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

林文刚的相关理论

媒介环境学是由尼尔·波兹曼创建。该理论学派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出发，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

林文刚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主要特点，引文如下：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

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 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h 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

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知识收集

一、媒介环境学的成长

1998年8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在纽约宣告成立。这一年离学会开始酝酿的1992年，已经过去6年，离麦克卢汉去世已经过去18年。学会继承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媒介和传播研究思想，其精神领袖是尼尔·波斯曼。

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并主持媒介环境学会的博士点，到21世纪初，这个博士点已经培养了100多位博士。他们和麦克卢汉一脉相承，所以波斯曼坦承，他们是麦克卢汉的孩子：“到1996年，我们有100多位学生拿到了博士学位，400多人拿到了硕士学位。我担保，他们都知道，自己是麦克卢汉

的孩子。当然我也认为自己是他的后代，不是很听话的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明白自己从何而来，也明白他的父亲要他做什么。”[1]

然而，麦克卢汉并不是媒介环境学的老祖宗，这个学派的思想应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相对论原理，应该追溯到19世纪的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2] ，可以追溯到帕特里克·格迪斯[3] ，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刘易斯·芒福德[4] 、本杰明·李·沃尔夫[5] 和苏珊·朗格[6]

如果兼顾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和学术思想传承的时代，我们可以说，媒介环境学每20年为一代，已经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成名的格迪斯、芒福德、沃尔夫、朗格等人是先驱，50年代成名的埃里克·哈弗洛克[7]、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代，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等人是第二代，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等人是非常活跃的第三代。

20世纪60年代，传播学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都走向成熟。它们都具备了学派成熟的3大标志：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也产生了一批世界级水平的研究成果。早在50年代，以麦克卢汉为首的多伦多学者就获得了充足的经费，吸引了一批学科背景殊异的同仁，形成了麦克卢汉思想圈子，成为北美最早的多学科研究中心；《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1953－1959）成为多学科交流的思想平台和麦克卢汉思想的催化剂；1963 成立的“麦克卢汉研究所”成为新思想的发动机，吸引了一批有才华的客座研究员，他们把麦克卢汉的思想传遍北美，北美的宣传机器又把麦克卢汉的思想传遍世界。哈弗洛克和麦克卢汉本人把媒介环境学的思想传到纽约，两人又成为多伦多和纽约的桥梁。20世纪后期以来，以纽约大学和福德汉姆大学为中心的纽约学派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仅仅纽约大学的媒介环境学学位点就“生产”了数以百计的硕士和博士。21世纪，媒介环境学会以纽约为核心，正在把纽约和多伦多纽结起来，形成问鼎北美主流传播学的强大力量。

长期处在传播学边缘的媒介环境学已经成为和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三足鼎立的传播学派。

二、此“生态”非彼“生态”

21世纪初，北美的media ecology学派引进国内，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创了媒介生态学。几年来，学界把media ecology翻译成“媒介生态学”，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名同而实异的“媒介生态学”。笔者认为，北美的media ecology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因为它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国内学者提倡的“媒介生态学”重点研究媒介（尤其是媒体）之间的生态关系，研究的视角是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实在是大异其趣。

崔保国先生率先介绍北美的media ecology，但是在《媒介是条鱼》这篇文章里，他把media ecology 翻译成“媒介生态学”，混淆了两个学派的区别。按照media ecology的实质，媒介是水人是鱼，水是媒介环境，人是生活在水中却浑然不觉水环境的鱼。关于“媒介是水不是鱼”这个论题，我的同事李明伟博士准备撰文予以辨析，容我不赘。

媒介环境学会章程的第一条对媒介环境学做了非常简明的界定：“媒介环境学研究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那一套复杂的关系。”[8]

波斯曼在不同的语境下做了大同小异的界定，陷于本文篇幅，仅引其中之一。1971年，波斯曼在《软性的革命》里写下这样一段话；“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研究我们和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

存的机会……研究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8]

2006年，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里说：“媒介环境学不可能（大概也不应该）等同于波斯曼研究或麦克卢汉研究，也不能和芒福德研究、艾吕尔研究、翁研究或朗格研究划上等号。从整体上来看，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超过了它思想成分的总和。”[10]

所以我们说，媒介环境学既研究媒介环境，又研究该学派的代表人物。

三、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框架

在《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中文版序里，林文刚博士提炼了该学科的4个核心课题：（1）重要思想，包括界定性理念、理论或主题，以及文化、技术与传播的关系；（2）这些思想背后的主要学者，比如刘易斯·芒福德、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3）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思想语境；（4）当代学者如何运用这些理论。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是环境”，“环境即是媒介”，它有3个互相联系的理论命题。在《媒介环境学》里，林文刚对这3个理论命题做了简要的阐述：（1）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媒介的物质属性结构和符号形式具有规定性的作用，对信息的编码、传输、解码、储存产生影响，对支撑这些传播过程的物质设备也产生影响。（2）传播媒介有偏向性：思想情感偏向，时空和感知偏向，政治偏向，社会偏向，形而上偏向，内容偏向，认识论偏向等，读者对伊尼斯的时空偏向论和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论已经比较熟悉（3）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

波斯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文版问世之后，人们对他媒介思想已经有所了解，笔者对他媒介思想做一些简单的概括，共10个命题：（1）一切技术变革都是双刃剑，利弊同在，都是浮士德式的交易。（2）新技术的利弊使有些人获利，有些人受害。（3）每一种技术都有一种哲学理念，都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4）一种新技术往往挑战一种旧技术，在时间、注意力、金钱、威望和“世界观”上向旧技术发起攻击。（5）技术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一种新技术并非仅仅是追加什么东西，而是改变一切。（6）因为信息的编码是符号的形式，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思想和情绪偏向。（7）因为技术信息容易获取的程度和速度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政治偏向。（8）因为有不同的物质形式，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感知偏向。（9）因为我们注意技术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社会偏向。（10）因为技术的内部结构和经济结构不一样，所以不同的技术就有不同的内容偏向。[11]

四、媒介即是文化

媒介环境学主张泛媒介论、泛技术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媒介环境学所谓环境分为3个层次：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谓社会环境就是多重媒介的环境。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麦克卢汉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多么的宽泛无边。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的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等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

媒介演进史。

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莱文森的《软利器》，凯利的《作为文化的传播》，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都把媒介当作文化来研究。

五．技术即是媒介

这个学派的学者多半都持泛技术论、泛媒介论。

1962年，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里，率先提出媒介历史分期，提出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技术等4大媒介革命。这个思想不但被所有的媒介环境学者接受，而且成为绝大多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学者的共识。在他的心里，一切人造物包括有形的人造物和无形的人造物比如口语都是技术，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技术都是环境，一切技术都是文化。

波斯曼在他的20余部著作里也把媒介和技术划等号。他强调语言尤其是语义学研究，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和环境之一。

麦克卢汉关于技术、环境、媒介关系的论述，仅《麦克卢汉精粹》里就数以百计。现撷取数条语录献给读者，其余请读者自己查证。[12]

“口语是最早的技术，凭借这一技术，人类用一种新的方法去摆脱环境以便于去掌握它。”

“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往往被当成是腐败的、堕落的。然而这个新技术往往把此前的技术变成为一种艺术的形式。”

“环境的首要特征是隐而不显、难以察觉的。”

“无论什么环境，无论是广播、电视、通讯卫星还是炸弹，人类的新环境几乎都不是“硬件”，也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信息和编码的数据。”

莱文森把技术的起源推回到口语和原始工具出现之前，认为口语出现之前的技术是“前技术”，“前技术”也是环境，也是文化。他说：“我的媒介演化理论可以叫做一种“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演化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因此，我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媒介观中充满活力和人性的成分，是非常契合的。”[13]

六、技术（媒介）决定论？

麦克卢汉的思想是不是技术（媒介）决定论？媒介环境学派的杰出学者是否都是技术（媒介）决定论者？围绕这个问题，华裔美国学者林文刚提出了3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这3种理论概括是：硬决定论（伊尼斯，麦克卢汉），软决定论（莱文森、梅罗维兹），技术和文化共生论（林文刚）。林文刚认为这3种偏重不同的理论概括构成一个连续体：处于两极的是硬决定论和软决定论，处于中间的是共生论。他说：“处在这个连续体中部的是我所谓的…文化/技术共生论?。这个视角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14]

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认为，伊尼斯持典型的技术决定论，麦克卢汉有此嫌疑。凯利本人则是技术实用主义者。“凯利倾向于把媒介当作场所，我们在这样的场所里看人们在特定环境中追求的希望和梦想……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介史学家都倾向于技术实用主义的解释。” [15]

莱文森对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态度，经历了一个逐渐修正的过程。在1979年的博士论文里，他称麦克卢汉为“媒介决定论者”，并提出两种理论：“人性化趋势”理论和“补救性媒介”理论；他旗帜鲜明地张扬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他用这两个理论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反对硬技术决定论，二是反对技术媒介的悲观主义论。

20年后，到1999年写《数字麦克卢汉》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1978年，事实本身似乎证明，麦克卢汉持媒介决定论。如今，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问题――在的后视镜里回顾他，回顾我最初对他的研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用“媒介决定论”来描写他未必是妥当的，虽然我依然认为，那些观点把人放在面对技术时较低的位置。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依然与他意见相左：他强调技术，贬低人对技术的控制力。这是他那些观点必然的内涵。不过，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反对“媒介决定论”的帽子。他的抵制和他置身事外，不愿意预告未来有关系。” [16]

笔者和国内许多学者一样，对“技术媒介决定论”也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2001年2月7日，何道宽在《数字麦克卢汉》的译者序里呼应了莱文森的反思：“许多人为此而给他扣上一顶帽子：媒介决定论。其实，为了矫枉过正，麦克卢汉不得不向人们大喝一声：不能只见媒介的内容，而不见其形式，即媒介本身。他有一个经典的比方：媒介的形式是窃贼，内容是肉，我们是看门狗，我们看媒介时，往往是只见肉不见贼。”

2001年7月3日，何道宽在翻译《传播的偏向》时重新思考“媒介决定论”：“伊尼斯认为，媒介的偏向和强大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或“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他认为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许多因素。由此观之，后人给他和麦克卢汉强加的帽子“媒介决定论”，未必是妥当的。”[17]

2002年1月15日，何道宽在《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的译者序里说：“麦克卢汉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仅仅是一位作者或文人。他不号称理论家，却成为影响深远的思想巨人……世界范围的麦克卢汉学，已经并继续吸引无数的后继者去诠释、去创新。”[18]

2000年，张咏华撰文，主张重新评价和肯定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19]

2004年，蒋宁平撰文对“技术决定论”提出反批评，把麦克卢汉的思想命名为技术哲学，并指出，“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深入分析……从严格意义上讲，温和决定论已经是一种非决定论了，是一种走向了互动、融和的观点。” [20]

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媒介环境学派最全面、客观、冷静、公允的研究成果是李明伟先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惜未刊。多谢他赠我学习，仅摘录一段以为唱和：

“本文的分析起码表明，给媒介形态理论冠以“技术决定论”的称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媒介形态

理论的贡献主要不是耸人听闻的结论，因为他们的很多结论或者是预测性的，或者是一种假设，往往言过其实……媒介形态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和研究社会历史变迁的新视角。传统学派一心于具体传播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批判学派指向的是传播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霸权，独独媒介形态理论盯上了媒介本身的深远社会影响。”

技术、媒介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争论最激烈、最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什么是“技术决定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者是否主张“技术决定论”？这场争论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