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化的发展

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②。

①《宋元学案》卷九○《鲁斋学案》。

②《宋元学案》卷九○《静修学案》。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从朱陆之争趋于朱陆“和会”。南宋时朱、陆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元后，朱、陆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

①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②，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③。这与陆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他

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④。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陆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⑤。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陆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陆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陆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陆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陆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①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②。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①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②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③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④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①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①。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