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简史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前，地球上还没有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只是存在着相互隔离封闭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就地缘关系和相互接触作用性来说，古代东亚地区的确存在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就是由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长期外交关系互动而形成的“朝贡—册封”秩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势力相对强大的政权，为了保卫其核心地区的政治安全，都或多或少地有自己的“朝贡—册封”秩序。朝贡的范围所包含的具体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相应的缩小或扩增，但其基本地域并无多大出入。“朝贡—册封”秩序所涵盖的范围主要包括：东边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国家、琉球群岛及日本列岛(其中日本与体系互动是间接性的)；西边经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中亚、西亚的爱乌罕、浩罕王国等诸国，南边主要包括安南、缅甸、老挝、柬埔寨。

古代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贡封秩序”，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衍生出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的外交规范和制度。

一、“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和平主义不干涉政策

中国古代外交思想深受孔孟的“仁”“义”“礼”影响，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武力扩张征伐，只会徒损国力，带来沉

重的经济社会负担。例如汉朝由于对朝鲜兴兵动武，损兵折将，消耗粮饷，遭受重大损失。隋朝时期隋炀帝杨广三征朝鲜更是断送了大隋朝的江山。所以才会有“驭夷之道，守备为上”，也就是说，驯服蛮夷，以防守为主，讲究“来而不拒，去而不追”之道。即便是汉武、唐宗之伟业，也不是依托军事征服，他们在军事打击之后多班师回朝，退回原地。这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在西方历史上，只要有强大帝国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征服与远征，无论是亚述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皆是如此。

二、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

“贡封秩序”所构筑的东亚国际秩序维护，一方面来自中国强大实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主动融入这种秩序，内化吸收当时先进的文化制度。换言之，周边国家是否愿意接受朝贡与册封，决定权不在中国，而在朝贡国一方，大部分时候他们是主动融入朝贡册封体系之内的。“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等儒家文化制度的根本精神对周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大多“事大至诚”，以“藩邦”自居，谨守“臣节”。在“贡封秩序”下，中国周边国家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范围之内，东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文化制度上的吸引与归依，使得周边国家深深嵌刻着儒家文化的印记。

在唐朝强大的国势影响下，东北亚的日本、新罗积极效法内化中国制度，仿照中国建立封建统治体系，推行儒家的统治思想。

镰仓时代（1185-1333年，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权时代）以前，日本的早期儒学主要受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以及朱子学的影响。同样，韩国学者也普遍认为：“至今，儒家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比重。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

三、强调“和”的松散脆弱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模式

古代中国标榜自己为“正统”“中心”，而分布在周边的地区、国家则被称为“蛮夷”，形成一种“统而不治”带有鲜明藩属关系的中心—外围权力结构模式。这种权力结构模式对外围的国家没有约束力，中国的权力不是对属国及其资源的影响控制，而是一种礼仪性的象征。更重要的目的是使儒家文化免受藩邦文化的干扰，从而保证“天下”秩序的稳定、儒家文化的发展及保持其优势地位。

这种模式不同于西方帝国列强的支配式权力中心。西方的模式建立在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相反中国则是带有一种传播中华文明的使命感。

四、“厚往薄来”——经济上的互利平等性

朝贡体制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间表示政治臣属关系的形式，又是两国官方贸易的形式。即通过两国朝廷间的朝贡与回赠，交换两国的特产和物品，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周边国家的称臣纳贡，就经济贸易上来说，是平等的互利关系，有时候碍于天朝面子，给的多于纳入的部分。例如明朝时候，明太祖坚持“贡奉之

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敬可也”的主张，“厚往薄来”往往给朝贡国家高于贡品的回赐。据记载，永乐十五年，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来北京朝贡，明成祖朱棣回赠白金二千两、丝绸二百匹……赐其妃丝绸八十匹。”

五、朝贡体系还具有鲜明的联盟外交特征，即当成为朝贡体系的一员时，朝贡国有时依赖中国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略，有时依赖中国来制衡内部各派势力，带有鲜明的合纵连横的联盟外交特征。例如宋徽宗时，为达“联丽抗辽”的联盟外交目的，优待高丽来使，如史书记载：“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

“贡封秩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先秦为萌芽、孕育时期，汉唐时基本确立成型，宋元时期进一步充实，明清时成熟完备达到顶峰。然后由盛而衰，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贡奉秩序最终为“条约体系”所取代而寿终正寝。

近现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在西方列强到达东方以后，先是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周边国家的大门，在那里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然后以这些地区为跳板，对中国进行侵略和蚕食。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部分邻国也获得独立，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状况：一是新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

神，对周边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政治、道义和物资的支持，如朝鲜、越南。

二是差不多与中国同时获得民族独立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与中国面临共同的处境，具有共同的愿望。缅甸和印度分别是第一个承认和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在解决与印度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过程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向世界各国倡议。

三是反对超级大国利用周边对中国的威胁。在新中国成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着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这种威胁都直接来自中国的周边：最初是美国的威胁，首先来自东北的朝鲜半岛，其次来自东南的印度支那。后一段时期则来自苏联来自南北的战略包围和武器威胁。中国先是派出志愿军赴朝鲜进行的抗美援朝的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支持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斗争，随后则进行了持续时间最长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苏联来自周边的威胁则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

随着中国安全问题得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解决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中国的边界线总长4万多公里，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其中陆上边界线长2.2万公里，海上边界线1.8万公里，与周边15个国家接壤（苏联解体前为12个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大部分国家的边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1957年，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策：以“安定四邻，

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为目的，以“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为原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和双边关系的大局，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根据这样的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是，并非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等国家的边界在同一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此后还引发了战争。

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中国的国内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逐步改善了与东盟、蒙古、越南、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

冷战结束后，面临西方的压力，中国外交从周边着手，本着顾大局、讲友善、有克制，增信释疑、增进友好精神，与一些国家解决了尚未解决边界问题，或者达成了协议实现了边界的和平，或者即使问题还存在，也达成一致将问题搁臵起来，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思想，积极落实“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的政策，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化解热点，参与或促成一些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

首先是东南。中国政府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政策，以及采取克制的态度对待同个别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改变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在政治上，中国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增加了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信任，通过论坛框架内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如2002年10月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一年后加入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

在经济领域，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框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将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使中国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成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在西北，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苏联解体后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于1996年和1997年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达成关于在边境地区增加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有力推动了中国与这个地区国家间的信任，不仅促成中国与它们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领域逐步从安全扩展到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

在此基础上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至今已经在此框架内形成了包括国家元首年度会议、政府首脑（总理）年度

会议、外长会议以及总检察长、国防部长等部门领导人的会议在内的多层次、固定化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大大改善了中国与西北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西南，中国同南亚国家领导人，特别同印、巴之间互访不断，推动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巩固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2000年中印两国领导人确认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印关系得到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同巴基斯坦的互利合作，传统友谊得到加强。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努力促进了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缓和了西南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环境。

在东北，中国积极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在朝鲜半岛因为核问题而陷入危机之后，中国派出特使访问美朝和其他相关国家，在外交史上第一次进行穿梭外交，积极斡旋，促成朝、美、韩、日、俄、中六方会谈，确定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确认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核问题的途径，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担任东道国，提供设备，主持会议，避免了朝鲜半岛核问题失控，为地区和平做出了贡献，也维护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

2014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2015年与周边关系展望

2014年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抓住了一些重大机

遇，抑制了针对我国的某些挑战，为2015年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为未来的外交布局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局固然比较好，但是，某些挑战依然存在，依然严峻。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全面布局，长远应对。

一、机遇

2014年的中国外交明显抓住了大国互动的机遇，与周边四个大国的关系在高层互动中都得到了推动和提升，弱化了其中的某些矛盾。主场召开三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并在其中打上了中国的深刻烙印。同时，中国广泛推动同周边友好国家的往来，进一步提升了与周边友好国家的外交层级与紧密合作。

2014年，中国同周边的四大国家互动取得进展。

1.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5次会晤。两国一批重大合作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石油天然气合作领域，中俄两国签订了新的石油、天燃气能源合作大单。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获得突破，中俄达成了购买S400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的协议。

2.中国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迈出坚实步伐，有了新的发展。在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总统实现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散步，瀛台会晤，两人在一起互动，共同活动的时间达到五六个小时之久。既有所有的国事访问的礼宾程序，又有庄园会晤式的亲密交往，极大地拉近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距离。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建立两

军互信机制等多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3. 中日关系有所缓和。近年来，中日矛盾比较激化，中日两国打破了安倍执政以来的矛盾僵局，在APEC会议前期的11月7日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规范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为安倍与习主席会见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在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应约实现了同安倍的会晤，中日两国长期紧张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国际舆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4. 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两国又是近邻，中印之间的边界矛盾尤其突出，边界问题虽然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经过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的会晤，中印双方确认了双边共同的大利益所在，确定了友好合作的大方向，无疑使领土纠纷得到淡化，共同利益得到增长。

中国成功举办了三场大型的国际会议，博鳌亚洲论坛、第四次亚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即APEC会议）。三场会议的成员方绝大多数都属于中国周边地区范围内，对于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与地区关系的融合、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倡导的安全理念，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和进程写入了会议的成果文件，为会议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

这三场大型国际和地区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也使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国家更加融洽，存在一定矛盾的国家，其矛盾也得到一定缓和。

在2014年当中，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蒙古、韩国、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中小国家，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普遍发展。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可以算作广义上“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因此，也可以说这种外交既是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外交上的延伸。

二、挑战

习李新一届领导班子执政以后，中国外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极大地缓解了中国面对的一些国际矛盾。但是，还有一些矛盾和挑战将要长期考验我们。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诸多挑战；日本对中国的诸多挑战；菲、越、印等国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的挑战；阿富汗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挑战等。

中美关系随着瀛台漫步的“习奥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和稳定。但是，中美两国还存在着深层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关系，美国要围堵与分化中国的政策难以短期内改变。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有实力、有意愿对中国进行全面挑战的国家。中日两国关系尽管由于“习安会”（2014年11月10日）趋于缓和，但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安倍政权在未来执政期内，将如何进行战后70周年的历史讲话？是否还会继续推动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外交政策？会不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新的挑衅？如何进行宪法修改？是否会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如何加强自卫队的军力建设？如何针对中国进行军事部署？尤其是日本防卫省正在计划在20年内进行高性能地对地导弹的研究，将

配合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法律调整，改变日本专守防卫政策。

对于日本的挑战，我们不要过分地夸大，日本的综合国力和思维方式难以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和本质上的侵害，日本也没有能力实现围堵与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日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外部障碍、绊脚石。如何消除和转化这样一个外部障碍和搬开这个绊脚石，对中国来说，的确还是一个很困难的挑战。

侵害中国主权领土钓鱼岛，既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陈年旧账，中国不必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淡化和搁臵钓鱼岛问题，而不要急于解决对中国是最有利、最可行的战略。现在如果急于解决，只能陷入共同开发，或者是平分秋色的政策老路上，对中国有很大损害。而等到中国强大到超过美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联合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的时候，中国完全有能力以和平方式收回钓鱼岛，这并不困难。因此，我们要有战略定力，不急不缓地对待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继续沿着中国的现行外交战略和政策继续走下去，继续毫不动摇地发展本国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加强海空军和军队的整体现代化建设，日本的挑战和威胁将难以得逞。

中菲、中越领土纷争，还有重新发酵的可能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能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进行捕鱼活动的渔民采取进行缉拿等手段，来宣示他们所谓的“主权”，还不太敢通过在南海地区占领新的岛礁，进行新的挑战。

但中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加快海警局南海执法能力的建设，随时准备以强硬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制。同时也要进一步加强海空军的能力建设，一旦对方实施新的挑战，中国有能力夺占其新占领的岛礁，并有能力巩固占领成果。中国已经稳定住了对南海岛礁的扩建工作，这一工作将坚定不移地持续下去，扩大和稳固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支点。

中印领土纠纷时常作为印度媒体炒作的焦点，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在中印领土纠纷中，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已经居于下风，短时期内难于改变对中国不利的局势。对此，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由此，中国对中印边界的领土政策当以维持现状为主，不主动挑衅，不主动扩张，长期维持中印领土边界的稳定。如果是由印度军方在边界地区主动挑衅，中央政府应该允许中外媒体积极介入报道，通过舆论对印度施压，并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印军的挑衅行为。中国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奠定同印度深化经济合作的安全互信，政治互信。

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未来局势扑朔迷离，如果恐怖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将对中国西部的边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015年将是美国在阿富汗约 1.3万多训练兵力和后方支援兵力最后撤出时间。最后，将只留下少量保卫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警卫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及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能不能趁着美国的撤军再度崛起？阿富汗政府能否控制住本国的局势？

阿富汗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能不能蔓延到中国？中国将如何防控，防患于未然？这些挑战都将使中国对中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也使我们国内的政策调整面临一定的考验。

综上所述，2014年的中国外交，全面展开，重点突出，战略特征明显，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巩固，新的开发，新的拓展，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获得了显著的成果。2015年，中国将在2014年的基础上，以更加稳固的基盘，更加明确的战略，抢抓机遇，迎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