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夏朝

讲述夏朝

补天裂

一、从有没有夏王朝说起

伟大的诗人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

洪泉极深，何以谮之?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意思是说：

洪水的源泉那么深沉，大禹怎能把它填住?

土地分为九等，生了变化。大禹怎样把它划分?

这只是屈原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对渺渺茫茫的夏代历史，曾经一连提出了二十多个问题，一个比一个令人费解。

屈原是战国(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时人，离现在已有两千多年了。那个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夏代历史已是若明若暗，恍忧伤留。今天，我们距夏代四千来年了，要想弄清什么是夏代文化，它的面貌怎样，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要讨论夏代文化，首先就要回答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夏王朝?

翻翻我国古代的一些记载，象《尚书》、《诗经》、《国语》、《左传》等历史文献，里面确实有一些关于夏王朝的记载，特别是经常能见到夏王朝的开国人物大禹的名字。可是你要仔细一查又觉得很不对头，这些历史文献有关夏王朝具体情况的记载，又往往非常简略，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即使有的文献讲得稍微具体一些，可是拿它和另一记载一比较，又是相互矛盾，使人越看越理不出一个头绪。夏王朝到底有没有呢?流传的那些有关夏王朝的片片段段的故事有没有根据呢?不仅屈原迷惑难解，就是以后的史学家也常常提出种种疑问，甚至有人干脆说这个王朝是虚造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

1899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朝后期的都城所在)发现了一种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又叫卜辞。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文字体系。它的发现，为我们解决古代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问题，提供了证据。

历史学家把用甲骨文的记载和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对照着研究商代历史，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两者相距一千多年，可是《史记·殷本纪》所记述的商代世系竞和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世系基本相符。司马迁写史态度谨慎、一丝不苟，这是公认的事实。不过，由于无法找到其他证据，所以，人们对司马迁的记载还不敢完全相信，然而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直接印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

靠性。

这样，我们又很自然地联想到夏代的世系。在《史记·夏本纪》里，司马迁也把夏代的世系一一列了出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用夏代文字来直接核实《史记·夏本纪》的可靠程度。但是，既然甲骨文可以证实《史记·殷本纪》是确有根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史记·夏本纪》也不会是没有根据的。也就是说，根据《史记·夏本纪》来判断，历史上确曾有过一个夏王朝。

当然，我们确定有夏王朝存在，也不光是依据《史记》，还有其他一些文献记载，也有重要的价值。举一个例子说，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篇叫做《荡》，里面说：殷人应汲取的教训并不算远，夏代就是前车之鉴。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左传》和《孟子》。这就是说，商以前就是夏代。

另外，要说历史上有过夏王朝，单靠文献记载也不行，还需要与考古发掘结合起来。历史文献可以为考古发倔提供线索，而考古发掘又常常以它的遗迹和遗物为文献记载提供物证。按照古代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商王朝之前就是夏王朝，那么，在考古发掘中能不能找到夏代的遗迹呢?能不能找到夏代文化呢？下面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

二、夏代文化是能够找到的

我们说的夏代文化，是指从夏禹到夏梁的十七君，即约自公元前二一○○年到前一六○○年这四、五百年间的文化。要寻找这种夏代文化，就要先看看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在哪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传说，说是距今大约四、五千年以前，在草木榛榛的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洪水从地底下喷涌而出，象脱缰的野马四处奔腾。白茫茫的大水淹没了平地，包围了丘陵和山岗。为了同洪水作斗争，人们推举出一个人来领导治水，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鲧。可是鲧辜负了大家的希望，治水很不得法。他只知道堵截洪水，不知道疏河、导流，结果失败了。古书上说鲧又号“崇伯”，住在嵩山，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登封境内。

继鲧之后领导治水的是他的儿子大禹。禹和他父亲不一样，办事认真，治水有方。他接受了鲧治水的经验教训，发动民众，用堵截、疏导并举的办法，治服了滔滔洪水，留下了万古美名。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至今还流传着。大禹又住在哪里呢?古书上说他住在阳城，有的说“禹都阳城”。据考证，这里所说的阳城就在现在的河南登封县告城镇。最近在告城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出土的陶豆上还印有“阳城食官器”字样。此外，在出土的汉瓦上也有“阳城”字样，这说明古来这个地方就叫阳城。

禹的儿子启也活动在这一带。据《左传》记载，启曾在钧台这个地方大会诸侯。钧台在今河南禹县，距告城只有几十里。

从登封西去就是伊、洛流域。很多古书，如《尚书》、《国语》、《史记》等，都说伊、洛、河、济之间是夏王朝禹、启以后的活动中心。甚至有的记载说由于伊、洛二水枯竭而导致夏王朝的灭亡。这虽然不是夏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但也可以看出伊、洛二水对于夏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寻找夏代文化，首先应把重点放在伊、洛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豫西地区(登封也在豫西)。

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终于在豫西我到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而早于商代的文化遗存。为便于了解它的特点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这里举出两个重要遗址。

一个是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市西郊涧河右岸的台地上。这是一处有多层叠压的古文化遗址。其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就分了三层。最下面的那一层叫做一期，时代最早，属于仰韶文化；中间一层是二期。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过渡阶段；上面的那一层是三期，也就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另一个是煤山遗址，位于河南临汝县境汝河北岸的台地上。根据地层唯积和包含遗物的特点，它也分为三期。一期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三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中期。它与王湾三期是同一类型的文化。拿陶器来说，多为炊具和容器，制作以轮制为主，少量手制。纹饰以蓝纹为主，也有少量的方格纹、绳纹。器形一殷多是小平底。这些正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主要特征。

王湾三期的绝对年代，根据碳14测定，是公元前二○○○±九十五年。树轮校正年代是公元前二三○○年左右。至于煤山一期，它和王湾三期的文化性质相同，绝对年代也比较接近。

从以上看出，以王湾三期和煤山一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不仅在历史上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地区普遍发现，而且从年代上说，这种文化也恰恰在夏代的纪年范围以内。这样，我们就把它确定为夏代文化，很可能是夏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相联系，又稍晚于它的一种文化是二里头文化。上面在谈煤山遗址的文化层次时已经提到二者的关系。二里头文化是由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而得名的一种文化。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县城西南十八里。在洛阳平原的东部。它北靠洛河，南临伊水。遗址范围很大，东西约五里，南北约三里。发现了古代的墓葬、窖穴、冶铜、制骨作坊，以及大面积的建筑基址。遗物相当丰富。

从发现的遗迹、出土的遗物以及地层叠压关系来判断，二里头文

化是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商代文化早期之间的一种文化。而且三者之间是相互衔接的。也就是说，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后紧接着是商代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层次。本身可分成四期，用一期至四期分别出土的遗物，经碳14测定，确定其考古年代约为公元前一九○○年至公元前一六○○年，正好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二里头类型文化分布的地区和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的地域基本相符。在今天的豫西、晋南，沿着黄河向东，直到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都分布着这种文化，历史上所说的夏王朝的活动范围大体上也是这些地区。尤其是在夏王朝的中心地带豫西，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更为集中。例如在登封告城，洛阳东干沟，荣阳上街，偃师灰咀，陕县七里庙，巩县小芝田，济源庙衔等地，都相继发现过这种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象偃师二里头、济源庙街、登封告城等遗址，它们所处的地理位臵恰恰与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一些国都所在地相符合。这样看来，二里头文化确实应该属于夏代文化，很可能是夏代后期的一种文化遗存。

夏代文化终于找到了脉络，一个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一个是与它紧紧相接而稍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无论从地域分布上，还是从地层关系、时代范围以及文化性质上进行分析，都说明二者应属于夏代文化。

三、农业

要了解夏代文化，首先值得提出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农业生产。

夏代的中心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气候适宜。每当秋天到后，经常下着阴雨，一旦放晴，又十分清爽，阳光也不很炽烈。沼泽地带的芦苇含絮欲放，蓬惹遍地。寒蝉在树上嘶鸣，狸子到处窜来窜去。往后，天气渐渐凉爽起来，秋收季节到了，人们纷纷到田地里去收割庄稼。谷也叫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主要的收割工具有石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刀正面呈梯形，上有两面对穿的圆孔，一面刃，样式很象后世北方掐谷穗用的“铁爪镰”。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弯月形的石镰和蚌镰，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收割工具，石镰和蚌镰不仅能收割谷穗，而且连谷物的杆也可以收回来，可见那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原始状态。

进入九月以后，大雁开始南飞，貉、鼠一类的动物也逐渐蛰伏起来。人们开始翻地、种麦子了。翻地的工具主要是木耒和石铲。在二里头遗址的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能看出木耒留下的痕迹。古书上说，大禹“身执耒亩以为民光”。耒是木质的，现在很难见到留存下来的实物。不过从壁土上遗留的痕迹来看，它的形状大体是在木柄的

一端分成双叉，主要用来掘土。石铲在二里头和洛阳锤李遗址的四期文化层中(相当于二里头早期)都有发现。矬李的石铲是磨制的，呈扁平状，上窄刃宽，两面刃，为了安装木把，在铲的中间还钻上孔。在黄土平原比较松疏的土地上，这种木耒和石铲就担负起翻地掘土的主要任务。

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井的使用。水力的出现可能在夏代以前。在河北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水井。到了夏代，水井的使用肯定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洛阳矬李、偃师二里头都发现了水井，矬李的水井是圆形的，口径1.6米，深6米多，在这口古井中发现有高领罐、直领罐等遗物，可能是当时汲水落井遗留的器物。二里头的一口井是长方形的，长1.95米，宽1.5米，井深4米。

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六。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徒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陶制容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

在这个阶段上，专用酒器也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有细长的觚（音“孤”）、有带管状流的盉（音“和”），还有那种三个空足、有耳有流的鬹（音“规”）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代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有的文献很形象地描绘出夏人饮酒的场面，说是夏人经常痛饮，醉了的人倒扶着没醉的人，没醉的又急忙扶住喝醉的人，并且嘴里不停地唱着歌，活现出酗酒成风的情景。我们知道，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发展的概况。

四、制陶、青铜器和其他手工业

在手工业生产中，最使我们重视的是制陶业的发展和青铜器的出现。

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当时的陶窑。窑是直壁圆筒形的，直径在l 米左右。它的大体结构是这样的：在下部有火膛，那是燃料燃烧的地方，一侧开有火门。中间是窑革箅，厚0.05米，箅上布满了圆孔。窑的顶部已塌毁，看不出它原来的形状，但从窝室残壁看来，顶部应

该是圆形的。由于久经火烧，火膛和窑草都变成红褐色及青灰色。从这种窑的形制和结构来看，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进步，那些分布在窑箅上的密密麻麻的圆孔，使陶器的烧成水平有所提高。

当时陶器的制作方法也复杂了，有模制，有轮制，有手捏，也有泥条盘筑。大部分陶器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制成的。

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的有作炊器用的鼎、鬲（音“利”）和深腹罐，有作食器和容器用的深腹盆、三足盘、大口尊、豆、澄滤器和高领罐，有专用酒器舰、爵、蚕、篱等器物。仅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就在三十种以上。带有时代烙印的陶器纹饰，在夏代的四、五百年内也有发展变化。初期，陶器的纹饰以蓝纹为主，方格纹、细绳纹并不多见；后来以细绳纹为主，蓝纹大减；到晚期蓝纹、方格纹几乎绝迹，而盛行粗绳纹。内壁普遍施加麻点。这里仅仅是就纹饰来说的，至于陶器的形制和种类也伴随着制陶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

夏代有没有青铜器呢？古书上说，大禹的时候曾用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还说夏代是“以铜为兵”。总之，这都说明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器。在考古发倔中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二里头遗址中，不但发现了青铜器，而且还发现了当时的冶铜、铸铜遗址，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冶铜手工作坊。那里，有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和柑墒碎片，以及铸铜用的陶范残片。这就证明当时确实已经出现了青铜铸造业。在青铜器物的种类方面，有作工具用的铜凿、铜镑、铜椎等。凿是方柱形，一面刃，顶端留有使用过的痕迹；铜锛，扁平体，略微上曲，圆刃；铜椎，呈扁平状，四棱向前聚成银尖。还有作兵器用的戚、戈，作酒器用的爵以及小件铜器铃、箭头、鱼钩等。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铜凿、铜箭头等青铜器物。

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是当时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青铜不同于质地饺软的黄铜，它是一种铜、锡合金。制作这样的青铜器，从采矿、配料、冶炼到制造泥模，做成陶范，以及灌注铜液，制出成品，每一个过程都要有熟练的技巧。象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铜爵，通高13.3厘米，爵的流和尾比较长，平底束腰，三个足长短不一，在把上还有三缕孔。它是用四块以上的范，由合范法铸成的，其制造技术已相当复杂。

夏代的青铜器目前发现的并不算多，而且没有找到大件铜器。但是，那些闪烁着绿色光泽的小型器物也同样可以告诉人们：历史已经迈进到了青铜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除了陶器和青铜器的制作以外，能够说明当时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还有生产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加强。当时的制骨、琢玉、编织、纺织等手工业也都发展起来，建筑业也随之兴盛，我们下

面要介绍的那种大型的建筑物的出现，要是没有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我们还要顺便说一下，手工业的成就和分工的发展，又使交换和贸易成为可能。在二里头出土的贝、玉和松绿石等，它们都不是当地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和交换等方式从外地运进来的。

除了实物以外，作为交换的媒介，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货币。在二里头的一个土坑内一次出土了十二枚贝，在二里头的另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仿海贝式样制戍的小巧耐用的骨贝和石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的货币。汉代的《盐铁论·错币》中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它告诉我们：夏代已有了以贝为主的货币。

五、墓葬说明了什么?

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各自有它自己的埋葬制度和习俗。原始社会里，人死了以后要埋葬到氏族墓地去，象半坡遗址的氏族墓葬制度就是这样，它有一个集中的公共墓地。一般来说，原始社会墓葬中的随葬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没有多大差别。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墓葬的情况就不同了，贫者和富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差别，甚至在剥削者的墓葬中还会发现人殉现象。墓葬可以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见证。

夏代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开端，从夏代的墓葬中可以看出当时财产私有、贫富悬殊以及阶级压迫的一些情况。在临汝煤山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单身竖穴墓里，曾发现了十余件随葬品，有彩绘的高足盘和杯等。在二里头的一座墓葬中，竞发现有二十一件随葬品，其中有舰、爵、盉等专用酒器和贝、玉、松绿石等。可是另外的一些墓葬，仅发现有一两件简陋的陶器，在矬李遗址的同期文化层的一座墓葬中却找不到一件随葬品。那个墓非常小，长1.7米，宽只有0.32～0.35米。这些差别很大的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一个墓穴十分窄狭的墓葬，死者两手紧贴着骻骨，左右上肢骨已经脱位，似乎是被捆绑后活埋的。另一个墓葬，入骨架是俯身，两手高举过头，手腕相交，躯干微弯，下肢伸开，也象是被捆着双手活埋的。

二里头遗址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墓葬，内有四具人骨架，有的仅有躯干和下肢骨，有的只有头骨和下肢骨，有的则仅有半个头骨和躯干的一部分，实在惨不忍睹。

此外，在灰坑中还发现了没有墓穴的尸骨，在一个灰坑的北壁跪伏着一具人骨架，头向西，面向下，显然也是受迫害而死。

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毫无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他们或者是挨饿受冻而死，或者是惨遭毒刑而丧生，甚至有的成了人祭、人牲的牺牲品。

六、宫殿遗址

关于夏代文化，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当时的宫殿遗址。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许多处夯土台基。最大的一处，就是一号台基。它位于洛河南岸，整个夯土台基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00米，总面积在l0000平方米左右，合今十五亩以上。方向基本上是正南正北。基址全部由夯土筑成，夯打的痕迹至今犹存，夯印似半个圆球，直径为3.5厘米。夯打后的土层十分坚硬，最厚的地方达4米以上。在夯土台基上留有墙基和排列成序的柱洞。

根据墙基和柱洞的排列，可以大体上复原出这座宫殿的原来面貌：遗址的中心建筑是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坡出檐的大殿堂。殿堂的屋顶呈被状，屋檐下面有一周间隔相等的挑檐柱。

中心殿堂的前面是开阔的庭院。在庭院和殿堂四周环绕着一组“廊”式的建筑，与后世的“廊房”相似。墙是木骨结构，在立柱与立柱之间束以芦苇，然后用泥涂成。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那长长的廊底也会衬托出整个建筑的美观。

从殿堂往南穿过庭院就是大门，大门位于南廊的中段，是一座宽阔的牌坊式建筑物，这样不仅进出方便，而且增添了宫殿的威严。

由殿堂、庭院、廊房、门楼组成的这座宫殿，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从结构、布局到它的外观，不知花费了多少能工巧匠的心血，不知凝聚了多少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只要看看它的复原图，我们就会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这个工程是相当艰巨的。在建筑过程中，首先要挖掉台基范围内的熟土，再夯填原生土的低洼处，接着是平整地面，再夯出三米厚的主殿基址，底部还加垫三层鹅卵石，然后要在主殿周围夯出约一万平方米的大台基。整个夯土台基的体积在两万立方米以上。台基完工后，还要挖柱洞、筑墙、盖屋顶、起廊。在二里头遗址中类似这样大小不等的台基还有许多处，俨然是一个宫殿建筑群。在以木石工具为主的时代，要建造这样多的建筑物，只有投入成千上万的奴隶劳动才能实现。这是原始氏族时期所不能想象的。

宫殿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是供国王和贵族尽情享乐的地方，而且是奴隶制国家发号施今的中心，古代文献说夏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叫桀，他曾大修宫室台谢，筑起了很高很高的“瑶台”，建造了占地面积惊人的“倾宫”，把天下的珍宝、美女集中到里

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二里头的宫殿基址的发现，恰恰为古文献的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

七、结束语

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参照文献记载，从地域上、时间上、出土遗迹和遗物的性质特征上，都可以确定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应该属于夏代文化。

夏代文化有着比龙山文化早期和中期更为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尤其是那闪着亮光的青铜器，则成了那时革新的标志。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使私有制不仅产生，而且不断加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奴隶制出现了。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可以看出这种端倪。

至于宫殿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已有了奴隶制的国家机构。而原始文字的出现，也会使人们想到：社会的发展，就在这个阶段开始进入到“文明时代”。

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社会已脱离了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而发展到阶级社会。也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由“大同”社会转变到“小康”时期。这些正是夏代文化的重要内容。

夏代文化的发现不仅证明历史上有过夏王朝，而且还使我们认识到夏王朝时代社会面貌的某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