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安全

论影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因和外因以及我们的应对措

施

摘要：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与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这可从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全球化凸现了国家文化利益的战略地位，也加剧了其间的矛盾。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面临美国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严峻挑战。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是强化和谋划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意识和安全战略，关键在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力、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内因外因文化战略制高点

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必然更加突出，因此，有必要首先从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侵蚀、破坏或颠覆的狭义角度来谈谈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当前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不安全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用二分法，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

一、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外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为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当前，西方反华势力的主要手法有三种：

（一）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其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就是最有力的进攻。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科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

在理论层次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比如，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

“狭隘的民族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称之为“极权主义”，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这么做的目标只有一个：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具体方法上，西方反华势力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成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实施住处垄断，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而中国作为相对被动地接受美国信息的国家，在对抗西方单一文化的渗透，防范信息霸权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集体失语”现象。

（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其主要方式有：1、利用教育优势，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杰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

2、以法律的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

3、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

4、在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学者中，致力于扩大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对中国的敏感政治问题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

5、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等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美国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地区和国际性经济组织作用于加强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一种相对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而这一“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的一大目标就是要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权力来逐步瓦解“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文化体系，使美国的价值标准成为未来世界的评判标准。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充分利用其经济强势，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提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单方面的文化“植入”成为一股汹涌而至的浪潮。在分析中国入世可能带来的影响时，一个香港人的文章说明了合作之外的“另一面”：“另一面则不是那么具体、清晰，也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将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因为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之后，除带给中国经济巨大冲击外，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层面也必定受到影响。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必然要逐步对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加以解禁。”“‘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更大。”

我们指出中国文化面临的外来威胁，并不等于要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对于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挑战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与鉴别，对以建立单极世界或单一化社会为目的的文化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势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方面，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

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

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正如有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由于失去文化价值的支撑而必然产生的“合法性危机”将导致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上的全面崩溃。在组织内部，组织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严重的无序化状态。与此同时，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这种图景是悲惨的。

二、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内因

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从现象上看，西方反华势力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是主要矛盾。但从实质上看，主要矛盾依然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问题，西方“西化”、“分化”图谋之所以在个别时候、个别地方、个别领域能够奏效，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而对于内在地威胁文化安全的因素，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我们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对与反华势力之间在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个别方面意识形成领域工作的弱化和不力，是造成文化安全工作弱化的直接原因。亨廷顿曾经说过：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关系的基本动因来自于社会制度文化的剧烈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从现实情况看，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终结，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咄咄逼人，无孔不入。而我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应对上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

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过度泛滥。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注意了“泛意识形态化”的弊端，而对于西方企图渗透进来的东西，无论是其政治思想、资本动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往往在“非意识形态”思想的支配下，自动地放弃了批判的武器。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僵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正是由于这种僵化，造成了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灌输”，就是不需要研究，或者不允许研究，一提起来，往往显出不屑一顾的姿态。殊不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一一就是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恰恰是最需要研究的领域，而且应该是各方面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体现。只有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才能够真正用代表先进文化的思想，对抗西方反华势力的所谓“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必然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的客观实际——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多种利益主体并存的状况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必然反映。关键是“度”。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同志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部分领

域，一些同志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他们的理论研究在内容或在方法上仅仅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并因此而不能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方向，以致于尽管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一片“繁荣”，实际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却影响不大，或者产生的是负面影响。此外，虽然我们的文件里不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目前在研究、宣传、教育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支持力度不够，满足于做表面文章等等，如果不尽快改进，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就会不攻自破。

（二）商品化的倾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泛滥，是威胁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很强的向其他领域的扩张性，当前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第一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刺激、迫使人们的功能很强，而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功能则受到抑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倾向有所增强，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泛化。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观念受到空前的挑战。第二，由此引发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巨大冲击和消解。承担着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直接利益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遇到一定的困难。第三，要求文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文化本身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日益失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逐步蜕变为一般商品的危险。

（三）在前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与不足，是造成思想文化领域缺乏对抗外来威胁“内应力”的根本原因。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不够，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一些同志没有能够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甚至产生误导。比如，不少同志不敢直面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利益需求，不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无论这矛盾是否对抗性的；对于“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缺乏全面、系统、具有深刻理论分析和时代内涵的理论阐释，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有时不免捉襟见肘。还有的人把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甚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实质上贩卖西方庸俗经济学等理论的结论，带来思想上的混乱。

在文化建设中，还存在只片面理解“建设”，忽略甚至排斥必要的批语和争论的倾向。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晓得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而复杂的现实世界是有矛盾和斗争的，恰恰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交错运动形成并推动文化建设的活力与蓬勃发展。先进文化正是在否定、扬弃落后文化的过程中和基础上才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回避矛盾、“忽略”必要的批评的“文化建设”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脆弱的。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外来威胁，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部因素而起作用的。

三、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四个战略制高点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环境中，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安全状况的首要因素还是实力。邓小平所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包含着战略谋划的重要作用。高质量的战略谋划能充分调动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反之，则可能白白浪费国家战略资源，使国家力量大打折扣。因此，维护我国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实际上，如

何有效增强国家文化实力，这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谋划问题。本文认为，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当务之急，就是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强化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意识，首先应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文化传播行业中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理论研究氛围，使各学科和各不同文化传播行业都形成一个关注国家文化安全的文化自觉。理论工作者应从各个角度积极开展战略研究，真正发挥“思想库”的作用，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而文化传播行业应充分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努力培养广大受众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一种跟踪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反对文化霸权的全民文化自觉，在国民的国防意识中增加一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谋划全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考虑到国家文化力由文化势能、文化创新力和文化传播力共同构成，以及国际文化安全环境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影响，本文认为，谋划我国文化安全战略有四个值得重视的战略制高点。

（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在国家文化力的构成中，文化势能是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的基础性资源，文化势能的积蓄将为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提供不竭的原动力，而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反过来也推动文化势能的积蓄。文化势能是特定的“文化基因”稳定性的决定力量，文化势能越大，改变该文化特性所需的外力就越大。积蓄文化势能有两个并存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各自的创新与传播不断积蓄文化势能；二是将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将大大增长总的文化势能。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中华文化中原生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怎样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之中，一直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因此，在文化势能积蓄的途径中，后者具有更大的战略价值。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并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不同意识形态可与同样的民族文化结合，例如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可与中华文化结合；而相同的意识形态可与不同的民族文化结合，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民族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原生的意识形态自然汇集了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往往能形成较高的国家文化势能，意识形态的创新与传播和民族文化的创新与传播取得内在一致，两者交相呼应，共同发展。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更多地融入到民族文化的自觉中，意识形态取得了最有力最稳定的传播形式。而非原生的意识形态能否本土化，这是决定该意识形态生命力与传播力的重要因素。没有在民族文化中扎根的意识形态，其创新与传播都主要靠政权来推动。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的融合程度越高，其文化自觉程度也越高，而其政权依赖性就相对降低。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八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主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1］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却成效不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面渗入民族文化的观念、认知、价值、素养、心理等层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处世、行世、立世的行为习惯。作为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但离开深厚的民族土壤而片面强调其阶级性必然会丧失其文化根基，致使意识形态只有政策内涵而缺少文化底蕴，只有领袖的创造而缺少学者的思考，只有“官方”的灌输，而无“民间”的自觉。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这两种重要的国家战略资源长期的“分离”状态，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文化博弈中的整体战略力量。因此，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精神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这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势能，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力。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个战略制高点。

（二）保持文化先进性，增强文化创新力

创新力在文化力的构成中居于核心地位。创新力是增强文化力的根本，是积蓄文化势能，扩大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因此，文化创新力是改变国际文化战略力量对比的关键环节。而增强文化创新力，要害在于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创新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保持文化先进性，文化才会有创新的活力，而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其先进性。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每一次文化危机都是因为先进性丧失和创新力萎缩，而危机中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源于先进性的追回和创新力的突破。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由于封闭和僵化而遭遇空前危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在经历了以民主与科学精神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改造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并中国化后，中国文化才重新获得了先进性，才重新焕发了创新的活力。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固定和僵死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发展的过程，因此中国文化的实质就是整个中国文化史，［2］也就是在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与激荡中保持先进性和创新力的过程。如果把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错误地理解为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洁性”，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必然会导致中国文化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僵死停滞，最终，即使没有文化霸权与扩张的威胁，也会自取灭亡。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东西之争”、“华夷之辨”，一直是几代文化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或者是全盘西化，或者是儒学复兴，这是至今仍在纠缠的话题。全球化的加速，冲击着我们的文化循环思维，只有超越“东与西”，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实践，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全球的胸襟和全球的勇气在全球范围内吸纳当代先进文化成果，才能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才能不断焕发中国文化的创新活力。当然，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反对和警惕残酷野蛮的“文化侵略”，恃强凌弱的“文化霸权”，包藏祸心的“文化渗透”，但是我们不能反对“文化”，特别是先进和优秀的文化，唯此，中国文化才会有真正的先进性，才会有鲜活的创新力，也才会有真正的安全。

（三）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传播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传播呈现全球化趋势，文化传播的途径和载体也更加复杂多样，其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在最大程度上决定国家文化传播力的大小。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产业是“中性的”，它作为载体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并不是特定的，同样是文化产品却可以传播不同的文化信息。文化产业的这种“中性”载体特征，为各国文化传播提供了广大的战略空间。因此，文化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并不必然自动地增强国家文化传播力。文化产业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也不能等同。虽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与国家文化安全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文化产业安全仍有部分属于经济安全的范畴。十六大把文化产业定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胡锦涛在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也强调“发展文化产业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3］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所以，能否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制高点。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一方面要确保本国文化产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 所给予的战略空间，促使更多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投资包含更多的中国文化信息。

（四）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

在影响和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的众多变量中，国际文化秩序也是具有根本性的因素之一。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霸权扩张、弱肉强食、赢家

通吃是国际旧秩序的典型特征，也是引发国际安全问题的根本性因素。要获得真正的安全，应着眼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其中自然应包含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文化安全因国际文化旧秩序的存在而面临严峻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运筹国际文化战略至关重要，因而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是战略运筹环节的另一个制高点。

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所谓爱好和平正义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击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等等。这实质上是冷战思维在作祟，其核心仍然是对抗。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应重在建设，正如江泽民指出，各种文明应该“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4］其核心理念是平等、互助、和谐。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就是要将这些核心理念贯彻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中。当前的国际文化秩序不合理，是因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游戏规则”不合理，而“游戏规则”不合理是因为它客观上由少数国家“制定”。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主流，争取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才是一个明智的战略选择。我们应抓住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这一战略制高点，灵活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格局中的不同矛盾，大力开展文化外交，逐渐构建起目标明确、思路清晰、体系完整的中国国际文化战略。

[参考文献]

［1］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区分.理论前沿.2003.18

［2］李惠斌.全球化：中国道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人民日报.2003-08-13［4］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