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美学特征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发展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发展摘要：文人画，也称文人士大夫画，这样明确指出作者定位是士大夫阶层，文人士大夫古代指官僚阶层。这一阶层的绘画表现手法以水墨为之。文人画是政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者的智慧结晶和思想产物，以书、画、文、思想构架起来的一种形式美。后来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推向了社会，由业余走向了专业,在原先的框架上增加了诗词、印章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一直延续壮大至今的形式美本体。关键字：文人画、变化、发展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当中一个特殊的类别。此一分类并不是根据绘画的内容，而是以画家的身分而定名，画家的身分多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另还有较特别的──禅僧。中国文人画始自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其多才多艺，既能书擅画，又妙解音律，以画的造诣而论，创造了水墨山水画派，被称为“南宗画之祖”，文人画的开宗人物，受禅宗影响很大。诗作擅以描写山野田园自然风景，如身入诗中景色，他的画更具有这种气质。这种文字与绘画的结合始自王维，所以董其昌称王维的画为“文人画”。自此之后，中国的绘画与诗、词、书法等结了不解之缘，至于在一幅画上落款、题诗、题跋甚至于加盖图章，以及画家以书法笔意作画等的演变，似乎都可说是因“文人画”而产生。表意境以书入画 “文人画”在创作上强调个人思想、意趣，结合书法、文学、绘画、人品诸种因素。大多数文人画家均以深远闲淡、穆和严静作为绘画创作最终追求的意境，因此他们以最简单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最概括的黑、白、灰为色彩语言，传达出画家内心最深切的感受。北宋苏轼，米芾、米友仁父子被视作文人画山水最早的典型。米芾不只是画家，亦是著名书法家，其作画力求“平淡天真”，以书法笔意，或露锋缓行或挑笔出锋，佐以下笔的轻重缓急、顿挑、使转纵横，使书法的意韵表露无遗。中国文人画，从唐朝的自然派诗人画家王维建立以来﹐到了十三世纪元朝﹐开始受到艺术家和文人普遍的重视与喜爱﹐直至清初。此一文人画形式的画风发

浅析洛阳古典园林的美学特征

浅析洛阳古典园林的美学特征浅析洛阳古典园林的美学特征摘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富饶的生活条件、发达的交通、隐逸之风的盛行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园林的成熟发展。洛阳作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园林水平足以体现出当时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状况。洛阳古典园林可视为中国古典园林成长成熟期的典型。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隋唐洛阳古典园林典型意境中图分类号：K92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历史告诉我们，人在孜孜不息地追求着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孜孜不息地追求着美的享受。对于我们的居住环境，人们不仅要求它使用方便，同时也希望把房屋建筑的尽可能美观。当今社会技术化模板化的住宅建筑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日益提升的审美心理需求，园林具有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艺术特性，是理想的人居环境。本次论文的目的是希望针对见证了中国园林成长成熟变化发展的洛阳古典园林美学特征的分析，提供一些参考，为现代人类理想居住环境的营建寻求一条切实可行之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洛阳长期为帝都陪京，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且地处伊洛盆地，四面环山，城中有伊、洛、?、涧四水穿过，在造园发展上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使得其古典园林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地域和时代特色。“天下名园重洛阳”，不光皇室建造的宫苑遍布城周，而且士大夫、文人墨客都在此兴建不少私人别业，加上释教佛学始传于洛阳，寺院也随之兴盛起来。这正好见证了中国古典园林从早期的“园”、“囿”，到后期的城市园林，并形成了古代中国造园活动的三大主流形式――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皇家园林皇家园林顾名思义，属皇帝个人和皇室所私有。占地面积大，规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

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意境，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以及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如果典型是以单个形象而论的话，意境则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意境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范畴，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故而美学与意境就有了那么一层深厚的关系。美学里的意境理论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在传统绘画中是作品通过时空境象的描绘﹐在情与景高度融汇後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境界。意境理论最先出现于文学创作与批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中有“意象”说和“境界”说。唐代诗人王昌龄和皎然提出了“取境”“缘境”的理论﹐刘禹锡和文艺理论家司空图又进一步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创作见解。艺理论界对“境界”说的阐述虽然众说纷纭，为轩为轾，但有一个地方却出人意外，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把“境界”和“意境”等同起来。称之为“文学形象”、“作品中的世界”。这种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境界”一词作为一般习惯用法，如云“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泛指作品中的一种抽象界域而言者。又如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此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修养造诣之各种不同的阶段而言者。又如云“‘明月照积雪’、‘大江日夜流’、‘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此处之所谓境界便当是指作者所描写的景物而言者。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美学命题和范畴。“意境”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美学范畴的动态变异性;“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哲学认知和审美认知方式交融的艺术观照方式。“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的范畴，这是从美学范畴说，这个范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炼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历代许多艺术家有意识去追求的。

谈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特点

谈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特点中国文人画产生于晋元，兴于宋元，宋元以后文人画作品大量涌现，至明清大盛，并在理论上逐渐完备美学思想体系。文人画的特点是注重神似和笔墨意趣，本文就“以形写神”一词来着重讨论文人画中神似的重要性。标签：以形写神；神似中国的文人画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二、讲求“笔墨”及其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三、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综合艺术性。本文以第一点特征为主要研究点进行探讨。一般认为文人画始于宋元而盛于明清。因为宋元之后文人画论蔚然成风，作品也大量涌现；而且元代以前的画“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诗书画印的结合尚不明显。文人画的确只是到了宋元以后才真正形成了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形式风格，并且在理论上逐渐完备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但本文还是将文人画的起始上溯至晋唐时代的观点。因为作为文人画的主要的本质特征“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的理论，是早在晋唐时期就已经确立并予以阐发的。晋时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迁想妙想”的论点，奠定了中国文人画注重“神似”并逐渐发展为崇尚“写意”的思想。至唐张彦远在《六法论》中，提出了“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论点，他认为“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明显地强调了“气韵”的重要性，“气韵”二字后来变成了文人画千百年来的第一要义。文人画的涵义，应该是指那些以“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的美学思想为创作原则，强调表现作者主观精神及文学意味，并且以文人士大夫画家为主要创作者的中国画。在文人画的传统中，“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的理论，是最主要、最根本、最可贵的。中国传统绘画对于形的认识，不是纯客观的、直接的形体感觉，而是移入了画家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并且经过审美认识和艺术改造的形体感觉，以及尽可能地注入了文学意味。文人画虽然也有写意和工笔之分，但那基本上是在绘画技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分类，而就对物象的认识和表现来说，其实只可以说都是“以形写神”而注重“神似”的。基于对这种形神的认识态度，文人画可以大大提高笔和墨的表现能力，可以“以书法入画”，可使与描绘物象本身原无瓜葛的题诗、款识和印章成为整个画面的合理组合部分……这样就为画家开拓了描绘主客观世界的广阔天地，特别是给画家提供了抒发胸意、表现自我的极大的可能性和灵活性。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在形与神的相互关系上，总的趋向是愈加强调“神似”。唐张彦远在强调“气韵”的同时，还认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而元倪瓒则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清代郑燮有两句诗说：“画到神情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可见其强调“神似”的程度。

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研究的崛起

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研究的崛起发表时间：2018-07-16T17:07:21.080Z 来源：《知识-力量》2018年7月上作者：李勇 [导读] 中国古典美学是“生命体验”之学与“生命境界”之学。美的“本体”就是生命的“境界”。“生命”指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和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人的“精神生命”；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这种“生命精神”，所升华出来的是“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西北政法大学）中国古典美学是“生命体验”之学与“生命境界”之学。美的“本体”就是生命的“境界”。“生命”指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和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人的感性个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人的“精神生命”；宇宙万物的本体生命凝聚出来的是这种“生命精神”，所升华出来的是“生命意味”与“生命情调”。“生命”被诗意地映照在“境界”里，就产生美。而这正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旨，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灵魂底色。一、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思想启蒙与美学立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1908）中首次从美学视角标举“境界”说，以此既异于佛家之“六境”，又异于王昌龄首倡之“意境”。王国维将“境界”与“气质、格律、神韵”等在“本末”层面上加以言说，使“境界”真正成为一个美学范畴。虽然他对“境界”一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解释，但王国维的词论实以“境界”为核心展开的，它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意境”理论的总结，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真正理论形态的一个开端。深受王国维境界论的影响，朱光潜在他的《诗论》（1931）中，从“直觉”与“移情”、“隔”与“不隔”、“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等方面详细阐述了中国诗歌境界理论，朱光潜不仅把王国维的境界说情趣化，同时也将这一旨趣拓展到宇宙和人生的领域，即著名的“宇宙的情趣化”和“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学命题。冯友兰在《新原人》（1938）中以“觉解”为标杆，深入探讨了“境界”一词，并依此演绎出人生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天地境界”正是中国古典美学所指谓的审美境界。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从“意境”角度深刻而生动地诠释了“艺术境界”的美学内涵，并对其哲学底蕴、生命体验、艺术精神等方面进行大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揭示了艺术境界与哲学境界、生命境界的内在关联，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自然观、生命观、人生观、审美观、艺术观等，均有精彩而独到的见解，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文化溯源与理论自觉 20 世纪后半期，伴随两次全国范围的美学大辩论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学热”，学界在译介西方美学著作的同时，也从新开始整理和挖掘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资料，开始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致思模式和言说范式。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以体悟与思辨相结合的方式，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展示了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近八千年中国灿烂多彩的审美境界与审美风格。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中，系统梳理了从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到王国维关于“境”、“境界”范畴的诠释，并将其思想渊源上溯到老子和庄子哲学。潘知常的《生命美学》（1991），以“生命本体论”为基点，从人的生命活动出发考察人类的审美和艺术，并以此追问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存方式的关系，认为只有接着王国维讲，才有中国美学的未来，从而引发了“生命美学”与“实践美学”的争论。而今看来，“生命美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哲学”本色是一脉相承的，也更符合中国古典美学的特质。蒙培元的《心灵超越与境界》（1998），从心灵境界与生命体验之维度，系统梳理了自《周易》到当代新儒学各家的种种境界，该书虽然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但以“境界”为主线爬梳中国哲学史的思想脉络，不失为一种新颖而有益的尝试，对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论的研究和探讨，无疑具有启迪作用。三、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的哲学反思与理论建构。 21世纪伊始，秉承上世纪的学术成果，学界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境界美学”理论充满信心，以期由此搭建与西方美学的对话平台。其主要旨趣与脉络如下：其一，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放置于对“境界”一词的辞源学与范畴学的考察之上。王建疆的《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2006），对“境界”一词的历史流变以及“境界”与人生、审美、意象、意境等范畴的关联做了较为系统而详尽的梳理和研究。王振复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史》（2009），以道、气、象为主要维度和基本范畴，系统梳理和构建了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依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的互相渗透与相互论证。李明的《生命存在与心灵超越——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研究》（2011），从“境界”范畴的历史演变、涵义、理论特征等方面阐述了“境界”一词的理论内涵。刘凌在《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理论的文化阐释》（2012）一文中，对“境界”说的理论渊源、美学内涵、文化背景以及境界理论的当代意义和价值等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诠释。其二，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置于广阔而深邃的中国哲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张世英的《境界与文化——成人之道》（2007），在中西传统文化与中西哲学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了人生境界的各种层面，认为哲学追问的根底决定着人生的境界与意义。他阐述了人生的四种境界：欲求境界、求实境界、道德境界、审美境界。而“万有相通”的“审美境界”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作者重点梳理了儒道两家美学在“境界”层面上与“成人之道”的内在关联。朱良志的《中国美学十五讲》（2006），以生命体验、生命超越、生命安慰为灵魂底蕴，演绎和述说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种种境界，颇具哲学功底。李昌舒的《境界的哲学基础——从王弼到慧能的美学考察》（2008），也在中国哲学的背景之下诠释了“境界”的美学内涵。其三，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升华为“境界本体论”并加以言说。陈望衡的《美在境界》（2007），在系统整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境界本体论”的美学思维框架，极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作者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象”和“境”以及由此衍生的“意象”、“意境”、“境界”等是中华美学的审美本体，中国古典美学中一切审美快乐和评价均由此发生，而“境界”的本体则建基于更高的本体——“道”之上，它不仅单纯停留在艺术领域，也指向和延伸至生命存在的维度。其四，将中国古典美学境界说鉴之于中国艺术本体和中国艺术精神。朱良志的《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2006），以“生命本体”为基点，以“生命体验”为运思模式，探讨了中国艺术在“生命境界”层面上所呈现的种种样式，并辅之以深厚的哲学底蕴与文化背景，进而又探讨了若干中国艺术部类（绘画、书法、园林等）的艺术精神与审美境界。而对于中国艺术其他部类如诗歌，则有吴言生的《禅宗诗歌境界》（2001）、禹克坤的《中国诗歌的审美境界》（2002）、陈伯海的《释“意境”——中国诗学的生命境界论》（2006），等等，皆取得

(完整版)中国古典美学

中国古典美学悠悠华夏五千年，世界上五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古典美学则是中国历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人们所称道。中国古典美学的起源，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构建中国古典美学框架的主要思潮和派别之一，其形成和发展直接与儒家相关。“仁义”是中国古代人民一直很推崇的一种道德。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认为仁时一种美。“仁”是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互相友爱、互助、同情等。1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舆！”2百行以孝为先，这是一种仁爱。在儒家思想中孝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敬爱父母、笃爱兄长，这是“仁”的基础。假如一个家庭父母不和睦，妻离子散，而家庭成员整天都心烦意乱，事事不顺心，那么又何来“美学”之说呢？孔子的美学思想，以仁学为基础，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沉思美之所在，强调唯有遵循仁义之道，在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中才能获得自由，进入美的境界，所以“仁”时一种美。 “忠孝两全”一直是中国古典美所提倡的一种美德。“孝”是仁的一种，而忠则是义中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里“忠”表达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挚情感，其行为指的是舍己，即要求人们为忠诚对象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这一概念极其鲜明地体现了古代中国文化对象“伦理型”特征。“忠”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忠信、忠义、忠告、忠言等词，一直都广为流传。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公孙丑问孟子说：“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3这里所说的“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指的就是融合了道德思想，渗透着情感意义。为实现一定的伦理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精神。“孔孟”之一的孟子高度赞美了这种为理想实现而自我牺牲的一切精神。那种“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4的舍生取义的精神，在社会美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它影响和鼓励着一代代的人们为之学习和努力，“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5的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在金人的诱惑和威胁下不为所动，“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6的边疆将士勇敢无畏，“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7的清朝诗人于谦在诱惑面前洁身自好。而对中国古典美学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的道家学派，则主张“道”作为宇宙的终极始因，把体道作为人得的存在的最高价值境界，道是道家思想的基本观念，这一观念的出现，将先秦时代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的具有人格化意味的“天”的观念，引向初具形而上色彩的抽象的理论层次。“道，可道也，非恒道也。”8“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9在老子的哲学中，道在宇宙的意义上被称为宇宙动力学始点而近于“一”，或在本论意义被作为万有物的终极本体而近于“无”，道即一即无，道不可道，道即是从自然运作中抽象出来的统摄万有的无为无不为的最高宇宙法则。10但老子的思想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朦胧而深奥，而作为“老庄”之一的庄子继承了老子之道，并认为谈天轮道目的在于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种有宇宙的色彩和本体论意味的绝对价值境界，因为庄子哲学哲学中引入了“天”、“人”、“吾”、“我”四者的关系。“无为为之之谓天”11，“天”在庄子的哲学中表达了“天帝”、“天帝”等人格化或宿命的意义，作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的本然状态和生命的本真状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儿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艺术特点

浅谈中国古代文人画的艺术特点文人画,亦称“士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修养深厚的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区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文人画发轫于唐,于北宋形成体系,至元勃兴臻于大成,经明清继续发展,主要代表画家有苏轼、赵孟頫、徐渭、郑燮等。其特点是,画家多有出世态度,寄情于山水、花鸟、竹木,重视文学修养,强调诗、书、画，印等艺术形式的结合,不求形似只求生韵,追求笔情墨趣，是文人借以抒情、言志的手段。文人画，兼诗、书、画、印为一体，重表现、尚内美。“文人画”重自然，通常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也有人物画。文人画有四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因此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成为文人画最大的艺术特点，也是文人画文人画的原因，使文人的心灵情感有所寄托。 GAGGAGAGGAFFFFAFAF

诗作为文人画的魂之所在，有浓重的表情达意的抒情性特征。王维的绘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更是最早确立了诗化的文人画美学原则，为后世的文人画家所追随。文人画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体现文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画的表现性、抒情性、写意性更加强烈。文人画多为水墨画，以墨为主要的绘画材料，墨色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唯取真淳，返朴归真、大巧若拙。文人画的线条神采飞扬、删繁就简，以书入画。文人画巩固了对线条美的追求，强化了中国画意象造型的传统，并促成了人们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转向笔墨形式。文人画不求形似只求生韵，亦既是‘写意’,它以画家的主观意向为创作源泉，不专注于形似，其用笔时，自然流 GAGGAGAGGAFFFFAFAF

中国美学的特点

中国美学的特点 “美学”作为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是在西方现代学术分野的思潮当中确定位置的。一般而言，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在“真”、“善”、“美”，与“美”相对应的哲学分支即是美学。20世纪初，由日本人翻译成“美学”的Aesthetics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有深厚的古学造诣又有着开阔眼界的学者对此投入了热情的关注，并积极地加以引介。中国美学自此开始了一个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在欧风美雨当中成长的过程。然而，中国现代美学从奠定到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始于美学领域的讨论，往往“越界”而至于文学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乃至社会的、政治的领域。在今天看来，这不一定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而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美学、美育思想的独特之处。关于中国美学的研究存在许多困难。这在于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美学，同时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重构中国美学的历史还只是新近的事情。比起中国哲学史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开掘。对于中国是否有美学是一个一直具有争议的问题。在此争论的背后，还隐藏着两种对立的立场，即西化派和保守派。在中国传统思想面临危机和中西思想发生碰撞的时候，西化派和保守派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前者否认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要求用西方思想取而代之。与此相反，后者中国传统思想的优越性，认为其创造性的转化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这种立场在美学上也是一样的。对于中国的美学传统，西化派否定，保守派则夸大。但对于中国美学的思考应该超出这两种思想的对立，不是从某种预设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中国美学自身的历史出发。事实上，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美学在西方的历史上经历了诗学、感性学和艺术哲学等几种形态，其中尤其是感性学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但中国的美学不是在感性学的意义所使用的。同时中国关于美与艺术的思考也没有形成"知识学"，亦即关于知识的系统表达。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黑格尔的《美学》都是关于美的思考的体系。而这在中国美学的历史上是无法寻找的。尽管这样，我们现在还是在谈论中国美学，不过它是在极其宽广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中也有丰富而深刻的关于美和艺术的本性的思考。只要美学不是狭义地规定为感性学，而是可以广义地规定为关于美和艺术的思考的话，那么中国美学的历史就可以得到承认。当然这既要考虑到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共同性，也要考虑到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特性。我们要力图避免用西方美学来衡量中国美学，或者是将中国美学西方化。中国美学的确具有独特的形态。这特别表现在其文本样式方面。中国几乎没有关于美和美感分析的独立性的系统著作，而只有格言般的片言只语。它们主要保存在儒家、道家和禅宗等思想性的论著中。不过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关于各种艺术门类的论述，如诗论、文论、画论和乐论等。这些论著既有关于各们艺术门类特性的探讨，也有对于具体作品的赏析。

从“意境”范畴看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

第25卷第4期2003年7月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 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25No.4 J ul.2003 从“意境”范畴看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Ξ 邓桂英 (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南湘潭411201) 摘　要: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美学命题和范畴。“意境”这一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美学范畴的动态变异性;“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哲学认知和审美认知方式交融的艺术观照方式。关键词:意境;中国古典美学;基本特征中图分类号:B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3)04-0097-03 中国古典美学源远流长,萌芽于先秦时代,经汉代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正式形成,唐宋时其思想被广泛运用,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笔者选取了“意境”这一核心范畴,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我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为本”的社会农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人注重二者的和谐一致并能自觉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说:“这个民族似乎在其连续不断的记忆里一直保留它原始时期的经验,中国人似乎把他们早期与动物世界的友善关系从最遥远的上古一直带到了文明时代。”先秦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法天贵真的宇宙观和审美观正是其产物。中国的先哲们认为,人生命活动的盛衰和心灵世界的惨舒与天地自然具有同一性或同构关系。这种哲学思想的产生直接影响到了审美领域。人们普遍认为惟有顺应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生命活动才能获得自由,才能体验到美之所在。在审美实践中,着力体悟、把握以至表现这种同一性或同构关系,千百年来始终是华夏诸门类艺术所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大量的诗,画、音乐作品就常常表露出一种人与自然交融冥和的意境情味,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人内在的生命力搏动与外在自然界生机活力交感统一。“审美范畴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美学的历史,审美范畴的内涵也就是美学的内涵,审美范畴的美学特征,也就表现了美学的特征,揭示中华美学中的审美范畴的辩证性质及其美学内涵,也就大体展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特征……”[1]。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追求美、表现美,表现人同自然的和谐契合,与物无忤,恬然自安和无所不适,以及主体情思与客体景物的交融合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天”“人”可以相互感应,物我可以彼此交流,因此,中国古人面对高山流水、春花秋月,总喜欢悄然对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迟归”,也因此有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绝唱。意境的创造主体打破了现实的界限,打破了与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物我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心灵因此找到了一片洁净的栖息地。这样,意境“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与言外”(欧阳修语),展示给我们一幅浩瀚无垠的宇宙生命图景,奏响了一首永恒无限的宇宙生命交响曲。意境以其强大的审美冲击力,将审美主体内在生命的存在延伸至无限,使审美主体在获得极度的精神愉悦的同时还获得了具有生命本体意义的真正超越[2]。二　美学范畴的多义性、模糊性和辩证统一性这一特征主要受中国古代传统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不是依靠理性分析、抽象思辩、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一种诗性方式,从审美的感性活动中,于自然或艺术的感性体验中,整体地领悟到审美客体所隐含的意蕴,直觉把握宇宙人生的真谛, 79 Ξ收稿日期:2002-09-12 作者简介:邓桂英(1980-),女,湖南湘乡人,湖南科技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艺美学研究。

浅析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色彩观

艺术研究 143 “以色貌色”：舞动色彩的灵翼 ——浅析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色彩观董碧娟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2008 级文艺学研究生北京 100024 [中图分类号]：J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7-0143-02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为正式的山水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通过讨论山水画的性质、功能、创作方法及目的等，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山水画的艺术特性，为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在《画山水序》中，宗炳提出了“澄怀味象”、“山水以形媚道”、“应目会心”、“神超理得”、“畅神”等一系列具有丰厚意蕴的美学命题，无不对山水画的性质认识、创作及审美接受提供了重要启迪。而在这些理论命题和观点中，有一点可能并不具有特别鲜明、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如果仔细审视和推究，就会发现它能构成认识中国山水画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美学精神的一个生动有趣的切入口。这一点便是宗炳提出的“以色貌色”。宗炳认为，再难以琢磨的玄理奥义和思想旨趣，我们都能通过心意去探索到，通过用心研究书册而了解到，更何况是作者亲身盘桓于山水之中，反复观览，以山水的本来之形画作画面上的山水之形，以山水的本来之色画成画面上的本来之色的山水画呢？ “画象布色”、“以色貌色”，显示了宗炳对于山水画创作中色彩——这一突出的艺术表现符号的重视，继而暗含了他对山水画作品的视觉直观性、逼真性的一定要求。然而，展开中国山水画绘画史长卷，色彩——这一重要的艺术语言并不是自始至终地活跃其中。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古代绘画对于色彩的应用更为小心矜持，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西艺术特色、文化心理上的差异性。一、宗炳的设色论宗炳的设色论比较隐性地蕴含在《画山水序》一文中，但这一理论观点却具有坚固的内在逻辑支撑。宗炳对于色彩应用的重视是对前人绘画实践的继承和总结。秦、汉时期的壁画、帛画、漆画等无不色彩斑斓、浓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总体上也是处于“随类赋彩”的设色阶段。因此，在山水画创作中，宗炳也十分强调色彩的运用。但这种强调并不是指对客观物象色彩的纯粹模拟，而是浸润着创作者主观性的一种色彩设置，因此选用“布”和“貌”这两个能够暗示出主体能动性的语汇。宗炳“在‘画象布色’时，强调‘以色貌色’，即在绘画时用客观的物象色彩表现主观的物象色彩，也就是客观的物象经意象加工之后再还其‘本真’，就是要达到归真返朴，浑然一体的原生态之美。”①由此可见，宗炳的设色论也渗透着老庄道家的哲学观。对于色彩的重视显示了宗炳对山水画视觉直观性、逼真性的一定要求，在此基础上，宗炳进一步提出了“近大远小”这一创作规律，从而暗示了他在山水画创作中所要求的“类巧”原则。“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将色彩——这一直观性和感染力很强的艺术符号提升到与“形”即形状构图同等重要的位置，说明了宗炳对于人的视觉感性的认知与尊重，他深刻意识到了色彩这一艺术语言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色彩作为山水之“质”的一个重要组成，就必然会成为承载山水之“灵”的一个载体，这应该是宗炳设色理论内在的基本逻辑，而这也构成了他在设色方面对于山水画创作的一个朴素但具有洞察性的认知。二、中国山水画色彩观的演变 “最初，山水画是在人物与神仙故事的背景中孕育生长的……早期山水画创作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其最初的样式与表现技巧均从属于人物画的体系。”②山水画作为独立的绘画题材是在南北朝之后。在南朝齐梁间的画家、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的“六法”中，就有“随类赋彩”一法，而且排在“应物象形”之后，可见当时绘画创作中对于色彩的重视。到了隋唐时期，山水画的艺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在色彩上基本也是延续青绿赋彩的传统。然而在唐代，中国山水画色彩观开始出现了转变的萌芽：王维在山水画创作中“始用渲淡, 一改钩斫之法”，且推崇“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王洽、张璪、项容等人在水墨画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五代至宋，画法精致、色彩艳丽的院体画长期位居主流，但也出现了荆浩、巨然、董源、关仝以及范宽、郭熙等人的水墨山水画创作。荆浩在“六要”中还将“墨”作为一“要”，并且推崇“不贵五彩”的画作。然而，从总体上看，水墨山水画在宋代仍处于滥觞阶段。进入元代，文人阶层广泛介入绘画，他们追求抒情写意，讲究以书入画，注重笔墨，从而开始扭转了中国山水画的色彩观，真正树立起了中国山水画重水墨而轻彩色的传统。进入明清，在山水画创作上画派林立，如明代的浙派、吴派、华亭派，清代初期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等，在这些不同的画派中仍多以水墨山水作为创作主流。再加上徐渭、扬州八怪等在水墨绘画技法上的不断创新，为水墨山水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巩固了重墨轻彩的传统。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就指出“水墨做正宗，青绿为别子”，清代笪重光在《画筌》中也提出“丹青竟胜，反失山水之真容”。至此，色彩这一重要的绘画语言在山水画创作中真正被置于边缘，尽管后来也有人强调山水画中色彩的作用，但已无力扭转中国古代山水画创作上重墨轻彩的传统。三、中西绘画色彩观的差异从中国古代山水画色彩观的演变可以一窥整个中国古代绘画色彩观上的发展主脉。《周礼》中有：“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中国文化观中的“五色”可以说是对方位、物质类属、伦理、情感、宇宙气象等多项维度的概括和喻示，这也奠定了从一开始中国绘画在色彩运用上就具有一种明显的符号性、功

2014宁夏教师招聘考试：浅谈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

2014宁夏教师招聘考试：浅谈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发展 2014-07-30 09:57:41 来源：宁夏中公教育文人画通常被简单的认为古代文人画的画就被称为文人画。但这个概念过于模糊或者不够专业。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作品，作品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他们用笔气韵不凡，有墨趣之感，多显示雅致，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能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一)宋代以前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作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认为“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被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也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三家山水”指的是关仝、李成、范宽，被史家称颂为“三家鼎立、百代标程”、“三家，犹如诸子之正经矣。”“徐黄体异”指的是五代西蜀宫廷画家黄筌擅作工细富贵花鸟，南唐士大夫徐熙则擅长疏淡野逸花鸟画，宋人所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这两人对后世工笔花鸟和写意花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画史称之为“徐黄体异”。 (二)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分开来的愿望。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米氏云山”，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元代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提出“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本来

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一)

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一) 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独特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沿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标准对之予以解释和评判，但都不能真正领悟其内在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才可能更好的领悟和解释中国古代美学的内在价值和其独特性。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无限。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二、历史主义传统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

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之朴素美

目录摘要 (2) Ａbstract (3) 前言 (4) 一．朴素美 (4) 1.1朴素美的由来 (4) 1.2 朴素美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意义 (5) 二．朴素美在古代美学中的分论 (5) 2.1老子：语言真诚朴素之美 (5) 2.2庄子：文学平淡真实之美 (6) 2.3孟郊：诗歌淳朴素淡之美 (7) 2.4李贽：提倡简朴质直之美 (8) 2.5阿炳：音乐情真意切之美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10) 致谢 (11) 摘要

朴素美显示出质朴无华、淡雅之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朴素美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趣味，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关键词: 美学思想朴素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平淡 Abstract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shows its simple，plain and elega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is not only a basic living principle but an acceptable belief of aesthetics. What's called the utmost qualities of beauty are simplicity and plain，purity and natural.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tyles of art forms and an aesthetic pleasure，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had its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aesthetics. Key words:aesthetic thought simple beaut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ture flat

浅谈文人画

本科生毕业论文题目名称浅谈文人画的审美品格学生姓名邱鹏学号 20094152059 学院美术学院专业年级美术教育 2009级指导教师田爱华职称副教授完成时间 2013年3月28日吉首大学教务处制

目录提要 (3) 关键词 (3) 一、文人画的概述及发展 (4) （一）文人画的形成背景 (4) （二）文人画的历史发展背景 (5) （三）文人画的代表人物及艺术主张 (6) 二、文人画的基本特征 (7) （一）修养深厚 (7) （二）言之有物 (8) （三）格调高雅 (9) 三、文人画的基本审美品格 (10) （一）书卷与艺术的融合——文 (10) （二）艺成而下道成而上——真 (11) （三) 画风之品格——清 (12) （四）诗书画印的结合——化 (13) 四、总结 (14) 参考文献 (16) 致谢 (17)

浅谈文人画的审美品格【内容提要】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大的一个画派。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由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王维为其创始者，并且为南宗之祖。“文人画”的作者，一般回避社会现实，多取材于山水、花鸟、竹木，以发抒“性灵”或者个人精神，其间有对民族压迫或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文人画家标举“士气”、“逸品”，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重视文学修养，这些都是文人画的独特审美品格的体现。所以本文从文人画的形成、发展和文人画的基本特征出发来加以说明文人画的基本审美品格。【关键词】文人画；审美品格；人品

一、文人画的概述及发展 (一）、文人画的形成背景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独具特色的风格体系。从表义层面来看，它的作者多属具备较全面、有较深厚文化修养的文人，它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印等多种艺术形式的结合，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它的出现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其概念是由北宋·苏轼提到的“士夫画”，到明末画家·董其昌更进一步提出“文人之画”的概念。在近代学者陈师曾对“文人画”有这样一番解释：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流入文人思想的绘画。”同时也讲到“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文人”即“士人”，指的是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集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于一身，在社会历史的进程当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就有关于文人参与绘画的记载，文人自觉参与绘画的人数也大量增加，其作品也被后人复制并保存下来，有关文人画的理论也被记载下来了。如唐代的张彦远说：“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说的是：“自古以来善画画的人不是那些高官贵族，而是一些逸士高人，能够表达得精妙并且流传广远，不是那些职业画工可以比拟的”。张彦远对画家和画工作了界定，而界定的标准是画人的身份地位。这为后来文人画的确立产生了影响。虽然唐代文人画家从自身的审美角度发展了水墨山水画，但没有从理论上提出有关于“文人画”的概念，直到北宋·苏轼的“士人画”的提出，就明确了它的范畴。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正说明了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诗画结合。并明确提出了文人画与画工的区别，并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绘画，形成了一股可与宋朝画院抗衡的艺术流派。由此“文人画”也开始明确的出现在绘画史上，所以文人画在北宋正式形成，后成熟于元代，极盛于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