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基本态势解析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指中国在其国土周围面临的安全条件和所处的安全状况，也即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利害关系。周边安全环境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外部因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进一步增强，不利于和平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时有激化，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明显特征，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依然任重而道远。

周边安全环境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已不存在现实的战争或武装冲突，中国在国土周围也不再面临重大的现实军事威胁，这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的主要标志。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这一稳定局面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亚太地区安全格局在发展中保持相对稳定。美、日、中、俄、东盟和印度是决定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六大力量。它们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均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复合型战略关系，构成了“一超多强”、合作制衡的亚太安全总体格局。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间保持着程度不同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美日及美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俄印、美印之间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俄美、中日之间也保持和发展着相互合作与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各大力量之间又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形成相互制约的态势。美俄、美中之间存在着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中日、中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不信任和相互竞争，俄日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等等。由于在谋求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亚太大国关系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一般不会出现全面性对抗。未来十几年，尽管亚太地区大国之间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保持和发展一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还是可能的，这种协调性的关系框架是构成地区总体格局基本稳定的基础（注：张蕴岭：《如何认识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地区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条件。

其次，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全面推进。近年来，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伙伴关系，确立了在新世纪发展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注：刘华秋《谱写对外工作的绚丽篇章》，载《求是》2002年第21期。）。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进一步巩固了周边睦邻关系。中俄于2001年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推进。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中国与朝、韩之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着磋商和协调。中国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全面发展，双方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已升级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中国与中亚国家、蒙古、阿富汗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印度核试验后一度倒退的中印关系已全面改善和发展，特别是2003年6月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中印睦邻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中日政治关系近年来受历史等问题影响而处于低潮，但双方努力保持和加强高层接触与往来（包括2003年两国首脑在俄罗斯和东南亚的会晤及吴邦国委员长对日本的访问），同时双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总体而言，

目前中国处于建国以来周边关系和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注：苗华寿：《中国外交走向成熟》，载《世界知识》2003年第3期。关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较好时期，见刘华秋：《谱写对外工作的绚丽篇章》，载《求是》2002年第21期。）。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为中国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提供了良好基础。

再次，促进地区稳定的多边安全机制不断发展。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目前成员国已发展到23个，囊括东亚所有国家和地区。论坛确立了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发展解决冲突机制的三阶段发展目标，对推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促进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维护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方向的安全与稳定意义重大。随着该组织章程的签署和地区反恐怖中心、秘书处等组织机构的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正由初创阶段进入全面、稳定发展时期。在东北亚，虽未建立正式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但围绕朝鲜半岛局势的相关对话机制在逐步发展，其中包括90年代后期形成的旨在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四方会谈”和2003年启动的处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它们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和平解决有关争端提供了重要平台。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保持总体稳定局面的同时，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安全挑战，从而呈现出局部动荡的态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存在朝鲜半岛和印巴对抗两大地区热点。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现任总统布什上台后，改变了克林顿政府的“软着陆”政策，对朝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危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启动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韩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印巴冲突是包括领土、民族、宗教和军备之争的综合性、长期性矛盾与争端。近年来两国核与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克什米尔局势不时紧张，甚至滑向战争边缘。乍暖还寒、时紧时缓是新世纪初期印巴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包括双方谋求稳定、发展经济的需要和因核武器而形成的不对称均势以及美国的介入等），印巴对话和双边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曲折中取得进展，但两国总体对立关系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缓解，今后在克什米尔再起冲突的危险性依然存在（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印巴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变数。上述两大地区热点蕴含的现实或潜在危险是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隐患。

二是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和日本加快军事扩张。90年代中后期，日美安全同盟实现了冷战后的“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周围数百海里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合作内容由“平时”和“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扩展到“日本周边地区发生事态时”；防卫态势由“对付威胁型”向“地区安保型”转变；主要防范对象由苏联转变为朝鲜和中国。日美安全同盟的重新定位、美日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导致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未

来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稳定源（注：丁诗传主编：《新世纪初期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进入21世纪后，日美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其特点是日本利用美国的要求和支持“借船出海”，不断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对美军事支援的范围。九一一事件后，日本迅速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法案，并据此向印度洋派遣舰艇编队支援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2003年5～6月，日本国会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三法案”，规定日本在受到攻击或存在“有被武力攻击之危险”时，即可出动自卫队进行防卫作战。同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同意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政府还准备制定一项永久性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与此同时，日本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尤其是发展大型化、远程化和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包括空中加油机、远程侦察机和具有“准航母”性质的“大隅”级运输舰与1.35万吨的直升机母舰型驱逐舰。日本的军事战略正由“本土防御型”向“海外进攻型”转变（注：韩旭东、于泽：《日本为何抛出“有事”三法案？》，载《半月谈》2002年第9期。）。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

三是面临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曾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上述“三股势力”虽受到沉重打击，但未偃旗息鼓，仍在暗中积蓄力量，并不时制造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东南亚，恐怖主义在九一一事件后进一步蔓延和发展，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恐怖主义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在南亚的印、巴等国，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新的发展势头。由于地域相连或相近，再加上恐怖主义的国际流动性和扩散性，周边地区恐怖主义的蔓延和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影响，从而危及中国的安全和稳定，尤其是中亚地区“三股势力”与中国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已对新疆的稳定和中国的统一构成现实威胁。

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地缘方向上的差异性

中国疆域辽阔，东临太平洋，西接亚洲腹地，四周分别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相邻。21世纪初期，中国周边各地缘方向的安全形势在动态发展中各有千秋、互有差别，从而表现出横向的差异性及纵向的变动性。

从海陆地缘方向看，周边安全环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体可概括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同俄罗斯、中亚国家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等国关系的改善，中国陆地安全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安全环境则由于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发展和美国加大对华遏制力度、日美加强军事同盟等因素而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具体表现在：第一，陆地边界领土争端不断得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突出。在陆地方向，90年代以来，中国已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越南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和领土争端，目前只剩下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自90年代签订两个边境安全协定以来，中印边境局势保持平稳，2003年瓦杰帕伊访华时，双方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以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反观海洋方向，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岛屿主权、海域划界和资源开发等海洋权益争端大都未获解决，有的更趋严重。中国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日本政府不仅使用武力保持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而且不时纵容右翼势力登

岛制造事端，2003年初更是传出日本政府向其国民“租借”钓鱼岛以宣示“主权”的消息。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专属经济区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之间存在着南沙群岛争端，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国与朝、韩之间在海域划界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和争端。

第二，海洋方向面临的安全隐患和安全威胁重于陆地方向。从安全隐患来看，陆地方向主要存在印巴冲突及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活动，海洋方向存在着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沙问题等现实和潜在热点，尤其是朝鲜半岛和台海地区存在着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比之印巴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影响更为突出。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注：陈峰君、王传剑著：《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至于台湾问题，则存在着一旦形势骤变美日实施武力干预的可能性，更是事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尽管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中亚、南亚的军事、政治存在有扩展之势，南亚地区战略平衡也受到挑战，但中国陆地战略线的总体安定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 002年版，第380页。）。从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看，同样是海洋方向重于陆地方向。在陆地方向，目前俄罗斯不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印度则将巴基斯坦作为主要对手；而在海洋方向，中国直接面对美、日强大的军事压力，特别是近年来美、日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把中国作为主要潜在对手。而且，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将更依赖于海洋，维护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将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

从东、南、西、北各地缘方向看，周边安全环境也呈现出不同态势，大致可归纳为“北稳、南和、东紧、西动”。中国北部地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邻国。近年来，与中国毗邻的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和安全隐患。同时，中国与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好状态。因此，中国在北线面临的安全环境是比较稳定的，而且由于中俄、中蒙睦邻关系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动摇，因而这一有利环境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中国东部地缘方向面临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远在太平洋彼岸却又在东亚有现实力量存在和重大影响的美国。在这一方向，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现实和潜在的安全挑战与威胁。一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复杂多变、潜藏危机。如果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美朝之间的核争端得不到妥善解决，既可能引发军事对抗升级甚至爆发武装冲突，也可能导致日、韩谋求拥有核武器，从而使东北亚安全形势更趋复杂（注：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2003年6月30日。）。二是美日军事同盟和日本军事扩张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消极影响。美日的行为将破坏该地区的相对稳定和力量均衡，有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并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安全压力。三是美国（一定程度上还有日本）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使中国的统一大业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有关言行既助长了“台独”势力谋独拒统的气焰，又增加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难度。因此，中国东线的安全环境并不乐观，而且短期内难以有根本性缓解。中国南部地缘方向主要面对东南亚国家，联合与合作是该方向安全环境的主导面。从东盟内部形势看，虽然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等安全挑战，但东盟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在进一步推进，特别是2003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将东盟建设成为类似欧盟的“东

盟共同体”，标志着东盟的一体化取得了新的进展，这必将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看，建立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启动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使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水平。虽然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之间存在南沙主权争端，但南海地区的总体形势是平稳和可控的，中国已同东盟各国签署了旨在稳定南海局势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对话与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趋势在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南线安全环境处于总体稳定态势。中国西部地缘方向包括南亚和中亚地区，该方向的安全环境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印巴对抗依然持续，中亚局势仍潜伏危机，中国新疆面临“东突”分裂主义的现实威胁；特别是美国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将军事力量部署到中亚国家和阿富汗，其同印、巴的军事安全关系也进一步提升，从而对中国形成潜在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中国同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睦邻关系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同对中国西南方向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印度的关系明显改善；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稳定、促进中国西部安全方面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02年和2003年中国先后与该组织成员国举行双边和多边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中国西线的安全环境正处于新的变动之中，其总体形势好于东部方向。

美国成为影响周边安全球境的最主要外部因素

周边国家以及在周边有力量存在与重大影响的区外大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因素。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共同构成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最主要因素。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俄罗斯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回缩到从东北亚到中亚一线的中国北部方向，而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

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全方位性。在新世纪初期，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各地缘方向均有体现，这是俄、日、印等周边地区性大国所无法比拟的。东部海洋方向历来是且目前依然是美国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地缘方向，通过在韩国和日本驻军、发展同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包括军事安全关系）、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军事联盟与安全合作关系，美国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与中国“近距离接触”，直接影响中国在东部海洋方向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利益。在中国西部和北部陆地方向，美国的力量存在和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力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极为有限。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美国不断加紧向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地区渗透和扩张，大大加强了在上述地区的力量存在和战略影响，从而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东急西缓”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与印度正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军事安全关系，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意图不言而喻。美国向中亚进行渗透，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后实现了在中亚地区军事存在的历史性突破。美国还大力发展同蒙古的军事合作关系，从而使其影响扩展到中国正北方向。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驻军，使中国在东西两线均面临美国的现实军事存在和压力，对中国周边安全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环绕中国周边，美国势力几乎全方位涌进，美国实际上正在中国周边构筑新的“满月形遏制圈”（注：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世纪回眸与前瞻——2002年版战略评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比冷战时期的“新月形包围圈”更甚），对中国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战略压力。

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在手段和方式上具有多样性。一是保持直接的军事存在，即美军的前沿存在和前沿部署。目前，美国在邻近中国的韩、日两国分别驻有3.7万和4.7万的兵力。近年来，美国大力加强地处亚洲前沿的关岛的军事力量，大量前置战略性武器，增强对潜在对手的战略威慑和前沿打击能力，

包括在关岛部署空射巡航导弹（这是美国首次在本土以外部署这种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攻击型核潜艇，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增加部署一艘航空母舰，并在关岛阿普拉港加紧修建便于航母停靠的大型航道。美国还酝酿调整亚太驻军，将原驻日、韩的部队分散派往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基地，寻求让海军船只停靠金兰湾，并在菲律宾派驻地面部队，从而形成一条小规模但机动性更强的基地链（注：《中国国防报》2003年6月10日。）。二是加强和发展同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和军事合作关系。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日、韩、菲、泰、澳等国保持着同盟关系，这是美国介入亚太安全事务的重要工具。近年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与日、澳、菲等国的同盟关系，将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实施亚太安全战略的“南北双锚”，一度还酝酿建立由美、日、韩、澳等组成的“亚太小北约”，加强了利用盟国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大力发展同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中亚国家及蒙古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获取军事设施使用权等。三是介入和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和危机。近年来，美国利用中国周边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纷争，极力强化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在东北亚，美国利用所谓“朝鲜威胁”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加紧发展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表面上是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实际上是要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强力反对中国使用武力实现祖国统一，同时又向台湾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企图维持海峡两岸“不独、不统、不战”的局面，阻挠两岸的统一。在东南亚，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已由“消极中立”转变为“积极中立”，声称准备以“参与对话”等方式“帮助”解决争端。在南亚，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加大了干预印巴冲突的力度，以巩固其在南亚的战略利益。今后，不排除美国在一定形势下使用武力解决或干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性质上具有根本性，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而且其欧亚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的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主要潜在对手，是中国地缘战略压力的主要来源。虽然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反恐和“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淡化了中美矛盾，但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冲突并未消失，美国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而周边地区则是美国遏制中国、危害中国安全利益的主要场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周边安全的整体态势和基本走向，并且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根本利益，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美国在综合国力上的超强地位及其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强大力量存在和影响力，其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和压力在程度上具有严重性。而且，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在时效上具有长期性，因为遏制中国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中美之间的较量（包括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较量）也不会在短期内停止和结束。因此，在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也是对中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当然，目前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中国的同时，也同中国进行“接触”与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