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教在武则天时期兴盛的原因

论佛教在武则天时期兴盛的原因

学生姓名：吕隆豫学号：200602020045

系别：政法系专业：历史学

指导老师：张守权职称：副教授

摘要：唐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而变成“佛先道后”。由于武则天个人的宗教信仰及在位时期利用政治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并大力提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佛教兴盛的局面。武则天对佛教的信仰是比较虔诚的，作为政治家有必要运用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对唐代佛教的全面兴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武则天;佛教;原因;宗教信仰

Abstract：Tang Dynasty Empress Wu ruler's religious policy to the period of change, from the early Tang Dynasty's "Road after the first Buddha," which became "the Buddha after the first Road." Since the reign of Empress Wu during the individual's religious beliefs and 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Buddhism, and strongly advocated, in this period, Buddhism flourished in the situation there. Empress Wu of the Buddhist faith is more pious, as a statesman has to exercise social influence of Buddhism to achieve political purposes, the flourishing of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Key words:：Empress Wu；Buddhism；causes；religious beliefs 前言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强盛时期，在隋唐思想领域中，儒道佛三家合流是总体趋势，但与此同时，佛教的社会影响有盛过另两家之倾向。从中国哲学发展史来看，有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唯独在封建文化处于高峰的隋唐时代，中国本土哲学没有典型形态，时人也曾感慨“儒门淡泊，收拾不住”[1]。当时众多社会精英投身佛学，创立众多佛学流派，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佛教的极盛。

佛教的传播由来已久.东汉初年，汉明帝梦见金人而遣郎中蔡愔、博士子弟

秦景等，到印度访求佛法，后在洛阳建白马寺。佛教开始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甚至一度在社会中产生重要影响。到唐朝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期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梁武帝的佞佛、以及唐初的抑佛，直到武则天时期，佛教才兴盛起来，其影响波及后世，从而形成了唐代佛教的全面兴盛。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众多的学者已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整体把握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做为一名即将毕业的本科毕业生，在参考、吸收前辈们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主要从武则天个人的宗教信仰、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来重点探讨佛教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笔者认为武则天对佛教的信仰是比较虔诚的，作为政治家有必要运用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同时也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武则天在位之前佛教的发展状况

佛教自从东汉初传入中国两千多年，“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译述介绍阶段，从汉代到南北朝，历时约五百年；第二阶段创造发展阶段，隋唐时期，历时约三百余年；第三阶段儒释道三教合一阶段，从北宋到鸦片战争，一千余年”[2] 。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融合的过程。东汉初期，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的人们只是运用当时的思想观念去理解它，而是把它看做神仙方术的一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层玄学盛行，后来随着玄学的的衰落才逐渐转向佛教，“自向秀、郭象注《庄子》，创崇有派新理论之后，东晋玄学的理论重心，已经转向佛教义学方面。东晋名士普遍向名僧求教，阐发佛理，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3]。这段时期在佛教原典的翻译、传播和佛教思想与中国社会相互融合方面有很大进步。在这段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如沙门昙柯迦罗、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支谦、菩提流支等，并翻译和著述了大量佛教经典如《金刚经》、《维摩诘经》、《华严经》、《中阿含经》等。这些佛教经典可以说为佛教在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信徒、寺庙数量都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南朝时期历代皇帝大多都信仰佛教，如梁武帝、陈武帝等都曾舍身于佛寺，同时寺院经济由于官方的支持也蓬勃发展起来。北朝统治者也很崇信佛教，他们广做佛事修建庙宇刻筑

佛像，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就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修建的。总之，这一阶段佛教经典的翻译、传播和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社会基础。随着隋唐的政治统一，佛教此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它的全盛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僧人像玄奘、法藏、神秀、慧能等，并形成了几支主要的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

在唐初时期，佛教地位低于儒教和道教。唐高祖、太宗在位时，为了提高李氏地位，他们认道家始祖李耳为祖先，采取鼓励道教的政策并形成崇道抑佛之势。“开国皇帝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颁布《先老后释诏》叙三教先后：‘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今可先老、次孔、末后释宗’”[4]。太宗进一步重申：“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5]。虽然唐初高宗、太宗明文规定先道、次儒、后佛，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并不完全被行政力量所控制，佛教在民间、甚至皇室中也有很大的势力。如“武德九年，631年（贞观五年）诏以庆善官为穆太后建慈德寺，为太子承乾建普光寺，并敕沙门法长居之，为太子授‘菩萨戒’”[6]。“佛教在贞观时期并没有得到大力的支持和提倡，它的发展是有限的，是一种有限制的发展”[7]。

唐高宗即位后也继续推崇道教。他第一次把老子封为玄元皇帝，“666年，乾封元年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8]高宗作为李姓皇帝自然大力提倡道教。尽管唐初诸皇帝把道教列在第一位，推行崇道抑佛的政策，但佛教在民间经过五百多年的传播与发展，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佛教义理的细致精密远远盛过儒道两家”[9]并不能影响其在思想领域里所取得的优势而且逐渐向着巅峰发展。

二、武则天的个人宗教信仰

在历史上，统治者的个人宗教倾向往往对一个朝代的宗教兴盛起到直接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在武则天在位时期出现兴盛局面，特别是出现“鼎盛期”是与武则天的个人信仰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女皇武则天就是在顺应佛教在唐代社会中的发展趋势，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佛教发展的，并且把政治与佛教紧密联系起来，使两者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以致形成了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达到了“鼎盛”时期。

究其出现兴盛的局面，笔者认为应该从武则天小时侯的家庭影响及其在人生

过程中对佛教态度、生活行为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探究。

（一）家庭背景对其产生崇佛思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武则天名曌，生于武德七年（624年），是李唐新贵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是山西大木材商人，出身寒微。早年与唐高祖相识，因追随高祖起义胜利而成为唐朝新贵。其母是隋宗室宰相杨达之女，由于受隋朝宗室信佛传统的熏陶，而信仰佛教。她一生习佛修禅，活到九十二岁。史料记载“杨氏死于咸亨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宫之山第，春秋九十有二。”[10]武则天九岁丧父，和母亲杨氏一起生活，所以她母亲整日拜佛的行为对其信仰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则天14岁时入宫立为才人，传说那时她就在自己的宫里设龛供奉弥勒佛。贞观二年(649年)太宗卒，武则天入感业寺当时是26岁，成为佛门弟子，每天参加诵经、礼佛等佛事活动。永徽四年（653年）高宗召其重新入宫，才结束其僧尼生活。这四年寺庙生活的佛教氛围和修持的熏陶影响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佛学修养和对佛教的感情。如《全唐文》卷九七《三藏圣教序》中她强调“朕幼崇释教，夙慕皈依，思欲运道于兹舟”明确表明她自己从小时就信仰佛教，并发誓一定要弘扬佛教，还假想把自己化身为菩萨，用慈舟普度众生摆脱苦海，可见其宏扬佛教的决心。

（二）个人的生活行动中也表现出尊崇佛教

武则天在她在位时期曾多次大量施舍财物，修建佛寺、开凿佛像等活动。史书记载“公元660年（显庆五年）高宗及武后巡幸至童子寺，开化寺瞻礼两大佛像。大舍珍宝，财物衣物”，“诏迎岐州法门寺佛骨之东郡，入室供养。武后舍所寑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奇穷。”[11]“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武则天曾出宫内王玄策督造的弥勒菩萨塑像于敬爱寺供养。”[12]“公元670年，武后母荣夫人卒，后出内瑞锦为之造佛像追福。”[13]希望她去世的母亲可以得福。现存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等，都有很多的唐窟龛及净土造像，尤以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开凿的窟龛最多。此外，武则天还在东都洛阳、京都长安建造万象神宫、天堂、大型天枢等佛教化的宫殿和佛像。这些史料都表明武则天非常崇信佛教，并相信佛教布施得福宗教观念，而且身体力行，大行布施和供养、造佛像、建寺庙。她的这些做法也赢得了僧俗信众的广泛支持。

武则天也喜欢钻研佛教经典，学习佛法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兴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高僧辈出，民间佛教信仰者也是人数众多。武则天对一些高僧极其恭敬、虔诚并且敕令他们翻译佛教经典，并且亲自礼拜禅师，并给予他们特殊礼遇。“公元691年，令神秀禅师入京行道，肩舆上殿，则天亲加跪礼，内道场丰其供施，时时问道。王公士庶竞至礼谒，望尘拜伏，日有万计。”[14]。菩提流志，姓迦叶氏，南天竺国人、洛京长寿寺高僧，唐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被朝廷谴使迎接至东都洛阳。武则天对其敬重有加，敕住东洛福先寺。于是他在福先寺翻译了《宝雨经》、《华严经》等经典十一部。武则天登基称帝后还屡次加封带有“金轮”二字的称号。如在长寿二年九月，加号“金轮圣神皇帝”，延载元年五月加号“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次年正月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些材料都表明她对佛教的深刻信仰，并把自己的统治寄希望于能得到佛法的帮助和保佑，更好的赢得人们的支持。

总之，正是由于武则天作为皇帝个人对佛教的崇仰、宏扬、推广，对于推动佛教在唐朝的兴盛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武则天在位时期政治与佛教的互动关系

佛教之所以能在武则天时期达到极盛，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当时政治与佛教的相互、互相促进的特殊互动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运用佛教为政权服务，佛教对政权的反作用，既巩固了政权，又兴隆了佛教，造成了双赢的局面。

道宣法师曾说“不依国主，则法师难立”，而佛教除了自身的魅力外，往往得依当政者的支持才能宏扬光大。在唐代武则天的时期佛教与政治的互动作用体现的十分显著，武则天以女子之身当皇帝，是对创统文化的挑战。她需要一种思想理论的支持，这时佛教恰如其分地作出贡献，为武则天的上台找到神圣的根据。如颁布《大云经》、《宝雨经》以及译经写序等推广佛教思想，运用佛教经典的预言、授记来使武氏政权合法化、神圣化，通过佛教的福瑞象征、弥勒信仰、转轮圣王的经意等增加政权的神圣性，并请求佛教的高僧大德用法力来维持政权。同时佛教在为政权服务的过程中也通过改变执政者和士人集团的思想信仰来传播佛教，利用执政者颁布的行政命令推广教义，并通过僧人为官、上书来直接参与政治。应该说是那样的时代给予她机会去做政教结合的事情，既可信仰之又可实践之，并运用佛教的社会影响和信众的力量来夺取政权。

（一）政权运用佛教为其服务

“佛教造像是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宗、武后及武周时期，武则天多次敕用高僧修造佛像，或是敕令修造信仰的尊像，这种举措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势，以利于自己的政治统治”[15]。武则天运用佛教经典和社会上的弥勒信仰来增强君权神授的权威，高武时期，武则天为获取更多僧俗民众的支持，多次敕令雕造净土信仰和弥陀尊像，同时还运用佛教灵异瑞迹来为自己政权制造福瑞象征证明政权佛授。正如王永平先生指出的“武则天对宗教的态度，是围绕着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个总目标而确定的”[16]。唐代时期弥勒佛信仰比较盛行，连皇帝造佛像也要造弥勒佛像。如在龙门石窟，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以来，弥勒佛像由独立开窟、专供弥勒发展到以弥勒居中的三佛题材，并且洞窟和弥勒像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当时僧人怀义等附会《大云经》说武则天为弥勒所生，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因而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后诏令各州立大云寺，讲说《大云经》鲜艳大云寺的建立是为人们显示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如菩提流志翻译的《宝雨经》为武则天颂扬的文字曾记载“她实事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17]，这就得到信仰弥勒民众的支持，既符合当时社会思想状态中的习俗，又为武则天成为皇帝找到根据。由此可见，武则天利用弥勒下生是为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服务，这就对其改唐为周的政治变革起到支持作用。

（二）佛教对政权的能动作用

第一，佛教影响统治者们的思想信仰，使他们对佛教大力支持。唐代常以官方组织的形式大规模的讲经及佛事活动，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上至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大力推崇佛教。由于当政者同大德高僧的密切交往，耳濡目睹，他们都受到佛教的影响。就连唐太宗那样的圣君，晚年也由于玄奘的原因，回心向佛，后悔自己没能大力推广佛教。更何况武则天与神秀、法藏、慧安等众多高僧交往并向他们谦虚学习，更增加了她信佛的虔诚程度，到晚年更加崇信。所以也常通过行政手段来使佛教教义得到推广，令佛教取得优胜地位。她曾颁布政令，命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如：698年，发布禁止天下屠杀的诏令；69 9年，敕华严宗法藏于佛授记寺讲新译《华严》，封其为贤首菩萨戒师；704，她已有八十一岁高龄，作大像于白司马陂，并

迎请法门寺舍利。

第二，通过佛教人士的上书、上表来影响政治决策，并让僧人直接为官、从政来干预政治生活。如在高宗时其公元662年四月下令让僧道回家致敬父母，沙门道宣、威秀等一些高僧率领二百余人至蓬莱宫上表抗义致敬事，于是高宗召集众臣商议此事，由于参与此事的大多为佛教信徒，高宗于是在六月下诏停止致敬。可见这次因僧人上书改变皇帝颁布的诏令，正是佛教力量直接作用于政治决策的体现。武则天由于在夺取政权时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故当她成功时，也没有忘记对僧人们封官进爵，《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记载：“公元690年，制颁于天下，令两京诸州歌置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本，总度僧千人，及则天革命称周，乃封怀义、法明等为县令，皆赐紫袈撒裟银龟袋”， [18]开始了僧人封爵做官的先河。佛教大师显赫的威势已胜过权贵，当时不仅皇帝在高僧大德面前执弟子礼，一些大臣也甘愿为弟子。天然禅师当年学习儒学本来要到长安应举，但路遇一禅客，告诉他“选官不如选佛”，于是南归从南岳希迁、马祖道一问法，成为一代禅宗法师。

可以说在唐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武则天时期更加显著。佛教有助于政治教化，如魏文成帝认为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因此大力推广佛教，佛教教义中本来就有五戒的教义，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这些本来就是劝导人们弃恶行善的，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相通。这对稳定政局消除人们内心的斗争意识有很大积极作用。由于她作为女子来执政，面对的反对派更多，所以佛教的安抚功能教化作用倍受重视。正是因为政权对佛教的护持和佛教对于政治的反作用，才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使武则天能成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也促使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到极盛。

总之，唐朝的佛教政策由唐初的“道先佛后”至武则天时期为之一变而成“佛先道后”的局面，在武则天时期出现了佛教兴盛的局面。可以说是与武则天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她在执政时期采取的政治与佛教的互动是分不开的，认为她是一位佛教信徒也是有根据的。她按照佛教的教义广积功德，组织佛教活动最终形成唐代佛教兴盛的高峰。

参考文献

[1]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3.

[2]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

[3]任继愈、杜继文.佛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1.

[4]唐怡.浅析唐朝的宗教政策[J].宗教学研究, 1996,(2):91.

[5]法藏,方立天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M].三藏论集, 北京：中华书局,1976,5:

[6] 释道宣.续高僧传[A].法常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5:

[7]林瑞典.试论贞观时期的佛教发展—《唐太宗集》为例[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11（4）：82.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0：

[9]李海峰.论佛教在武后时期勃兴的原因[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报:2001,

[10]武三思.全唐文[M].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 北京：中华书局,1976,2:

[11]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 1987,51:

[12] 张乃翥.武周万国天枢与西域文明[J].西北史地，1994，（2）：

[13] 刘昫.旧唐书[M].武承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183:

[14]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M].神秀传, 北京：中华书局,1987,8:

[15] 贾义发.武则天与佛教净土信仰[D].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9.

[16] 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6.

[17] (唐)菩提流志.宝雨经[Z].大正藏.

[18] 刘昫.旧唐书[M].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6：

致谢词

时光匆匆如流水，转眼便是大学毕业时节，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离校日期已日趋临近，毕业论文的的完成也随之进入了尾声。从选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是在张守权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张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感谢张老师给予我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我要真诚的说声：“谢谢您，张老师！”同时，我还要感谢政法系各位老师、同学、朋友给我热情的帮助，在这里请接收我最诚挚的谢意！

吕隆豫

2010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