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小品_英美短篇小说名作赏析

大师小品—英美短篇小说名作赏析（二十）

战争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撇开其或堂皇或荒谬的起因，战争归根结底就是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死厮杀。卷入战争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与人的存在根基相悖的世界，一切常规的自然的价值体系在战争的背景下都无法生存，人们必须学着抛弃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而遵从集体的利益指示。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压制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情去接受战争中的残酷，等待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迷失感与焦虑感。弗兰克?奥康纳（Ｆｒａｎｋ　Ｏ＇Ｃｏｎｎｏｒ）的短篇小说《国家客人》（Ｇｕ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就向读者展示了几个士兵在战争残酷的现实前所表现出的彷徨、迷失、无助与绝望。

作者弗兰克?奥康纳是爱尔兰人，较早的时候加入过爱尔兰共和军并亲历过多场战争，因此他对于战争有着更直接、更深入的体会。爱尔兰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的民族，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爱尔兰人民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战争，其中包括“青年爱尔兰”运动、芬尼亚运动、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等等。历史上，１８００年英国和爱尔兰议会通过“联合法案”，将爱尔兰并入英国，从此直至１９２１年爱尔兰成立自由邦，两国矛盾不断，大小战争频繁发生，作者自己也是争取民族解放力量中的一员。在其作品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挖掘了战争背后更深层、更本质的一面—人性。在他的另一部关于爱尔兰传奇将领迈克尔?柯林斯的传记作品《大人物》（Ｔｈｅ　ＢｉｇＦｅｌｌｏｗ）中，他更多的向世人讲述了一个作为普通人的柯林斯，而不是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柯林斯。由此可见，奥康纳关注的是人性的内在真实，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被大家所麻木接受的战争“逻辑”。　在奥康纳反映战争的作品中，《国家客人》以其充满讽刺的语言最为大家熟知。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不同于大多数关于战争的文学作品，作者并没有花费笔墨去描写硝烟滚滚的战场或是充满敌对的紧张氛围。相反，故事一开始就将读者置身于几个士兵在牌桌前不分敌我其乐融融的场面，尽管他们各自有着特殊的身份和任务—“我”（波那帕）、诺伯和杰里迈亚?多诺凡是爱尔兰人，负责看守两名英国战俘贝切和霍金斯。相比于经历过战争的多诺凡，波那帕和诺伯属于年轻的新兵，他们相信自己肩上扛着光荣的使命并愿意为之奋斗。贝切和霍金斯虽说是战俘，却有着很强的适应力，很快就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他们对爱尔兰的了解甚至比波那帕和诺伯还多。贝切是个身材高大却话语不多的人，但他却能和村里爱责骂训斥的女房东交上朋友，总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而霍金斯则满口五花八门的赌咒和脏话。他和诺伯经常就宗教问题争论不休，诺伯的哥哥是个传教士，而霍金斯一连串的问题总是弄得他不知所措。尽管这四个人性情身份迥异，却在慢慢的相处中产生了感情。倒是多诺凡一直是个不冷不热的旁观者，只有偶尔激动时才会和大家打成一片，但“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个头脑冷静，安分守己的家伙”。对于这种毫无意思的看守，波那帕终于忍不住了，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生活，他宁可上前线打仗。于是他问多诺凡那两个家伙对于他们到底有什么用，多诺凡回答说“要是敌方枪毙我方俘虏，我们就枪毙贝切和霍金斯”。面对这个多诺凡认为理所当然的答案，波那帕一下子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坏消息马上就来了，英国杀死了爱尔兰的几名战俘，作为报复，贝切和霍金斯必须被枪决。尽管内心有着千万种挣扎，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在战争中，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违背那个决定。在面对死亡的时刻，一直沉默寡言的贝切变得絮絮叨叨，但是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两个人最终

（程 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战争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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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康纳短篇小说《国家客人》赏析

走近文学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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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了血泊中。只是对于初经战场上生死的波那帕和诺伯来说，一切都变了。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知不觉变得非常渺小，非常孤独迷茫，像个雪地里迷路的孩子。从此以后，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的感觉再也不会同以前一样了。”（Ｉ　ｗａｓ　ｓｏｍｅｈｏｗ　ｖｅｒ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ｌｏｓ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ｅｌｙ　ｌｉｋｅａ　ｃｈｉｌｄ　ａｓｔｒ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ｎｏｗ．　Ａｎｄ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ｍｅ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Ｉ　ｎｅｖｅｒ　ｆｅｌ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ａｇａｉｎ．）

这篇小说情节十分简单，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血腥的战斗或战场上紧张的氛围，但他对这些普通士兵细致的刻画足以引起人们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深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处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主体”，无法逃脱意识形态影响和渗透。意识形态借助宗教、教育以及法律等国家机器来质询主体，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安然接受自己的社会位置。这掩盖了人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造就了被统治阶级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体系视为理所当然的局面，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国家客人》中的爱尔兰及隐去的英国监狱都是象征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而“我”（波那帕）、诺伯和杰里迈亚?多诺凡就是保证这部机器正常运转的零件，是执行统治的理性工具。他们本是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充满人性温暖的个体，抛开国家利益的现实背景，剥去看守人和战俘的政治身份，他们可以和贝切与霍金斯打成一片，情同手足；但是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在铜墙铁壁一般坚不可摧、不可违背的国家利益面前，他们渺小无助，不得不无条件地尽忠，不得不埋藏原本的情感，不得不将深切的同情、怜悯、拯救的意念强行逼回心底最深的角落，更可怕无情的是竟然由他们来充当与他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兄弟的刽子手！故事中的叙述者“我”（波那帕）天真善良，极具悲悯情怀，在将贝切与霍金斯送往行刑途中，他曾动过让他们挟持自己出逃的念头，但冰冷残酷的现实面前，他经历了强烈的理性与感性的情感冲突，冰与火的淬炼，只能狠心将炽热柔软的感性之心撕成碎片，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人汗毛倒竖，寒噤顿生。行刑后回到住所，波那帕仿佛自己从鬼门关走了一遭，面容枯憔，心境无限苍凉，悲痛绝望，甚至漠然麻木得失语。同其他人一样，他的思想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转变。

卢卡奇根据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剖析，发展了物化这个术语。由于大工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使工人的劳动变得支离破碎，主体的意识和行动在生产中被肢解，肉体和心理从属于物的世界。物化和异化之间的区别是：物化主要指人与人间关系物化，人物关系颠倒，把人的特性、关系、行动当作物的；异化指主体所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同主题相对立的异己力量，着重强调客体同主体的对抗关系。在《国家客人》中，每个人都被涂上深浅不一的物化或异化色彩，主要体现为他们理性工具的物质身份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他们都已经沦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物化为理性统治工具，没有行动的自由，成为物的存在。若非因为战争的厮杀，两国公民本可以安宁和谐地相处，亲如一家。可悲的是，他们因国家利益对抗被强行戴上了特殊身份的假面，无形中形成了身份的二元对立。

首先是看守人与战俘身份的对立。毫无疑问，看守人与战俘人质这两种身份是对立的，无法交融的，但是作者一再讲到他们一起毫无顾忌地玩牌，一起肆意地争吵，这种反复的描写使读者渐渐意识到他们外在身份的模糊与消失。他们不再带有水火不容的标签，而是作为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个体平等地相处着。在那个决定性的事件（即枪毙人质）之前，他们的无差别身份表现为人性的自然流露，撇开外界强加的身份，他们像朋友一样生活着。但这种人性的自然流露与战争的非自然本质是不相容的。战争赋予他们的身份差异虽然在表面上被“天真”的参与者所忽视掩盖，但其对立的本质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面是永远无法抹杀的，总有一天这种矛盾将得到体现。第二，多诺凡与其他成员的对立。在这些人当中，多诺凡是唯一一个清楚自己在战争中所处地位的人。他明白作为一名士兵意味着什么，因此他远离了那个朋友圈，小心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不去过分放任自己的感情。在文中，作者一再强调波那帕和诺伯年轻，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这

种人生经历和经验上的差别注定了多诺凡和波那帕必将是相互不能理解的关系。文章是从波那帕的角度进行讲述的，对于文中其他人的印象，我们也只能从波那帕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一些信息，比如杰里迈亚?多诺凡。作者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多诺凡“不合群”的伏笔：“多诺凡是个头脑冷静，安分守己的家伙，有点像大个子英国人贝切。他会写写报告什么的，所以大家才看得起他，其实，这方面他也不是个高手。他爱戴顶小布帽，大号长筒靴紧裹着裤腿，两只手老是塞在裤袋里。别人同他讲话他会脸红，身体从脚尖到脚跟前后晃动，眼睛老盯着自己那两只乡下人的大脚。他说话乡音很重，而我和诺伯都是城里人，因此常常拿他开玩笑。”通过波那帕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善交流、有些自我封闭的形象。在对多诺凡的描写中，波那帕显然夹杂了个人情绪。他在乎的只是表面现象以及他个人对多诺凡肤浅的理解，却从未尝试着与多诺凡进行交流、加深了解。从头到尾，波那帕都是一个天真的描述者，他有限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将在这个事件中体验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转变。像大多数刚参加战争的热血青年一样，波那帕对战争的理解是一个打着光荣与正义旗帜的理想化了的世界，他还没有完全体会到战争对于他身份转变的一个要求：在战争中，士兵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应该怀着集体利益至上的信念，这种身份要求将所有与其集体利益相冲突的个人或团体都视为不可相容的敌人。接受这种身份的转变是要付出努力的，因为它与人类自然流露的性情是不相符的，因此，在战争中，士兵们必须调试自己所处的位置，否则他们必将活在一个永远找不到出口的矛盾之中。从某种意义来讲，透过多诺凡我们可以窥见未来的波那帕和诺伯，但在这个转折性的事件发生之前，他们的相互理解是有难度的。他们接受战争残酷本质的时间差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对立。第三个对立表现在战争中个人与集体责任的矛盾。通常在战争中，士兵的任务就是服从与执行。对与错取决于上级的命令。在本文中，面对友情和集体，波那帕和诺伯最终选择了集体利益，尽管波那帕在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希望他们会反抗，能逃走。如果他们逃跑，我是不会朝他们开枪的”。在这个无法分辨对错的路口，任何选择都需要挣扎。

在战场上，平时看似荒诞的理论却能被大多数的人理所当然地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其它选择。比如在文中，敌方杀死了爱尔兰人质，因此爱尔兰也要杀死他们的人质进行反击。这种前后关系其实是很荒谬的，好似两个幼稚的小孩在任性地游戏，只是这个游戏关系到的是人的生与死。当那个话语犀利的老悍妇被问及战争的起因时，她说道：“打仗的事可以胡编瞎说，反正骗得过我。可我知道仗是怎么会打起来的—是那个意大利伯爵，他从日本人的祠庙里偷走了异教的神法”。作者精妙地用这个反讽来凸显战争的荒谬。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霍金斯和诺伯关于宗教的争吵。面对霍金斯的穷追不舍的质问，诺伯总是显得无话可说。当最后两个人倒在血泊的时候，诺伯说“他看到的东西都有十倍大，眼前只看得见一小块沼泽地，两个英国人僵硬地躺在里面。好象除此之外，整个世界什么都不存在了。”可见，在人的生命面前，连宗教都显得那么无力。

文中除了多诺凡以外，所有的人物都历经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之后，他们原有的一切关于战争的幻想都破灭了，留下的只有沾满鲜血的被无限放大的铁铮铮的现实。作者将这个从无知到被初次引入再到接受一个非自然的战争生存模式的过程娓娓道来，见证了个人身份在集体利益下的渺小与无力。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毫无疑问波那帕和诺伯将像多诺凡一样刻意地控制与隐藏个人的感情，披上另一种保护色，只有这样，在无情的战场上才能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个人的自责感与负罪感。

读完这篇小说，笔者感受最深的是战争中个人的身份定位，到底是作为一个个人还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奴隶。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也永远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对于个人来说，战争没有输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国家利益角逐与荒谬身份的牺牲品，人性毫无容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