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体质研究历史

2009年09月23日01:39 上海体育科研沈勋章

体质，通俗地讲是人的身体质量。用学术语言表述，就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相对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如果将体质翻译成英语，constitution这词恰与宪法谐音，眼下无法考证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源，翻开历史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体质的重要性与个人、家庭、国家、民族都是休戚相关的。国民体质，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体质的总体状况，一个民族的身体素质的基本状况。它既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又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青少年是国家建设未来的生力军，他们的体质与健康状况好坏事关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盛衰，未来人力资源的基础。一些资深专家认为，我国体质研究工作真正得到重视并取得明显发展，还是从1979年首届全国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研究。 1979年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按照统一器材、统一时间和统一方法，以随机抽样为原则，对全国16个省、市，近20 万名7至25岁的青少年儿童，进行了23项指标测试。除建立城乡男女各年龄组的评定标准外，还以淮河、秦岭为界，按南、北八省市形成我国南北人群体质的差异与特点。国家体委在1980年召开了“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研究科学论文报告会”，会上交流了130

多篇论文。首次全国规模的体质调查，初步了解了我国青少年儿童的体质状况、特点和某些规律；研究制定了我国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与身体素质的评价标准；获取了我国青少年儿童在体质研究方面比较全面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初步形成了我国有关青少年儿童体质发展的调研工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这项大规模、多指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不仅对我国学校教育、卫生保健、体育教学训练、运动员科学选材、多年系统训练以及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具有实际参考价值，在学术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981年11月在京成立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分会，都浩然同志成为第一届主任委员，委员们主要来自体育、教育、卫生系统的专家或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体质研究学科的正式确立，它为我国体质研究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3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经过体育、教育、卫生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体质研究工作得以很大发展，无论在开展专题论文报告、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还是组织体质骨干培训班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体质研究分会开展了各类评价标准的研制性工作。1986年至1988年研究制定了《中国学生体质综合评价标准》；1987年至 1989年修改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1991年研制了《西藏自治区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95年起，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建立并完善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规定和要求，国家开始着手国民体质体系建设工作。在各部委的联合协作下，先后出台了《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3-6岁幼儿和60-69岁老年人体质评定标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军人和公安武警锻炼标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普通人群”（20-59岁）标准》等一大批体育

科技成果。以上《标准》多由国务院或国家体委批准作为一项体质制度在全国贯彻执行。

在2000年我国首次完成了《国民体质评价标准研究》，该评价标准覆盖了幼儿、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四大块人群，初步建立起从3岁至69岁各年龄段人群的体质评价标准，使国民体质的定期监测和常规测定有了科学、客观的评定依据，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科学健身运动的发展。同时，各地区建立起来的国民体质监测站和健身咨询站，对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健身锻炼，提高精神活力，增强群体体质和提高健康水平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体质研究把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读中国教育史有感

读《中国教育史》有感孔子有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作为一名教育新人，读一读我国五千年来教育的发展历程肯定是十分必要的。国内最权威的教育史应当是华东师范大学孙培青教授所著的《中国教育史》。该书再版多次，全国发行数百万，是国内以及国外学者专家研究中国各阶段教育的重要资料，也是教育者从教的重要参考。这本书是笔者的一位教育学研究生朋友推荐的，由此可见，此书也是引领国内教育史研究的模范。下面来谈一谈我对本书的具体把握。本书将我国的教育历史主要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原始社会教育的萌芽阶段；第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第三，封建社会末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下又详述了各朝代的教育状况，下至村学社学，上至国学州学，描述全面且详略得当。在这三个阶段当中，第一阶段属远古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教育萌芽并对文明的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进程却十分缓慢，也是各个阶段中时间最长，成效最小的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也就是从夏朝开始直到清朝被推翻前夕的四千多年，这一阶段，是华夏文化繁荣大发展的阶段，也是教育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朝代更替，随之而来的也是文化的不断替换与更新，有数之不尽的教育范例，例如赫赫有名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稷下学宫”等教育的直观反映，也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学术流派和教育大家，儒道释三家最为著名，然儒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统领文化和教育达两千多年，创始人孔子也被后世奉为至圣先师、师之表率。本阶段初期和中期，教育对于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是具有较大积极意义的，但到了后期，则完全沦为了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以致最后被推翻，重塑。第三阶段是从清王朝覆灭前夕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从清末洋务运动到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九十年间教育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是个阶段中时间最短，但发展跨度最大的阶段，也是中国的教育向世界教育靠近的艰难过渡阶段。在这九十年当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历史巨变和社会革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下，教育的发展也是风雨飘摇，极不稳定。但正是伴随着社会巨变，教育也脱胎换骨，有了全新的发展。由落后的且严重阻碍历史进程和文明发展的古代封建教育逐步进步到与世界大方向接轨的近现代教育。在这一阶段中有几点不得不提。第一，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两大运动中，早期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尝试以改革的方式保住政权和改革教育，虽然最后都被封建反动势力打压下去，但是这毕竟是从无到有的突破，新式学堂和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渗入了落后的东方教育。第二，新文化运动，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知名学者教育家在尊孔复古的思潮兴起时引导发起的，大范围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夏朝：中国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夏。庠、序、校。商朝：最早的小学。西周：国学、乡学教育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礼、乐为中心。大艺小艺特点：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因为生产力的制约，只有官府才有财力人力制作书籍。Eg：“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辩志……”是《学记》对西周考试制度的描述。春秋：私学兴起、官学衰微。战国：私学兴盛。稷下学宫（官家举办、私家主持）学术自由，包容百家，待遇优厚，“不治而议论”是齐国君主给予他们的政治待遇。诞生了第一个学生行为守则《弟子职》两汉：官私并行。教育内容是儒家经典。选士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太学建立的标志：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以经学教育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董仲舒的三大建议以及汉武帝的对应措施：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 2、兴太学以养士--------开设太学 3、重视选举任贤使能-------察举制制度化魏晋南北朝：国子学。教育内容广博、性质多元。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等级性。“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隋唐：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重振儒术、三教并重。选士制度：科举制（605—1905年）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使得政治与教育更加紧密，对破除门阀等级制度起到积极作用，社会流动更加合理。宋元：书院盛行。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选士制度：科举制。书院始于唐朝，兴盛于宋朝。特点是学术自由，自由讲学。教育教学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的教学模式。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明清：教育内容是四书五经。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中国古代学校的三种性质类型： 1、官学：夏朝产生，西周开始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2、私学：兴于春秋，盛于战国，从此官私并行。 3、书院：兴于唐朝，正式形成于宋，衰于明清。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两大主要问题：一、功底欠厚二、眼光欠佳一、功底欠厚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二）读书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以书本为处理对象。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1）完整程度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2）真伪——极重要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高三历史专题复习中国古代经济史

2005年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训练第Ⅰ卷（选择题共75分）一、选择题：本题共30个小题，每小题2．5分，共75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经典高考题】（2004年全国福建、浙江文综）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包括 A．促使井田制瓦解B．导致地主阶级兴起 C．强化了周王室的统治D．引发改革变法的时代风潮 2．【创新预测题】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位于图中的 A．①B．②C．③D．④ 3．据《吕氏春秋》记载："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这段引文说明 A．铁农具与牛耕的运用使生产力显著提高 B．奴隶主贵族大量占有私田 C．各国先后都承认了土地私有 D．封建剥削方式比井田制进步 4．【高考趋势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指开发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出之，丁而成之，荫而通之。"并引《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以上材料表明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 A．肯定人们的求利活动B．对农工商业一视同仁 C．以农为本D．重农轻商生产工具的革新应用，水利的兴修，农作物的种植和推广，都影响着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回答5-8题。 5．下列各项符合史实的是 A．夏朝时期已广泛使用青铜农具 B．青铜制造是夏商和西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 C．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 D．西汉时期，我国人民创造的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比欧洲早2 000年以上 6．下列生产工具在唐朝发明的是 A．铁农具B．青铜农具 C．曲辕犁D．水碓、水磨等谷物加工器具

中国教育史知识点归纳

中国教育史 1.原始人群时期的教育教育内容：简单、名副其实的生活教育教育方式：综合习惯言传身教（口耳相传、行为模仿） 2.氏族公社末期学校的萌芽（1）学校萌芽的原因（理解）政治上，氏族社会末期部落显贵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使教育的分化；经济上，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体脑分工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文化上，文化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尤其是文字的形成，为学校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2）学校萌芽的传说（学校的名称）成均——实施乐教之地庠——养老与教育（3）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 ①教育目的一致，教育权利平等； ②以生活经验为教育内容，包含多种方面； ③教育活动在生产生活中进行； ④教育的手段局限于言传身教； ⑤男女教育有区别，根源在于分工； ⑥教育还没有专门的场所和专职人员。 3.西周的学校的特点 A.设置完备（1）两类：按行政级别分为国学：设在王城及诸侯国都（中央学校）乡学：设在国都郊外的六郊（地方学校）（2）两级：按入学年龄分为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4.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学在官府（1）学在官府：学术和教育为官方所把持。国家有文字记录的法制规章、典籍文献以及祭祀典礼用的礼器全都掌握在官府，普通百姓根本无缘接触到。（2）“学在官府”的原因客观原因：社会生产力低下，影响文化教育的发展。（唯官有书，而民无书；为官有器，而民无器；为官有学，而民无学）根本原因：奴隶主贵族专制，统治阶级想通过垄断文化教育，在贵族子弟中培养治国人才。（3）“学在官府”的具体表现——官师不分，政教合一 5.西周的教育内容——“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史籀篇》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已失传。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一、设异明通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国历史专题七总结

专题总结一、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特点 1．从企业的产生来看，它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发展起来的，不是在中国封建社

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列强入侵、破坏了中国发展的正常秩序，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2．从工业部门的结构来看，中国民族工业缺乏雄厚的经济基础，本身又不能生产机器，投资的领域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主要是纺织工业，重工业则发展缓慢。 3．从工业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其原因是这些城市多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据点，便于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这种畸形布局，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4．从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上来看，中国民族工业是很落后的。 5．从企业产生、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中国民族工业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因而发展缓慢。这决定了中国民族工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既有矛盾，又有依赖性，这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最重要的特点。二、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几个角度 1．从中国历史的角度：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看，近代以来的160多年，时间非常短暂，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定位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利于通过纵向对比，总结变化的特点，了解变化的原因。 2．从近代化的角度：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政治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城市化等共同构成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同时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将近现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置于中国近代化的大背景之下，便于认识它发生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势。 3．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近代社会生活的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是与特定的历史大背景相关联的，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历史性巨变，对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旧的风俗习惯受到极大地冲击，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强制行动，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被取缔。物质生活上出现了平均主义，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但在城市里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政治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令世界瞩目的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 4．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生活在外来力量的影响下，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社会生活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社会变为向近代化的趋进。由与世界同向，到今天逐渐与世界同步，成为引导世界生活变迁的重要力量。 ——背景、条件、原因类设问的答题思路 “背景”是指事态发生、发展、存在和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历史条件或现实环境。“原因”是指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其他事件发生的条件。“条件”是指制约、影响事物发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诸因素。可见，“背景”、“原因”、“条件”三者有时可以通用。但严格说来“背景”所包含的内容又比“条件”和“原因”更宽，纵横的范围更广，“原因”和“条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教育史论文

中国教育史期中作业 ——《试论科举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姓名：张海涛专业：历史学系别：人文学院历史系2011级“专升本”班

《试论科举制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姓名：张海涛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陕西渭南 714000）摘要：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创立，对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随着科举制的产生、发展与不断完善，相应的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制度、模式以及学校教育在各时期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改变。可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的。而研究清楚他们的关系，对研究中国教育史的意义也是极为重要的。关键词：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乡贡；三舍法；国子监；价值取向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科举制度本属于政治制度，或者说，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是将政治和教育联系起来的桥梁。国家通过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了一个“贤才”的标准，并以功名利禄加以隐忧，因而对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或者说，教育就据此标准进行培养、造就和输送。当然，教育中对“贤才”标准的多样化研究也会影响到衡量“大贤”之“量才尺”的确定。但总的来说，科举考试体现着社会对其成员资格的要求和认定，大规模社会考试还昭示出社会对所需“贤才”的标准和要求，进而成为人才选拔和推进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选拔性教育，科举考试在其发展的全过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因而，科举制度与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学校教育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后一千余年影响深远。在科举时代，科举不但决定应举者个人的前途和家族的兴衰，而且还左右了当时的教育，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士风和文化。甚至说1300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进步和落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举及其所衍生的科举文化的影响，也不为过。科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的基因之一。或者说，科举由传统文化所孕育和当时社会政治需要所催生，诞生之后又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社会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为科举在1300年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有不少学者将隋唐至清的历史称为科举时代，将当时的社会称为科举社会，将当时的文化称为科举文化，将当时的教育称为科举教育。 “科举”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从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策试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从隋代

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关于本课程的几点说明 1、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目的中国教育史，是教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自古至今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总结不同历史阶段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其特点，作出科学的评价，探求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门科学。作为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只有学习和总结我国的教育历史，了解中国教育的昨天和前天，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教育的今天。学习中国教育史，了解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源流，将有助于树立唯物辩证的教育发展观，扩大教育知识眼界，激励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批判教育历史上封建专制落后黑暗的一面，发扬民

主科学进步光辉的一面，也将增强中华中族的自尊心，鼓舞人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的自信心。 2、学习本课程的具体目的和要求（1）了解和掌握中国教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明确不同阶段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表现及特点。（2）明确掌握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及其教育著作、他们的主要观点及其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3）学习历史上杰出教育家热爱教育、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忠诚教育、教书育人的精神。（4）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并通过该门课程的考试，取得规定的学分。导论：关于中国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是什么？这个问题

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要回答“中国教育史”是什么，须先从“历史是什么”说起。在西方, “历史”一词源于希腊文，最初的含义是询问调查，后引申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取的知识”。中国古代无“历史”一词，汉语“历史”这个名词出现在中国近代。中国古代称历史为“史”，甲骨文、金文中的“史”，原意指史官。许慎《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清人吴大徵说：“史，记事者也，象手执简形。”以后引申为对社会发展过程的记述，如《十七史》、《二十四史》……等等。耐人寻味的是，中西文字中“历史”一词在源头上含义相同，即都指记事者及其记事活动与结果。这一本义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人们对“历史”一词的理解。由于历史与史官的联系，因此人们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和反思

百年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回顾和反思摘要: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奠定了教育史学科的基本体系,第二次研究高潮是恢复性的,促进了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在第二次研究高潮中,研究者只有提高理论素质,突破历史、教育学科界限,从历史学走向社会学,教育史学科才能真正取得长久发展。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潮;史学理论从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育时期。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依附于政治,未出现学科专业分化,教育史学一直未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的传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堂中有了专门的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科才呼之而出。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为满足1904《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需要,一大批传统学人,在新史学思潮启迪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开始第一次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1901年,史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并陆续发表有关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开学人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先河。1910年湖北学使黄冯箕提出设想、后由两江师范学堂课务柳诒徵着成的《中国教育史》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最终确立。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教育史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历史研究本身历史、即中国教育史学史的关注。中国教育史学史发展的近百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回顾近百年以来这一学科研究高潮的特点对于今天教育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一、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及特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时期从1904《癸卯学制》颁布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在这段时间中,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发展、兴盛到停滞的过程,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后,王朝更迭的政治动荡开始折射于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史研究除继续翻译日本着作外,开始学习美国,出现了以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研革史》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史专着。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上海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竞相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史课本,教育史研究初次形成热点。这为1920年到193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次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之为“全民族人格觉醒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得益于时代熏陶,中国教育史学科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简单模仿日本和欧美教育史研究的模式,开始在学理上走向成熟,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时隔半个世纪依旧为教育史研

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

---------------------------------------------------------------最新资料推荐------------------------------------------------------ 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我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提要从教育史的发展角度看，我国的教育目的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强调德育; 突出反映了社会本位论思想; 自然科学教育未被重视。我们应充分把握教育目的的演变规律，认真贯彻教育方针，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关键词中国教育发展史教育目的教育规律教育方针教育目的是贯穿教育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要围绕这一条主线进行，只要偏离这一条主线，将给教育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必将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了解教育目的的发展演变，认识其发展的规律性，对于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教育目的的历史演变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是我国教育论著中比较丰富、比较深刻的一个部分。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中国教育思想之渊源，在他的论著中，就非常明确地论述过他的教育目的思想，他认为：教育就是要通过个人的修养，培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治人的士成君子，即封建社会的统治人才，除此以外，教育无其它目的，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请教他如何种庄稼，如何种菜时，他 1/ 15

很生气，甚至骂樊迟是小人，显然，樊迟请教的内容与他的教育目的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孟子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一教育目的思想的提出，也反映出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统治者，但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说，道德和政治修养是很重要的。《大学》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把教育的目的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要求修己，通过修己来明人伦，最终达到个人在道德和政治修养上的至善至美，这也是培养统治者的标准。宋代理学家朱熹发扬光大了孔孟思想，他在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教规中，将封建社会的教育目的条理化，系统化为明五教，这五教是：父子有序，君巨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朱熹的教育目的的思想中，已经反映了封建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准则三纲五常思想，这一教育目的的论述，是中国古代教育宗旨的最完整的概括和体现，朱熹被奉为圣贤，他的思想在明、清时代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思想依据，甚至科举考试都不得有违朱熹的四书集说，朱熹对教育的目的的论述，为中国古代教育目的的思想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虽然一些非儒家正统思想的其它学派和教育家对教育目的提出

艺术史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史研究亟待回归中国历史本身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单就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而言，艺术构成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知深度。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艺术史研究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成为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现代以来，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既深且巨的概念，莫过于“美的艺术”。这一概念起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者，此后则成为对艺术的唯一限定。人们认为，各种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只有通过美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上，美和艺术的这种互文性，既无法充分解释西方艺术史，对中国艺术史更缺乏说服力。比如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纹饰，它是艺术的，却未必是审美的。今人虽然捏造出一个“狞厉之美”的概念，但它仍然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审美感受。同时，尽管艺术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哲学、伦理追求。像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性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即制器尚象；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相等物，即器以藏礼。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而是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据此可以看到，在美与艺术之间，虽然审美价值具有主导性，但它也像一件紧身衣遏制了艺术意义的多元生发。

中国教育史完整版

稷下学宫的办学特色以及影响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所著名学府，是战国时东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场所，因建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而得名。官家主办，私家主持。特色：1.学术自由。2.教师待遇优厚。3.学无常师。4.在学生管理上，稷下学宫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影响：1.稷下学宫促成了诸子百家的发展、融合、分化。2.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3.创造了一个出色的教育典范孔丘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孔子创办私学与编订六经：孔子从“性相近，习相远”的前提出发，主张扩大教育的对象，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教育目标是培养贤士、君子。教育内容：在孔子的教育体系中，包含两个部分，即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重心在前者。在继承西周六艺的基础上，编著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的教学内容论三方面特点：1.偏重社会人事，宗教成分较少。 2.偏重文事，轻视武事。 3.轻视科技和生产劳动。 “庶富教”思想—教育与社会的发展 “庶富教”思想是说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反映了孔子初步意识到教育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性相近，习相远”---教育与人的发展主要讲人的本性很接近，后来之所以有较大差别，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习相远说明教育，在人的一生中任何发展阶段都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早期的教育。教育作用巨大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第一，人的先天素质并无差别，生来平等。这是醉倒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是他有教无类的依据。第二，他认识到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有环境习染不同所致，是后天的结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