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法律问题探析

从矛盾纠纷的化解看

当前农村法律问题的现状探析

唐文星

【摘要】中国农村法律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是融合法律制度、经济、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综合问题，农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环境，其法制状况与社会矛盾状况应该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本文就农村法制现状、农村法律问题根源、中外区别、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的如何完善以一个统一的角度试探，从制度和人性以及经济等多方面社会因素中寻求答案，试图找准“政”与“法”的关系，从而找准基层农村公安机关社会治安管控的位臵，实现管理的终极目标---和偕。

【关键词】农村矛盾纠纷农村法律问题儒术罗马法教会法中国千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农民阶级是我过人数最多的阶级,也是力量最强大的阶级。它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中国的蚁隶社会发展到后期时，农民阶级诞生了，也标志着个新时代的来临，从此农民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一直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创建设的重要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中国农民温饱线上徘徊时又该如何奢望自己的法律地位呢?

国内学者对农村法律问题有过些探讨，首推社会学人师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其书对中国农村问题以及风俗都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对农村的法律问题也有颇深的阐述。如第九篇《无讼》把农村的法制现状概括的非常全面，也抓其根源和传统。其他的学者也有过一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探讨，但其层而更多是停

留在农村问题的现状上，而非探讨其根源和本质上。纵观今天我们法学界的研究现状，更多的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在理论的王国里任意翱翔，可是在务实的角度上又有几人去探究过我国如此庞大人群的法制现状呢?

公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与治安行政的力量，如果一味坚持理论执法，而忽略实践基础与人性道德，将非常不利于公安基础工作的开展，。笔者试用历史的眼光和辨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农村的法律问题，从人性和制度对农村法律问题的影响上探询根源．从传统的继承路径中寻找解决方案。

一、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现状与矛盾纠纷化解现状

中国有十几亿农村人口，是我国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群体，然而其法制现状却令人堪忧。“矛盾纠纷的无处化解，矛盾纠纷的，农民有冤不敢申。”这就是我总结的三条法律问题现状。当然此处我说的“矛盾纠纷”是指所有法律问题所能涉及的纠纷。下面我将逐一进行分析：

（一）农民“有冤无处申”

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机构及其功能，并非我国农村没有司法机关，相反，在我国的每个县里，除去县城中的基层法院，而且在较大的镇还设有法庭，在每个乡镇还有类如纠纷调解的大调解中心。那么按这种逻辑，应该是“申冤”比较方便才对，为什么是“无处申”呢?这便要从我国的司法传统中去找原因。中国国民有着一种传统：“政策高于法律，政府大于司法。”于是有了纠纷宁愿找政府或私下自行解决，法律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司法机关更是很难启动其诉讼程序。然而就算启动了，其处理结果也是差强人意。这种无处申的现状并非客观上的,而是农

民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并非一个正常的解决途径，即不是一个法律纠纷应该去的处所和应该用的方法。这种传统来自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的模式，让人们习惯于有事找“父母官”。因为官员能解决司法问题无论是什么纠纷都能对质公堂，“父母官”做主的传统便一代传承下来，而这种传统的缔造者和发扬者正好又是农民阶级，于是这又成了现在农村中仍然存在的传统，这就是后为什么在城市中较农村不明显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能采取的方法：颁布一系列的政策去规制人们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而这种传统的缔造地恰好又在广大的农村，于是即使实在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这种传统仍然存在，并在延续。

（二）农民“有冤不愿申”

就拿某县的检察院的案件数量来说：一个人口尽百万的县，一年刑事案件在一百件左右徘徊，这不是说明一个县的治安状况有多么的好，而是反映了另一个事实：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牵扯进司法程序中，有案不报，无大案不报，甚至伤害到自己也不愿意打官司。刑事案件尚且如此，又何况民事案件，中国历来都有不愿进“官家”门的传统。比如费教授的看法：“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刑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宁愿忍气吞声甚至伤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愿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1]从另一个方面讲，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目前农村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农民有太多的精力和金钱去诉讼，有时甚至诉讼标的还不能达到诉讼所需的费用，这样的诉讼只能是一种“亏本”的事情。人们不能看到司法的途径解决的效率和实际价值，人在乎的总是自己觉得珍贵的事物，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自然更珍惜自己的金钱和实物，似乎所谓的权利是可有可无、虚无的。但是产生了纠纷总要去解决，司法途径不能，就自然转向了更效率的私下协商或者政府、自治组织的调解，这也成了农民不愿“申冤”的又一大原因。

（三）农民有冤不敢申

中国农村的基层司法组织人员素质普遍不高，因而其司法人员本身的法律修为就很欠缺，无法保障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更有基层的腐败现象，在原本就难以公正的司法环境中更注入了一些丑恶的风气，诉讼的胜利往往不在“情理”之中，却更多的在“人情”之中，农民如果与有“背景”的人诉讼往往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通过诉讼途径结果也只会是徒劳，农民是弱势群体，当自己的权利在司法程序这一最后的屏障中也无法保护时又能向何处去寻求保护呢？农村基层组织的官僚主义总是让很多问题归于“人情”。农村不像城市中有众多的舆论监督，当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不能得到人们的关注时，似乎这些就像是正常现象了，于是就造就了农民有冤不敢申的可怜和可怕的结果，这不仅是农村和农民群体的损害，更使国家法制建设道路上的阻碍。

当中国最大的社会环境——农村不能正常实施法制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又应从何谈起。当然事物有发展的过程，我国的政权夺取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法制建设却是由城市渗透农村，这一切仍然取决于经济基础。

二探索农村法律问题的根源

（一）小农经济体制对农村法制的影响——经济根源

农民阶级诞生与春秋战国时期，当中国的奴隶社会发展到后期时，农民阶级诞生了，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但是任何一次社会的变革总会伴随着血与铁的冲突，商鞅这个名大夫就是时代变迁的牺牲品。虽然他并未直接导致封建社会的确立，但以其为代表的封建法制思想却影响着秦国的发展，乃至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使秦国从一个小国一跃变成统一六国的创时代帝国。而商鞅等人的法制思想要的战略思想基础。虽然我们更容易看到秦国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战争较量的背后实则是经济的较量。商鞅等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合理地处理和管理了一个未来强大的新兴阶级——农民。农民是适应当时生产力的群体，而此时农业改革兴盛的秦国便成为了时代变迁的选择，成为统一中华的帝国。然而秦国的法制却是一个封建专制的极端，它积极的一面是将所有的公务都制度化，有固定的模式和程序可依，从某种角度上防止了官员的腐败，但它消极的一面是法制与法律文明程度与其社会的人文文明程度相差太大，而封建的法制只有专制无民主，法制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秦国的法制只是帝王的法制：严酷的刑法，繁重的苛捐杂税徭役，民脂民膏被搜刮殆尽。如杜牧的《阿房宫》和贾谊的《过秦论》的评沦：始争帝统一六国后所实行的残酷统治，对人民的专制，实行严酷的法律，高额的赋税等等。从上面的两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秦国的法制背后只是专制的极端膨胀和个人欲望的无穷贪婪。从最初的安人、教人、用人、到后来的愚人、禁人、罚人、虽城墙之高却敌不过人心之利，虽良将劲弩却敌不过人心之强。而一代帝国的衰弱却诞生了一个新时代：农民成为了演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主角。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帝国更替和重要的历史事件总与农民阶级分不开。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到新中国诞生，中国农民多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下面笔者试从经济层面解析小农经济对农村法制的影

响：

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二者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小农经济结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属于生产力水平的范畴；但二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分析问题时，绝对不能将二者等同。二者体现着不同的实质内涵。生产力水平反映的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实质上看，就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转换力，即将自然资源转换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结构则不然，它实质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配臵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是小农经济结构还是其它经济结构模式，资源禀赋状况起很大作用，尤其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

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的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得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一种特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下的要素配臵方式。主要原因是：1、人多地少；2、交通困难，运输工具不先进；3、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剩余有限；4、由于交换的不发达使有关保证交换的制度也不成熟，从而使交换更难以健康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阶级是没有更多的剩余资本去请求诉讼的权利，也承担不了除了基本生活保障的负担，这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传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得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现今的中国仍然有所遗留。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运用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虽然社会的变革取决于生产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根本取决于社会的小农经济体制，但这只能

从经济的层面外围解释它。但是从人性内因对社会变革和推进发展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人们的思想和社会制度中寻找答案。

（二）儒术造就的传统对农村法制的影响——思想根源

既然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处理农民阶级的矛盾便成为了历朝历代君主为代表的地主统治阶级的重要任务。“虽然华夏文明中也有不少外敌入侵的事件，但主要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2]。于是早在秦朝灭亡一百多年后汉武帝刘彻便意识到处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感觉到要统治和管理好人民必须从思想上确立一整套的理念。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看，儒家思想成为他运用的工具，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力的对比。但其重要的社会差别在于统治者的集权程度的要求。奴隶社会中我们看到诸侯的割据，政令不一，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因为当时不能产生更多的剩余财富供一个整体国家所管理和支配。于是只能在小规模的集团中实现管理。然而到了汉朝，封建社会已经确立的时代，则要求君权高度集中。中央控制地方的一切权利，因为生产力的发达使中央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里集中对国家的管理。这中要求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儒家要求忠君爱民，要求君权的高度集中，儒家在主题思想上比法家思想更加人性化，于是人民在这种与前朝有着鲜明对比的两种制度上更轻易的接受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封建国度。”[3]从儒家的思想宗旨中，我们能够看出，它实际上是将人民臣民化，将人民奴化，这实际就是专制。儒家的更高明之处其管理的对象是以家庭为最小单位。所谓“尊尊、亲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管理学层面上讲所谓管理的单位越细小越精化，才便于管理的直接进行。封建社会中用的儒家思想正是

一种高超的管理艺术。当中国的最小单位——家庭也处于这种思想统治的时候，社会的整个制度的管理就变的非常容易和直接，那么社会也更加的稳固。这是为何中国封建社会经历多个朝代但始终未出现本质变革的原因，只是王朝姓名的更替。当这种思想在人民根深蒂固时，社会制度向前推进无意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正是这种思想制度所形成的，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但我们不能忽视人性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制度延续的作用。比如元朝军事如此强大，造就了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但却以蒙古人的方式治理汉人最多的国家，终究不过百余年。足以说明统治和管理社会的思想及其所形成的制度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力。直到清末，当世界变的越来越小，列强的枪炮打破闭关的国门，促使国人学习和借鉴别国，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逐渐的国民有所改变，但根深蒂固的两千年封建思想却依然顽固而且强大。鲁迅先生成生动的描绘中国的国民存在的那种奴性，做奴而不做人。这种性情在司法传统中更加明显：封建社会中行政官员拥有行政司法权，司法只是行政的附庸产物。以至于国民从未以一种诉讼请求权的姿态去参加司法活动，这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一种制度遗留。我个人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的奴性的批判更深层的是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批判。《三字经》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环境是造就人性的第一要素。而制度却是造就环境的先决条件。因此一种制度形成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的根源，是中国农村司法传统：“有冤无处申，有冤不愿申，有冤不敢申”现状的根源。它是政策高于法律，政府大于司法传统的根源，也是小农经济所决定的生存状态的传统。还是官僚腐败的传统。农民阶级是这些传统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传承者。

三西方法制思想对中国农村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借鉴

我们知道世界的历史中，并非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而是全世界所有国度文明都经历过。但为何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前章我们已分析过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为何西方的封建社会相对于中国又如此短暂？这些又与西方今天法制的健全又有何关系呢？

西欧的封建社会起步较中国晚一千年，这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古西欧的社会是较为混乱的，统一的时候很少而割据的时候很多，连连的战乱与国家的分崩离析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故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前的奴隶社会时期很漫长。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制度较中国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古代西欧的生产力较低，所以封建社会成熟也很晚，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专制和集权，我们看到西欧的国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形成像中国的封建君主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在很长的时期受到封建领主的限制，因为西欧的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说西欧的权力的得来方式是以身份的继承，而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权力是以官本位取得的。既然西欧是以严格的身份地位来取得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不像中国以官为本位那样容易剥夺，人的身份是与生俱来。那么在身份即象征权力社会的国王就无法非常主动而任意地配臵这些分散于全国的权力，不像中国的封建君主那样集权，可以任意配臵达到自己的目的。西欧地封建国王更像中国的东周天子，受到各诸侯的牵制，而这种状态的存续状态远远长于成熟的西欧封建时期，这种专制和集权的时间短，权力制衡时间长对于后来人们的法制思想是有渊源的，这就与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封建社会成熟于汉，鼎盛于唐，其中两千多年都在封建与案权状态下，那专制的思想自然也会根深蒂固。

回到西欧古代社会中来，既然其奴隶社会较封建社会长，那么是否人们的奴性应该更长于中国的国民?然而这种逻辑却是个错误。西欧目前的法制较中国完整的多，除上面我们谈到的制衡权力的思想外，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第一，罗马法中《市民法》体例：第二，教会法的存在。

（一）以古罗马法的体例看中国的法律制度

以古罗马法为代表，我们可以知道，“古罗马的权利者拥有是“市民”而非所有国民。而普通国民到“市民”的这种身份关系是可以改变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权利是能从无到有的状态而获得的，也可以失去。[4]古罗马的社会中市民占有相当的比例，市民拥有议事、参政的权力，从这可以看出古罗马的社会人员层次关系，不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单一模式——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其权利模式为权力拥有者和无权力者。而古罗马社会模式为统治阶级，权利拥有者，奴隶，其被统治阶级是多样的。人们便又欲望驱使自己成为权利拥有者。而中国封建社会要实现从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唯有做官。于是又回到封建官僚制度中去了，在获得权力、权利的同时却又要臣服于君主，这还是奴，只不过是高级的奴隶。“而在古罗马的社会中，市民又成为自由民，其身份是相对自由的，他们中不一定都是官员，所以也不一定是官僚集团中的一员，自然也不受官僚集团的约束，却拥有一定的权利，这无疑为后来的古罗马乃至整个古西欧的文化，制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因为很多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来自于罗马法。”[5]这些人跟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很像，不是官也不是奴隶，有一定的权利、身份、地位，却也很有限。而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士人也功不可没。到汉朝时统治阶级意识到士人的作用，要想国家稳固，必须管理好他们，于是就运用官位俸禄来诱使士人加入官僚集团，便于管理。而西欧的身份本位的官僚

制度却无法将这些又才能的“士人”管理起来，于是这些自由民的思想未被官僚集团禁锢。于是这些市民中的“士人”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拥有相对自由的权利。于是处于市民以下的阶级更愿意向市民阶级转化，成为自由民。所以从根源上讲，人们是向往自由权利的。所以从根源上讲，人们是向往自由权利的，而中国古代国民在儒术的教化下变得安天命。即使成为官僚同样是臣服于君主的，这种奴性的对比实际上就是两种制度的对比。[6]

（二）教会法对比中国儒术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知道教会的存在一直伴随着西欧的整个历史，政教分离的体制，使得国王代表的行政集团的权力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知道在西欧社会中，很多基于宗教、婚姻、身份、道德，甚至于某些财产上的纠纷都需要通过宗教机关来解决，行政机关不能干涉。”[7]这剥夺了行政机关很多的司法权力，而这样看来教会的这些权利似乎为以后的权力分离学说提供了为人们很快接受的思想基础。人们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去依赖政府行政机关，这便形成了司法和行政机关本来就应该部合一的价值观念。他们的精神层面部臣服于国王，而是归顺于自己的信仰，且实际上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8]从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人们所尊崇的安天命，以君、父、夫为中心的父权为整个社会运转的根本原则和人们信仰的根本宗旨。孔子是儒学的精神领袖，却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领袖。儒术不等于儒学，它是统治阶级为管理国民所截取的片断，那么国民的信仰是儒术创造的，那么信仰的精神领袖——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君主被膜拜。这样一来，国民就更臣服于君主了，所以奴性也就更强了。

我们再回到法律问题上来，前面我们提到西欧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只是政府，还有教会。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下，其方式就非

常单一了，私下不能协商的就只能求助于官府了，这样的模式就形成了一种司法传统。但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官府是没有多少法制可言的，而是专制。到头来，能与官府走的近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于是人们不可能从腐败的官僚集团那里得到权利保障。

[9]人们害怕官司，怕进官家之门，于是形成了忍气吞声，私下解决的传统。前面我论证了农民是这种传统的创造者和继承者，自然而为我国农民普遍存在着这种心理。而古西欧历来就有专门司法官员审理案件，也习惯于行政司法权不统一，而更多的民事纠纷可能依赖于教会的解决，以至于解决纠纷通过权威机关处理成为一种传统。虽然在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专制达到极端，宗教曾服从于政治，但人们的信仰还在，传统还在，以至于“文艺复兴”后封建社会便很快瓦解，人们的“天赋人权”的理念就是教会的精神，人们也就更形成了一种权利意识。相反中国古代的国民在儒术的教化下，现实的逼迫下，就更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意识。

四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的解决途径探寻

前面笔者总结了造成农村法律问题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儒术的统治在中国国民遗留下来的传统以及小农经济的体制对农村司法现状的影响——有冤不愿申。

第二、中国的行政司法权合一的权力传统——有冤无处申。

第三、信仰与君权的合一性造就人们的奴性——有冤不敢申。

这些问题共同造就了今天农村的诸多法律问题，针对这几点，笔者认为逐一探寻解决之道：

首先，儒术的精神宗旨是以君，父，夫为权利中心的统治思想，起目的是通过以家庭为最小单位进行社会管理从而加强对社会的管制，以达到专制的同志目的，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应该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农民，让他们明白权利的概念，明白，夫妻，

父子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也无权干涉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的权利，如果农民能在生活中明白权利的价值和对权利的敬畏，那么在广大的农村环境中，依法办事，有法可依的思想自然就能盛行起来，因为人们懂得了人人平等的理念。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会主动的寻求权利救济。依法解决的途径绝大多数是司法途径，自然“有冤不愿申”的心理障碍就解除了。而我门谈到的农村小农经济体制更接近于问题的本质：司法途径解决的费用，这属于经济学讨论之范畴。但我需要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建设那么法制建设就是一句空话。[10]其次，如何改变人们对行政司法合一体制的认识。我们说环境造就人性，制度造就环境，所以这种观念的改变还需从制度中探询方法。我们经常听到“某法官是副县级的”诸如此类的言辞。我认为这种以行政编制来称呼司法人员是极为不合适的，本来人们就在传统的观念中误认为司法公务员也是行政公务员，都称作“当官的”在现实生活中又以这种行政编制来称为司法公务员，就更容易让广大的人民群众误解。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应该有一套独立的级别制度，我国在这方面已存在一定的改革，就大法官、大检察官的级别制度，我认为更应该在基础司法机关也实行这种级别称呼，这样就可以从人们的口中辨别出司法与行政机关以及其它公务员的身份差别了。其次我国司法机关的工资一律来源于地方财政，而没有专门的财务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司法机关受到行政机关的牵制。所以我国司法机关应该有独立的财务系统，只有经济上的独立司法才能真正的独立。综上两点就探寻到了“有冤无处申”的解决方法。

第三，信仰与君权的合一造就的奴性我们仍然能回到第一个问题中“有冤不愿申”。这种信仰实际是儒术教化的结果。只有人们真正意识到权利的存在才能真正的觉醒自己是一个有权利的人，而不在以乞求“父母官”为自己做主。因为诉讼请求权是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每个身在其位的公务员就应

该谋其事，这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不在认为司法机关和诉讼是洪水猛兽一般，而是一件在平常不过的事，只是人们在维权和公务员履行职责，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我国现阶段的公务员特别是农村基层的公务员官僚主义很泛滥，他们认为手中有一定的权力，而基层的监督工作是很难开展的那么就造就了“山高皇帝远”的现象，所谓“绝对的权利，造就绝对的腐败”，如果不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那么基层的腐败将是农村法制建设的一大绊脚石。而公务员的责任感和素质也很重要，如果每个公务员以一种社会管理服务者的姿态来工作，那么与群众间就能产生一种信任，才能相信公务员和国家机关。综上三点，“有冤不愿申”的问题也找到了答案。

农村法制的完善需要走很长的路，中国有着几千年这样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我们不能期望中国农村的法制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备，我们需要对人们思想和传统的转变，对制度的更一步的完善，通过制度与人性双方面的改善，日臻改变农村所面临的法制现状。农村——这个最大的环境法制文明后，才是中国真正的法制文明。

本文尽代表笔者本人观点。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版第9篇第158页。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258页。

[3]箫伯符：《中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6版第166页。

[4]何勤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175页。

[5]皮罗．克拉玛德雷(意)：《程序与民主》，法律出版社2004版第46页。

[6]余秋雨：《行者无疆》作家出版社2006版第116页。

[7]费孝通：《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第243页。

[8]张子毅：《乡土重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252页。

[9]杨庆：《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历史出版社2004版第104页。

[10]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经济出版社1999版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