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高玉泉

（湖南怀化学院政法系，湖南怀化418008）

[内容提要]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从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并认为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实际增长偏离均衡增长和出现累积性衰退或累

积性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使经济恢复到均衡增长的水平上来。

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现实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具备更快

增长的客观条件与可能，通过政府对劳动、资本投入以及要素投入效率等方面的宏观调

控，才能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关键词] 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奇迹。能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呢？本文试图通过运用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我国的资源利用状况和经济增长潜力，并指出实现我国经济更快发展的具体途径。

一

哈罗德是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他继承了凯恩斯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储蓄（S）等于投资（I）是经济实现均衡的条件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动态经济学角度提出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同样必须满足I=S这一条件。他把这一条件加以拓展，把均衡增长理解为满足这一条件：G A=G W=G n即：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和由劳动力增长率所决定的自然增长率相等。其中，G A=s/V，即实际增长率等于储蓄率s（或积累率，它是国民收入的一个固定的比率即s=S/Y，意即社会的储蓄倾向）与资本系数V（又叫资本－产量比率）之间的比率。

G W叫做有保证的增长率，也叫均衡增长率，是由合意的储蓄率S d和合意的资本－产量比率Vr决定的，G W=S d/Vr。G n叫自然增长率，G n=n，即自然增长率等于劳动人口增长率，它是从长期来看由劳动人口的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技术进步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的增长率。G A=G W可以理解为短期均衡的条件，而G A=G W=G n则是经济实现长期均衡或持续稳定增长的条件。

哈罗德的均衡增长模型描述了经济社会的一种理想。但是，哈罗德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能自动达到这样一种长期均衡增长的理想境界。相反，哈罗德认为，由于实际经济增长过程中G A=s/V 中两个变量s和V均由经济社会中众多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居民和企业）所决定。决定s的因素有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越高，储蓄倾向越高）、民族传统的特点（崇尚节俭的民族储蓄倾向高）、制度特征（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储蓄倾向越低）、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认识和预期（人们对经济前景越有信心储蓄倾向越低）、社会心理（乐观主义者消费倾向高而储蓄倾向低）等等。同样，资本－产量比率V也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一数值取决于技术进步的方式和水平（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会降低V的数值，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会提高V的数值），产业特征（同样的产出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而V值较大），规模经济的实现状况（规模收益递增的行业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V值会趋于降低），政府对外部性的管制（如环境保护要求增加投

资以确保生产不污染环境，不计算环境价值的同样的产出会要求更多的资本投入，因而V值较大），由教育和科技水平所决定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力素质高、劳动生产率高，同样资本的利用效率高因而V值会相对较小）等等。因此，要使G A=G W=G n，或者说，要使s/V=S d/Vr=n 是十分困难的。

在分散和自主决策的、充满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因素不可能按照有利于促进资源利用的要求和按照理想的均衡增长率的要求发挥作用，因此，经济生活实际上总是在不均衡中运动的。如果不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运行加以政府干预和调控，实际经济增长率就会以累积性衰退（萧条的恶性循环）和累积性扩张（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的形式来破坏这种均衡。这种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具有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哈罗德还通过指出经济的非均衡运动形式来试图在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他说，“偏离保证率而脱僵奔驰的运动……如果不加遏制，将引起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或通货紧缩的状况。”这样，我们就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给这种经济“加油或给它泼冷水”。[1]（P124，P125）在《动态经济中》一书中，哈罗德将不均衡的表现形式按不充分就业的情况即自然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大于实际增长率时的情况列出了7种。他说，“在充分就业时，实际增长率要高于自然增长率是不可能的。”[1]（P128）因此，扩张主义经济政策是解决这种不均衡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且，“当失业还是处于最低水平时，就应该把脚踏在加速器上。若有任何耽搁，就将给以后的时期造成麻烦。”这是一个“貌似荒诞而实则不谬的道理。”[1]（P131.）哈罗德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外生变量来理解的。在谈到决定储蓄的因素时，哈罗德说：“把政府的储蓄也包括进来是否合适呢？在这里，必须区分开，这样做多少可预示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把为调节经济而进行的，并且倘若无意想以某种方法来调节经济的话便不会进行的那些储蓄，从政府合意的储蓄中排除出去。在这里，我们便进入了人们称之为‘财政政策’的领域。”[1]（P22～23）这就是说，建立在民主决策基础上的，从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出发的驾驭全局的政府行为会避免个别经济主体的主观性、自发性和盲目性，它能根据历史经验和宏观经济资源利用的现实状况确定一个合意的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标准，并将现实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合乎这两个标准的水平上来。这种认识对于我们这个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政府调控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哈罗德的结论与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不符，并把技术进步理解为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因。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运行所实行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和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改革才是缓和冲突实现稳定增长的根本原因，这恰好印证了哈罗德的理论。

二

一切经济增长理论都以生产函数的基本模型为出发点。所有的生产函数都表明经济增长过程是劳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变化过程。哈罗德增长模型中所涉及的也是这几个方面。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首先，根据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方面来看我国的自然增长率。

据统计，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呈迅速上升趋势，由3.5%上升至2001年的8.5%。2001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农村结存了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城乡每年还有1200多万新成长的劳动力。由此可见，我国劳动力资源闲置现象严重。

考察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结合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虽然，“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2]但是，单纯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看，劳动力的转移可以理解为第二、三产业劳动供给的增加。由于目前我国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和产出比重均不太高，今后会有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伴随这一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我国由劳动力供给做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应该是很高的。

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三次产业劳动力构成有较大的变化，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7.24%，平均每年减少0.819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增长17.25%和65.42%，平均每年分别增

长1.622和5.202个百分点。相应地，在这期间，各产业产值年均增长水平分别为：3.81%、13.65%和9.07%（以上数据均为按复利增长率计算各年增长率以后得出的平均数）。见表一：

表一：1991年到2000年劳动投入、产出年均增长率和对增长的贡献率

劳动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N/N）×W]/（△Q/Q），其中，△N/N为劳动投入增长率，W为劳动所得份额的百分比，△Q/Q为产出增长率。劳动所得份额取2000年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浙江、广东7省市的平均数68%。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业劳动投入减少而产出增长，反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制度变迁和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今后，农业产值增长率会下降，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会迅速提高。技术进步的因素仍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制度因素起作用。随着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将使农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下的劳动力的水分挤干。新增劳动力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投入的增加将来带来产出的更大规模的增加。

其次，根据储蓄、投资和资本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我国有保证的增长率。

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G A=s/V是一个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定义性恒等式，据此可推出V=s/G A。由于储蓄或积累是国民收入（实际产出）中未用于消费的部分，即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与非意愿存货增减额之和。因此，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是由实际的储蓄率（或积累率）与实际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决定的。

由此我们计算出我国90年代以来的储蓄率和资本－产量比率如下（见表二）：

由表二可见，从1990～2000年的11年中我国的平均资本－产出比率为4.74。在美国，整个20世纪中，这一数值低于3。二战以后则基本上稳定在2.4左右。[3]（P427）以美国的水平为标准，我国这一水平明显过高。

表二：90年代以来我国GDP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61页数据计算得出

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过高，主要表现为两上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现有资本利用率太低，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开工不足。表三分析了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利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