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 考研 经济学原理2005(试题和答案)

北京师范大学

200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专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科目代码：328

研究方向：上述专业各方向考试科目：经济学原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6分，共计48分）

1．沉没成本2．纳什均衡3．囚犯困境4．最大化标准

5．乘数效应6．共有地悲剧7．错觉理论8．艾伦·格林斯潘

二、问答题（9、10、11每小题15分，12小题20分，共计65分）

9．为什么要反垄断？对垄断的公共政策主要有哪些？

10．举例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

11．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持赞成的观点还是反观的观点？

12．简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 A SEN）的主要经济学观点。

三、分析题（37分）

13．减税和增加国债限额引发的争论（要求依据的原理正确合理，逻辑清晰，观点鲜明）。

2003年1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一项在10年内将减税6740亿美元刺激经济的计划，在第一年将提供1020亿美元的刺激。这些减税包括：

提前实行定于2004年和2006年生效的减税措施，确定10%至35%的所得税税率，10年内将减税540亿美元；

个人的股息收入免税，10年内减税3640亿美元；

加快减少对夫妇双方工作的“结婚惩罚”税收，10年减少58亿美元；

把养育子女的减免税额增加到每个子女1000美元；

提高小企业减免税的开支额度，10年减少160亿美元；

创建“个人再就业账户”，可以在失业时使用，10年减少40亿美元。

这项计划将在2003年对9200万纳税人平均减税1083美元，结婚者平均减税1716美元，有孩子的3400万个家庭每个平均减税1473美元。白宫经济学家说，这项计划在今后3年里将帮助创造210万个就业机会，并使经济增长率提高1.1个百分点。

2004年，刚刚获得总统连任的美国总统布什于11月19日在前往智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途中签署法案，将美国的国债限额再提高8000亿美元，以满足政府用扩大借债的方法来维持运转。此前，美国参议院11月17日以52票对44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财政部提出的最高国债限额的请求。众议院也于11月18日批准了这一议案。这一法案使美国的国债限额提高到8.18万亿美元的高水平，比布什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的水平高出2.3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对这一法案的表决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的。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提高美国国债限额。布什上台以来的减税政策造成政府税收减少，对伊拉克战争导致开支剧增，美国2000财政年度的2370亿美元的盈余到2004财年已转变为413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从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每年需要国会提高政府借债限额来维持政府运转。这次已是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第三次提高国债限额。他们指出，如果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消减财政赤字，美国的国债限额在今后10年里将飚升至14.5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就布什总统的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债限额的做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究竟是患病失调的经济所必须的强身健骨的补药，还是仅仅是馈赠富人的福利。批评的人认为，减税刺激经济计划名不副实，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相反倒有可能为联邦政府招致更大的赤字，造成长期损害。有人甚至认为，减税有利于富人，收入最高的0.2%的纳税人获得的好处几乎是90%中低收入纳税人的总和。而赞成的人认为，减税达不刺激经济增长的论点站不住脚，把钱放进人们口袋的任何计划都会提供短期刺激，对长期来看，也是一项好政策。

请你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分析布什的减税计划和增加国债限额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

答案部分 北京师范大学

200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专业：行政管理、社会保障 科目代码：328

研究方向：上述专业各方向 考试科目：经济学原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6分，共计48分）

1．沉没成本：指业已发生或承诺、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如因失误造成的不可收回的投资。沉没成本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在投资决策时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2．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策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策略组成，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以形式化的语言来表述，纳什均衡可以表述为：

假设第i 个参与人的策略为i S *

，其他参与人的策略为-i S ，那么为纳什均衡解的条件是

i i -i i i -i u (S ,S )u (S ,S )***'≥，其中i S '为第i 个参与人的任何一个其他的策略。这时候，i n (S ,...,S )**就是纳什均衡。

3．囚犯困境：是非零和博弈的著名例子，产生于被拘留并分别受审的罪犯的决策问题。假设检察官认为他们有罪，但未获确切的证据。摆在两个罪犯面前的情况是：两个人都不招供并不告发同谋犯，他们就会免受惩罚或判处轻刑；如果一个招供，而另一个拒绝招供，则招供者会受到从轻发落，而不认罪者会受到严惩；如果两个人都招供，则他们都会判刑，但没有只有一个人招供时判的那么重。本来“最好的”解是攻守同盟、拒不认罪，但从人的理性出发，每个人都受到引诱招供而让其他人承担后果，但是这—符合个人理性的后果却导致了明显的不合集体理性的后果。“囚徒困境”对策适合于模拟各类冲突问题，如核裁军会谈、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等。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追求，并不一定能达到最后集体理性的结果，而个人理性达到集体理性的论断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4．最大化标准：指主体的行为必须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效用最大化，即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通过最优的商品购买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基数效用论下，最大化标准的条件为λ=P MU /，其中λ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在序数效用意义下，当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线相切时消费者处于均衡，最大化标准的条件为212,1/P P MRS =。

对于生产者而言最大化标准就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厂商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进行生产时，会根据MR=MC 的原则确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该利润最大化原则有时也成为损失最小化原则。

5．乘数效应：指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变化的这种倍数放大作用。许多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乘数关系。例如，一定的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数倍的货币供

应量的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倍数关系称为“货币乘数”。再如，投资增加，会带来GDP数倍的增加。这个乘数称为“投资乘数”。乘数效应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一个经济变量的增加，会引起另一个经济变量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前者的减少，会引起后者成倍减少。

6．共有地悲剧：指当一个人用共有资源时，他减少了其他人对这种资源的使用。1968年美国加州大学的哈丁教授就人口资源等问题撰写了一篇题为“共有地的悲剧”的论文，深刻地说明了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导致共有资源的枯竭。在公有产权下人们缺乏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的内在激励，导致四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由于这种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管制或税收减少共有资源的使用来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政府有时也可以把共有资源变成私人物品。

7．错觉理论：指物价水平的变动会使企业在短期内对其产品的市场变动发生错误，从而作出错误决策。物价水平下降实际是各种物品与劳务价格都下降，但企业会更关注自己的产品，没有看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只觉得自己的产品价格下降了。由产品价格下降得出市场供大于求的悲观判断，从而就减少生产，引起总供给减少。同样，当物价水平上升时，企业也会没看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升，而误以为只有自己的产品价格上升了，从而作出市场供小于求的乐观判断，从而就增加生产，引起总供给增加。当物价水平变动时，企业产生的这些错觉会使物价水平与总供给同方向变动。这些错觉是因为企业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并不能总拥有充分的信息，判断发生失误，在长期中，他们当然会纠正这些失误，但在短期中这些失误是难免的。

8．艾伦·格林斯潘：指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26年3月6日生于纽约市。格林斯潘研究了40年代末以来的美国经济周期。他在美联储显示出了对数据的高超把握，不仅利用政府的统计数字和美联储发展的数据系列，而且能利用公司年报和零星非正式证据。格林斯潘曾是一名商业经济学家，这使他怀疑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假定以往是未来可靠指南的预测。挑战是要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作出决策，美联储不仅必须考虑最可能的经济发展路径，还必须考虑增长和通胀方面的一系列风险，他称这一方法为“风险管理”。

格林斯潘最大的成就，在于他对90年代劳动生产率猛增的征兆所做的反应。他很早就理解了这种变化，并采取了相应行动，让失业率降低至相当低的水平，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么做必然会引发通胀。当时一般预测，不致加快通胀的失业率约为6%，而格林斯潘在2000年让失业率降到4%以下，通胀却没有上升。

他在危机管理上表现卓越。1987年股市崩溃之后，有人建议他应该先静观其变，评估对经济的影响，但他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拖欠危机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他也加大了流动性。这既可以说明格林斯潘的危机管理能力，也可被视为他运用了自己典型的判断力。

1998年7月，格林斯潘被授予美国“和平缔造者”奖。2002年8月，英国女王授予格林斯潘“爵士”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对“全球经济稳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问答题（9、10、11每小题15分，12小题20分，共计65分）

9．为什么要反垄断？对垄断的公共政策主要有哪些？

答：（1）因为垄断常常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垄断利润是不公平的，所以必须要反垄断。

P

Q

21

垄断厂商的经济效率

在上图中，横轴表示厂商产量，纵轴表示价格，曲线D和MR分别表示厂商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再假定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相等且固定不变，由直线AC=MC表示。为了使利润极大，厂商产量定在Q2，价格为P2，它高于边际成本，说明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这时消费者愿意为增加额外一单位所支付的数量（价格）超过生产该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成本（边际成本）。显然，要达到帕累托最优，产量应增加到Q1，价格应降到P1，这时P=MC。然而，垄断决定的产量和价格只能是Q2和P2。如果产量和价格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量Q1和价格P1，消费者剩余是ΔFP1H的面积，而当垄断者把价格提高到P2时，消费者剩余只有ΔFP2G的面积，所减少的消费者剩余的一部分（图P1P2GI所代表的面积）转化为垄断者的利润，另一部分（ΔGIH所代表的面积）就是由垄断所引起的社会福利的纯损失，它代表由于垄断造成的低效率带来的损失。

（2）对垄断的公共政策

为了消除垄断的影响，政府可以采取反垄断政策。针对不同形式的垄断，政府可以分别或同时采取行业的重新组合和处罚等手段，而这些手段往往是依据反垄断法来执行的。制止垄断行为可以借助于行政命令、经济处罚或法律制裁等手段。反垄断法则是上述措施的法律形式。

①政府可以采取反垄断政策。针对不同形式的垄断，政府可以分别或同时采取行业的重新组合和处罚等手段，一般根据反垄断法来执行。行业的重新组合的基本思路是把一个垄断的行业重新组合成包含许多厂商的行业。采取的手段可以是分解原有的厂商，或扫除进入垄断行业的障碍。制止垄断行为可以借助于行政命令、经济处罚或法律制裁等手段。

②行业的管治主要是对那些不适合过度竞争的垄断行业，如航空航天、供水等行业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政府往往在保留垄断的条件下，对于垄断行业施行价格控制，或价格和产量的双重控制、税收或津贴以及国家直接经营等管治措施。由于政府经营的目的不在于最大利润，所以可以按照边际成本或者平均成本决定价格，以便部分地解决垄断所产生的产量低和价格高的低效率问题。

③管制自然垄断的做法还可以采用为垄断厂商规定一个接近于“竞争的”或“公正的”资本回报率，它相当于等量的资本在相似技术、相似风险条件下所能得到的平均市场报酬。由于资本回报率被控制在平均水平，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垄断厂商的价格和利润。

10．举例解释市场失灵的原因。

答：市场失灵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形。造成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

（1）垄断。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物质技术条件、人为的和法律的因素以及地理位置、稀缺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存在，所以垄断普遍存在。比如，我国的石油生产与销售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等几家国有石油公司垄断。在垄断市场上，由于企业的边际收益与平均收益分离，所以价格高于边际成本。这时，尽管消费者之间仍可以实现有效率的交换，但

社会并不能用最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最需要的商品组合。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不仅不能使用最低成本的生产方式，而且增加生产还会进一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从而生产没有达到最优。此外，垄断还可能造成其他的社会成本。例如，完全垄断厂商缺乏降低成本和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从而社会生产既定的产量花费较多的成本；垄断厂商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采取寻租行为等。

（2）外部性是造成社会估价与社会成本出现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指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未经交换而强加于其他方的经济影响。比如，地处上游的化工厂会对下游的养鱼场造成负的外部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施加外部影响的经济当事人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而且包括强加于他人的成本；同样，它的收益不仅包括它收取的出卖产品所获得的收入，而且包括给他人带来的但又无法收取报酬的好处。但是，按照市场的原则，施加外部影响的经济当事人只会考虑它看到的收益和成本。结果，外部经济效果使得社会估价不等于社会成本，并且完全竞争的市场体系也没有提供一种机制，让交易双方考虑对其他人所施加的经济效果。

（3）公共物品是指供给整个社会即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比如，国防和警务。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指一产品为某人消费的同时，无法阻止别人也来消费这一物品。非竞争性指公共物品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消费，增加一名消费者的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即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减少可供别人消费的量。

公共物品使用之所以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因为公共物品生产上具有不可分性，如国防、警务等提供的服务，不可能像面包、衣服那样可分割为许多细小单位，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供全社会成员使用。公共物品由于不能细分，因而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能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价格机制无法将社会对公共物品的供需情况如实反映出来。如果要人们根据用价格所表现的偏好来生产这些物品，则谁都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偏好，只希望别人来生产这些物品，自己则坐享其成，这样，公共物品就无法生产出来了，因此，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上，市场是失灵的。

（4）信息不对称指市场上某些参与者拥有，但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信息；或指一方掌握的信息多一些，另一方所掌握的信息少一些。市场失灵指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形。市场失灵的几种情况：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非对称信息。

以旧车市场买卖为例。假定有一批旧车要卖，同时有一批要买这些数量的车的购买者。旧车中有一半是优质车，一半是劣质车。设优质车主索价200元，劣质车主索价100元。再假定买主对优质车愿支付240元，对劣质车愿支付120元。如果信息是完全的，即买主知道哪些车是优质的，哪些是劣质的，则优质车会在200－240元之间成交，劣质车会100－120元之间成交。但买主事实上无法凭观察判断旧车质量。旧车主会隐瞒劣质车的问题，搞以次充好，鱼目混珠。买主只知道劣质车优质车所占比重各半，但不知每一辆车究竟是优质还是劣质车。于是，他们的出价至多是120×21

＋240×21

=180元。然而这样一来，优质车就不

会以此价卖出。如果买主知道只能买到劣质车，则成交价格只能在100－120元之间，从而优质车被逐出市场，市场运转的有效性被破坏了。

11．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持赞成的观点还是反观的观点？

答：（1）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主要问题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政策建议。随着凯恩斯主义正统地位的崩溃，关于它对调节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必需的理论证明和分析工具的神话也被揭穿，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稳定政策的持久而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决策者应当对经济周期做出反应吗？财政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中应当起到积极作用，还是起消极作

用？第二，决策者应该根据经济状况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相机抉择，还是应该承诺遵循一些固定的政策规则？第一个问题涉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关乎宏观经济政策的行动方式，但二者都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密切相关。

①积极与消极政策之争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回答，首先取决于对于经济稳定性的理解。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他们认为，经济时常遭受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冲击。除非决策者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否则这些冲击会导致萧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无效率的波动。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逆风向而动”，即经济萧条时刺激经济，经济过热时则放慢经济。

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本来就是稳定的。政府运用政策工具调节经济的努力与其说是让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倒不如说这种努力反倒经常成为经济出轨的原因。因此，决策者不要试图去调节经济。相反，他们必须承认自身的能力有限。实际上，只要决策者对经济的运行听之任之，经济自然也就稳定了。可谓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假如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将财政与货币政策运用于防止衰退或过热是可能和必要的，那么，为什么又不让政府将宏观经济政策用于稳定经济呢？对于这一问题，消极政策的支持者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第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反映，它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积极的意义。杨小凯指出，很多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到斯蒂格利茨，都将经济波动归因于市场的失败。很多政府和私人组织也做过很多努力，试图通过经济政策来校正这种“市场失败”。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经济波动有规律发生的基本特征。经济波动、高分工水平和高生产率并存的现象提醒我们，有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动力机制很可能比非周期性的动力机制更为有效。

第二，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冗长而多变的时滞，使稳定经济的努力很可能以破坏稳定而结束。假如政策所能产生的效应能够瞬时发生，那么保持经济的稳定将是容易的。但在实施稳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的困扰。内在时滞源于决策者首先要认识到冲击已经发生，之后实施适当的政策所需的时间。外在时滞是政策对经济发生作用所需的时间。由于改变财政支出或税收的提议通常要经过缓慢而繁琐的立法过程，因此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较长，这使其经常成为一种不准确的稳定经济工具。相比之下，货币政策的变动由中央银行独立做出，其内在时滞很短。不过，货币政策有相当长的外在时滞：它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改变利率，利率又影响投资来发生作用，而许多企业是提前很长时间做出投资决策的。据估计，货币政策要在半年之后才会影响到经济活动。这些时滞的存在，使得积极政策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过热时刺激了经济，或者是经济过冷时抑制了经济。成功的稳定政策几无可能。

第三，未来经济状况的难以预期，削弱了决策者适时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由于政策效应的发生面临相关的时滞问题，因此，成功的稳定政策要求有准确预期未来经济状况的能力。假如我们无法预测到未来的半年或一年内经济将走向繁荣或是趋于衰退，我们就不能肯定到底是要实行扩张性的还是要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的运行，许多机构设计了反映经济波动的数据系列(即主导经济指标)，还有许多组织借助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许多最严重的经济事件看来是不可预测的。尽管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依靠经济预测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些预测往往会有很大的偏差。

②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宏观经济政策争论的另一焦点是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这一问题的争论不同于对积极与

消极政策的争论。按规则实施的政策，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的积极的。比如，消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货币供应量按每年3%的速度稳定增长，而积极的政策规则可以规定：

在这种规则下，假如失业率为6%，货币供应量按3%增长；而当失业率每超过6%的1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就多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在经济衰退时，这一规则要求通过提高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而当经济繁荣时，则要求通过减少降低货币增长来抑制经济。

相机抉择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相机抉择能够让决策者在对各种无法预期的情况做出反应时更为灵活。而那些主张按规则行事的经济学家则声称，政策过程是不可靠的。如果作为政治家是无能的或机会主义的，那就不应该让他们相机抉择地运用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是复杂的，身为决策者的政治家在做出判断时通常并不具备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这种无知使其无法辨别那些表面上看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政策建议。其结果是，相机抉择政策经常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所操控，进而沦为这些利益集团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此外，政治家还会为政治目的而使用经济政策。如果选民根据大选时的经济状况投票，政治家就要在大选前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使大选时的经济良好；当选后则抑制经济，以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在下一次大选接近时为降低失业率而刺激经济。这种为选举利益而调节经济的行为，是引发产出和就业波动的原因之一。

在宏观经济中，存在许多动态不一致性的情形。比如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只有当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时，相对于正的通货膨胀才会有总失业的减少。而被完全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会通过较高的名义工资和名义价格表现出来，它对实际经济活动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希望每个人都有低通货膨胀的预期。为此，它预先宣布低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然而，这一承诺本身是不可信的，因为相机抉择的中央银行存在着为减少失业而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激励。一旦这一点被认识到，人们从一开始就不会相信中央银行的承诺。在此情形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无法达到提高产出、降低失业的效果。

关于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分析所得到的令人惊讶的结论是，取消决策者的相机抉择，并且用可信的单一规则来取代，有时更能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

（2）我持赞成的观点，理由如下：

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与消极、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争论仍在继续，目前大概惟一能够确定的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简单而绝对的支持。不过，虽然这场争论的结局还不明朗，甚至还有人对这场争论的实际意义表示怀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争论不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机理的理解，而且极大激发了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必要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思考，从而直接推进并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及其变革。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前，人类认知的有限性问题愈益为人们所体会和认同。尽管没有哪个政府因笃信“经济是内在稳定的”的观念、或者因笃信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的观点而全然放弃对宏观经济的政策干预，但认为政府的相机抉择行动总能收到预期效果的观念，也不再牢不可破。从财政政策看，随着1970年代初期“滞胀”局面的出现和凯恩斯主义经济正统地位的坍塌，为扩大需求、提高产出而增加赤字的功能财政思想已然随风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年度平衡预算思想的回归。从货币政策看，在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已经认同，货币政策在长期中无法影响到像产出、投资、消费等实际经济变量，而且也不存在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的有效性以及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问题，则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二，按规则行事的做法变得普遍，原先盛行的完全的相机抉择转向有约束的相机抉择。从货币政策看，相机抉择优于单一规则的看法十分流行。但Barro和Gordon证明，在相机

抉择下，产出没有系统性提高，而社会却承受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这一结论改变了长期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从财政政策看，平衡预算规则再度回归，其典型表现是1980年代里根政府和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极力倡导的预算平衡计划，尤其是后者，曾于1998-2001年成功实现了从巨额财政赤字向财政盈余的逆转。

第三，一些对经济波动具有自动稳定功能的财政政策受到青睐。就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而言，无需税法的任何变动，它就能够在经济进入衰退时减少税收，因为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减少使他们的缴税减少。对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来说，当经济进入衰退时政府的转移支付就自动增加，因为更多的人得到了补贴。可见，这些财政政策能够在没有任何时滞的情况下，起到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随着相机抉择政策的重要性的减弱，这些被称为“自动稳定器”的财政政策受到决策者的关注。

第四，从宏观经济决策所依赖的计量方法基础看，卢卡斯认为，传统政策评价方法所依靠的(后来被称为)经典的宏观计量方法，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没有能够充分反映人们基于对未来的预期而对自身行为所做的调整，从而无法反映人们的预期对政策变动所产生的效应。这一强有力的所谓“卢卡斯批评”导致了对经典计量方法的大量反思，促使人们不断改进已有的宏观计量与预测方法，以便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经济的运行，从而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

12．简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主要经济学观点。

答：阿马蒂亚·森由于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做出精辟论述，荣获诺贝尔经济奖。他的主要经济学观点有：

（1）挑战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阿罗指出，多数规则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在实际决策中往往导致循环投票。

例如，有A,B,C三人针对X,Y,Z三种选择方案进行投票，其投票次序如下表：

表1---投票悖论

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因此，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结果，在这些选择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多数票而通过，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被称作“投票悖论”。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森针对阿罗不可能定理所建议的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森发现，当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的情况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轻松地迎刃而解。比如，假定所有人均同意X项选择方案并非最佳，这样上面的表1就变为下表：

表2---投票悖论的解决

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YX)；同理，在对X和Z以及Y和Z分别进行投票时，可以得到Z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X(ZX)；Y以两票对一票而胜出于Z(YZ)。这样，YZ→ZX→YX，投票悖论就此宣告消失，惟有Y项选择方案得到大多数票而获胜。

森把这个发现加以延伸和拓展，得出了解决投票悖论的三种选择模式，即（1）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2）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次佳；（3）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差。森认为，在上述三种选择模式下，投票悖论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到唯一的决定。

（2）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引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3）创建全新的福利与贫穷指数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和一国国内的福利分配变化，就需要构建一种能够衡量在福利与收入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的专门化指数。这也是社会选择理论的重要应用，因为这种指数的建立是基于代表社会价值的福利函数的基础之上的。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的贫穷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H)作为衡量指标的做法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贫困线的确定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多多少少带有些武断性；其次，它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因而即便在贫穷群体的收入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但仍低于贫困线以下时，传统的贫穷指数就难以反映出其收入水平的变化。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森在构建贫穷指数的过程中，首先阐明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和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并给出了社会对不同收入分配的偏好次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贫穷指数，即P=H·[I+(1-I)·G],其中G为基尼系数，I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处于0和1之间，G和I均针对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贫穷群体计算得出。

在对福利指数的研究中，森认为一些常用的指数（如人均收入等）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而忽视了福利分配的状态，即难以科学地反映出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森提出了全新的福利指数，并在该指数的创建中采取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方法，使对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回到道德伦理方面，这也是森在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创新。森对福利一词的理解是：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因而福利的实现又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拥有房屋、食品、健康等，森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在衡量福利时加以考虑。

（4）对饥荒形成机制的解释

森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沙漠贫穷国家的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了饥荒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他批驳了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发生饥荒的主要原

因是食物短缺或发生干旱或洪水等因素的传统论调。森认为，事实上在大多数发生饥荒的年度，发生饥荒的国家不但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甚至食品生产较前一年度有较大增长并对外出口的情况下，人们仍面临着饿死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能力，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森对于饥荒问题所作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他对饥荒形成机制的解释，而要彻底理解饥荒的形成机制，就要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并如何决定其福利得以实现的机会和能力。比如，在1974年发生在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由于该国发生水灾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农民的工作机会锐减，其实际收入也大幅下降，导致这一群体得以实现其福利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更容易遭到剥夺。森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特大饥荒的环境条件和形成机制的审慎考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可以说当今发展经济学界不折不扣的“政治经济学”。

三、分析题（37分）

13．减税和增加国债限额引发的争论（要求依据的原理正确合理，逻辑清晰，观点鲜明）。

2003年1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一项在10年内将减税6740亿美元刺激经济的计划，在第一年将提供1020亿美元的刺激。这些减税包括：

提前实行定于2004年和2006年生效的减税措施，确定10%至35%的所得税税率，10年内将减税540亿美元；

个人的股息收入免税，10年内减税3640亿美元；

加快减少对夫妇双方工作的“结婚惩罚”税收，10年减少58亿美元；

把养育子女的减免税额增加到每个子女1000美元；

提高小企业减免税的开支额度，10年减少160亿美元；

创建“个人再就业账户”，可以在失业时使用，10年减少40亿美元。

这项计划将在2003年对9200万纳税人平均减税1083美元，结婚者平均减税1716美元，有孩子的3400万个家庭每个平均减税1473美元。白宫经济学家说，这项计划在今后3年里将帮助创造210万个就业机会，并使经济增长率提高1.1个百分点。

2004年，刚刚获得总统连任的美国总统布什于11月19日在前往智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途中签署法案，将美国的国债限额再提高8000亿美元，以满足政府用扩大借债的方法来维持运转。此前，美国参议院11月17日以52票对44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财政部提出的最高国债限额的请求。众议院也于11月18日批准了这一议案。这一法案使美国的国债限额提高到8.18万亿美元的高水平，比布什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时的水平高出2.3万亿美元。美国国会对这一法案的表决基本上是以党派划线的。绝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提高美国国债限额。布什上台以来的减税政策造成政府税收减少，对伊拉克战争导致开支剧增，美国2000财政年度的2370亿美元的盈余到2004财年已转变为4130亿美元的巨额财政赤字。从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每年需要国会提高政府借债限额来维持政府运转。这次已是布什执政以来美国第三次提高国债限额。他们指出，如果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消减财政赤字，美国的国债限额在今后10年里将飚升至14.5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就布什总统的减税刺激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债限额的做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究竟是患病失调的经济所必须的强身健骨的补药，还是仅仅是馈赠富人的福利。批评的人认为，减税刺激经济计划名不副实，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相反倒有可能为联邦政府招致更大的赤字，造成长期损害。有人甚至认为，减税有利于富人，收入最高的0.2%的纳税人获得的好处几乎是90%中低收入纳税人的总和。而赞成的人认为，减税达不刺激经济增长的论点站不住脚，把钱放进人们口袋的任何计划都会提供短期刺激，对长期来看，也是一项好政策。

请你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分析布什的减税计划和增加国债限额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经

济效应。

答：布什的减税计划和增加国债限额的经济政策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出现萧条时,凯恩斯主义认为应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或提高转移支出,或齐头并举，以使总支出曲线上移(等于萧条缺口数量)，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水平。

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减税和增加国债限额的经济政策都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乘数指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支出的初始变化之间的比率。用公式表示为k ＝Y ?／J ?，式中，?Y 是国民收入的变化，J ?是支出的变化。乘数作用可通过初始支出后的消费和收入变化来说明。初始支出增加引起收入增加，增加的收入中将有一部分花费在其他商品和劳务上，这意味着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的人的收入增加，随后他们也将花费一部分增加的收入，如此继续下去，最终引起的收入增量多倍于初始支出量，其大小取决于每一阶段有多少收入用于消费，即取决于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政府购买支出乘数（g k ）指收入变动（Y ?）对引起这种变动的政府购买支出变动（用G ?表示）的比率。在三部门经济中，)1(11

t b G Y k g --=??=，b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税收乘数（T k ）指收入变动对引

起这种变动的税收变动（用T ?表示）的比率，此时指的是税收总量的变化而不是税率的变化：)1(1)

1()1(1)1(t b t b T Y k t b T

t b Y T ----=??=--?--=?，。

从理论上讲，布什的减税计划可以通过税收乘数效应实现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从而抑止经济的衰退。另一方面，增加国债限额，有利于利用国际资本弥补财政赤字，稳定经济增长。实际上，两项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复杂的经济效应，具体来讲：

（1）减税计划的效应

几次降税使富人的税负比重增加是显然的，那么，联邦所得税是否就更公平了呢? ①两种公平

在税收上，经济学家认为公平有两种含义：一个是“纵向平等”，另一个是“横向平等”。横向平等是指相同境况的人的税负也必须相等；纵向平等的含义是，具有较强支付能力的人应该比支付能力较差的人付更多的税。横向平等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同等收入的人缴纳同等税收。而纵向平等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已经成为美国国会税收立法中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一原则实际上是指整个税负如何在各个收入阶层之间分配的问题。然而，对分配比例是否平等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来评价，政治家们和专家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但就支付能力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如果一个纳税人的收入是另一个纳税人收入的n 倍，那么前者与后者税负之比至少不能小于n 倍。这虽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标准，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大致衡量税制的“纵向平等”。降税中，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税负比例都是朝着这一方向变化的，最终结果是满足或接近收入比例。这几次降税的确使税负更公平。但是，公平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含义，那就是“社会公平”，而这一点我们一般可以用贫富差距来衡量。

②税率降低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美国低收入阶层越来越接近绝对贫困线。如果我们把美国收入阶层分成10个等级，将最高层和最低层相比较的话，那么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3．2倍，到1995年不降反升，达到4．4倍；而且在这一期间，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以每年1．3％的速度持续减少。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平衡，占总人口20％的富人的收入比占总人口20％的穷人的收入多9倍。美国人口

调查局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如今有15.1％(约4000万人)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③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不难看出，美国几次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在使穷人少纳税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扩大。从美国联邦所得税制上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解释。

第一，税率的降低的确可以使纳税人的资产发生转移，但这一转移在贫富之间是不平衡的。对于低收入者而言，他们原本就没有多少资产，降税后，发生转移的资产就更加少了。对富人来讲，情况就不一样了，降税前，他们手中持有大量免税资产可以逃避税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美国税法一般对投资所得征以高税，而对投资损失的补偿很少，在税率很高的情况下，免税或享有税收优惠的投资项目(如州和地方政府债券、石油和矿产业)与其他有风险的生产性投资相比显然更具吸引力。

第二，低税率对纳税人工作的激励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奥斯曼于1981年进行了两次引人注目的研究，他运用美国1975年的税收资料(以个人所得税为主)，把它与不征税情况相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实行的高税率使有效劳动力供给下降了约8．2％，其中高税率对于高收入阶层劳动力供给的负效应较大，几乎是低收入阶层的3倍。而降低税率可以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且降税幅度越大，劳动力供给增长越大。然而，高收入者因减税而增加的劳动力供给显然要比低收入者来得大。

第三，美国税法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累进性，它要求纳税人的税负随所得的上升而上升，换句话说就是指纳税人的所得越高，其平均税率就越高。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联邦所得税一直采用累进边际税率结构，将所得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分别适用于逐次上升的边际税率。虽然，收入等级已经从最初的20多个下降为1993年的3个，但仍然保持着累进性。税率降低使纳税人应税所得上升，但由于低收入阶层面临的是所得范围很小的较低所得等级，因而容易产生所得等级攀升现象，其结果是低收入纳税人的部分所得面临更高的边际税率，从而使其平均税率上升。对于富人而言，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他们本来就处于最高的所得等级，即使降税后所得上升，也根本不会产生所得等级攀升，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平均税率不但不会上升，反而有可能下降。

第四，现行所得税中许多分项扣除和税收抵免对低收入阶层是不利的。比如说抚养儿童税收抵免，当纳税人调整后毛所得在0－28000美元范围内时，其抵免比例从30％递减到21％。这不仅是低收入阶层的税后所得难以提高的原因，也说明了即使穷人的收入有所上升，贫富差距仍会扩大。

（2）增加国债限额的效应

美国国会一再提高国债限额，自有其道理，那便是：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本。据美国官方统计，海外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已占美国公债总余额的40%，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美元汇率稳定。在过去20多年间，世界各国在美国大陆的投资超过万亿美元。另外，近些年美国有着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需要大量资本流入以平衡国际收支。总之，美国今后还会长期推行这一政策。但如此庞大的国债终究加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仅净利息一项，2002年度政府就得支付171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8.5%），到2008年度预计还会一路上升到2540亿美元（占预计总支出的9.37％）。实际上，发行庞大的国债，尤其是海外国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美元汇率稳定。长期推行这一政策，恰恰是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因为，看上去，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实际上却是国际资本最大的会聚地和流通地。况且，美国国债的成本很低，风险极小。

美国发债很多，但成本很低，而且是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在内的外国在大量买入美国国债，穷国在支援发达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富国，但现在我们是净贷款人，美国是净借款人，我们三千二百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是美

国国债（在近一年中美元对其他货币加权平均汇率下降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我们的净损失估计在一百亿美元左右）。我在这里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如果不发债搞基础建设，不仅公共设施的供给不能增加，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短边”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而且会继续强化美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强势地位，我们将始终处于国际金融资源争夺的弱势之中。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