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法家文本《商君书》《韩非子》的治安学解读 (3)

对先秦法家文本《商君书》《韩非子》的治安学解读

春秋战国时期(前8-3世纪)，是我国古代治安的草创期，治安领域充满着活力。其突出表现一是各项治安管理业务如户籍登录管理、公共场所管理、危险违禁品管理、交通安全管理、特种行业(旅店、医巫、兵器等)管理、消防管理、王室禁卫、间谍特务活动等都已纷纷展开，并初具规模，积累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二是诸子百家尤其是政治革新家、法家理论家们对古代治安作了深入而系统的论理性思考与探索。他们关于国家治安职能、治安法理的论述，关于国家治安模式、治安体制的构想，关于国家治安对策、治安手段的叙述，无不显示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商鞅、韩非等人，提出了法术势并用、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创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政权、组建覆盖全社会的治安网络的可行性方案，阐发了“法与时移，禁与能变”的治安方略，商鞅还直接领导了秦国的治安改革。他们的治安思想，指导并制约了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治安，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不可低估。可以说，先秦法家的治安思想与实践，对于我国治安学的理论构建，具有独特的学理价值，应该得到警界学人的高度重视.

（一）“治安”概念的提出及其学理界定

治安，作为一个专用的政治术语，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由先秦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率先提出来的。他曾明确指出：“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修刑重罚以为禁邪”；“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而备军旅”；“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战斗以擒虏”：“此四者所以治安也！”（引自《韩非子?显学》篇，下引本书简称"韩"）很明显，他在这里所说的“治安”，涵盖了国家机器的多种重要职能： 1.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从而增殖民众财富，这是国家安定的基本保障。2.推行法制特别是严刑重罚，禁止奸邪罪恶，这是国家治安的基本任务。3.征收赋税充实国家府库，备战备荒，这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4.举国上下并力对敌，消解、防遏民间私仇私斗，维持良性社会生活秩序，这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看来，韩非子所论述的治安，是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加以考察的，这是一种“大治安”的理念。这就使他的思想不仅有宏阔的实践视野，又能获得深广的理论支撑。在我国几千年文化史上，它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如西汉文帝初年，讨论设立太子的问题，就有“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余岁”的说法。( 参见《史记? 文帝本纪》)思想家贾谊上书汉文帝,“因陈治安之策”，纵论国家政治、经济、文教、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当务之急，他论的便是大治安。明代名臣海瑞上《治安疏》，清人陆寿铭作《治安文献序》，都直接承续了韩非的“大治安”理念。其实，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人所说的“警察”概念，其本义既涵盖了城邦国家的一切世俗政治又包括了宗教管理，直到中世纪政教分离之后，才把宗教管理分离出去，这与中国古代对“治安”的理解大体等值。

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治安（或曰古代警察），在注重传统理解的基础上，当然应该予以学理性的界定。我们认为：治安，是国家政权在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过程中，运用警治禁卫力量，对社会依法实施的权威管理。它要维护社会安全有序的生活秩序和生产秩序，保证国家的良性政治秩序，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

安宁有序。这样的界定有五层要义：一、它是国家意志，国家职能；二、它是通过警治禁卫力量来实施的；三、要依法进行；四、其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要实现国家的治安，首先，统治阶级、统治集团必需提出国家治安理论，制定国家治安方略、治安决策、治安法规；其次，历代政府必需采用相应的治安体制、治安模式，配置一定的治安机构、治安力量及治安设施；从而有效地开展各项治安管理业务，如户口管理、交通管理、危险违禁品管理、皇室等要害部门的安全禁卫、消防管理、监狱管理、边防管理、间谍特务活动，救灾拯恤工作。我们研究先秦法家治安思想也就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了。我国先秦国家建设史、社会管理史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浩如烟海，还有极其丰富的地下与地上历史文物、历史遗迹可供考察、可供印证。这为研究先秦治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治安是社会的需要、国家的职能

治安，从语义学的角度去看，是由治而安，为安而治。治即治理、整治，安即安全、安宁。合起来说，是“通过治理而实现安全”。它既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涵盖其运作结果。

韩非说：“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避危穷。”（《韩?五蠹》）就安趋利、避危去穷，这是人的本能需要。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也认为：人，有五大基本需要，居于前三位的便是饮食、男女和安全。（参见《人的潜能》一书）而安全则是其他各项追求的保障和前提。中国人自古就把“福寿康宁”视为终身生活目标，安宁同样是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安全并不是人类天然具备、与生俱来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的管理、护卫和治理来实现。为着抵御以至消除来自大自然或人类自身的危害性因素，保证社会能安宁有序地生存和发展，甚至在原始社会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威管理。这便是先秦治安思想的逻辑起点。商鞅说：上古之时，“民丛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见《商君书?开塞》）韩非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他又说：上古人民吃的是腥臊恶臭损害身体的东西，于是“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云云。这就说明，人类从原始社会起，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已经学会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捍卫自己的安全和福利了。韩非认为这个时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韩?五蠹》）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机器，群体安全通过“自治”来实现。正是这种“自治”，开启了后世国家安全管理的先声。“自治”的具体措施，在考古发掘中有十分真切的显示：比如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湖南澧阳城头山遗址……那里的寨栅、民居、城墙、壕堑、通道、城门……无不标示出远古社会安全管理、安全设施的实际存在，是当时“全民自治”的物化表现。待到国家产生之后，这种群体“自治”式的安全管理也就转化为国家职能了。韩非子说：“上古兢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以“力”相“争”，即到了作生死存亡的较量之时，“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同上)这时，国家机器的权威管理就是绝对必要的了。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以力相争”的地步时，国家就必须缓和冲突、维持秩序，一旦失控，不堪设想。我国古代的哲人们对此有明晰的认识。先秦典籍《周礼》中就

有记载：政府设司民一职，主管人口的登录汇总；司救一职，负责救治有过失之人，或受伤害之人；司暴一职，负责惩治杀伤斗殴、滋事扰民之徒；司市一职，负责市场政教禁令的执行，比如划分摊位、查验衡器、禁止哄抬物价、禁止强买强卖之类；司门一职，负责宫门府门都门城门的守卫禁卫；调人一职，负责调解民间争斗纠纷；至若司寤氏、司煊氏、野庐氏等职，则负责宵禁、火禁、疏理舟车交通等。这类职务的设置，就明确地标志着先秦时期国家对社会安全管理职能的认定。相比之下，在西方，英国到十三世纪以后，曼彻斯特市政府才率先开始将民间“守夜人”的活动纳入国家管理事务的范围。他们对政府管理职能的自觉比中国人晚了十几个世纪。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自觉，促成了中国古代治安体制、治安模式的早期成

型。

（三）统一行政机构布建治安网络

我们国家幅员广袤，而又被高山巨川分隔着，沟通困难；加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又族类繁多，难以融和；再处于春秋战国那种纷争战乱的历史时期，要想求得社会的安全稳定，民族的统一融和，谈何容易！而先秦政治改革家、法家思想家们则勇于面对挑战，作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性回答。他们提出了创建中央集权制一统王朝的建国蓝图，提出了稳定社会基层、强化基层管理的治安方案，使普天之下都处在行政网络的有效管理之中。这样，社会的沟通一致、融和统一便有了基础，其安全存在和发展也就有了保障。早在春秋初年，管仲就提出：“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也。”（《管子?大匡》）国家以士农工商为基石，国家稳定，首先就在于他们的稳定。因此，管仲首先致力于“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他把齐国都城临淄划分为三部分：辟出三个工乡，集中居住手工业工人，办手工工场，并且“世守其业”；三个商乡,集中居住商贾，也让他们“世守其业”，“不见异物而迁”；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个片，供“士”与“国人”居住，他们是城市居民的主体部分，被严格地编制在闾里之中，进行多层次的有序管理。临淄以外的广大国土，则分为五大政区，让“野人”(农民、农奴)居住，不得私自迁徙，命令他们“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者”。(同上) 同时，管仲又“作内政而寄军令”，把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统一起来，每户抽一丁为甲士，一乡共有甲士二千人，组成一旅，五旅成一军。临淄有三军，上军、中军、下军，中军由齐桓公直接统帅。在管仲这一“三其国而五其鄙”“寓兵于农”的规划下，齐国全境每一个人户都处于一个统一有效的行政网络之中，得到了权威而有序的管理。这个体制，可视为后世郡县制的前身。他还进一步在基层推行闾伍制：每25户为一闾，闾设闾墙、闾门，按时启闭，由闾有司主管。凡出入不时，行不由径，衣服不正，所携非物，或圈属群徒，歌呼呜叹于道，哄抢强卖于市者，都要受到闾有司的严格惩处。管仲认为，凡扰乱治安的攘夺、盗窃、攻击、残贼、奸非等情，都滋生于“州里不隔，闾门不设，出入无时，早暗不禁”的管理不力上。因此，他每到一地，必询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等等，调查题目有七八十个之多。(见《管子? 问篇》及《八观》等) 他还亲自布署筑城郭、修墙垣、绝通道、扼门关、深沟防、捕盗贼、除人害，强化基层治安设施与治安活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国家行政

管理能直达每一人户，至少可从齐国实行闾伍制的春秋初年( 公元前8世纪中叶 )算起。到了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郡县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上设郡，县下设乡、里、什、伍。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乡里什伍的头目由地方聘选。这就是“郡县制”。在乡里基层，每5户为一伍，10户为一什，实行“什伍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居民之间，推行“联保联防连坐制”：一户失窃、失火，四邻都有责任救助；一家违禁犯法，四邻与地方均负连带责任。商鞅还严厉控制流动人口、非农业人口即“言说者”、“工商游食之民”等，其措施包括旅馆的投宿登记，旅客“无传”没有通行凭证不许投宿，否则旅客和店主一体治罪。这个措施连边境私人旅舍都执行了。(参见《秦律问答》等)在这种强化管理下，动荡社会的基层也获得了相对的安稳。“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见《史记?秦本纪》等）为使下情上达，上令下传，秦国还实行了一套“上计制度”：要求郡县政府定期向朝廷汇报本地粮食丰歉、土地开辟、人口增殖、治安良否等四项指标的现实状况。政府机构的上下通连, 社会基层的稳定有序，是整个社会机体稳定的根本。从管仲到商鞅，其定民之居、什伍联防等措施，对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这覆盖全国的行政网络与治安网络，便十分有效地确立起来并一直延续下去，成为我国社会机体千年稳定而不解体的重要粘固因素。

从此，我国古代政刑不分、军警一体的治安模式、治安体制便确立下来了。各级政府自觉承担治安管理职能，将国家管理一直延伸到社会底层，是我国古代治安的一大特

色。

（四）“三纲”与法禁：法家的治安法理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一是靠法律规范，二是靠伦理调节。中国古人十分着重视纲常伦理。一般说来，人们总觉得“三纲五常”是儒家提倡的；殊不知法家更重视它。在法家调节人际关系的理论中，“三纲”思想下的君权至上论尤为突出。商鞅说：“天地设而民生之”，但民会因“众”、因“亲”、因“私”而生“争”生“讼”生“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主持) 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 (统一) 不可，故立君。”( 《商? 开塞》)又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别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明君臣上下之义。”(《商? 君臣》)他把“君”(国家) 的产生摆到止乱禁讼防私防亲的角度来论证，开启了韩非的“君权至上论”。韩非认为：君主权威是绝对的，它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全国臣民都必须服从于他，不得有任何侵害与动摇。“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 忠孝》）他说：“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都是“犯上作乱”，应该绝对禁止。他要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他试图通过强调君权，来确立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状态；同时以君权为样本，推及整个社会生活，建立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忠孝》）他甚至讥讽“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因为儒家的“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 先秦儒家还没有将忠君推到绝对化的地步，韩非则把“三

纲”提到了吓人的高度。为了确保这种绝对权威，韩非主张君主用权术威势去驾驭人、控制人、直至消灭人，包括兄弟、妻妾和子女，更不必说大大小小的文臣、武将、说客、侠士，及那些主张礼乐、诗书、孝弟、仁义、非兵、贞廉的“六虱”“五蠹”们了。他把这些措施叫做“备内”！(参见其《人主》《八奸》《备内》《奸劫试臣》等篇)对于一般老百姓，他们则要求实行“愚民政策”，认为老百姓“朴则愚，愚则轨”。其目的在于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永久地安“分”守“常”，那么整个社会机体也就可以永久太平了----这当然是商韩们的一厢情愿。

那么，君主又如何施展其权威呢？靠刑法。如果说儒家的“三纲五常”主要靠舆论说教来鼓吹的话，那么，法家则是靠严刑峻法来强制推行。法家历来主张“治民无常，为治唯法”。（《韩?心度》）他们认为道德仁义之类对于治国都是无益甚而有害的，只有“法”才“通乎人情、关乎治理”。（《韩?制分》）“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 定分》）他们所说的“法”，指的是严刑峻法。商君就主张“王者刑用于将过”，“赏施于告奸”。通过“将过用刑、告奸受赏”来确立治安，是法家“用刑峻急”的突出表现。“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 开塞》）一句话，维护绝对君权的“三纲”和严惩臣下“犯上”的法禁，是法家治国的“法宝”，是法家治安法理、治安思想的要害与核心。后世统治者口头上很少赤裸裸地宣扬这一套，但实践上却是切切实实地施行着、发展着这一切的。

（五）治安管理的多层面展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项治安管理业务也开展起来了。对此，法家著述中有多方面的记述。下面略加论列，以窥一斑。

无功不赏，小过必究，是法家治安管理活动的基本准则。韩非说：“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韩? 难二》）又说：“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 因此他要求赏功诛过。这里有一个“诛过”的实例：据说商代有一则“刑弃灰于道”的条令，规定要严厉惩罚那些抛弃垃圾灰土于公用大道的人。有人觉得这样做太严厉了。韩非借孔子的口说：“不！弃灰也应该严加惩罚。因为公共场所，风起灰扬，必将污人而引起纠纷，妨害治安。况且，不弃灰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受惩罚是人人所不愿意的；用人人可以做到的事去避免人人不愿受到的罚，有什么不好呢？再说，只要这样坚持罚下去，人们就不犯轻罪了，也就不犯重罪了。”（《韩?七术》）韩非以此说明，“轻罪重罚”的结果是“重罪不至”，他把这叫“以刑去刑”。商鞅甚至提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至；赏用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商?开塞》）这里还有一个“不赏无功”的实例：当年，秦国发生了饥荒，大臣请求开放国有园圃，让老百姓自取菜果充饥。秦王不答应，说：我们秦国的法令，有功才能受赏，无功不得受赐。此园一旦开放的话，就等于让有功无功者都能受赏，都去争抢，这是取乱之道。（《韩?外储说右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某种形态的“警察政治”，那么，在“轻罪重罚”“告奸受赏”政策下实现的“治安”，便只能是那种高压恐怖的治安了。同时，法家主张，赏功责过，也要严格按现行法令条规办事，不能按个人是否受益来决定，即所谓“法不容情”。有这么一件事：一次，韩王午休，被主管饮食的侍者发现了。他连忙给盖上一条被单。韩王醒后查问此事，主管衣服的侍者未及发言，前一侍者便争先回话：“大王，是我给您盖的被子！”韩王当即下令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理由是：前者越权，后者失职。按职务条例二人均应受到处罚。

社会层面控制，是法家治安管理的基本目标。“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商? 画策》）在法家心目中，君主是唯一的治安主体，政府不过是其任意取用的治安工具；广大臣民都是治安客体、控制对象。“权制独断于君”，君把臣民视同强敌，要施行愚民、制民、胜民政策。在商韩看来，“六虱”“五蠹”都是要严加控制的层面。他们是危害君权稳固、国家安宁的祸害：一是“儒以文乱法” ，他们惑乱舆论，动摇人心，妨害法制的贯彻。要管制这些人。二是“侠以武犯禁”，他们带私剑、聚徒属，犯五官之禁，和政府作对，当然要控制起来。三是“游说之士”，他们纵横驰说，朝秦暮楚，往往借外力以成其私。应予打击。四是“宦御亲近之人”，他们狐假虎威，招权纳贿，结党营私，淆乱纲纪。因其在君主身边，危害尤烈,更应控制，更应打击。五是“工商游食之民”，这些人造假售劣，囤积居奇，奸利欺农，游走生事，因而也应列入严控范围。法家人物认为，只要使儒(知识分子) 、侠(游侠刺客) 、宦(宫廷亲信) 、士(政府吏员) 与工商，都处于皇帝的高压控制之下.社会也就安宁了。实际恰好相反。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他的天下也就不稳了。当商君限制工商之时，他本人也“作法自毙”了。

户籍管理，是治安管理的基础工作。对此，商鞅有一套配套措施。首先，“令民为户籍相伍”，搞好户籍登录。“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不分男女，出生后一律“着籍”，男子成丁要“傅籍”，死亡逃亡要“削籍”，人户迁徙要“更籍”，身份财产赋税徭役功罪都要“记籍”。凡户籍登录不实、或不及时的，本户受惩，四邻、乡里均负连带责任。其次，统一法定的立户标准，规定一丁一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一家有两名成年男子(秦尺身高六尺以上为成丁，约合一米四左右、年龄16岁以上。) 就得分户，无论父子兄弟叔侄舅甥都得分户。有了法定标准，人户管理就方便了。第三，实行联保联防连坐,提倡检举告奸，又不许擅自迁徙。这样，各级政府就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商? 去强》）由此，国家一切政务的开展便有了基础。

在治安立法方面，韩非子的贡献是提出了“法与时移，禁与能变”的口号。（《韩? 有度》）他认为“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 随着时势的发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百姓的针对性活动必然增多。于是，“上”就必须用新的手段来对付“下”。新的生活现象层出不穷，那就必须有新的法规禁令来加以规范。法家的社会管理主张最贴近现实政治的需要，因而主张随时修订颁布新的法律和禁令。当时所说的“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禁约、禁令，规章、条例。比如“宫禁”，就是关于宫殿门的启闭放行、证件查验的规定；“国禁”就是关于都市宵禁防火防盗的规定；“野禁”就是关于农田山林的禁令，如关于非时烧荒、非时捕猎之类的禁令。这些方面的禁约，大体相当于后世的“治安条例”“违警令”之类。韩非子主张“禁与能变”，显然是切合时宜的。在《说疑》篇中他又提出：“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要求从思想、言论、行为上对人民进行约束和规范，从而实现统治者所需要的秩序。

韩非子总结“明君”治国的成功经验是：“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韩?功名》）他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要把握机遇，二要抓住人心，三要业务过硬，四要用足权势。他的这四条，比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更贴近更实用更具法家色彩。各级治安管理人员若能做到这四条，当然也会成功。（六）结语

先秦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给人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料。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思想家、理论家、革新家们，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新的生产关系呼唤新的政治秩序、新的生活秩序的历史性要求，作出了各有特色的回答。这个时期，争鸣中的诸子百家都发表了各自的治国理论，其学说无不包含着对治安问题的探讨。儒家关于世界大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秩序的憧憬，墨家对于“强欺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以及“执其兵刃、毒药、水火相戕害”的社会祸害的抨击，道家对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和谐的向往，都在我国政治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的理论建树，甚至表现出对于实践的超前状态，指导并制约了我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治安。其中尤以法家的治安理论最贴近社会生活实际，最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的政治需要，其方略对策也最具可操作性，因而首先在秦国、后来在统一了中国的秦代，获得了历史性成功。研究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剔除其专制性糟粕，继承这一份历史遗产，对构建当代治安学理论体系，推进当代的治安建设，无疑是有其独特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