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的_系_分类_向_理论的中国根[1]

吕叔湘的“系”分类

———“向”理论的中国根

吴为章

(北京广播学院,北京100024)

[关键词]“系”分类;中国根

[摘　要]本文通过引证1987年出版的吕叔湘《语文近著》118页上的注释④和吕叔湘一系列重要

语法论著的主要观点与特斯尼埃《结构句法基础》的主要观点对照,认为吕叔湘在20世纪40年代提倡

的汉语动词“系”分类的主张是“向”理论的中国根,它和外国源———以特斯尼埃为代表的依存语法———

都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汉语“向”或“配价”研究热的诱因,吕叔湘先生是中国“向”理论的先驱。

[中图分类号]H1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365(2004)04-0001-04

LüShu2xiang’s Classification of‘xì’

WU Wei2zhang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Beijing100024)

K ey w ords:classification of‘xì’;Chinese root

Abstract:By quoting the explanatory note④on page118of LüShu2xiang’s book‘Recent W orks of Chi2 nese’published in Dec,1987and by contrasting the main ideas of a series of LüShu2xiang’s im portant gram2 matical books with those of the book‘E lements of Syntactic Structure’by T esnière,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 view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verb‘xì’adv ocated by LüShu2xiang in the40th of the last century is the Chinese root of argument.Argument and its foreign s ource,which is represented by T esnière’s Dependent G rammar,are the mian induced reas ons for studying Chinese‘argument’or‘valence’which sprung up in the 80th of the last century.Mr LüShu2xiang is the forerunner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Argument.

一些探讨动词的“向(argument)”或“价(valence)”理论的专题论文、论文集?序和研究现状述评,大都认为:我国有关动词(随后涉及形容词、名词和动结式结构等)的“向”或“配价”研究,始于1978年朱德熙先生在《“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对国外语法理论的引入。因此,在追寻“向”或“配价”理论的源头时,所关注的主要是国外语言学界。迄今,被认定为先驱的有:前苏联科茨年松(Коцнельсон,1948),荷兰格罗特(A?W?de G root)的《结构句法》(Structurele Syntaxis,1949),法国特斯尼埃(Lucien T esnière)的《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1953)和《结构句法基础》(E2lè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1959)。总之,认为“向”或“配价”理论是1978年以后的“舶来品”。为此,1991年11月,在提交给“中国语言学会第六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动词中心说”及其深远影响———〈中国文法要略〉学习札记之一》①中,我介绍了吕叔湘先生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重要论著中关于“动词中心说”和动词的“系”分类的观点,提出了下述看法:(一)与《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的观点相比较,80年代兴起的“动

①发表于韩国大邱大学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又见《语言研究》(武汉)1994年第1期。

词‘向’理论是对它们的继承和发展”;(二)与《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和《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1985)的观点相比较,“动词的‘向’理论是对它们的最好实践。”我认为:20世纪40年代吕先生的动词“系”分类是80年代“热”起来的动词“向”分类的中国根。我还特地引用了《语文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吕先生新增补的一条注释作为佐证:

关于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里的名词性成分的性质,我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里已经触及,摘录有关部分如下:“可是细想起来,‘施’和‘受’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也就无‘施’,只有‘系’。一个具体的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的时候,通常有施和受的分别;只系属于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件事物有关系,施和受分别根本就不大清楚……照这个看法,动词的‘及物、不及物’,‘自动、他动’,‘内动、外动’等名称皆不甚妥当,因为都含有‘只有受事一头有有无之分,凡动词都有施事’这个观念。照这个看法,动词可分‘双系’与‘单系’,双系的是积极性动词(active verb),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 verb)。”(《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469-470页)现在的语法理论文献里常用的是“一位动词”“二位动词”等名称,“位”或作“向”。(见该书第118页注释④)

与吕先生在《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上发表的《说“胜”和“败”》作比较,注释④最后的“‘位’或作‘向’”是新增补的,1992年出版的《吕叔湘文集》第三卷第589页的注释④同此。

1995年10月,在提交给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举办的“配价论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汉语动词配价研究述评》①第一部分《汉语配价理论探源》第一小节《配价理论的中国根》中,我又一次重申了“早在40年代,我国传统语法学中,就已经萌发了‘向’理论”的观点,并明确指出:“舶来的配价理论在我国得以广泛传播、落地生长,是因为它较为成功地嫁接在我国传统语法学的‘根’上”。

就笔者的视野所及,支持“向”或“配价”研究有它的中国根的论著还有:(1)1993年10月,胡明扬先生提交给“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吕叔湘先生在语法理论上的重大贡献》②。该文第一部分《“动词中心观”和动词的“向”》说:“吕叔湘先生的‘动词中心观’和动词的‘向’的理论和法国吕西安?泰尼埃尔(Lucien T esnière,1893—1954)的‘动词中心论’和动词的‘价’的理论真可谓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论文还不无遗憾地指出:“目前国内很多人接受了‘动词中心论’和动词的‘价’或‘向’的理论,还是受了国外格语法理论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他们读过《中国文法要略》。”说到这一点,我和胡先生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希望所有对“向”或“配价”理论感兴趣的人都能再认真深入地读读吕先生的一系列语法论著,因为它们能让你受益终身。(2)1998年4月,陆俭明先生为沈阳主编的论文集《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2002年)写的《序》。《序》中说:“关于配价语法,现在国际语言学界公认的,其奠基者是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2 cien T esnière,亦翻译为特尼耶尔、泰尼耶尔、特斯尼埃)。但是,类似配价的观念,在我国四十年代就有了。”他引以为证的是收入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论文集》的《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中的一段话和这段话后的一个注释(见《文集》第116页)。也许是没有注意到1987年吕先生所作的增补,因此陆先生在引文后紧接着说:“文中所说的‘系’,就大致相当于特思尼埃尔所说的‘关联(connexion)’;注中所说的‘双系’与‘单系’就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二价’和‘一价’(或‘单价’)。可惜吕先生这个观念和思想,吕先生本人和其他学者在后来都没有引发,没有进一步论述和运用,鲜为人知。所以七十年代后,中国有关配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受到国外配价理论的影响而开展起来的。”

正是鉴于了解“吕叔湘先生的‘系’是‘向’或‘配价’理论的中国根”这一观点的人还不多,我才发表于《三明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后收入沈阳主编的《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2002年。

①

②发表于《中国语文》1994年第1期。

在《汉语动词配价研究述评》(1995)中专门写了第一节《汉语配价理论探源》来探讨中国根和外国源

的关系问题。论文认为:“80年代初我国汉语语法学界兴起的关于动词‘向’的研究热,是舶来品和本土根的接通或殊途同归的结果”,“中国传统语法有一条粗壮的根,这就是重视语义分析和主张

‘动词中心说”。它的突出代表,可以溯源到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从主语宾语的分别

谈国语句子的分析》(1946)以及70年代后发表的一些重要论著,如《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1979)、《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词》(1985)、《说“胜”和“败”》

(1987)等。从这些重要论著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根由幼嫩到粗壮的全过程。关于这方面,我在《〈要略〉学习札记之一》中作过系统的论述。这里扼要说说把吕先生的语法理论和特斯尼埃的《结构句法基础》进行对照之后所得的结论:两位学者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理论———动词谓语句的“中心”是动词,句子中其他成分的选择决定于动词的性质;换句话说,两位学者都是倡导“动词中心说”和“向”或“配价”理论的先行者。下面分别引用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以便读者比较和思考。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提出:“一件事情(一个动作)往往牵涉到许多方面,所以一个

动词除起词止词外,还可以有各种补词代表与此事物有关的人或物”①。叙事句是由一个作为“中

心”或“重心”的动词和围绕着它的若干“补词”组成的。对于一个叙事句来说,“动词是一定要有的”(《要略》39页),补词的出现情况,则决定于动词的类别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所有的补词和动词的关系并非同样密切,起词和动词的关系最密切,止词次之,其他补词又次之,如时间补词及方所补词

和动词的关系就疏得很,有他不嫌多,无他不嫌少”(《要略》53页)。在《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

句子的分析》中提出:施事和受事本是对待之词,严格说,无受事也就无施事,只有“系”———为动词所系属的实体词。在一条注释中还进一步提出:“照这个看法,动词可分为‘双系’与‘单系’,双系的

是积极性动词(active verb ),单系的是中性动词(neuter verb )”②。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提出“补

语说”:不妨把宾语叫做“补语”,“补语这个名称比宾语好,不但是不跟主语相配对,而且可以包括某

些不便叫做宾语的成分”③;明确了“主语二重性”的含义,“让宾语跟主语相对,正如更早的止词跟

起词相对,都是着眼于名词跟动词的关系,即事物跟动作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主语的二重性:一方面是主和谓直接相对,是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一方面是主和宾围绕动词相对,是施动和受动的关

系”(《分析》107-108页),“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

个,……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分析》73页),这也就是说“不但

是宾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在一

定程度上,宾语和主语可以互相转化”(《分析》72-73页)。吕先生在《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开幕

词》④中提出:“动词是句子的中心、核心、重心,别的成分都跟它挂钩,被它吸引住”,

“怎样研究动词?可以就动词本身研究,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句子里边的动词和它的有关成分,主要是名词性成分的关系”。在《说“胜”和“败”》中,吕先生谈到有些二成分句里的名词不在动词之前而在动词之后时说:“这也是一部分二成分句里的S 比较接近O 的证据”,并在其后加了一个注释④(即本文开头谈到的、我在《〈要略〉学习札记之一》中引用作为论据的那个注释)。在注释④中,吕先生把40多年前写的一段文字和一条注释重新摘录、加以合并、作了增补,明确指出当年所说的“单系”与“双系”,也

①②③④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室编《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年。

见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7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以下简称《分析》。

见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第116页和页下注③,科学出版社,1955年。

见吕叔湘(1942)《中国文法要略》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汉语语法丛书》版,以下简称《要略》。

就是“现在的语法理论文献里”常常提及的“一位动词”与“二位动词”,“‘位’或作‘向’”①。

特斯尼埃在《结构句法基础》②中提出:组成句子的每个单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之

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甲睡觉”这个句子中,通过“关联(connexion )”从句法上联系起来的两个句子成分之间就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在句子结构中,动词处于中心的、领先的位置,是支配成分,下属于动词的从属成分为配角成分(actant )和说明成分(circonstant );配角成分参与句子动词的行为,用以说明动作发生的地点、时间、方式和方法;配角成分可分三种,分别相当于传统语法的主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在树型图上,这三种配角成分都处于同一等级,传统语法中的主语因而失去了特殊的地位;一个句子中的说明成分可以是无限的,用短语标记表示,说明成分排列于动词配角成分的右边。特斯尼埃明确指出:“动词可以跟化学元素的原子相比较。一个原子能和其他原子相结合的数目,称为化合价;一个动词能支配配角成分的总和,称为这个动词的配价”,“按其支配配角

成分数量的多少,动词可以分成四类”:零价动词(avalent ,如

“下雨”),一价动词(m onovalent ,如“他睡觉”),二价动词(divalent ,如“甲打乙”),三价动词(trivalent ,如“甲送乙一幅画”

)。在讨论句子成分之间的从属关系时,他着重描写简单句,认为简单句“是配价理论的基础”。

为什么两位学者分别观察的是各自的民族语言,却能提出大致相同的理论呢?这是因为他们关于个别语言的研究都是在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观照之下的。不可否认,林林种种的自然语言,不管各自的表现形式有多少独特之处,作为人类语言之一,总会有某些普遍现象贯穿其中。英国语言

学家帕墨尔在《语义学》③中说“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至少有五种答案:(1)世界就是这种样子;

(2)所有的人的心理结构基本相同;(3)不同社会的文化需求相同;(4)操不同语言的不同社会过去有接触,现在也有;(5)世界的各种语言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说,上述对照说明:由于两位学者都以“动词中心说”这一语言普遍现象为镜,因此,虽然分别研究的是不同的语言,却提出了大致相同的理论;他们都是“向”或“配价”理论的先驱。纵观语言学史,类似的佳话并不罕见,比如,古代哲学家讨论“名”“实”问题涉及语言现象时,中外学者虽然考察的是各自的语言,却都有观点大致相同的“按性质”和“按规定”的两派;再如,19世纪以来,涉及语言学的某些基本理论,如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静态语言学(共时性)和动态语言学(历时性)的区分等等,被誉为“普通语言学之父”的瑞士学者德?索绪尔(1857—1913)和俄国喀山语言学派的创立者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45—1929)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作为后人,追述或学习历史、评价人物或作品,不能单凭时间因素确定,因为只有在社会思想史的大系统里,才有可能看清一门科学史的来龙去脉、摆得准一位学者的学术位置;更不能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争先后次序。至于藉此进行诸如“首创权情结”、“剽窃者的悲怆”之类的哗众取宠或囿于成见,更是治学者所不为。

在治学方面,吕叔湘先生一贯倡导创新务实,既重视普遍语法现象又立足民族语言特点,是我们的榜样。今天,在纪念吕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向”或“配价”研究成果问世,让吕先生的“系”分类学说更加发扬光大;有越来越多的汉语研究成果步入世界语言普遍现象的理论殿堂,去丰富它、发展它,在普通语言学(我的导师方光焘先生称为“一般语言学”,我称为“元

语言学(Meta -linguistics )”)④中占得应有的、适当的地位。

①②③④见吴为章(1999)编著《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前言》第3-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次印刷。

见《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第30页。

参看张烈材(1985)《特斯尼埃的〈结构句法基础〉简介》,《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2期。

见吕叔湘《语文近著》第1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又见《吕叔湘文集》第三卷第589页注释④,商务印书馆,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