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三课文翻译

抓螃蟹

大学最后一年的秋天，我们的心情变了。刚刚过去的夏季学期的轻松氛围、即兴球赛、查尔斯河上的泛舟以及深夜晚会都不见了踪影，我们开始埋头学习，苦读到深夜，课堂出勤率再次急剧上升。我们都觉得在校时间不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学习机会了，所以都下定决心不再虚度光阴。当然，下一年四五月份的期末考试最为重要。我们谁都不想考全班倒数第一，那也太丢人了，因此同学们之间的竞争压力特别大。以前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图书馆就空无一人了，现在却要等到天快亮时才会有空座，小伙子们熬夜熬出了眼袋，他们脸色苍白，睡眼惺忪，却很自豪，好像这些都是表彰他们勤奋好学的奖章。

还有别的事情让大家心情焦虑。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过几个月毕业离校之后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些心怀抱负、成绩拔尖的高材生才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常常是那些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同学早早为自己下几个阶段的人生做好了规划。有位同学在位于麦迪逊大道他哥哥的广告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另一位同学写的电影脚本已经与好莱坞草签了合约。我们当中野心最大的一位同学准备到地方上当一个政党活动家，我们都预料他最终会当上参议员或国会议员。但大多数同学不是准备继续深造，就是想在银行、地方政府或其他单位当个白领，希望在20出头的时候能挣到足够多的薪水，过上舒适的生活，然后就娶妻生子，贷款买房，期望升职，过安稳日子。

感恩节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家，兄弟姐妹们免不了不停地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实际上，我知道该说什么，但我怕他们批评我，所以只对他们说了别人都准备干什么。

父亲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夜深时，他叫我去他的书房。我们坐了下来，他给我们俩各倒了杯饮料。

“怎么样？”他问。

“啊，什么怎么样？”

“你毕业后到底想做什么？”他问道。

父亲是一名律师，我一直都认为他想让我去法学院深造，追随他的人生足迹，所以我有点儿犹豫。

过了会儿我回答说：“我想旅行，我想当个作家。”

我想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旅行？去哪儿旅行？当作家？写什么呀？我做好了遭到他反对的心理准备。

接着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这想法有点意思，”他最后说。

接着又是一段长长的沉默。

“我真有点希望自己在你这个年纪时能做这些事儿。”

我在等他把话说完。

“你还有很多时间，不必急于进入一个暂时报酬高的行业。你现在要搞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如果你弄不清楚，以后就不可能成功。”

“那我该怎么办？”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道：“瞧，现在太晚了。我们明天早晨乘船出海去，就我们两个。也许我们能抓点螃蟹当晚餐，我们还可以再谈谈。”

那是一艘小小的机动船，停泊在离我们家约十分钟路程的地方，是好些年前父亲买的。次日清晨，我们沿着港湾出发，一路上没说多少话，只是默默地欣赏着海鸥的叫声，还有港湾沿岸和远处大海的景色。

在这个时候沿海水域没什么风浪，船平稳地航行了半个小时之后父亲把船停了下来。他

说：“咱们在这儿试试运气吧，”然后抓起一个系上绳子的生了锈的网状篓子抛到海里。

我们等了一会儿，父亲站起来对我说，“来帮我一把。”于是我们一起将蟹篓子拽上了甲板。

螃蟹让我着迷，它们太容易抓了。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顺着篓盖上的小孔爬进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陷阱，更因为即便盖子打开了，它们似乎也懒得从里面爬出来，只会趴在那儿冲你挥动着蟹钳。

篓子里挤满了几十只软壳螃蟹，一只压着一只，堆得老高。“它们为什么不逃走啊？”我满腹狐疑地问父亲。

“你先观察一下，看那只螃蟹，那儿！它想爬出去，但每次都被同伴拽了回去，”父亲说。

我们接着观察。那只螃蟹顺着网眼向顶盖攀援，每当它爬到顶盖时，果然就会有另一只螃蟹举起蟹钳夹住它的腿把它拽下来。这只螃蟹尝试了好几次想挣脱它的狱中同伴，但都没能成功。

“快看！”父亲说。“它开始对这种游戏感到不耐烦了。”

那只螃蟹不仅放弃了漫长的逃亡之战，而且还帮着把其他想逃跑的螃蟹拽下来。它最终选择了一种轻松的活法。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提议早上来抓螃蟹。他看着我说：“你可别被别人拽下来哦。花点时间想想你是哪一类人，你这一生希望得到什么，回顾一下你在大学修的课程，想想有哪些课对你个人来说最有益。然后再想想什么对你最重要，什么最使你感兴趣，你有什么技能。琢磨一下你想在哪里生活，你想去哪里，想挣多少钱，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现在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你就得花点时间去找出答案。你不这样做的话，永远都不会幸福的。”

他停顿了一下。

“你想去旅行？”他接着问我。

“对，”我回答说。

“那就去申请护照吧。你想当作家？”

“对。”

“有趣的选择，我们家还没出过作家呢，”他说。

我父亲发动了马达，我们返航回家。

不同文化的童年

当我回顾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的童年时光，并将它与现在孩子的童年相比较时，就会想起一句名言：“往昔是异国他乡，那里有不同的习俗”（见L. P.哈特利的小说《传信人》）。甚至在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我也能够察觉到儿童的生活以及人们对待儿童的方式上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回顾更久远的岁月，我可以看到现在和古代童年生活的巨大差别。如今的儿童责任很少，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玩耍而非工作，上学而非劳动，在家里呆着而不是和外界交往，消费而非生产。这种变化也是最近才显现出来的。一百年前，12岁的孩子在工厂打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而现在，这会招来社会服务机构的介入，其父母和工厂主会被起诉。

有两位美国作家，芭芭拉?埃伦里奇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她们简要地概括了过去和现在人们对儿童的期待的差异。在比较美国现在的儿童和殖民地时期（1600-1776）的儿童时，她们写道：“今天，如果一个四岁的孩子能自己系鞋带就很了不起了。而在殖民地时期，四岁的女孩会织长筒袜和连指手套，能做复杂的刺绣，六岁就能纺毛线了。一个善良勤快的女孩被称为‘夫人’而不是‘小姐’，这是为了表彰她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严格说来她不是一个孩子了。”

对儿童的看法不断变化着，这使得许多社会科学家宣称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他们用这个术语来说明不同的地区对童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虽然所有社会都承认儿童与成年人有区别，至于他们之间有何不同，人们对儿童又有何期待，不同的社会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社会人类学家在研究那些跟西方国家持有不同世界观的民族时也表明了这个观点。琼?布里格斯研究过加拿大北极地区的伊努伊特人，她描述了在这些社会群落中成长是怎样大体上被看成是一个获得思想、理性和理解力（伊努伊特人称之为ihuma）的过程。小孩子不具备这些素质，所有才容易生气，常常会哭，无法理解群落所面临的诸如食物短缺之类的外在困难。由于无法跟他们讲理，即便讲了他们也不明白，父母对他们很宽容、很温和。一直要等到他们年龄大一点，并开始有自己的思想时，父母才会尝试着去管教他们，约束他们。

相反，根据海伦?莫顿的研究，太平洋岛国汤加的儿童经常挨父母和哥哥姐姐的打。人们认为儿童和成年人相比更像疯子，因为他们缺乏被大家看重的社会能力（汤加人称之为poto）。小孩子经常因为笨手笨脚而挨骂，他们连摔跤都会被嘲笑、呵斥，甚至被打。人们认为儿童很顽皮，都是因为淘气他们才哭闹，或者要东西吃。在大人看来，三至五岁的儿童尤其任性，因此他们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打得最狠。父母们相信，只有靠训导和体罚才能使孩子获得社会能力，所以他们用一种在外人看来非常严厉的方式对待孩子。

在其他的例子中，有关儿童的观念则截然不同。例如，西非的一个叫孟加拉的很小的族群认为，不管说什么、用什么语言说，小孩子都能听明白，并且能理解。另一位人类学家阿尔玛?戈特利布对孟加拉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孟加拉族人认为小孩子出生前居住在灵界，在那里他们通晓人类所有的语言，能理解所有的文化。灵界的生活很惬意，小孩子在那里有很多朋友，他们通常极不愿意离开那儿，来到地球上的家庭中（本?奥克雷的小说《饥饿之路》就描述了一个小孩在灵界和人世之间往返的故事）。他们出生后仍然与那个世界保持长达数年的联系，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就可能要返回灵界。因此，父母们悉心照料孩子，以免他们受到诱惑，回归灵界，而且对他们也有几分敬畏，因为他们具备大人所不具备的通灵的本领。

在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儿童缺乏能力，依赖性强。但也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持这种看法。在很多社会里孩子从小就开始工作，寻找各种机会为家里挣钱。以看管孩子为例，在英国，14岁以下的儿童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照看其他孩子是非法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们缺少看孩子的能力和责任心。而在其他文化里，情况并非如此。米歇尔?约翰逊曾写过西非的富拉尼族女孩四岁就得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要打水、拾柴，六岁就得舂米、挤奶、做黄油，并和妈妈一起到市场上去贩卖这些东西。

另一位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证实了在世界的另一端，地处亚马孙雨林的亚那马莫族孩子的童年与西方孩子的童年有什么不同，以及那里的男孩儿女孩儿们跟世界其他地方的男孩儿女孩儿的成长方式的差异。他写道，亚那马莫族女孩儿很小就得帮妈妈做家务，到十岁就开始管家。到十二、三岁时可能就结婚生子了。男孩儿的责任则要少得多，他们比女孩儿晚结婚，可以玩到十八九岁。西方的童年观在这里根本不适用，因为这里的人们对儿童的能力和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社会人类学家探寻的是在他们所研究的族群里人们是如何看待童年，以及儿童扮演的角色问题，而不是研究那些地区的童年观是否符合西方的观念。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把外界的观念强加给那些持不同世界观的人身上，或者是为了避免对其他民族养育孩子的方式作价值观方面的判断。西方人可能会反对八岁的女孩儿打工，反对12岁的女孩儿结婚，但在他们自己的族群里，这些事情被视为童年生活的一个积极的常态。的确，在非西方人看来，许多“正常的”西方育儿方式极其怪异，可能对孩子是有害的。让孩子在自己的屋里呆着，想吃东西的时候不给他们吃，或者任由他们哭闹而不赶快去安抚他们，这些在很多社会里都

是不对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西方人根本不懂得如何照看孩子。

童年是一种处于变化之中的社会现象，具有持续的吸引力，并且不断受到关注。从跨文化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能展示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童年生活，并警示我们不要随意干涉或指责那些生活方式及世界观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有的社会都承认儿童和成年人是不同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品性和需求；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是每个社会对儿童的天性都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又如何影响儿童的生活。

我们是怎样听音乐的

我们都按照各自不同的能力来听音乐。但为了便于分析，如果把听的整个过程分成几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过程会更清晰一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听音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我们姑且把它们命名为：（1）感官层次；（2）表现层次；（3）纯音乐层次。把听的过程机械地分割为以上三个假想的层次，唯一的好处是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怎样听音乐的。

听音乐最简单的方式是为了去获取乐声带来的纯粹的愉悦感，这是音乐的感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只是听音乐，不做任何思考。我们打开收音机，一边做着其他的事情，一边心不在焉地沉浸在音乐中。乐声本身的魅力带我们进入一种无需思考的美妙心境。

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自认为是合格的音乐爱好者在听音乐时过多地使用了这一层次。他们去听音乐会是为了忘却自我。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慰藉，一种逃避，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忘却日常生活的理想世界。当然，他们也没有在思考音乐。音乐允许他们离开现实，到另一个地方去做梦，因为音乐而做梦，做有关音乐的梦，却从没有真正欣赏过音乐。

的确，乐声的魅力是一种强大而原始的力量，但是你不该让它占据你过多的兴趣空间。感官层次是音乐的一个重要层次，非常重要，但并不是音乐的全部。

音乐存在的第二个层次就是我所说的表现层次。一提到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就进入到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作曲家总是设法避开有关音乐表现方面的讨论。斯特拉温斯基不是曾经声称他的音乐是一个“物体”，是一件有自我生命的“东西”，除了纯音乐性的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含意吗？斯特拉温斯基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可能源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那么多的人尝试着从众多的音乐作品中读出完全不同的含意。确实，要准确地说出一部音乐作品的含意已经很难了，要肯定并确定地说出来，还要使每个人对你的解释都感到满意，是难上加难。但我们不该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去剥夺音乐“表现”的权利。

可能的话，你不妨听听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48个赋格主题。依次地、一个个地听听其中的每一个主题，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每个主题都反映了一个不同的情感世界，你很快也会意识到你越觉得某个主题美妙，就越难找到令你完全满意的字眼来描述它。是的，你当然知道那个主题是欢快的还是悲伤的。换句话说，你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那个主题的情感框架。那么就更仔细地听一下这个悲伤的主题吧，要明确悲伤的性质。是悲观厌世的悲伤，还是无可奈何的悲伤？是时运不济的悲伤，还是强颜欢笑的悲伤？

假设你很幸运，能用许多词句充分表达你对选中主题的确切理解。但这仍然无法保证其他人对你的理解都感到满意，他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满意。重要的是，每个人能亲自感受某个主题的表现力，或以同样的方式去感受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独特的表现力。如果是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别指望每次去听它都能给你带来相同的感受。

音乐存在的第三个层次是纯音乐层次。除了令人愉悦的乐声及其所表现的情感之外，音乐也因其音符本身以及对音符的处理而存在。多数听众都没有充分认识到音乐的这第三个层次。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个纯音乐层次非常重要。毕竟乐曲使用的是实实在在的音乐材料。聪明的听众一定要做好准备，随时提升自己对音乐材料以及这些材料的使用的理解。他必须要更加有意识地倾听音乐的旋律、节奏、和弦及音色。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跟上作曲家的思路，他还必须了解一些音乐形式方面的知识。去听所有这些成分就是在纯音乐层次上欣赏音乐。

让我重复一遍，我仅仅是为了讲解得更清楚才把听音乐的三个层次机械地分割开来的。事实上，我们从来都不会只在其中的一个层次上听音乐。我们其实是把它们联系起来，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听音乐。这并不需要付出多少脑力，因为我们是凭本能这么做的。

也许，用去剧院看戏来作类比，能使这种本能的联系更加明白易懂。在剧院里，你能注意到男女演员、服装和布景、声音和动作。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觉得剧院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它们构成了我们欣赏戏剧的感官层次。

戏剧的表现层次来自于你看舞台表演时获得的感受。它激起你的怜悯、兴奋或是愉悦。正是这种笼统的感觉，除了听台词所感受到的，主要是存在于舞台上的某种情感的东西，与音乐的表现性相类似。

剧情以及剧情的发展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纯音乐层次。剧作家塑造和发展戏剧人物的方式，和作曲家创造和发展主题的方式是一样的。你能否成为一个聪明的听众，取决于你对剧作家或音乐家处理艺术材料的手段的了解有多深。

显然，看戏的人从来就不会单独注意到这其中的一个元素。他是同时注意到了一切。听音乐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时地、不假思索地在三个层次上倾听音乐。

我们所谓的激动人心的时代其实很乏味

“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其实并不新奇”，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如是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前所未有，让人眼花缭乱。正是因为全球化，国之界限正逐渐瓦解，同时，技术革新正以我们几乎理解不了的方式从根本上重塑着我们的生活。在21世纪初期，历史的变迁日益加速；这种变迁史无前例，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套话。可是，我们有这种论调正是缘自我们对新奇事物的过度迷恋，对深层次历史模式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狂妄自大。为了证明相比于先辈们的优越性，我们夸耀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期。但是，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生活在多么有趣的时代。

就以全球化为例。其拥护者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它影响着“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以及经济”。但是，如果把它置于历史的环境中，这个词几乎毫无意义可言。有哪个社会不曾或多或少地被全球化过呢？

例如，罗马帝国完完全全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跨国界的实体，仅在它的首都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语言和宗教相互竞存。古罗马人不但从埃及进口谷物，还向中国和印度购买香料以及器皿，同时，他们出口陶器到其他的国家，甚至卖到了遥远的本地治里。我们可能会为班加罗尔的呼叫服务中心而兴奋不已，殊不知最先到达那里的还是古罗马人，他们可是常为天下先的。

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间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变化随处可见——比如西方妇女的地位的变化——但我们更应该指出现代生活稳定的一面。 1945年以来西方世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多数国家的国界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都保持着原样。虽然我们总喜欢吹嘘自己的现代性，但是，今天的英国，虽然有美丽的郊野景色和高耸的摩天大楼，对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来说，一点都不新奇。

尽管我们对互联网，还有iPod十分热衷，但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技术革新的时代。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比如烤面包机、水壶、中央供暖系统、电视、飞机、火车、汽车——都是几十年前就问世了。虽然推介互联网的广告铺天盖地，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用互联网来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事情，无论是购书还是给朋友写信。总是有人跟我们说互联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90％的网络流量都发生在本地网。

和几十年前人们对变化的普遍期待相比，如今变化的速度还是要慢一些。例如，当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星际漫游》于1968年上映时，人们似乎有理由想象有一天将乘着泛美航空的航班飞往空间站，和有知觉的电脑聊天，并且住在月球上。但是1968年去看过这部电影的那些观众们要是知道直至现在他们还住在米尔顿?凯恩斯，看着《杀机四伏》时，肯定会大失所望的。

我们追求新奇事物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1944年，乔治?奥威尔就忿忿不平地抱怨说：“我不知道听过多少遍‘飞机和收音机消除了距离’，还有‘世界各地如今都是互相依存着的’这样的话”。假如他还活着，毫无疑问，他也同样会为现在相类似的观点而气恼不已的。

虽然婴儿潮那代人喜欢吹嘘说他们经历的变化比其他时代的人都要多，但我们用不着向前追溯太远就能找到更为巨大的变化。试想一个英国人，他于1865年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那儿人们还骑着马，驾着马车，冬日里冰天雪地的，视野很有限。假设他能活到80多岁或是90多岁（这完全有可能），他就能亲眼目睹汽车、飞机、收音机、电话、电影、家庭电器、大众普及教育及妇女选举权这些事物的诞生——这样的世界与当今社会差距并不大。换句话说，到他去世前，他所看到的变化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猜想，在他看来，我们自认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也许真的很乏味。

中国有句咒语：“但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意思是紧随有趣时代而来的是混乱和焦虑。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算是很幸运了，因为我们没有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我、我们、他们

有一位瑞典商人和本国的一家中等规模的高科技公司进行了接洽，这位商人在沙特阿拉伯有许多关系良好的客户。于是，该公司派了一名工程师——就叫他约翰尼森吧——去利雅得，经这位商人引见，和一家小型的沙特工程公司合作，这家公司由一对兄弟经营着，他俩三十五岁左右，都拥有英国大学的学位。约翰尼森要做的是代表沙特政府协助一项建设工程。但是，双方在两年间进行了六次接触均无结果。每次约翰尼森和沙特兄弟商谈时，那位最初帮他们建立关系的瑞典商人都在场。这令约翰尼森和他的上司感到非常不快，因为他们不敢肯定这位商人是否跟他们的竞争对手也有来往，但沙特人却执意要介绍人在场。他们经常讨论一些与生意毫无关系的话题，比如莎士比亚，哥俩都是莎士比亚迷。

正当约翰尼森的上司开始怀疑公司花大笔旅费派人去洽谈是否明智时，利雅得那边来了电报，邀请约翰尼森迅速赶赴利雅得，因为一份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已准备好，等着他来签。一夜之间，沙特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那位中间商再也不用出场了，约翰尼森还第一次看见沙特人笑了，他们甚至还相互开起了玩笑。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进行得不错；但故事还没有结束。由于得到了这份大订单，约翰尼森被提拔为另一个部门的经理，他也因此不用再管沙特那单生意了。另一位国际交流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被提名接替他的工作，约翰尼森还亲自把他介绍给了那两位沙特兄弟。几星期后，从利雅得发来一份电报，两位沙特兄弟威胁说要取消合同，仅仅是因为一个有关交货条件的细节问题。他们请约翰尼森去协助解决。约翰尼森到利雅得后才发现，双方的矛盾源于一个很容易解决的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但沙特人觉得一定要约翰尼森代表公司出面才能

解决。因此，瑞典公司不得不打破惯例，允许约翰尼森处理沙特那边的生意，虽然他现在的职责是管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在这个真实的故事里，瑞典人和沙特人对人际关系在商业中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对瑞典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公司做生意；但对沙特人来说，他们是在和一个他们了解并且信任的人做生意。只要他们对某个人还不够了解，就会让一位双方都认识并信任的中间人或介绍人在场，这样做会比较方便。这两种文化的差异源于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个人角色与集体角色的问题。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团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社会里, 我把这类社会称作集体主义社会，集体主义这个词在某些读者看来具有政治意义，但我在使用这个词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它并不是指国家权力对个人的压制，而是特指团体的力量。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团体向来都是我们出生的那个家庭。但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家庭结构。在大多数集体主义社会里，小孩子成长的“家庭”有许多人生活在一起；有父母，有别的孩子，还有比如爷爷、奶奶、叔伯、姑姑、佣人及其他的家庭成员。这种家庭在文化人类学上被称为扩展型家庭。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学着把自己看作是“我们”团体中的一员，这种关系并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团体不同于社会上众多隶属“他们”团体里的他者。“我们”团体（或内部团体）是个人认同感的主要来源，是个人应对生活艰辛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安全保障。所以每个人一生都忠于自己的内部团体，而背叛这个团体是个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个人和内部团体之间会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有实用价值，又能给人心理上的依靠。

世界上还有少数人生活在个人利益大于团体利益的社会里，我把这类社会称为个人主义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多数小孩出生在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家庭里，当然，可能还会有别的孩子；在某些社会中，单亲家庭的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他的亲戚住在别处，彼此很少见面。这类家庭被称为核心家庭（源于拉丁词nucleus，意为“核心”）。核心家庭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快就学会把自己看成是“我”。这个“我”——即他们的个人身份——区别于其他人的“我”，而且这所谓的其他人并不是以不同团体的成员身份来区别的，而是以个人特点来分类的。例如玩伴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的。教育的目标是使孩子最终能自立。孩子一旦有了自立的能力，父母就会鼓励他们离开家。孩子离开父母家后，与父母的往来频率通常会降至最低点，或者完全断绝往来。在这类社会里，一个健全的人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心理上都不会依赖一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