙语言，却会使用一些乙语言中的词语，甚至某些语音、语法的规则。这些现象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这种误会是由于不了解语言学习和扩散的性质引起的。人类学习语言是分等级的，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等级：非系统学习和系统学习。系统学习至少还可以分为非熟练学习和熟练学习。其实，这是指的学习的程度和深度。说两种不同语言的人为了工作和交际的需要，通过短期的接触，同样可以学习到对方语言的一些成分，比如一些词语和语音。即使是个别的词语或语音，学习的性质相同，只是非系统的学习。非系统学习表现为零散性、不集中性和偶然性。系统学习同样表现出程度的不同：熟练学习能达到自由使用对象语言的状态，而不熟练学习只能达到免强使用或只能听不能说或说不太好的状态。学习的不同程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语言接触的深度、广度和结果。但只要两种语言之间发生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无论这种联系、作用和影响多大，都应视为一种语言的接触，程度的不同，不影响接触的性质。至于从来没有听说过乙语言的人却在使用乙语言的词语或语音、语法规则，这自然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因为由于语言接触而发生的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像任何语言变化一样，是通过扩散实现的。也就是说，语言的接触先产生于社会的部分成员，接触的结果则由部分社会成员逐渐向全体成员扩散。接触产生于社会部分成员的学习，而并不需要所有使用乙语言成分而操甲语言的人都必须首先学习乙语言。可见，语言接触的产生和接触结果的使用不是一回事（详见下文）。

3.4语言接触有方向性。有时候基础语影响目的语，即原来使用的语言影响学习的对象语言；有时候目的语影响基础语；有时候相互影响。接触的方向性决定于学习的目的性、应用的频率、熟练的程度和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支持。如果使用甲语言的人学习乙语言而且主要目的是使用乙语言，但使用频率不高，熟练程度不够，又没有乙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支持，一般是甲语言影响乙语言，即乙语言容易受到甲语言的“干扰”，或者说受到甲语言的影响和渗透。就像在本国学习外语，如果使用条件有限，程度不高，本语口音很重，是难以避免的。如果使用频率和熟练程度都高，即使没有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支持，接触的方向也会改变，即甲语言反而会受到乙语言的影响和渗透。中国汉语受到英语的影响，无论内地、香港和台湾大多是这样发生的。如果说甲语言的人生活在乙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乙语言对甲语言的影响和渗透还会深入和广泛得多。就像生活在前苏联境内东干人所说的东干语，东干语是受到俄语较大影响的一种汉语“土语”。相互影响大多发生在多民族杂居地区，而且所使用的多种语言具有“平等性”。如果其中某一种或几种语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成为该地区的区域交际共同语，那么一般情况就是其他语言使用者学习和使用这种区域交际共同语，语言接触成为单方向，即这种共同语影响其他语言，而其他语言对共同语的影响则很小。就像汉语普通语之于方言，新疆地区的维语，内蒙地区的蒙语。基础语影响目的语从来就是语言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语言偏误、中介语等。而目的语影响基础语，历来不受重视，只做浅层级

的研究，如一些语词、个别语音和语法成分的借用或渗透等。事实上，目的语影响基础语才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它涉及到语言的共时变异、历时变化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具体来说，如语言系统和结构改变的原因、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混合语的产生、语言的识别和方言的划分等重大的语言学问题，甚至上述的语言思维等涉及语言哲学的问题。

3.5语言接触具有中介性。从基础语影响目的语来说，这种由于语言接触所产生的中介状态具有动态性，所谓中介状态是指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阶段变异。这种变异的中介状态是变动的，或者说这种语言接触的结果是不稳定的，会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熟练程度的加强，向目的语接近，最终达到与目的语基本一致，也就是说这种语言接触所造成的影响或渗透，最终趋于消失。但有时也会发生另一种情况，即语言接触过程中，目的语受到基础语影响产生的中介状态发生“固化”，原来的非稳定状态变为稳定状态，成为目的语的一种变异或变化形式。如海外华人所说的华语，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所说的汉语。如四川凉山州彝族所说的汉语，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所说的汉语等。无论华语或这些少数民族使用的汉语，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系统，与国内标准的汉语或民族地区当地的汉语区别开来，即使已经学会标准的汉语和当地的汉语，在一定的场合依然使用这种“变形”的汉语，类似一种“土语”。从目的语影响基础语来说，就其结果来看，表面上与中介状态相似，但性质却迥异。因为受目的语影响或渗透所形成的“中介”状态，是稳定的，学习的目的是目的语，是在学习过程中受到的反影响。随着影响的深入和加强，发生“变形”或“变异”的基础语也会成为基础语的一种方言或土语，甚至成为一种混合的新语言，这后一种情况是受基础语影响的目的语的中介形式所达不到的，即使已经“固化”的形式也达不到。再说，受目的语影响的基础语是不能回归的，这些影响和渗透也不会消失，与基础语影响目的语而大部分中介语会消失而最终接近目的语的情况大不相同。这说明这两种“中介”状态的性质不同，深度不同，可能达到的程度也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语言教学重视基础语对目的语影响形成的中介语，而语言理论研究更关心目的语对基础语的影响所形成的基础语的“变异”或“变化”形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白语，是使用原属藏缅语言的白语的人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白语受到汉语的影响变成今天这种难以确定性质的白语变异形式的；再如五屯话，是原属使用汉语的人学习当地藏缅语言和阿尔泰语言时，受到这两种语言的影响变成今天这种新语言的。方言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汉语的西北官话，由于历史上与使用藏缅语言和阿尔泰语言的少数民族杂居，与这些语言发生过接触，受到过这些语言的影响，因此无论在词汇和语法(语序和虚词)上都与这些语言有相似之处，使西北官话成为北方方言中的一种变异形式，显然也是语言接触中基础语受目的语影响的结果。上述的东干话也是这种情况。

3.6语言接触具有扩散性。语言的接触以学习为基础，无论这种学习的深浅。但学习的深浅却决定接触的深浅，即语言结构和应用上发生变化的大小。学习的深浅决定于社会交际的需要，需要的大小决定应用的多少，应用的多少又成为学习的动力，构成语言接触循环圈。从接触过程来说，如果是基础语对目的语的影响，中介语会扩散，这种扩散决定于语言的结构、语言心理和语言态度，比如韩国人学习汉语时，在不同的中介阶段具有很大的共同性，除了语言结构的影响，也有一些是互相影响造成的，他们经常互相使用汉语交际，发生相互影响是自然的，或者说原来是少数人的一些偏误扩散到多数人。这种扩散相对于基础语结构的影响是次要的，因为这些偏误最终都会纠正。如果是目的语影响基础语，同样是由少数人发生，然后扩散到多数人，这种影响一旦得到社会的承认，就不会消失而在基础语中留存下来，成为基础语的一部分。因此，这少数“始作俑者”是语言接触和扩散的源头，他们学习和应用

语言的深浅决定了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深浅。一般来说，深层的语言接触和影响发生在熟练的双语者身上，而且必须具备一定的双语应用环境。只有当这些发生在熟练双语者身上的语言影响和渗透，逐步扩散，为广大非双语的社会成员所接受的时候，语言接触的整个过程才完成，因为我们认为语言接触应该是整体性的社会接触，而不是少数人的接触。这里所说的整体性社会接触是指结果，不是指原因，也就是说，整体性的社会接触，无论是浅层的接触还是深的接触，并不需要社会整体成员的学习，更无需社会整体成员都成为双语者，发生双语现象。这说明语言接触的结果是通过扩散实现的。

3.7语言的深层接触或影响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方式。我们认为语言的创造、改进和运用决定于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的方式。人类在创造语言表达思想时，是主观的，尽管不能不受到一般思维的影响。因此不同的民族或具有共同历史、文化、地域和心理素质的社会共同体在创造语言时，都深刻地受到非语言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语言来。当前中国语言学界，包括国外研究汉语的华人学者中，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汉语的某些词序更符合思想的程序，“(汉语与印欧语言)线性结构各个层次的比较说明，汉语的特点比起印欧语的结构来，更接近于语言的共性，实际上是通向语言共性的捷径。”5这种观点就是将一般思维与语言思维混为一谈的结果。语言的共性只能产生于一般思维机制、符号系统机制和人类语言器官的制约，也即受到这三方面的影响的结果，只能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和概括获得。而上述观点所反映的共性，显然是语言结构之外的共性，也就是乔姆斯基唯心主义先验语言观的共性，对我们来说，就是思维机制的共性，就是人类思维行为的共同性，人类能将客观世界变成思想的共同性。至于如何使用语言来“编码”思想，不同的语言社群各有自己的办法，尽管大家都想使语言能更符合思想和更准确地表达思想。说汉语的人在说“两个苹果”时，在“苹果”后面不加标记，说英语的人却要加一个多数标记。如果按持上述观点的人从一般思维出发，既然已经是“两个”了，自然不是“一个”，加上标记是多余的。想来思维时是不必使用标记的，否则中国人的“两个苹果”与英国人的“两个苹果”就无法沟通了。是不是可以说汉语的“两个苹果”比英语的“两个苹果”的表达法，更符合“共性”呢？语言是根据语言思维来创造的，加不加标记与当时的认知、文化、历史、心理甚至习惯等各种因素有关，中国人不加，图个简单；外国人加，也许着眼准确，很难说清道理，评述优劣的。因为他们决定于语言思维方式，而不是决定于一般思维机制。可见，一般思维机制大家是一样的，而语言思维和思维方式却是不同的。正如上文所述，语言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因此人类是根据一种思想去为另外的思想“编码”的。思维方式作为思想当然可以借鉴、移植、渗透和改变。当前流行的说法如改变线性思维为立体思维，改变实物思维为系统思维等，大家学习逻辑学、认知科学和辩证唯物论等思维的方法，想改造或改变的是思维方式，预期能获得符合客观存在的正确思想，而不是想改变思维机制。事实上思维机制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改变思维机制要改变硬件，即人的大脑，至少目前的科学水平还做不到。语言思维方式当然也不能例外，是可以借鉴、移植、渗透和改变的。

3.7.1原始汉藏语言是没有声调的。后来由于语音和音节的简化，开始使用声音的高低来区别不同的音节，加强辨义的手段。这是反映在语音上的语言思维方式的变化。按发生学层级上的大类如汉语、苗瑶壮侗语言、藏缅语言等来说，不同类别语言的声调基本上都是平行发生的。从时间先后来看，汉语最早发生，苗瑶壮侗语言次之，藏缅语言最后。从发生的原因来说，语言结构变化是主要原因，比如非汉藏语言的佤语音节形式简化，音节的结构形式及其与语义的关系，都变得与汉藏语言相似，细允话就产生了声调。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

的清浊说、长短说、松紧说、韵尾说、声母说等，无不以音节形式的简化或变化为前提。同系不同类别的语言声调产生的独立性，即其与音节关联的独立性，不能说明它们的产生完全没有关系，或不可能发生关系。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中，确定汉语与苗瑶壮侗语言声调的关系是一个棘手问题。如果声调是共同起源，就是发生学同一性的一个强力证据；如果是不同起源，又是没有发生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据。白保罗认为苗瑶壮侗语言的声调是向汉语“借”的；大陆很多学者认为这两类语言的声调是同源的，因为调类相当，发展变化具有共同性，如清浊声母分化为阴阳调、入声调的变化等。我们认为这两类语言的声调，既不是“借”的，也不是同源的，而是独立发生的。这就要解释这两类语言调类和发展变化上的一些共同性。其实，苗瑶壮侗语言声调的产生与语言的接触有关。首先是这些语言音节与语义结构关系的变化，即单音节具义性的发生和发展。如果这些语言还处于多音节构义的状态，即使发展出声调，也不是现在这种类型的声调。这些语言显然与汉语有过密切的接触，至少这些民族中曾经有一定数量的人是熟练的民汉双语者。这种音节与语义关系的变化，就是通过语言接触实现的；其次，通过借用汉语词，汉语区别词义的声调促进他们产生了声调意识，即在语音上发展和改变了他们的语言思维方式，他们按某种语音或声音高低相似性原则，将本语中的词语按汉语声调的模式分类。因此形成这些语言的调类大体与汉语相当的现象。至于声调发展与声母清浊、韵尾舒促的关系，这是一种自然的语音关联现象，在汉藏语言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藏语的声调比汉语和苗瑶壮侗语言发生晚得多，声母清浊和韵尾舒促同样是声调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他藏缅语言声调的发生和发展中都有相似的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这种变化也可能是语言的接触引发的。作为熟练的双语者来说，声调发生的因素可以借鉴、移植和渗透，那么声调发展的因素同样可以借鉴、移植和渗透。近年来，从大陆孟高棉语言和一些藏缅语言如羌语声调起源研究中，使我们看到一种激发的机制，即当汉语借词不断增多时，汉语声调高低的辩义功能意识会激发本语中原来不能区别意义的声音高低，使这种声音高低起辩义的作用。这使我们看到语言思维方式改变的一种过程。另外，我们在研究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时，发现有的方言并不具备产生声调的语音条件，比如康方言中有些地方的话既有浊音声母又有复辅音声母，与没有声调的安多方言语音结构非常相似，却产生了声调。这显然与这些话的分布地区与有声调的卫藏方言接壤，发生方言接触，通过双方言者而扩散的。同一语言不同方言的双方言者声调意识的产生，要比不同语言的双语者更加容易，因为不同方言间有大量的同源词，而且语音相似或相近，改变语言思维的方式，在大量同源词上先使用声调，再扩散到非同源词，是很容易的事。这是我们看到的又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改变的过程。可见，声调作为一种系统，是不能“借”的，但是为思想编码的语言思维方式却可以“借”的，即可以借鉴、移植和渗透。使用声调别义，是语音上的一种系统手段，是一种语言编码的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手段的借鉴和移植是语言接触深层影响的结果，是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化，不是一般词语的借用和某些规则的渗透所能解释的。

3.7.2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个嘉戎语的例子来说明语言对思想的范畴化，可以因为语言的接触而发生变化，进行再范畴化。这是语言思维方式转变在语法上的一种反映。嘉戎语是一种动词有人称范畴的语言，即在一句话中，如果主语和宾语同时出现，在动词上必须同时标记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及其数量，也就是在说明一个动作的时候，必须附带说明动作的施行者和动作对象及其数量。这是嘉戎语使用者对作为思想的动作的一种语言编码方式，也即对动作范畴化的一种语言思维方式。就像上述英语说“两个苹果”时，“苹果”要加标记，反映英语使用者对作为思想的事物进行“数”的范畴化一样。比如东部方言的卓克基话：（ka- r a“借

给”， a“我”，no“你”）

no a k -wu- r a- 你借给我 a no ta- r a-n 我借给你

no a k -wu- r a-i 你借给我们 a no ta- r a- 我借给你们

no a k -wu- r a-t h 你借给我俩 a no ta- r a-nt h 我借给你俩

上例第二人称作主语，第一人称作宾语时，k -表示第二人称主语，- 表示第一人称单数宾语，i-表示第一人称复数宾语，-t h 表示第一人称双数宾语，wu-表示被动意义；当第一人称作主语，第二人称作宾语时，ta-(由t -、 a-合成)中t -表示第二人称宾语， a-表示第一人称主语，n表示第二人称单数宾语， 表示第二人称复数宾语，nt h-表示第二人称双数宾语。

在西部方言的旦巴话中，由于与藏语的密切接触，动词的人称范畴简化，不仅数量简化，只标记人称不再标记数量，而且表达方式也简化，动词上不再标记宾语，只标记不再分数量的主语。但是在表示主语的词后加一个表示施动的助词-u，在表示宾语的词后加一个来源于“跟前”意义的助词k ，即对表示主语和宾语的词进行标记。从标记动词到标记主语和宾语，是一个再范畴化的过程，即对动作的范畴化转化为对事物的范畴化。从语法角度来说，是从标记动词的功能转化为标记代名词或名词的功能。对作为思想编码的语言形式的句子中什么成分范畴化，是语言思维方式的反映，范畴的改变是编码方式的改变，是语言思维方式的改变。如下例：（ra“打”、 a“我”、 “你”、th “他”）

a -k ra-u我打你th u a-k v-ra他打我

a th -k ra-u 我打他th u -k v-ra他打你

u a-k ra-i你打我th th -k v-ra 他打他

u th -k ra-i你打他

主语后的u是表示主语的施动助词，k 是表示宾语的助词、动词后的-u表示单数第一人称主语、-i表示单数第二人称主语、动词前的v-表示单数第三人称主语。嘉戎语西部方言旦巴话对表示主语、宾语的词的再范畴化，明显是与藏语接触、受藏语影响的结果，但与藏语也有一些区别：藏语及物动词主语都加施动助词，而旦巴话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主语（宾语也是第三人称）不加；藏语一般是在双宾语的受事宾语上加标记，或在部分如“批评”之类动词的受事宾语上加标记，大多及物动词的宾语不加标记，而旦巴话则在宾语上都加标记。

3.7.3汉语是一种弱被动态语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少用被动态的句子，即主语通常不以受动者的面貌出现；第二，在被动态的句子里不使用标记，如“饭已经吃掉了”；第三，使用作为受动意义标记的介词比较分散，如“被、让、叫、给、遭、受”等；第四，受动的标记一般不直接贴近动词，与动词之间常常有施动者(包括工具等)或动词的修饰成分，如“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第五，在意义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使用在“不如意”和“不企望”等意义上。随着中国人英语教育的发展，中英熟练双语者的增多，被动态的句子使用得越来越多，标记的使用越来越固定，特别在书面上基本上已集中为一个“被”字，受动标记越来越贴近动词，施动者已经常不出现，意义也不再局限于“不如意”、“不企望”，逐渐向中性过渡，甚至出现不少与“不如意”和“不企望”完全对立的快乐和幸福的意思。我们从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者中选择几部作品，按出现频率、结构和意义的变化三个方面，对被动句进行统计。如下表：

上表中，标记与动词无间隔，如：

只是往日仅存的那一份激情也被耗尽了。《无处告别》

游戏软件的攻关秘诀一经被公布，人们便会很容易地玩到关头，这一游戏也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带心灵去约会》

标记与动词有间隔，如：

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惯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围城》

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打死。《茶馆》

表示不如意，如：

为什么爱情会减少一个人心灵的抵抗力，使人变得软弱，被摆布呢？《围城》

要不是你，妈，我准叫他们给打死了！《茶馆》

表示中性意义的，如：

她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并判断一下“谁谁”说了什么，她已被“谁谁”的秘书很礼貌地引领到另一个房间。

《无处告别》

事实上早在游戏开始时它们就被书写在了屏幕的边缘，只不过后面的字母故意被甩到了画面以外，让人无从猜测。《带心灵去约会》

表示如意的，如：

鸿渐被赞，又得意，又谦逊道：“这事开得太糟了，……。”《围城》

她每次被请的次数都相当频繁，以至于当我在判断清楚刚刚奏起的舞曲我是否会跳时她就已经被别人带下舞池。《带心灵去约会》

从上表可见，老一代作家钱钟书、老舍和新一代作家陈染、星河在使用被动句上的明显差异。

上述是正规的文学作品，如果检查一下报刊杂志，被动句特别是“被”字句的使用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哈尔滨日报》一篇《惊人的聚众袭警大案》的报道，共101句，使用“被”字句竟达18句，占全文的18％。从网上和地方报刊来看，尽管是中国人自己说话，与英语翻译无关，只要这类句子英语中是被动态或使用过去分词，中文一律都加上“被”字：吴依苹个性极强，但女人的弱点就是经不住被爱，尤其是被潇洒的人爱。（杂志）

……使用时间如此之长的宫殿，在《史记》、《汉书》等文献中却从未被记载过，……（报刊）

被华盛顿看作是威胁的，在飞行员眼里却是有利条件。（报刊）

这架木制的钢琴本月17日在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博物馆被公开展示。（报刊）

号称写作美文的余秋雨也不能免俗，在《秋雨日记?千年巡拜?人口爆炸》一文中有这样的“美”句：

如果被以前那几条河都目录了两岸文明的衰落，那么，恒河则让自身发生了质变，也许这是比较发达

的结果，但这种结果比衰落更难于疗救。

甚至频频出现“他在游泳时被淹死了”（报刊）和“这天，他照例又被服用了药”（报刊）这类不知所云的话。说和写上述这些话的人恐怕大多并不通晓英语，可是他们通过中英双语者的扩散，接受了一种英语语言思维的方式，甚至“矫枉过正”，除了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使用语言思维和思维方式来解释外，就很难理解了。

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思维与语言·意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2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

3转引自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3页和35页。

4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的研究》，《语文研究》1999年第4期第4页。

5参见上引徐通锵《汉语的特点和语言共性的研究》一文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