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乾盛世时期政治制度的弊端(五号字)

论康乾盛世时期政治制度的弊端

摘要：“康乾盛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本文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弊端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其政治上日益狭隘和倒退，先进生产力受到打压和抑制；官僚机构腐化堕落，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统治者逆历史潮流而行闭关锁国，官员、士大夫在精神上萎靡消沉，庸碌无为，政治制度日趋平庸腐朽。

关键词：康乾盛世政治弊端吏治腐败闭关锁国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前期中国封建社会相对兴盛的一个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处于一种建国初期的上升和强力时期。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手工业来生产规模扩大，分工进一步精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疆域空前扩大。另一方面来看，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均已落后于西方，封建制度已如落山之日盛世下的清王朝已是弊端日现积重难返。清政府为了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一度强势的资本主义萌芽终被呃杀；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残害仕人，钳制思想，禁锢文化，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封闭、沉闷、昏暗、颓败的时代。而与此同时，欧洲已发生工业革命走生了资本主义的强盛道路。但清王朝统治者并没有足够的眼光和远见来超越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引导中国走向革新、开放、富民、强国的道路。“康乾盛世”时期，其政治制度的弊端已显露无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上日益狭隘和倒退，先进生产力受到打压和抑制。

清政府并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清承明制”。清代对大臣的管制十分严格，由于前期皇帝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军机处形同虚设，常常是“跪受笔录”。在地方上，清政府设立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如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严格控制地方权力，统治制度陷于空前僵硬。

清王朝对处于萌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康乾时期国际环境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尽管康熙、乾隆对外国的天文、数学、医学、军事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可以使民族和国家发展、强大的东西引导进来。

自唐宋以来，中国政治哲学不断丰富发展。宋明时期已出现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并在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然而正在中华文明凤凰涅槃之时，满清入主中原，落后的统治阶级根本无力理解和实践这新产生的思想，反而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等制度。回归已被汉族士人扬弃的汉唐儒学无异于刻舟求剑。

当西方列强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行民主政体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中国却在一步步收紧专制制度，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高度。这种体制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严重阻滞了中国由

的变革之路，不知不觉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二、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有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军政高位，严重影响国家机器的良性运作。

清代皇帝的满洲人同部族始终是皇权的解决拥护者，国家仿佛是八旗部族的私人政权。在中央机构中，真正权力掌握在满人手中，其他下属要害部门，亦大抵如此。虽然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如在内阁，规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在六部，规定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但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决定权却往往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都是满洲贵族。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一色的全部是满洲贵族所组成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年，内阁和六部的官员中，旗人任职的约占四百名，而汉人任职的只有一百六十余名。地方上，总督和巡抚一般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康熙时，一般汉人任督抚不到四分之一。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而总督仍多用满人。

满族统治者贪贿成性，官场上形成朋比徇私、容隐欺蒙的腐败风气。官员“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大官僚唯知贪恋禄位，墨守陈规，不以国事为重，下属则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或者缄默以取容。致使百务废弛、财政亏缺、吏治败坏、案牍

山积。削弱了统治能力，使清朝统治走向下坡。

民族歧视和八旗子弟的渐趋萎靡颓废，官僚阶层奴性大增，使得国家治理出现重大危机。马戛尔尼曾说，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三、官僚机构腐化堕落，吏治腐败愈演愈烈

导致清王朝急剧衰落的更基本、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官僚机构的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奢靡之风遍及上下。皇帝、王公贵族、官吏和其他统治阶级的奢靡无度。肆意侵吞和挥霍人民创造的财富完全。康熙三十九年十月皇太后六十寿辰, 仅王公贵族、各级官吏“进献礼物”一项, 见诸记载的就有:“佛三尊, 御制万寿无疆赋围屏一架, 御制万寿如意太平花一支, 御制龟鹤龄花一对, 珊瑚进贡一千四百四十份”，其它物品大小不计胜数。雍正除大修圆明园外还完成了二十八处重要建筑群落的兴建，除滥用国库内府的银两之外, 自己还保留“雍邸藩库”。乾隆六年十一月, 皇太后五十大寿,仅赏赐一项, 开销白银就达一千零一十八万多两, 缎布七万匹。“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除了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成员外, 王公贵族、文武百官的生活也很奢侈，尤其以满族亲贵最为突出。

清朝的俸禄制度, 存在重大缺陷。有的学者曾把清代与唐、明两代的官俸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 清朝官吏的俸禄实在太低，甚至无法维持官员本人及家属的生活。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四十五两, 即使是巡抚、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 每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两, 不够大富人家一餐之费。据研究，清前期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家庭正常用度, 是他们官俸的三千三百多倍, 一方面奢侈之风盛行,一方面是俸禄还不足以维持家计, 在这种情况下, 大小官吏便想方设法贪污纳贿, 巧立名

目层层搜刮。

康熙时代通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时期一方面加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但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腐败导致的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但收效甚微。

政治制度上，更加专制，官场腐败愈演愈烈，中国的制度已经脱离了世界先进行列。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专制制度从此消灭，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逐渐确立；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美国独立，实行三权分立。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开始全面转型。

四、逆历史潮流而行闭关锁国，导致国力亏空，民生凋敝

清初的海禁从多尔衮时期就开始，使中国从一个具有漫长海岸线国家褪变变成了一个夜郎自大的内陆国家。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布《迁海令》，强制闽、广、苏、浙四省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焚毁沿海城池房屋，凡越界者立斩。

清初为了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特别是与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康熙时期禁海令持续了一百二十多年,规定严格，处罚畸重，如马匹、军器、粮食、生铁、书籍、生丝均不得出口，制造商船、渔船均须官府发给执照。如果将船只雇给他人运输番货，船主发近边充军。如私造海船夹带违禁货物出海私自交易，正犯处斩。如果将海船卖给外国，造船者、卖船者均斩立决。这些措施客观上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生产极大危害，结果是“土货滞积，而滨海之民半失业。”

清朝还沿袭了封建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它承袭了明朝的朝贡体制，以天朝上邦自居，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大小有二十多个。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并不自知，依然沉浸于天国王朝的美梦之中。

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赋税收入却较明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五、官员、士大夫在精神上萎靡消沉，庸碌无为，政治制度日趋平庸腐朽

康乾时期统治者以君权的力量收拾和整肃朝野士人的思想, 制造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 于是诸儒结舌, 噤若寒蝉, 惟恐因文字和思想致罪, 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政治禁止革新, 直接导致国家的停滞和士气的萎靡不振，庸碌无为。

法国作家佩雷菲特在描述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书中认为, 乾隆时代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禁止革新”, 他说:“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 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

在趋避危险的过程中, 朝野官员、士人与宋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越来越远。用严酷的刑法来判定思想的是非, 恐惧也就取代了积极、想象和创造。在冷酷的思想整肃下,自晚明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出现的趋向自由奔放的气象也就荡然无存了。

康乾盛世的百年巨变，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们大为震惊。马克思曾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参考文献]

[1] 薛瑞录.清代养廉银制度简论.清史论丛第5 辑.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 韦庆远. 清代全史.第五卷.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5]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上海:三联书店，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