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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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作战勇猛,在第74军是公认的。比较危险的一次伤在额头,他的右上额因此留下了一道难看的伤疤。性格豪爽的军人一般不拘小节,不太会在意这样一道伤疤,但是也有例外,张灵甫就偏偏在意得很,这个小细节也为他的双重性格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注脚。与战场上的猛将形象相比,张灵甫在生活小节上一点也不粗犷,可以说还十分的讲究。比如他十分在意自己的仪表军容,平时从不穿皱巴巴的衣服,军装总是熨得笔挺,再热的天,出门也是军帽、皮带、皮靴全身披挂,派头十足,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在他身后留下的旧照片中,不乏特地在照相馆照的军装、便装大特写,有的造型形同剧照,似乎他对自己英气逼人的形象有一种潜意识的自恋。额头的伤疤,让他觉得破了相,张灵甫从此就在右额蓄了一缕偏长的头发遮掩,行止之间时常习惯性地用手去撩拨按捺,这成了他的一个招牌动作。第74军里一些崇拜张灵甫又比较调皮的部下,喜欢背地里模仿他这个习惯动作取乐,作为调侃这位严肃有余的长官的余兴节目。

张灵甫的结发妻子叫邢勤英,结婚一年后,生一子,叫张居礼。张灵甫和邢勤英是父母包办婚姻,此时,张灵甫已经从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对这桩婚事极不满意,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迫于父母的威严,他终于同意结婚。新婚之夜,烛光下的邢勤英凤冠霞佩,眉清目秀。这桩婚姻虽然是包办的,但张灵甫看到妻子并不那么让人讨厌,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

当张灵甫升为第153旅旅长时,张灵甫已经在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根,并以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而深得蒋介石的宠爱。这时,教师出身的高玉成为张灵甫的第三个妻子。在短暂的婚姻生活和动荡的几年中,高玉为张灵甫生下了二子一女。高玉平时爱看小说,一天深夜,高玉在帐中秉烛看书,怠倦而眠;不料睡觉后蜡烛倒下,点燃了帐子。高玉在慌乱中抱起小女逃生,但二子却被火舌吞噬。高玉对失去爱子悔恨莫及、心如刀绞。但张灵甫更是怒发冲冠,认为高玉不修妇道,一纸休书将她打发回了娘家。

此后几年,张灵甫转战南北,一直未再新娶,直至1944年与王玉玲相遇。

光阴流失,兵马生涯已近二十载的张灵甫进入了不惑之年。因常年在血雨腥风的战乱中,张灵甫的眉间额头已显出皱纹;脸色苍白、消瘦,眼神深邃、凝重。与吴海蓝一样,也是大家闺秀的王玉玲,虽然听说过张灵甫的凶残杀妻事件,心中对张灵甫既有几分恐惧又有几分厌恶。接触了几次以后,王玉玲禁不住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由肃然起敬而爱意顿生。王玉玲白皙的瓜子脸,温柔的亮眼睛,乌黑的齐耳短发,端庄稳重得像一株素洁淡雅的水仙。王玉玲的年轻貌美,让张灵甫一见倾心。

婚后,俩人感情深厚。一开始虽然战事紧张,但张灵甫还能尽量抽出时间回家与王玉玲小别相聚。随后,张灵甫转战华东,便与王玉玲长时间分离了。这段时间里,俩人便经常互通书信,言语富有诗意。王玉玲在给张灵甫的一封信中写道:“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流露出了无限的眷恋和思念之情。

1947年5月16日下午,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74师,被我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孟良崮。16日上午,万念俱灰的张灵甫在孟良崮山顶的作战指挥部里,利用无线电台,亲手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文。这份电文不再是向蒋介石“求救”的电文,而是一份张灵甫发给妻子王玉玲的绝命书:

十余万之共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元;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旦,饮决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决矣。灵甫绝笔

胡适是文化界的中心人物,待人又热情宽厚,所以交游极广,朋友极多。当时号称人人都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至于学生粉丝爱慕者,那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那些和胡适有来往的人中,有时代巨人,如蒋介石毛泽东鲁迅;有文学大师,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沈从文;有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汪精卫;有赵元任徐志摩齐白石吴晗钱钟书季羡林。。。太多了,甚至连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也和胡适渊源极深。晚年和张爱玲有过来往(《忆胡适之》张爱玲偶像),同一位卖烧饼的大叔谈政治做了好朋友,就连李敖都受到胡适的资助和鼓励,这位狂人谁都骂就没骂过胡适。。。

用个最简单的办法,百度“胡适_____”,找个感兴趣的民国人士填空,几乎都有故事。推荐大家看看胡适无私资助林语堂,胡适和烧饼大叔袁瓞的友谊,还有对待和自己意见的鲁迅、陈独秀的态度。。胡适待人没的说.

用某位学者的话说,胡适好比太阳,他的一生中有三个月亮、许许多多的星星围绕着他。不过我觉得胡适在感情上是个自私的人,对那些女友远不如她们对胡适的爱深。不过说实在话,民国时文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倒让我们现代人瞠目,胡适恐怕已经算是“老实”人了。想想徐志摩鲁迅先生对家长安排的婚姻、对原配妻子的态度,看看郁达夫等人的风流韵事,胡适还算好的。

胡适英俊迷人,声名卓著,追求者众多,这不是我为了说他“民国帅哥”编出来的~~下面说几例:

陆小曼给胡适写过情书(应该是两情相悦,但只是蜻蜓点水式的);

一位叫朱毅农的姑娘单恋胡适到发疯,是真的发疯了!因精神病被隔离起来,请了看护。后来胡适看望了奄奄一息的朱毅农,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叹;

北大女学生徐芳(胡适是她的指导老师)暗恋他,致信胡适禁不住称呼他"美先生"、"我的最美先生",又是寄照片又是爱情诗的;

陈衡哲是胡适早年在美国的红颜知己,当年胡适提出白话文运动,只有陈一人坚定地支持胡,二人多有书信来往;

1940年左右胡适在美国住院,和护士哈德曼结识,然后书信往来20年,我看到信里那赤裸裸的火热的内容。。。

记得张爱玲曾作文,说她的姑姑对着胡适的照片看(花痴)了半天,然后开心(口水)地说“想不到胡适这样年轻(帅)”,虽不是暗恋但能证明些什么吧~~~更有甚者说张爱玲本人对胡适就有特殊的感情。。。

这些“星星”还只是一部分,胡适很爱惜自己的羽毛。他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很快,一旦发现这些女子陷得太深、有点纠缠的时候,就马上打退堂鼓,这就是胡适,在情感上相当内敛,保守,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尽量隐藏,蒋介石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是有道理的,他受这种旧道德的束缚相当大。和江冬秀的婚事是胡适13岁时母亲就订下的(插一句,据说胡适从小就比较抢手,媒人踏破了门槛)。江家是当地望族,江冬秀是在最传统的模式下长大的,裹小脚、几乎不识字。孝顺的胡适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只是希望女方多读书。两人相隔太平洋写了好几年信,胡适回国后二人正式成亲。胡博士和裹小脚的太太,是民国时一道特殊的风景。

胡适与江冬秀相伴几十年,除之间胡几次出轨让江冬秀着实恼火外,其他日子过得还算快活。看过不同时代几封胡适写给妻子的信,觉得胡适还是很尊重她的,再看二老晚年相依相伴的照片,那种温馨看着就舒服。胡适晚年曾调侃的说

“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看来胡博士在家也不好过哇!

当然了,这种幸福是用“武力”换来的。我觉得如果要出本《大奶教科书》,可以考虑让江冬秀女士入选的。胡适当年和曹诚英恋爱,在朋友的鼓励下胡适决定向妻摊牌。结果江冬秀二话不说抄起剪刀,威胁说要先杀了孩子再自杀,吓的胡博士再也不敢吭气了= =。江冬秀的“泼辣”还不只这一件~~~其实她是抓住了胡适的软肋(爱惜名声):你要剥夺我的地位我就搞臭你!家中有这样霸气的一位,胡适一定是气管炎。

其实以胡适的人脉和地位,离婚还是很简单的事,但他没这样做。用胡适的说法是“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这样说是君子也好、虚伪也罢,胡适最后遵守了承诺,终生和江冬秀生活在一起。他们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留在了大陆,文革自杀)、一个女儿(早夭)。

韩子重十七岁离开优越的家庭投身革命,临走时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写得很感人。

信中写到:父亲要我读些踏实的东西,这我百分百的接受。只是静静地坐下来去研究,这是环境所不允许的吧。在今天能够这样做的,那不是神仙,必然是和尚或者尼姑。我不能够在死尸的身上漫谈王道,我也不能在火燃眉睫的时候还佯作镇静。同时,一个青年恐怕也不该做一个反常的老年人吧!生理学上告诉我们,少年“老成”是病态。国家的青年变成了老年,是这个国家的危机。

我要一个斗争生活,我要一个跋山涉水的环境来训练我的身体。前线的流血,后方的荒淫,大多数的劳苦者的流汗,绝少数的剥削者的享乐,这样多的血淋淋的故事摆在面前,叫我们还有什么闲心、超人的胸襟去静观世变呢!

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剑桥中华民国史.doc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读后感 --代应浪 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历史,总以为我们的历史或者是别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当另一种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过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惊奇,原来历史还是这样子,接不接爱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你只要看你喜欢看的事情就行了。 五千年华夏历史,最混乱最复杂的当属民国时期,大小军阀混战,各国势力盘踞,内忧外患不绝,同时各种人物辈出,任谁都难以理清那些错综复杂大的关系。而近两三个周匆匆浏览完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感触很多,收获很多,也明朗了许多。 《剑桥中华民国史》是一部由西方学者费正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该著作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偏不倚,不带情绪,它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试图从无数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串联中发现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原因,规律,给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以饕餮大餐。该书从晚清袁世凯时期写起,到新中国成立结束。结合民国各个势力统治时期的背景,国际形式,国内民族经济发展状况,及思想主张分析其生存状况。与此同时还分析了当局出台的政策对民众的影响和对战局的影响。 该书详细阐述了1912年到1949年,尤其是1912到1924年的历史,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这段历史只突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部分事件。而该书却完全把那一段烽烟四起的岁月串了起来,把断点的零星历史拼凑出来。同时该书也写了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及斗争背后的真实原因。同时,该书也突出西方新思想对当时愚昧民众的觉醒做用,肯定了思想在战争中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在西方大国入侵中国给中国国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也带来新思想,带动中国发展,正如“战争也带来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该书也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对日军的牵制作用。 历史已然成为历史,真相亦不在,我们只以此为鉴,去粗取精,面对未来,不再犯同样的错。 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些改变历史的人,无非也只是一颗沙砾。跳开我们的宣传工具,抛开我们的传统教育,你悄悄地拨开那些迷雾,你静静的还原那些历史。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民主、共和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独立、自强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追求完整、统一的中国;原来,那依然是一个......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民国遗迹】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民国遗迹】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民国那些事儿:一起触摸当年的温度,欢迎交流,敬请赐教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为了安葬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藉以彰革命之功勋而慰先烈之幽灵”,“乃拟搜集阵亡将士骸骨,建筑公墓,安慰忠魂”。1928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设立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备委 员会,派蒋介石、陈果夫、刘纪文、何应钦、林焕廷、熊斌、刘朴忱、李宗仁、邱伯衡着手筹办公墓建设事宜。经蒋介石多次实地勘察公墓墓址,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委会于1929年3月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决议,一灵谷寺旧址作为公墓墓址,以便与明孝陵东西对峙,与中山陵、明孝陵鼎立而三,共同构成中山陵园的主要景观。同时,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担任公墓建筑师。1930年,又聘请刘梦锡工程师为监工,梁鼎铭为艺术专员。自公墓墓址选定后,筹委会由中央党部迁到灵谷寺内。1931年4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指定陈果夫、刘纪文、林焕廷、傅焕光、夏光宇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筹委会常务委员,具体办理建设公墓事宜。公墓建筑群由美国建筑师墨菲和中国建筑师董大酉共同设计,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工程总造价92万元。公墓建筑群沿南向北的中轴线布置,由南向北依次是正门、牌坊,祭堂、公墓、纪念塔和纪念馆。正门位于万工池北。原为灵谷寺

的大门,称作红山门。20世纪30年代改建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的正门。改建时将原有山门扩大。正门为仿古建筑,墙体粉刷成红色,顶覆绿色琉璃瓦,下辟三个拱门,两旁设警卫室各一个,左右筑围墙与之相连。墙的东西两端各辟一个侧门,以通车马,东侧门额题“松涛”,西侧门额题“泉韵”。正门前一对石狮是当时北平军分会赠送的。门上原有蒋介石手书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匾额,现改为灵谷胜境“4字,由现代著名书法家钱松喦先生题写。这座大门现已成为灵谷公园的大门。 牌坊牌坊进入大门,是一条青石铺砌的甬道,甬道尽头,42级石阶之上是一个宽大的台基。台基东西长327米,南北宽16.6米,钢筋混凝土结构,外镶花岗岩台基中部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高约10米,6楹5开间,钢筋混凝土建造,顶覆绿色琉璃瓦。牌坊正反两面横额上各饰有瓷质国民党党徽5枚,正面中央党徽下刻“大仁大义”4字,背面央党徽下刻“救国救民”4字,均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题写。牌坊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只石虎,是当时陆军十七军赠送的。牌坊建在原灵谷寺金刚殿(又名天王殿)遗址上。 祭堂 祭堂利用原来的无梁殿改建。无梁殿又名无量殿,因殿中奉无量寿佛而得名。该殿建于明朝,重檐歇山顶,小瓦屋面,整个建筑全部用砖砌成,结构独特。5檐3进,东西长50

高中作文:民国人物素材

民国人物素材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人物概述 陈寅恪海外留学 18 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 年时间完成 85 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 3 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浅谈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历史细究起来有时会很有意思。辛亥革命是在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起义计划受挫的情况下,由新军中的下层士兵发动的,然而就这一次起义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辛亥革命之于民国文学史,似乎更属偶然:1911年10月10日这天本与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关系,但就因为这一天标志着千年帝制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果现在谈论民国文学就再绕不过辛亥这个话题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太习惯谈论民国文学,要谈论也用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的概念。原因不外乎“民国文学”中包含了民国正统的观念,而民国正统的观念在一个时期里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史观是相抵触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从袁世凯窃国到蒋介石专权,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合法性,这才需要发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集团退居台湾后仍以民国正统自居,因而否定其正统性,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新生政权的法理基础。“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则不同,它们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文学史的,强调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现代性,不涉及相应时期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而且还由于是“新”的和“现代”的,它们事实上还成了批判旧文化、旧政权,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有效手段。 不过,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这没有任何争议。当历史上的国共斗争不再影响现实政治时,******在大陆执政期间的历史功过开始受到比较客观的评价,民国史研究在大陆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民国史研究如此,我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也会顺理成章地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后,提出民国文学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断代文学史,民国文学中的“民国”可以是一个时间框架。就像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文学和宋元明清文学中的各个朝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一样,民国文学中的民国,是指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段。凡在这一时段里的文学,就是民国文学。因此,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文学的变化及其表现形态,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所以要给文学史分期,以朝代为标准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它的好,就在简单明确,不涉及价值的评判,不会发生重大的歧义。 把民国文学中的民国看成是一个时间框架,意味着这一时间框架内的文学都会受到公平的关注,这跟现代文学的概念就有所不同。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已经认定现代文学是从古代文学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在那里。凡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有正面的价值,不符合这一观念的就被认为是反动的,因而就有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等名称。这些名称本身即已被派定了命名者对它的态度,由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因此便有了由其内含标准规定的意义高下的区别。这对文学史研究来说,是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比如,在现代文学史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会有不少学者持反对的意见,认为这不符现代性的标准,会导致现代文学价值标准的混乱,造成对文学革命评价的自相矛盾。但在民国文学的框架中,引进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现代人创作的古典诗词或者文言文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们理应在文学史里得到反映。至于研究者如何评价它们,那是研究者个人的事。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允许你扬文言而抑白话。对那些在文学史上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存在争议的文学现象也可如此看待,即允许研究者依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做出判断,只要不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就行。举例来说,对左翼文学或者民族主义文学的政治倾向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民国那些事

张灵甫作战勇猛,在第74军是公认的。比较危险的一次伤在额头,他的右上额因此留下了一道难看的伤疤。性格豪爽的军人一般不拘小节,不太会在意这样一道伤疤,但是也有例外,张灵甫就偏偏在意得很,这个小细节也为他的双重性格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注脚。与战场上的猛将形象相比,张灵甫在生活小节上一点也不粗犷,可以说还十分的讲究。比如他十分在意自己的仪表军容,平时从不穿皱巴巴的衣服,军装总是熨得笔挺,再热的天,出门也是军帽、皮带、皮靴全身披挂,派头十足,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在他身后留下的旧照片中,不乏特地在照相馆照的军装、便装大特写,有的造型形同剧照,似乎他对自己英气逼人的形象有一种潜意识的自恋。额头的伤疤,让他觉得破了相,张灵甫从此就在右额蓄了一缕偏长的头发遮掩,行止之间时常习惯性地用手去撩拨按捺,这成了他的一个招牌动作。第74军里一些崇拜张灵甫又比较调皮的部下,喜欢背地里模仿他这个习惯动作取乐,作为调侃这位严肃有余的长官的余兴节目。 张灵甫的结发妻子叫邢勤英,结婚一年后,生一子,叫张居礼。张灵甫和邢勤英是父母包办婚姻,此时,张灵甫已经从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对这桩婚事极不满意,但他是个有名的孝子,迫于父母的威严,他终于同意结婚。新婚之夜,烛光下的邢勤英凤冠霞佩,眉清目秀。这桩婚姻虽然是包办的,但张灵甫看到妻子并不那么让人讨厌,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 当张灵甫升为第153旅旅长时,张灵甫已经在国民党的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根,并以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而深得蒋介石的宠爱。这时,教师出身的高玉成为张灵甫的第三个妻子。在短暂的婚姻生活和动荡的几年中,高玉为张灵甫生下了二子一女。高玉平时爱看小说,一天深夜,高玉在帐中秉烛看书,怠倦而眠;不料睡觉后蜡烛倒下,点燃了帐子。高玉在慌乱中抱起小女逃生,但二子却被火舌吞噬。高玉对失去爱子悔恨莫及、心如刀绞。但张灵甫更是怒发冲冠,认为高玉不修妇道,一纸休书将她打发回了娘家。 此后几年,张灵甫转战南北,一直未再新娶,直至1944年与王玉玲相遇。 光阴流失,兵马生涯已近二十载的张灵甫进入了不惑之年。因常年在血雨腥风的战乱中,张灵甫的眉间额头已显出皱纹;脸色苍白、消瘦,眼神深邃、凝重。与吴海蓝一样,也是大家闺秀的王玉玲,虽然听说过张灵甫的凶残杀妻事件,心中对张灵甫既有几分恐惧又有几分厌恶。接触了几次以后,王玉玲禁不住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由肃然起敬而爱意顿生。王玉玲白皙的瓜子脸,温柔的亮眼睛,乌黑的齐耳短发,端庄稳重得像一株素洁淡雅的水仙。王玉玲的年轻貌美,让张灵甫一见倾心。 婚后,俩人感情深厚。一开始虽然战事紧张,但张灵甫还能尽量抽出时间回家与王玉玲小别相聚。随后,张灵甫转战华东,便与王玉玲长时间分离了。这段时间里,俩人便经常互通书信,言语富有诗意。王玉玲在给张灵甫的一封信中写道:“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流露出了无限的眷恋和思念之情。 1947年5月16日下午,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74师,被我人民解放军全歼于孟良崮。16日上午,万念俱灰的张灵甫在孟良崮山顶的作战指挥部里,利用无线电台,亲手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文。这份电文不再是向蒋介石“求救”的电文,而是一份张灵甫发给妻子王玉玲的绝命书: 十余万之共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元;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旦,饮决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决矣。灵甫绝笔

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2届) 史学论文写作 题目: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 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专业:历史学(师范) 班级序号:2班9号 学号:201221012531 学生姓名:何媛媛 指导教师:李玉君 2015年6月

目录 摘要(关键词) (1) 前言 (1) 一、民国初期女子教育持续发展的背景 (1) 二、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概况 (1) (一)女子学校教育 (1) (二)女子社会教育 (2) (三)女子家庭教育 (3) 三、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特点和社会影响 (3) (一)女子教育的特点 (3) (二)社会影响 (3) 参考文献 (4)

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 [摘要]在中国近代妇女史的研究中,近代妇女运动和思想解放占有重要地位。民国初期,女 子教育活动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亮点,为 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现代新女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女子教 育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获得的女权。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妇女 的整体素质。 [关键词] 民国初期女子教育史 前言 在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领域中,学者们通常将目光聚焦在近代妇女运动和解放思想方面,这些内容是中国妇女进步的反映,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值得探讨。而这些问题的切入点,一般认为是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其中不缠足是形体上的解放,女子教育则是思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进步的关键所在。 在思想复杂、局势动荡的民国初期,女子教育活动在此前的基础上仍继续进行着,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和现代新女性的产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试以民国初期的女子教育为题,讨论此期的女子教育问题和女子教育与妇女运动及妇女生活的关系,从妇女的侧面展示历史。 一、民国初期女子教育持续发展的背景 女子教育在封建社会几经反复、几经曲折,其传承与嬗变的轨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逐渐被重视的。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形式几乎是数千年一贯制,直到近代女子教育史上的骤变———经正女学的诞生才有所突破。据《礼记》记载,西周时期女子教育由家庭承担,家庭是她们“破蒙的学校”,也是“毕业的学校”。自西周以降,家庭始终是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场所,这种抱残守缺、凝滞不变的形式,束缚女子教育达2000年之久。 自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世界体系后,在中西方对抗与交流中,社会变迁的速度比以往有所加快。社会发展需要新知识、新人才。人们开始讲求新式教育,而新式教育强调普及和实用。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期女子教育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并取得突破,与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 首先,女子教育的发展与资产阶级的提倡和实践有密切关系。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自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后,对妇女教育问题也给予了重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指出妇女受教育与否事关国家的前途,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女不学始。所以他们积极提倡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近代女权运动强烈呼唤的重要产物。20世纪初期,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争取教育权。中国妇女争取教育权的斗争,对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的取得,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近代女子教育也是西方在华教会兴学活动的客观产物。众所周知,西方教会来华兴办学校的直接目的是为其传教,为其经济、政治侵略服务,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中国的基督化,但其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 近代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获得的女权。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整体素质。 二、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概况 (一)女子学校教育 中国新式女子教育是在晚清之际兴起的,其表现就是女子教育开始走出家庭教育的

通史与专史 民国史写法小议

“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 章清 2012-10-12 12:20:1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编纂时间历时40 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私意以为,编纂《中华民国史》,最大的挑战是确立具操作性的编纂架构,即解决如何“写”的问题,这既是编纂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检讨该书得失的枢机所在。这其中,“通史”、“专史”的编纂架构如何更好配合,即构成问题的关键。所谓总结既往,开拓方来,正其时也。 民国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重大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具体问题,都需要认真面对。就“写法”来说,《中华民国史》大致确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的编纂体例,并且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12 卷16 册。换言之,主要是按照“通史”的思路勾画民国的历史。配套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则试图弥补可能的“遗漏”。《大事记》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第37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5月 Vol.37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May 2015 ────────── 收稿日期:2014-10-27 作者简介: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49- 文学文化研究 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 —— 以南社群体(1912-1917)的文学创作活动为考察对象 郭建鹏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 要: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成为当前学者争论的焦点,尤其在分期上,将1912-1917的文学创作置之一个荒芜边缘,此时正是南社文学活动的高峰期,南社的文学创作影响到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是文学由古典向现代性转变的桥梁,成为民国文学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关键词:民国文学史;南社群体;文学活动;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 I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5)03-0049-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13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y Taking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Nan She as a Study Object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Art,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literary, especially on the installments which put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of the period from 1912 to 1917 on a barren edge when it was the peak of literary activities of Nan she. Nan she’s literature style, which is a bridge for literature to transform from classics to modern,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And it becomes beautiful scenery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Key Words: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Nan she groups; literary activities; political discourse 当学者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如春雷在近现代文学界炸响,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晚清是否为现代文学的起点,现代文学其是否为独立性存在,在人们争论“晚清”“五四”的时候,忽略了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历史是前进的,如晚清到民国、到反袁、到五四的进程,而文学创作也是有循序渐进的。晚清按历史发展观应止于1912年宣统退位,现代文学以1917年新文化运动为起点,1912-1917这段历史上的时空却成为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而此时,正是南社社会活动的高潮,也是南社文学创作的繁盛期。关于南社文学创作主题、创作题材与体裁的多重旋律,一直缺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与研究,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研究南社的学者更多的以其“革命性”来阐释南社在历 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其二是南社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一直是新文学家批判、诟病的对象;其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关注和深化强调的,是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个现代性问题是在政治话语权下的寻觅与阐述,认为它的源头在“五四”,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现代性诞生于晚清。但如何用“现代性”来建构中国新文学与其所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暴露,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随着政治上的松禁,研究者提出用“民国文学”“民国机制”“民国视野”替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命题,并通过学理与学科建构等方面来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如何让“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20世纪文学史等文学命题,同时民国文学史又该怎样建构与书写才能避免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弊端,成为一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人物分析

高考作文素材“民国学人风度”多维解读与运用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动乱”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

第二节 民国初期的教育

第二节民国初期的教育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临时政府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的法令与法规,一度让中国教育的诸多领域出现了新气象。可是,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无法远离政治。民初不断变幻的政治形势,使得教育政策与教育方针许多时候沦为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政治的干扰、资金的匮乏,给民国初年的教育带来了重重阻碍。可祸兮福所倚,政治的纷争,无形中让各方政治势力在社会控制方面有心无力,这又为教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各种新教育思潮的传播,形形色色的新教育实践活动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一、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界的新气象 1、民国元年的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9日将清朝的学部更名为教育部,统管全国教育工作,蔡元培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当时的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普通司、社会司和总务厅。各司设司长,总务厅设厅长,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教育行政并未统一,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各县则仍沿用“劝学所”制,并于每县设视学一人至三人,视察全县教育。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各省才开始建立独立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 为了尽快改革旧式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级学校走向正规化,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修正。其内容包括:从前各项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应一律改称校长;各府州县小学校,应于3月初4日(阴历壬子年正月16日)一律开学;小学废止读经;各种教科书需符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高等小学以上之体操课,应注重兵式;除高等师范一种外,允许私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废止学校出身奖励制度;提倡社会教育等等。与此同时,教育部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了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时数。小学设置修身、国文、地理、算术、体操等科目,高等小学则在此基础上增设外语、图画、手工、裁缝等课程,中学、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增设理化、音乐、家政等课程。① 2月,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在文章中,蔡元培指出,清末新政时期所确立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已经不能适应中国新的社会形势,“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他明确提出,应该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为新的教育宗旨,“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 ②。他把军国民主义划为体育,实利主义划为智育,公民道德与世界观教育划为德育,美感教育划为美育,在我国教育史上率先提出德、智、体、美四育。蔡元培的这篇文章,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1912年4月,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在教育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蔡元培 ①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5页。 ②《民立报》,1912年2月8、9、10日。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揭秘民国大人物们的雅号与绰号

揭秘民国大人物们的雅号与绰号 ⊙冯玉祥主持河南期间,不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妓院、寺庙,强令和尚同妓女结婚,而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并在树上挂上纸条: 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 你砍我的树,我砍你的头! 因而得到“植树将军”的美誉。 ⊙张勋复辟后,曾经得意地说: ?他们推翻清室的人,被称为革命伟人。现在老夫 推翻民国,难道不该称为复辟伟人吗?? 于是“伟人”名号不胫而走。 ⊙陆徵祥上私塾时,常在艳阳高照的情况下带雨具上学,惹来同学笑话。及至放学,天降大雨,所有人衣服都湿透,唯陆徵祥无事。后来同学们问他怎么会想到要带雨具,他神秘地说,他的鼻子能测天气阴晴,故先准备。大家因此称他为“晴雨表”。 ⊙刘海粟与胡适之,当年一个被谴为“艺术叛徒”,一个被责为“文学叛徒”。有位钱化佛君,别出心裁地取一柄折扇,求刘画上山水,又请胡题几行诗,当时人们戏称此扇为“叛徒扇”。 ⊙张宗昌嗜赌成癖,终日与骨牌为伍。其家乡人称玩牌九叫“吃狗肉”,故张宗昌遂得“狗肉将军”的绰号。杨度曾在张宗昌处做参赞,张戏呼其为“羊肚参赞”。二人堪称绝配。 ⊙谭延闿雅号“水晶球”,其座右铭为: ?鱼龙混杂是混,仙女游戏也是混,混之为用大矣哉!? 谭死后,有人送一挽联: 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 球的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刘文典以“二云居士”闻名,原因是他爱食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1943年,刘文典应普洱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

写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50两。此举引来联大同事非议,认为他不堪为人师表,校方遂将其解聘。 ⊙梅贻琦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故时人称其为“寡言君子”。学生曾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梅校长说话谦逊含蓄的情形: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时人当面称陈诚为“四干将军”,赞其能苦干、强干、硬干、快干;背地里则称他“三昌将军”,揶揄其连丢南昌、武昌、宜昌三地。 ⊙段祺瑞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他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三事,亦有“三造共和”的美誉。 ⊙孙中山有“孙博士”之称,且在国际上甚是流行。有人说,孙中山一生从未得过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说他是博士纯属以讹传讹,因为孙是医学院毕业,也行过医,博士一说可能是Dr.(医生)一词的误译。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胎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 ⊙苏曼殊才华横溢,因遁世出家,被人称为“革命诗僧”。他有《本事诗》一首云: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此诗流传海内外,号称凡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右腿被日军机枪射中两弹,受伤极重,然而他只草草进行了包扎,便又再度投入战斗。上高会战时,张的腿部又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其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其诊治。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医生劝阻,伤未痊愈便提前归队,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来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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