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一、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方式”

近30多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要适应时代特点和结合实践要求，努力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积极开展文艺评论，大胆进行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创新，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提供正确引导，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营造良好氛围。［6］404由此，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都实现了角色及关系的现代转型。1．由于致力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艺政策以时代、国情与实践为基础，积极参照了他国文化政策的优势及经验，不断地更正贯彻于文学批评的“盲洞”和“误区”，确立了它的“中国特色”。尤其是从1980年代崛起的批评家如曾镇南、季红真、黄子平、李洁非、孟悦、陈思和、王晓明、吴亮、蔡翔、南帆、朱向前等人，他们大量地接受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却又能“为我所用”，综合地创立了符合中国文学经验又面向世界的文学批评方法、概念、范畴、价值、标准等等。尤其是雷达所创造的“中国化批评诗学”及其《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等堪称经典的“宏文”，林兴宅的系统研究方法、鲁枢元的生态学批评、蓝棣之的症候式阅读，等等，都在对中国价值的倡导中彰显了文学批评的民族作风与民族气派。2．文艺政策更注重对文学批评的“引导”意义，如要具备博大的胸怀，容许不同的艺求风格与艺术流派的平等“对话”，倡导自主创新和构建个体化的批评诗学，鼓励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促进它与其他学科、其他领域进行交流，保持本体的生命活力。3．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建构了良好的弹性的共生机制。由于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对它的遵循也越来越具备深刻的使命意识，文艺政策基本上不对具体的文学评价活动进行“干预”，而是高屋建瓴地为文学批评拓展张力、空间与可能性，如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及重释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重要“命题”。如《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等中央文件就为文艺批评指明了前进的方向。4．文艺政策的制订者基本上都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能够充分尊重当前的文学现实与批评实践，在贯彻与实施方面努力凭规律“办事”。特别是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无论是在理念、指向，还是在标准或者艺术性方面，都逐渐地走向“共同化”。如周扬、陈荒煤、王蒙、阎纲等人既是主管文艺的高级官员，又是成就巨大的文学批评家。尽管后来一些学院派批评家影响不菲，但是他们也在不同的岗位历练，如吴义勤就从大学教授“变身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施战军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等等，并多方面地推动着文学批评的“主潮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5．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都是与时俱进的，它们之间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而且还相互对象化并予以提升。总而言之，当代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已打开了各自的合作与共生之门，也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二、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内涵”

尽管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存在着不菲的审美距离，而且发生影响还需经过若干中介环节。然而，经过不同的“方式”，文艺政策还是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核心内涵”。特别是文艺政策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更使文学批评主潮发生错综复杂的递变，并通过热点、关键词或者文艺思潮等诸多因素曲折地表现出来。

(一)由于中国特色之意识形态的强大效应和潜在的权力推动，党的主要领导人“有意识地”发表关于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它们不仅成了文艺政策制订的直接依据和基本内容，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 和“先导”。如《祝辞》就“期待”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息和发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要努力评介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以文学创作是否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为评价尺度;要注重于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教育性和娱乐性，要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要鼓励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充分发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之效益，不断地借鉴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艺术、哲学及社会思潮之成就，努力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等等。“江泽民文艺论述”与《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等指导性文献则弘扬了世纪末以来文学批评基本的艺术与价值取向，如为贯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精神，文学批评遵循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为标准，努力促进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等

等思想和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以及人民大众的艺术趣味方向。［7］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文艺政策的阐述，往往也包括了对文学批评的多方面“诉求”。尽管具体的批评实践是复杂多变又形式各异的，但这些“内涵”却概略地反映了文学批评的“主脉”，也为我们深入地把握当代文学创作及其评价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和借鉴。如《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批评家群”就对文艺政策的把握与实践非常迅速与及时，影响也非常广泛而深入。

(二)文艺政策的变动还会间接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形式。1．语言是文艺政策的“晴雨表”，文艺政策的递减衰变，往往会首先在词汇、言说方式及策略、语体与修辞等方面表现出来，如当代文学批评的关键词就概括地反映了这种语言形态的“位移”或者变迁:新时期文学、主体性、向内转、朦胧诗、新诗潮、后新诗潮、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重写文学史、民间等属于新时期文学批评范畴;日常生活、民族性、文艺战线、写真实、真实性、重大主题、世界性因素、底层写作等属于新世纪文学批评。［8］81这种概括并非全面，但却透过“关键词”的独特视角，溯源了文艺政策与批评语言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潜在关联。2．节奏是文学批评的神经末梢，文艺政策宽松与紧张、自由与专制，往往会直接地反映在文学批评的节奏上。总体说来，新时期文艺政策“拨乱反正”，逐渐回归到“规律”轨道并构筑着面向世界的“视野”与“胸怀”，因之，文学批评的节奏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自由、自信、自主，既有拥抱“文学性”的坦荡诗情，又有崛起于“废墟”的焦虑;既追求“陌生化”的抑扬顿挫，又不乏理性节制所形成的匀称与和谐;既有细读带来缓缓的音乐旋律，又有辩证批判所掀动的如重金属击打似的探戈舞;既有来自于异域之繁复多变的“众声喧哗”，也有平淡自然、韵味悠长的本土清音，等等。由于文艺政策所赋予的广阔空间，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综合了种种因素及其合力，构建了由节制走向开放的节奏体系，努力拓展着语言节奏的所有可能性。新世纪文艺政策更倾向于“软实力”、主旋律，以及文化安全的总体战略，因之也给予了文学批评更大的话语权。文学批评不但继续深化着此前的节奏探索，更兼之与数码技术结合，还有效地开辟着新的“无名”境界，如语言更讲究节奏的迅捷、有力，象万花筒般变幻莫测;在追求意义的“简单”之时，通过节奏的高频率化使形式走向模糊化;节奏固有的链条被有意识地打乱或者扯断，在碎片化的效果中可以被无限地重新组合，形成狂欢化、拼贴式的后现代景观;或者以“中国化”为核心趋势，形成了新理性化的“规范”与“有序”，但并不“定形”。这种节奏无限“开放”，但总是遵循着“意义”的规律，在文学性、语言规则、陌生化等等因素的合力中前行。如果比较一下雷达等批评家们新时期之初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无论从话语、概念，还是从价值取向等方面而言，都发生了“质”的变化。3．感应着文艺政策之历史化的，还有批评文体的代起衰变。如新时期则大大地激发了批评文体的创造力，除已有的文体更新外，还与时俱进地出现了诸如谢有顺等人的访谈录、李陀和刘心武等人的书信体、张光年等人的日记体，以及编年史、图像式、哲学体、选本类等文学批评样式，并逐渐走向新世纪的跨文体/杂文体批评，或者是与科学技术嫁接的、难以归类的边缘文体批评。

(三)文艺政策甚至还渗透并变革着文学批评的思维精神。如新时期由于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批评思维更追求时尚化与求异创新:系统式、灵感式、辩证式、审美式、形象式、经验式、情感式、科学式、和合式、理性式和镜像式等等思维形式争奇斗艳，它们互相碰撞、融合，表现了高度的自由与主动的探索精神，也使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拓宽、深化了自身在“文学共和国”的本体存在。新世纪文学批评则继续了这种势头，在思维领域开始走向综合与理论化，思维不再把独特性作为最高目标，更看重多种思维形式的协同创新及其总体效果，这就是当代文学批评学的出现，且方兴未艾。―――通过文学思维，文艺政策深刻地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日常经验及其存在。如早期林兴宅等人运用系统论来阐释“阿Q性格系统”，以及1990年代兴起并成为热潮的生态批评，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王先霈的《圆形批评》，曾庆元、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以及曾繁仁、冯宪光、朱立元等人对文学批评思维的拓展之努力，等等，都是在领会了文艺政策的自由与放开之后对文学批评的突破。

(四)文艺政策也影响着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概括地说，这种核心的价值体系先后进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弘扬主旋律、发展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增强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等等“主潮”转换，总体目标则是构建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它还包括大力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所有文明成果，博采众长，厚积薄发，推陈出新，为人类文艺发展史添光加彩。如雷达等人提出的新时期十年文学批评的主潮是“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季红真等人提出中国文学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以及陈思和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命题，都是文学政策与文学批评的“共谋与活力”!总之，从学理意义而言，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效果可能会有所差异，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来说，这些因素更表征了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的深刻关联及相互影响。三、文艺政策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途径”

文艺政策强势地“影响”着文学批评的嬗变，那么，它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这种话语权呢?尽管联系两者的因素错综复杂，但就所起的作用大小而言，这些因素却是深刻而基本的。

(一)权威性与感召力。文艺政策的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或者文化的论述，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革命与文艺关系”的正确理解及其设计，以及从实际工作出发所制定的有关文化活动的措施或者条例。由于他们卓越的理论修养及其经验、崇高的国内外声望，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事业之合法性，特别是贯穿于“革命”并为之所确证的“真理性”，使这些文艺政策“无形地”具有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效应”:“ 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由此生成的广泛“权威性”与感召力，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文学的观念及其实践，甚至直接“引导”着文学批评的走向。如《祝辞》所倡导的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及先进文化方向和软实力之说法，莫不对文学批评产生根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和精神感召作用，批评者们自觉地把它们当作文学的“最高典范”予以引用。如胡锦涛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讲话》提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这种号召大大地促进了“文学向下”，尤其在促进“底层文学”在面对现实、揭示苦难、提倡正能量等方面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和影响，也使“人民文学”重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光彩，并使大批作家和批评家们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潮流中来。

(二)权力效应。马克斯?韦伯则把权力理解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比德?巴克拉克与莫顿?巴拉兹则提出权力的二维论，即权力既有公开和看得见的形式使用，又有隐蔽的一面，难以直接观察到。①据此来考察文艺政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我们会发现，它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文艺政策通过设立文学奖、课题立项和提供指导方针，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文学批评发生实际和不容置疑的“导向”作用，如鲁迅文学奖?理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少数民族骏马奖(理论奖)，等等，为理论批评树立一种典型和标准。2．文艺政策也以“权力方式”为文学批评“保驾护航”，如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创新潮流、1985年“方法年”的出现，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在中国的广泛运用，乃至当今的中国化批评诗学之形成，都得益于文艺政策的开放、自由，以及对文学规律之探索和遵循的力度。3．文艺政策与时俱进所出现的新问题，限于“政策”形式的不完善，以及为未来发展的“预留空间”，都有力地孕育和促进了文学批评的“民间化”及“民间化”文学批评的兴起，如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一些报刊杂志就从专业角度展开争鸣，如对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现代派文学等文学形式，当它们刚开始兴起时，都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文学批评家们就着力避免政治力量的“粗暴介入”，如对《废都》的批判尽管非常激烈，甚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倾向，但是并没有谁打棍子、扣帽子，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中，雷达等批评家对《废都》作出了准确而又令人信服的学术评价。(三)批评者的“话语权力”。这主要是指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同时又是活跃的、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他们从事文学评价活动，是把党对文艺政策的理论探索化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文艺政策通过他们的“身份置换”而对文学批评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文学批评也几成文艺政策的诠释与理论演绎。由于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毕竟并非直接相等的关系，他们在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时，也会努力依据自身的才情与感受力，对文艺政策进行有限的“突破”，但总体方面则是对它的“丰富与发展”;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思考换位的非彻底化，文学批评对文艺政策亦步亦趋，最终取消了自身的尊严与基本品格。新世纪以来，批评者双重身份意识逐渐“淡化”，这种影响也就成为“政策制定者”与“批评者”的潜在互动了。如张炯、朱寨等人，他们尽管是以批评家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但是他们也常常是中国文化、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也深度地参与文艺政策制订，并又在批评活动中予以实践之。文艺政策精神通过他们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四)价值取向。尽管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两者却不乏共同的价值意识。文艺政策从宏观与意识形态高度“规划”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则从微观与“文学性”角度来确认这种“规划” 是否合理和实事求是。因之，文艺政策与主流的文学批评会有意识地寻求“内在的合拍”，如党中央倡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高峰;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风成化习，果行育德，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

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世界”等等，既是当今文学批评不竭的理论与价值资源，也聚焦并吸收了过往文学研究所形成的“真知灼见”。以实践为契机，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不但理顺了方向并拓展了价值共识，而且通过相互协调实现了螺旋式提升。如作家们与批评家们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方面取得共识即是鲜明的例子，如“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

(五)实践性。无论是文艺政策还是文学批评，都不是虚拟的“空中楼阁”，而是来自于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的文学理想等因素。通过实践这个中因素，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实现了有效的“对话”。由于文艺政策是集体意志的产物，犹如历史的合力，对任何个体都会发生积极和不容置疑的裹挟作用，文学批评由此潜在地渗透了诸多的“他者”因素;批评者也是主动并充满了强烈的挑战精神，与文学作品进行交流，并以鲜明的独特性汇入文艺政策之“主潮”，由此策动着文艺政策的改变。尽管这种影响是非对称的，但实践却能够有效地化解文艺政策之“专断”与文学批评之“偏激”及其所产生的误会和风险，并以小的代价实现二者在技术层面的和谐，以及理论的高度提升。如新世纪文艺政策的大解放与文学批评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荣景象，无疑证明了实践的不可或缺。如《文学评论》之“当代文学批评”，就力图在文艺政策与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学术国刊与前沿评论之间找到合适的支点，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文学评价活动中，文艺政策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既有力地引导并支持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又对它的权利实现有着程度不等的限制;既努力通过对话与之保持沟通与和谐，又始终无法避免双方的矛盾与冲突;既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贯注了无限的张力，又不免因把握不当损害了各自的正当性及其活力;既不乏激烈的话语权的博弈，又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等等。不管是显在的还是隐蔽的，文艺政策与文学批评都是不可分割的，也在相互的交流中不断促进，共同地实现了彼此的推陈出新。

作者：任美衡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