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风俗

梅州客家文化史

客家人作为古代中原人的后代，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可集中概括为艰苦奋斗、热情好客、尊师重教、爱国爱乡。客家人从中原迁移到闽粤赣地区，由于平原地区已被原住民占据，一般只能定居在贫瘠山区，因而生活艰苦，必须奋斗。客家人的拓荒精神、白手起家能力也就十分突出。尤其是客家妇女，以勤劳贤淑闻名天下，农活家务都出色，家庭观念特别强，有“铁汉”之称；早期客家人作为移民，居住在人烟稀少、落后偏僻的山区，人际交往的心理需求和团结互助共同克服困难的意识也就特别强，虽然生活艰苦，但养成了热情好客的文化传统；客家先民从中原“衣冠南下”，大多数都有是出身于“书香门第”，因而文化素质较高，历来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其中梅州表现最为突出，被誉为“文化之乡。我们作为梅州人,作为客家人我们应该更深入地了解客家文化的方方面面。

历史篇

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汉族的一支特殊民系，两千多年来，中原地区的汉人因逃避战乱、饥荒、迫害或因政府调迁大量南迁，集中定居在闽、粤、赣地区，又进而扩散至四川、广西、海南、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各地。相对于这些地区的原居民而言，他们是客，因而称为“客家人”。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看，古代中原人发生过六次大规模南迁。第一次是秦始皇时期派兵50万驻扎南岭地区；第二次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三国两晋时期；第三次是唐朝中时至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第四次是南宋时期金兵南下汉人南渡；第五次是清兵南下客家人抗清失败而迁移；第六次是清代雍正年间“移湖广，填四川”，大量客家人向广西、四川等地迁移。近一两个世纪，客家人向海外的迁移逐渐增多。在客家人的迁移历史中，梅州是最主要的集散中心；由于元代梅州的原居民畲族人起义抗元失败而大量外逃，至明代梅州已不设“畲官”，几乎全为客家人所占据，成为客家人主要聚居区（现在仅在大埔有少量畲族人居住）。从集散中心和主要聚居地这两个方面而言，梅州成为客家文化的代表区域，被誉为世界的“客都”。（福建龙岩、江西赣州也是客家主要聚居区。）

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化源头出自古代中原的河洛文化。古代，我国都城多在中原，洛阳、开封等是多个朝代的古都。古代中原经济较繁荣，交通较发达，名人荟萃，文学艺术奇葩竟放。优越的条件，造就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影响深远的古代中原文化。绚丽多彩的客家文化，是继承中原文化和融合当地土著文化的产物。

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期间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完善的。

第一，唐末至宋末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迅速改变原来那种“人烟稀少、林菁茂密、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面貌；另方面，汉民们与畲瑶族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导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最后发生同化。

第二，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客家先民由北南迁，从平原转入山区，虽远离战火动乱，但面临生存问题，不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作出适应新环境的调整，久而久之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怀四方之志，而家事多由妇人操持。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缉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挈之于右，益女工男工皆兼之矣。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另方面，又形成了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差别很大的习俗。同时，也造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习气。又如闽粤赣山区不宜种麦磨面，客家人就在豆腐里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与北方人吃饺子是一种承传和变异。又因经常迁徙移居的原因，家禽无法带走，便运用中原的腌制技术腌制家禽，便于携带和食用，如盐焗鸡，就是这样逐渐演变成的。另外，客家大本营四面环山，交通不便，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就保留着较

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

第三，闽粤赣三角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由于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式的，中原汉民在进入客家大本营地区后，以自己的优势文化去融合、征服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也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去迎接外来文化，双方在不断的碰撞中相互交融，最终孕育出一种新文化，即客家文化。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全市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现辖梅江区、兴宁市、梅县、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县，500多万人，享有“文化之乡”、“足球之乡”、“华侨之乡”和“中国金柚之乡”、“中国单丛茶之乡”之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广东省卫生城市，有“世界客都”之称。

梅州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建置，始于五代十国南汉乾和三年（945）即后晋开运二年，升程乡为敬州，领程乡县。宋开宝四年（971）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之讳，改敬州为梅州。熙宁六年（1073）废梅州复置程乡县，隶属潮州。元丰五年（1082）复置梅州，领程乡县，属广南东路。绍兴六年（1136）废梅州复设程乡县，隶属湖州。绍兴十四年又复置梅州，仍领程乡县，属广南东路。元至元十六年（1279），梅州升为梅州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复隆为梅州，领程乡县，属江西行中书省广东道宣尉使司。元贞元年（1295），梅州隶属潮州路，延祜五年（1318），改直隶广东道宣慰司。明洪武二年（1369），废梅州复置程乡县，属广东布政使司潮州府。清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升格为直隶嘉应州，统领兴宁、长乐、平远、镇平4县加上本属的程乡县称“嘉应五属”，直属广东省辖。嘉庆十二年（1807）升嘉应州为嘉应府。嘉庆十七年复为嘉应州，仍领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宣统三年（1911），嘉应州复名梅州。民国3年（1914）废州府制，梅州改名梅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于1949年10月设置兴梅专区，1950年1月26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兴梅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蕉岭、平远7县。1952年底撤销兴梅专区，兴梅7县改隶粤东行政区。1956年2月，粤东行政区分为惠阳、汕头两专区，兴梅7县属汕头专区。

1965年7月设立梅县专区，原兴梅7县从汕头专区分出，归属梅县专区，后改为梅县地区。1979年3月，原梅县所辖梅州镇由区级升格为县级称梅州市后，梅县地区辖7县1市。1983年6月，梅州市与梅县合并改为梅县市后，梅县地区由所辖7县1市改为6县1市。

1988年1月，广东实行市管县体制，梅县地区改为梅州市（3月正式挂牌），辖原兴梅7县及新划县级区梅江区，共7县1区。1994年6月，兴宁县撤县设市（县级），梅州市即辖6县1区，并代管兴宁市。

风俗篇

风俗是一个民族在生产、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庆、娱乐、礼仪、信仰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经常重复出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人们自觉的喜好、风气、习尚和禁忌等，它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自觉传承。

汉族文化历史悠久，风俗源远流长，已有上下5000年连绵不绝的历史。这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历史优势，使得汉族的风俗，无论哪一种、哪一类，都格外丰富而迷人。

客家保留的传统风俗，大都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客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融合和同化了一些土著少数民族，同时将其风俗也吸收、融合于自己的风俗之中，又在与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吸收、融合了他们的良风美俗，加上客家人口众多，居住地域广大，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客家风俗在传承和变异中，显得特别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客家的风俗具有凝聚力。客家作为汉族的一支民系，是如何凝聚而成的？其原因固然很多，

但客家风俗具有凝聚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尽管客家风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但是客家风俗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或同一性。例如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元宵节吃汤圆，这无论是哪一个省、哪一个地区，也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的客家人，甚至到了海外，身处西方民族包围之中的客家人后裔，都无一例外。

客家人的岁时习俗大致上包括：全国性的传统信仰，地方性神明和杂审的崇拜，以及传统的岁序节俗。因时间及空间的影响而又有所差异。透过这些民间习俗，可以探索到客家民系文化的渊源，还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祭祀礼俗

客家人数千年来，历经丧乱，艰困播迁，而仍能团结相亲，守望相助，子孙繁衍，拓展进取，究境靠的是什么呢？是一种什么力量吸引客家人，共信共守，以滋养生息呢？这种力量是维系全族的精神信仰。这信仰在世界各民族都是靠的宗教，而客家人靠的是大家共同遵守维护的礼俗。客家人以对天地祖先圣贤的祭祀来代替宗教，完成人生寻求精神寄托的伟大使命，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独有的创制，值得每一个客家人自豪。

祭礼为人生寄托的中心，而所有公私祭祀，其崇拜对象都是有来历、有意义的。如祭天之隆重与普遍，乃由于天与人之吉凶祸福息息相关，尤其农业社会，收成丰歉，要靠天，因之婚丧喜庆，小孩出生，均须拜天，以天为生命寄托的中心，而构成天地人合一的和谐精神。

客家人传统所供奉的神有(1)土神：乃最先开发地方者，表示饮水思源与注重生产。(2)门神：乃注重家宅平安的表示。(3)灶神:最先发明熟食之人，表示重视卫生。(4)农神：表示重视农业生产。其它祭祀的对象，均为历史上有伟大功绩，伟大人格的人物，如孔子、关公、岳飞、文天祥、郑成功、韩愈(内埔有全省唯一的祭祀韩愈的昌黎祠)等，他如有功乡梓的先贤，忠义可风的先烈，均立庙致祀，藉以激发人们的仰慕之情，以发扬道义，敦厚风俗，鼓励向善。

客家礼俗中，对于祖先特别重视，除掉四时八节的祭祀之外，还有墓祭祠祭，有要事出外远行，必先拜祖先，新娘入门，必先拜过夫家祖先，方为家中成员之一。新谷登场，必须荐于祖先而后敢食。所谓「事死如事生」，差不多把祖先当作一位有意识的主宰，活的大家长，一方面以我们自身来源的祖宗来作寄托，一方面复将这寄托推及于天下，由亲而疏，由近及远，条贯分明，这种精神的崇高伟大与平易近情，可以此美世界其它各大宗教，可以说是仁孝的宗教。

孝道的提倡，身教重于言教，因此，不管居家或出外，供奉祖先牌位，按时祭奠，晨昏献香，便愈觉其重要性。藉此可以启发子女的孝敬心理，培养子女爱护家庭的热情，示子女以为人处世要饮水思源，荣宗耀祖为本，所产生的影响是至深且远的。

简单的木制祖先牌位，可于客厅悬空搭一小架，恭书「x (姓)门堂上历代祖先之神位」贴在正中，旁书对联「祖功垂福泽、宗德衍家声」横额书「祖德流芳」，备好各种陈设，如小型香炉、烛台等。年节拜祭，晨昏奉香，遇上家中较大的事件，也都备置果饡，上香礼拜祝告。子孙从小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必能敦亲睦族，克尽伦常孝道。

祭祀最重要的，是要敬要诚，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在形式上一定要极敬与诚之能事，方能「诚则灵」，得到天之护佑，先贤先烈之沐化，列祖列宗之庇荫。所以凡是参加祭祀的人，一定要克敬克诚，心神专一。还有祭器的陈设，祭品的丰盛整洁，祭乐的典雅感人，仪式的肃穆隆重，也是「诚」「敬」的表现，不能忽略

客家人的待客礼节

客家人是汉民族中的一支优秀民系，自古以来以重礼、讲礼貌著称。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保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亲属之间,邻居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都有一定的

礼节。这种礼节人人都得遵守，若不，就会被人耻笑，甚至会骂你“早死爷爷少教导”。

客家人的礼节很多，很繁杂。由于笔者的知识浅薄，加之在一篇短短的文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略举几例。

待客。客人光临，男客人由男人陪坐，敬烟，女人奉茶。不能“打赤膊”、“穿内裤”接待客人，亦不能随意弯腰曲背、架“二郎腿”，抠鼻子、玩脚丫。奉茶也很有讲究，单独奉茶给客人时要用双手端，客人多时用托盘端茶。客人接茶坐着要起身，不起身要说对不起，我没有起身。主人回答不用客气。用右手五指，左手四指，寓意“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处不相逢”。

进餐。主人与客人进餐时，要客人或长辈坐上席，宴席上给客人斟酒要按座席的大小顺序。以方桌、圆桌为例：陪客的在方桌坐８号位、圆桌坐１０号位，斟酒则按座位的大小顺序。这些规矩目前仍很讲究，尤其是广大农村。主人要给客人盛饭，请客人吃菜，不能侵占客人座位，不能脚踏别人的凳子横木，夹菜时只能夹自己一方的菜，不能目中无人乱夹乱挑。同一席的人吃饱时，不得离席，要把自己的筷子搁在自己的饭碗上表示等候之意（如遇有全席人把筷子搁在饭碗上，则表示不满或表示没有吃饱）或说一声某某请慢吃，对不起我没有等你。待客人回答：别客气,才能离席送客。

送客。当客人提出要走时，主人要先挽留，客人确实要走，主人应为客人拿物、开门、送出大门。客人说请留步，主人才与客人拱手或握手告别。多人同行的，客人长辈或老者先行。

客家人还有很多礼节，如子女早晨起来、晚上临睡要向父母或长辈问安，晚辈外出回来要给长辈打招呼，这是不可违逆的礼节。亲友有了红、白喜事都能主动相帮，互送礼物，就是平时有了什么新鲜食品，均要与邻里共享等等。

民居建筑篇

围龙屋e!T ek3

客家民居建筑的风格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变化，有圆寨、围龙屋、走马楼、四角楼等。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围龙屋。围龙屋是一种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客家民居建筑，客家围龙屋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合称为我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五大特色之一。据历史学家考察,这种民宅建筑与中原贵族大院屋型十分相似，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客家先民原系中原汉人，因战乱、灾荒等原因辗转南迁赣、粤、闽交界山区落籍繁衍。客家先民南迁定居岭南后，不但传播了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而且建筑民宅保持了原有的传统风格。

一、围龙屋的整体布局

围龙屋的整体布局是一个大园型，在整体造型上，围龙屋就是一个太极图。

围龙屋前半部为半月形池塘，后半部为半月形的房舍建筑。两个半部的接合部位由一长方形空地隔开，空地用三合土夯实铺平，叫“禾坪”（或叫地堂），是居民活动或晾晒的场所。“禾坪”与池塘的连接处，用石灰、小石砌起一堵或高或矮的石墙，矮的叫“墙埂”，高的叫“照墙”。半月形的池塘主要用来放养鱼虾、浇灌菜地和蓄水防旱、防火，它既是天然的肥料仓库，也是污水自然净化池。

后半部的房舍建筑，正中为方形主体建筑。有“三栋二横”，一围层；有“三栋四横”，二围层。最小的围龙屋的建筑面积也在上千平方米，大的则上万平方米。有的大围龙屋居住着上百户人家，几百口人。普遍为“三栋二横”一围屋居多。三栋二横围龙屋，有上、中、下三厅，各厅之间均有一口天井，并用木制屏风隔开，屏风按需要可开可闭。厅堂左右有南北厅、上下廊厕、花厅、厢房、书斋、客厅，居室等，错落有致，主次分明。建筑结构前低后高，这样

就有利于采光、通风、排水、排污。

正屋——横屋外层便是半月形的围屋层，有的是一围层，有的二围层，围龙屋由此而得名。弧形的围屋间，拱卫着正屋，形成一道防御屏障，围屋间窗户一般不大，是自然的瞭望孔、射击孔，便于用弓箭、土枪、土炮等武嚣抗击来攻之敌。围龙屋的设计建筑其实与当时客家人的处境有极大关系。客家人是唐宋以来由中原南迁的汉人，多居住在偏僻的山区，受当地人的排挤和欺侮，为了团结御侮求生存，他们不得不聚族面居，也不得不建造具有防御性的城堡式住宅——围龙屋，以抵御盗匪和当地人的侵扰。围龙屋还建有坚固的多层“角楼”，既可用来储备粮食、草料，又可居高临下射击来犯之敌。如遇盗匪前来扰劫，只要把大门、半门一关，村民们便携武器进入围龙屋和角楼，进行抗击。

二、围龙屋隐含的文化精神

第一、反映了客家人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礼貌文明、知书达理的传统美德。围龙屋内的大小天井一般配置有小型假山、鱼池和盆景，正屋后面半园“花头”和正门前面半月形池塘四围均载有各种花木和果树，围龙屋背后的山头林木叫“龙衣”，严禁砍伐，整座建筑掩映在万绿丛中，一年四季鸟语花香，环境优美而静雅。

围龙屋内的柱、梁、枋、门等雕绘上山水花鸟、飞禽走兽等栩栩如生的图案，并涂上鲜艳夺目的油漆，显得金碧辉煌，古色古香，十分壮观、气派。一般来说，一座围龙屋聚居着一个近亲家庭，相互之间和睦共处，尊老爱幼、相敬如宾。逢年过节，男女老少齐集正屋上厅祭拜祖宗，在正中大门前的禾坪上舞龙舞狮，敲锣打鼓，尽情欢乐，呈现出一派喜悦、祥和景象。

第二、客家围龙屋的风格是原始住宅风格的承传。据考古资料表明，处于黄河流域的原始社会中后期的半坡氏族和龙山氏族，他们居住的区域就是由几十座样式为方形和圆形的土夯房屋组成。这说明客家人的居住观念中潜意识地蕴含了其对祖先某些住宅经验的复苏和借鉴。第三、围龙屋的建筑特色也是古代阴阳思想的投射。

集中体现在讲求建筑物体与天然地形的协调统一，而合符“天人合一”的哲学道理。如遇上不尽人意的地形则通过增加半月形花台或池塘或建筑半门调整座向，以达到阴阳平衡和适应环境。这种阴阳思想，后来又夹杂了不少讲究“风水屋场”的巫术文化，如俗谚：“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阳两相扶”等。

第四、体现了传统的宗族观念。

客家民居建筑规模宏大，一方面，呈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习性。因为，客家不论是在长途跋涉的游离中，还是新到一处人生地不熟的居地，都有一家一户所难于克服的困难，得靠本姓本族人聚居在一起；另一方面，屋内住户按辈份高低及尊卑来分配房间，其建筑中心位置都安排放祖宗牌位，供后人拜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这种传统家族伦理思想。

客家人做了新屋，一般都要举行“搬新屋”礼俗，叫“出煞”。要请风水先生驱赶“三煞”之后，才会平安吉利。迁居之日，大排宴席，祭祀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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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楼直径达几十米，高三至五层。一般有圆形和方形之分，楼内房间一模一样，不分贫富，每户人家从底层至最高层，均等分到各一间房。客家人统一将底层作为厨房，饭厅及客厅，二层作为贮仓，三层以上作为卧室。其中营垒式的土楼是在土中掺石灰，用糯米饭，鸡蛋清做黏合剂，以竹片，木条做筋骨，夯筑起的墙厚一米、高十五米以上的土楼外体，具有很强的抵御性。OV X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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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混合式的民居建筑78@[7B+>

顾名思义，这种建筑就是讲客家传统的房屋和西洋的建筑装饰混合。虽然，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但是其内部还是地道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比较典型的有梅县白宫镇的“联芳楼”、丰顺黄金乡的“祥耀楼”和程江镇的“万秋楼”。wKW8nlz{{

J6w?. _kdW 另外，走马楼、四方楼、一字屋、列杠楼、高层围楼、府第式、山寨式、五凤楼、园林式、石构建筑等都属客家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语言篇

客家话又叫做客话，或称客家万言，或叫客方言，大体分布在我国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湖南、四川、台湾等7个省、区200多个市县。其中以广东省东部、北部地区，福建省西部地区，江西省南部地区，即传统上说的闽粤赣交界地区，客家人往得最集中，内有很多是纯客家市县，如梅州市蕉岭、平远、兴宁、五华、大埔、丰顺、紫金、新丰、惠州市、始兴、翁源、和平、连平、龙川、河源、长汀、连城、清流、宁化、明溪、上杭、武平、永定、宁都、石城、瑞金、于都、兴国、会昌、安远、寻乌、定南、全南、上犹、南康、大余、崇义。其余纯客家市县（内含还有待于调查核实的纯客家县）分布在以下省、区的一些地区：广东省的惠阳、惠东、宝安、龙门、佛冈、清远、从化、增城、海丰、陆丰、东莞、韶关、曲江、英德、南雄、乳源、仁化、连南、连县、阳山、乐昌等市县，台湾省的苗栗、新竹、桃园、屏东、高雄等市县，江西省的赣县、宁冈、井冈山、永新、吉安、遂川、万安、泰和、广昌、永丰、铜鼓、修水、武宁、靖安、奉新、高安、万载等市县，湖南省的汝城、桂东、酃县、茶陵、修县、济阳、平江等市县，广西省的陆海上、博白、合浦、浦北、防城、钦州、灵山、贵县、玉林、黎塘、宾阳、贺县、钟山、昭平、来宾、桂平、平南、象州、柳州、蒙山、荔枝浦、阳朔等市县，四川省的成都市（郊区东山一带）、新都、金堂、广汉（新华、小汉、金轮、兴隆）、什邡、彭县、温江（金马河）、双流、新津（兴义）、简阳、仁寿（方家区）、资中（铁佛、球溪）、威远（石坪）、安岳、富顺、隆昌、泸县、合江、宜宾、广安（花桥、天地）、仪陇（乐兴、凤仪、大风、双龙、五棚、周河）、巴中、通江（黄宗区）、达县（碑庙区）、凉山州的西昌（黄联、新河）等于0多个市县的局部地区。

国内外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一些客话地区，如临高、定安、澄迈、万宁、永安、汕头、苍梧、长乐、建宁、邵武、顺昌、将乐、泰宁、萍乡、吉水、郴州、宜章等市县以及散布于浙江、安微等省少数市县的客方言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了解。

在海外，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以及美洲、非洲等地的华侨、华裔也有不少是说客家话的。

有人估计国内外说客家话的人数将近5000万。

此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微等省的一些地区的畲族有36万多人，大多也操客家话。

客家话分布的地区如此广大，如此分散，恐怕是跟客家人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流亡有很大的关系。客家人虽然屡遭战乱、饥荒、械斗等劫难，但他们仍然勇往直前，兴家立业。客家人一般以家庭、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保持着客家人的文化风俗习惯等优秀传统，发扬勤劳朴素、勇于开拓、团结奋进的客家人精神。客家人经常外出谋生，四处闯荡。他们身处异乡，势薄力单，必须加强内部的团结，而客家话就是维护内部团结的最好手段。正如客家祖训所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人把不讲客家话看成是忘本叛祖的行为。客家婚姻习俗，往往以是否会讲客家话作为讲得来的前提，语言对联姻起了“鹊桥”作用。正是这个习俗，使客家人的后裔顽强地保留客家话而世代相传，越是侨居国外，就越被强化，即使十代八代，前高祖已迁离客家地区，到了海外或国内非客家地区，其后裔亦能讲客家话。如孙中山的上祖本是广东紫金客家人，后迁增城，最后迁到中山县翠亨村，待孙中山出生时，

已隔七代。孙中山出生在广府话地区，讲广府话为主，但也不忘客家话。在革命年代，他遇到广州人来访，讲广府话；遇到客家人来访，就用客家话会话。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

家史家话与客家民系

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的形成一般认为有四要素：地域，社群，语言以及文化风情。其中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民系成立的重要特征。因此研究客家话、探讨它的形成对于客家民系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于客家话何时形成，近代以至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作了很多探讨，其说不一。最近有位汀州连城籍（现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年轻学者邓晓华先生对客家方言的形成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邓先生从占有的当今客话材料里归纳若干主要特点，把现今客话音韵与晚唐五代、宋北方语音进行历史比较，粗略地勾画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探索客家方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脉络。这里介引几个主要的论点，以见一斑。

现今客家话轻唇声母字普遍存在文白异读。白读保留双唇音念法，例如古非母字“斧、分”今念[P-]，古敷母字“孵、蜂”今念[P…-]，古奉母字“吠、缚”今念[P…-]，古微母字“巫、望”今念[m-]，它反映客家话保留了唐朝以前的读音。据考证，客家先民从中原第一次迁徙开始于东晋末年，那时中原轻唇化现象还没发生，所以非母念[P-]，敷母念[P…-]，不混；而现今文读非、敷、奉母字则念[f-]，微母字念[V-]，这是唐宋以后的读音，那时中原汉语已经产生轻唇音。这些现象可能反映出客家先民大量的从北方南迁发生在唐末宋初，因此早期客家话字音存在文白异读，它们分别代表了客家话里的两个音韵层次。

据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研究，晚唐五代还保留一套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到宋代浊声全部清化，规律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客家话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不论平仄，大都读为相应的送气音。例如，“步、别”念[P…-]，“头、道”念[t…-]，“舅、旧”念[K?-]或[t∫…-]。客家话和中原汉语在浊音变化上的这种不致，可能是客家话和中原汉语沿首各自不同道路清化。

客家话里古次浊上声字有些白读音今念阴平，例如“马、有、忍”，文读则念上声。这是现今客家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最重要的特征。它可能是在脱离中原汉祖语后，客家话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历史音变现象。

据王力先生研究，晚唐五代时，晓、匣母，清浊对立，到了宋代，全浊声母全部消失，匣母并入晓母。客家话凡晓、匣合口的字，由于受圆唇元音[u]的影响，已由喉音[h-]、[h-]变为唇齿音[f-]、[v-]，有一部分匣母合口字还保留浊音，没有并入晓母，例如“话、滑”念[V-]，有一部分匣母合口字已和晓母合并，念[f-]，例如“湖、护”。并入晓母的符合宋代中原汉语的发展规律，保留浊音的是宋代以前的现象，由喉音变为齿音则是客家话的独立发展。

邓先生指出，客家话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代音韵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从而推论，客家方言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祖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上述关于客家话形成的推论，看来是比较科学的。说唐末宋初“从中原汉祖语分离出来”，而且“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没有敲死一定形成于唐末宋初。这就给客家话的形成以至客家民系的形成问题的讨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客家话形成的讨论不仅要探讨语音问题，还要进一步对客家民系的形成问题，不仅要历史地作古今对应古今贯通的探讨，还要进一步把客家先民的支派跟迁徙的时间、空间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考察。

体育篇

地处山区的梅州市，这里的人民一直喜爱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运动普及率很高，目前，梅

州市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专业青年足球队和一支女子足球队。全市有足球传统学校11所，大小足球场170多个，业余足球队2000多支。全市先后输送到省级以上运动队的球员200多名，其中国家级球队30多人。20世纪40年代亚洲球王李惠堂就是梅州五华县人。从1951年至2003年的53年间，梅县足球队(包括女子足球队)参加国内各种比赛239次，获得冠军123次、亚军62次。

北有大连南有梅县

1901年，西方传教士将足球引入梅县。1914年，梅县现代足球运动确立。

1956年，国家体委授予梅县“足球之乡”称号。1964年，国家体委确定梅县为全国开展足球运动的10个重点市县之一。1979年，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设立16个足球重点地区，梅县榜上有名。来自梅县的球员曾经在国家队中占据半壁江山，当时足球界流传着“北有大连、南有梅县”的说法。

随着足球职业化的蓬勃兴起，经济相对落后的梅州在足球上也落伍了，现在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没有来自梅州的球员。

梦想在山路间延伸

足球职业化后，足球学校逐渐取代了少体校，在各地体校几乎绝迹的时候，梅县还保持着自己的少体校，而这所体校极有可能是全国有关足球项目“最后的体校”了。在这里，丝毫感觉不到足球大款的气息，甚至有些清贫。

梅县业余体校的足球学员不少，但训练条件较差，足球重点班的学员每天的伙食费不足五元，普通班的学员只有三元。这些钱还是靠当地政府拨款。梅县政府目前每年给体育局的拨款在100万上下，而前国脚蔡锦标的家乡兴宁情况更糟，当地政府拨给体育的费用只是梅县的三分之一。

体校里一位12岁的男生，家在20公里外的山区，每次回家他都是花五块钱坐一半路程的车，然后再步行另一半路程回家。一次车出故障，下车时天已全黑，一个小人影就摸黑走在山路间，后被打着手电的大人找到。说起这事，小男孩说现在又长大两岁，不怕了。在曲折的山路间，还有很多故事流传着。

当年的深圳平安队参加梅州市五华县的扶贫活动，车开了好久，好不容易看到孤零零有几幢房子，迷路的司机找到一个人问路，问来问去发现这个人居然是深圳队员温光辉的父亲；还有一件事，东莞东城队的广州籍球员麦广梁被来自五华的队友张悦文“骗了”，张悦文老是吹嘘“我们乡下很繁荣”，禁不住诱惑的麦广梁跟张悦文到了他家，天一黑，根本不敢出门：“黑乎乎的，一个人也看不见，总之是上当受骗了。”

虽然贫穷，但梅州人对足球的热情不减，“足球之乡”的招牌不能断送在某一代人的手中。目前在梅州接受系统训练的注册小球员接近600名，虽然没有职业队，但业余比赛在梅州搞得热火朝天，当地企业家对业余比赛给予了很大支持，梅州青少年足球队在参加省、全国比赛中，成绩不错。广东十运队（1985、1986年龄组）的大部分队员来自梅州。崎岖的山路，挡不住孩子的梦想，走出大山，成为职业球员，是很多梅州孩子的梦。

梅州足球名人

[李惠堂]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李惠堂，1905年出生于香港。其父系梅州五华县人。李惠堂17岁时成为香港南华队的一名队员。20岁那年，他到了上海。李惠堂是二三十年代首屈一指的中锋。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于1941年以到澳门比赛之机，辗转回到内地，组建五华足球队。对“足球之乡”梅县的足球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他在足球比赛中，共射进近2000个球，与巴西人里登雷克、德国球员宾德以及球王贝利一起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进球逾千的四大巨星。

[曾雪麟]

1929年生于广东梅县。1956年进入国家二队，担任守门员，1973—1983年出任北京队教练。

在北京任教的十年间，树立了北京足球“小快灵”的技术风格。1983年4月，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1984年获得第八届亚洲杯赛亚军。

此外，来自梅州的足坛名宿还有蔡锦标、古广明、迟明华、赵达裕、吴育华、吴伟英、钟小键、郭亿军、杨宁、谢育新、伍文兵、李玉展等。(王亦飞)

饮食篇

客家菜由来

客家菜（又称东江菜）发祥地为粤北东江、兴梅地区，在广东境内操北方方言的地方都属客家菜肴文化区。所谓“客家”，是相对于岭南土著居民而言，客家人是中原南下的移民，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迁至岭南的粤北山区后，成片居住，“反客为主”，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原的语言与饮食习惯；而且，由于客家人居住地区大都是远离海洋的内陆，与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相似，故客家菜肴保留中原菜肴风味，以油重味浓、多高热量高蛋白菜肴为特点。

客家菜的用料，大都以家禽与野味为主，不是“无海鲜不成宴”，而是“无肉不成宴”，有所谓“无鸡不清，无肉不鲜，无鸭不香，无鹅不浓”，突出主料而不太注重配料，讲求原汁原味。继承北方菜肴的烹调方法，以炖、烧、焗、煲为主，沙锅菜最为见长。

客家菜的口味，异于广州菜和潮州菜，不求清淡而求浓郁、酥香，原因是客家地区，气候相对于岭南其他地区寒冷，人体需要吸收较多的能量和蛋白质；而食水多带有微量元素，又有助于人体对能量和蛋白质的吸收，岭南人所说的“水土寒凉”，决定了客家菜的口味。

名菜“东江盐焗鸡”，由民间的盐腌鸡演化而来，是客家菜系的一大传统菜肴，集中体现了客家菜的特色。岭南人习惯用盐腌制食物，以便保存，潮州人喜欢腌咸菜，客家人则爱腌肉、腌鸡，厨师借鉴民间腌鸡用盐把鸡整个覆盖起来的办法，用炒至高温的盐把鸡覆盖在可以保温的沙锅中，直至将鸡焗熟，盐焗鸡比起腌鸡自然味道更佳，味浓、酥香、肉滑。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盐焗鸡的做法有种种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所追求的风味始终一样。

名菜“东江酿豆腐”，传说源于北方的饺子，因岭南少产麦，思乡的中原移民便以豆腐代面粉，把肉塞入豆腐中犹如面粉裹着肉馅。此说是否真实已无从考证，但客家菜对北方菜的继承与发展，确实是其不同于粤菜的菜系的原因之所在，而同时又是岭南饮食文化融会中原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

客家菜的基本特色

客家菜的基本特色是，用料以肉类为主，水产品较少；突出主料，原汁原味，讲求酥软香浓；注重火功，以炖、烤、煲、酿见长，尤以砂锅菜闻名；造型古朴，乡土风貌明显。现今保留于农家或饭店酒家的客家烹饪技艺，仍有许多奇妙的手工作法。如酒法：典型菜例是玫瑰酒双鸽。其法是，将双鸽宰净，抹干，覆摊于瓦钵内，鸽下横放竹筷两根，使鸽身与钵底有一点距离，以畅热力，取玫瑰酒一杯置于两杯之间，然后整钵放入铁锅，加瓦盆作盖，取中火烧锅，鸽熟时杯中还存清酒半杯，但其酒味已荡然无存，只是鸽肉酒香扑鼻而已。此法仅见于客家菜谱，现时农家为更省时简便，在此基础上创出“三杯鸡”作法，更是简单奇妙：取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水，混置锅内，锅半腰用几支竹筷支起宰好的整鸡一只，加盖旺火烧半小时开锅，即可食其甜香滑软的美味鸡肉。另外，现今客家烹饪技艺中，有许多做法，溯本追源，极其古老，在现代菜谱中独具特色，如东江肉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礼记注流》列有八珍，第五珍叫“捣珍”其法是：“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肱（读枚，脊侧肉）。每物与牛若，捶反侧之，去其饵（筋腱），熟出之，去其颤，揉其肉。”此法在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称为“跳丸炙”，是因其弹性能跳而名。可见，客家菜系的“捣珍”技法，出自古人，来自中原。如此种种，都说明客家烹饪术作为民俗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勘称古意浓厚，是千百年来客家人在生活中凝炼出的智慧结晶。

现在，饮食界返朴归真之风日浓，发扬光大客家饮食文化的精华，继承其精美神奇的烹饪技艺，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客家饮食的文化内蕴

1、客家饮食民俗古风浓厚。探究客家菜系和客家饮食习俗，就会发现，不论是其烹饪技艺诸如“捣珍”、“酒”之类古法的继承和演变，还是日常习俗中诸多礼仪礼规，都证明了客家人将古代中原文明一代代传承下来，根基源远流长；印证了客家民系历尽沧桑，多次变迁的历史。

2、奇巧的烹饪技术是客家人勤劳、聪慧的结晶。生活的动荡，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客家人在与自然斗争中，磨练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客家菜讲究功与法，以法求奇，以功求妙，于奇妙中穷其食物之美味。“民以食为天”，客家人注重烹饪之术，正是其生存观的体现。

3、客家饮食习俗反映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其一俭朴好客。客家人平素饮食节俭，不事奢华，而待客则十分大方，讲究“六碗八盆十样”，菜肴实惠量足，盛器多用盆、钵、大碗，有古民遗风；其二尊老知礼。客家人设筵用八仙方桌，依辈份排座次，席间礼规繁多，吃鸡以鸡头敬老，上座留空位于已故先祖，以示敬礼，席间小辈给长辈敬菜敬酒等等；其三追求吉祥。如客家人筵席第一道菜上鸡，有“无鸡不成筵”之说，既取“鸡、吉”谐音，又取鸡为掌管人间吉祥之鸟之意。过年吃“团圆饭”，元宵吃汤丸，都为取“团圆”的好兆头。

4、客家饮食民俗中的养生保健意识尤为鲜明。客家菜用料讲究鲜嫩，讲究野生、家养、粗种；加工讲究煮、煲、炖，讲究粗刀大块，不破坏食物营养与纤维；烹调讲究原汁原味，不使过浓佐料，清淡可口，利于消化；膳食讲安搭配，讲究效用，多用药材调理阴阳，清降补泻，并根据时令增减食物品种。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客家人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勤于探索养生之道，善于总结保健经验，注重利用自然中潜藏的科学道理

名人篇

梅州素称“文化之乡”，教育发达，人才辈出。清代状元吴洪督学广东时，盛赞梅州“人文为岭南冠”。自宋时始，梅州参加科举人数常领先于全国，至清代更达到鼎盛。“文风极盛”，是清雍正朝将程乡县升为嘉应州的理由之一。清乾嘉年间，嘉应州每年参加秀才考试的就有１万多人，读书人占总人口的１/3，在全国首屈一指，这里还多次出现“五科连解”（广东乡试接连五科第一名均为嘉应州人）、“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等盛况。据统计，清朝近３００年间，嘉应州程乡县（梅县）共考取举人６２１名、进士８９名，数倍于其他各州。清乾隆《嘉应州志》云：“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万余人……”崇文尚学的传统，让梅州较早就形成相当庞大的教育规模。据不完全统计，清宣统三年（公元１９１１年），嘉应州共有小学堂８０３间、中学堂９间、女子学堂２间。梅州各地都有古老的学宫、学堂，代表有梅州学宫、长乐学宫和齐昌学宫、兴宁学宫、五华学宫和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其中兴宁学宫，建于明成化年间，一直是当地的最高学府。清末废科举后，学宫改建成兴民小学，著名爱国志士丘逢甲任首任校长。五华学宫，始建于明成化年间，曾培育进士２０多名，举人２００多名，其中包括清代广东唯一的武状元李威光，榜眼曾琼非等。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创办于１９０５年，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一直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

发达的教育，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梅州孕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文化名人。

明清时期客家文学代表首推廖燕。其代表作《曲江竹枝词》和《二十七松堂集》生动地反映了客家地区的风土民情，如：“遇仙桥下水澄鲜，遇仙桥上路通天。谁信神仙容易遇，遇郎难似遇神仙”，内容表现出客家山区的妇女对爱情的大胆追求。诗意方面则以李楩、何南凤等人的成就斐然。

清代康熙年间，便有“三代皆进士，一门四翰林”的李氏，尤以学问文章“为粤东最”的李象元为代表。李象元（１６６１—１７４６年），字伯猷，梅城金山人。家素业儒，少年勤奋攻读，学有所成。清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中进士，授翰林院之第一人，史志中称“本朝州属登第者，自象元始”。旅港钟应梅教授在其所著的《客人先生诗传·李象元》中有：“三世宫袍玉殿来，文章有价自为媒。赐书堂外行人过，异代犹夸翰苑才”，诗赞李家。李象元著有诗文集《赐书堂集》。在李象元之后，便有开客家小说之先河者黄岩。他的《岭南逸史》，时人评其“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

乾隆年间，梅州更出了“广东第一才子”宋湘。宋湘（１７５7—１８２６年），字焕襄，号芷湾，梅县人。著名学者钟仲联称：“清初岭南诗人，屈翁山为冠，中期无有出宋芷湾上者。”宋湘为人直率，襟抱豪迈；为官廉明，两袖清风；为文诗书双绝，文采风流。其诗雄直豪放，哀乐无端，《清史列传》中说他“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否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宋湘不仅在文学上有成就，且政绩斐然，民歌其德，后人称其为“清廉太守”。

清末，梅州的文化阵势更以黄遵宪、丘逢甲为巨擘，他们代表的岭东诗派，享誉寰中。

黄遵宪，清代杰出爱国诗人，政治家。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黄遵宪不仅是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中殿后的一位，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诗界革命的最早倡导者。他年轻时即写诗反对拟古主义，务求写出“我之诗”。在诗歌创作上，他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为追求目标，运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近代史上的重大事变，特别是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有“诗史”之称。他的“我手写我口”，把客家山歌引入诗中，是诗歌史上的创新之举。他的诗常采用散文化笔法，内容丰富，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给人以博大精深之感。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政治上，他积极参加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在上海加入强学会，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作为“湖南新政”中的领军人物，他最早引入西方先进体制，展示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风姿。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邀集地方人士温仲和等组织“兴学会议所”，筹建师范学校，成立嘉应教育会，自任会长，大力创办新学，进行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推进梅县教育革新，百年树人。

被梁启超称为“诗界革命之巨子”的丘逢甲，同是客家文化的旗帜人物。丘逢甲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志士、卓越的教育家和杰出的诗人。1895年，他率领义军抗御日寇占台失败，“奉旨回粤”回到祖籍地，他抱定“能强国则可复土雪耻”，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在家乡积极创办新学，先后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在蕉岭创办新式小学、师范、中学。他对学校教育，要求“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鼓励青年学生出洋留学，深入实际研究西方富强之道。丘逢甲还将强烈的爱国情怀熔铸于诗歌，著名诗人柳亚子评丘诗：“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血战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丘逢甲一生念念不忘收复台湾，回到祖籍蕉岭县淡定村，一心报仇雪耻，立下“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的誓言。他的住地“心泰平草庐”，名为“培远堂”，面向台湾。堂侧两厢命名为“念台精舍”和“岭云海日楼”。他还将儿子丘琮改名为“念台”。

客家大诗人中，还有温仲和。温仲和（1849—1904年），字幕柳，介柳，清末嘉应（梅县）松口人，是清代著名学者陈澧的门生。温仲和对于客家文化的特殊贡献，在于历时八年终编成了功在千秋的《嘉应州志》，开创了岭东考据学之风。这部著作，首次探讨了客家的源流，“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遗，或避汉末之乱，或随东晋南宋渡江而来。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占据，故客家所居之地多涝瘠，其语音多合中原之音韵”。将客家之名追溯到宋代的“主客”编户制度，指出“唐以前之土著，盖无有存者矣。今所谓土著，既多由汀、赣而来，其语言声音又与相近。主客之名疑始于宋初户口册”，其中关于客家主流为“中原衣冠之遗”的说法

对后来的客家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温仲和著有《求在我诗文集》、《三礼汇纂》、《春秋公羊记》等，丘逢甲在所撰《介柳温公墓志铭》中称其为“旧学界之经济家”、“新学界之教育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女诗人范留淑、叶璧华。范留淑著有《化碧集》、叶璧华著有《古香阁集》，此二人在诗歌上的成就足以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女诗人的先行者.

正是因为这么一批声望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文化震撼力，使梅州作为客家文化最后的集中地，在清代的中、后期得以确认。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河北通州人王之正任嘉应州官时，特置“人文秀区”牌坊立于衙前大街，以志梅州文风之盛。

沿至近现代，一批在国内外堪称大师的梅州文化名人，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中国画现代大师林风眠；作家黄药眠、碧野、张资平、蒲风、黑婴、丘东平、楼栖、杜埃、白危等等与梅州在20世纪中国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不俗表现交相辉映，使梅州的历史文化地位越发凸显。

辉煌的历史给梅州留下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郭沫若在1965年考察梅州时曾留下“文物由来第一流”的赞誉。如今被称为世界“客都”、“客家中心”的广东梅州，正朝着“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这四个“第一流”迈进，无疑，文化作为一笔浩大而无形的“历史资产”，是梅州实现其理想腾跃的制胜之宝。

尾声

我们在通过对梅州客家文化作了深刻了解后,发现客家文化是如此之迷人!让我们沉醉!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将客家文化发扬的重要性.我们在今后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走出梅州,走出中国,走出世界!让所有人都知道梅州,还有梅州的优秀文化!

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前进,梅州也将不断地向前发展.平心而论，梅州今日发展的现状，较之广东几个发达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在执政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四个梅州”——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其意义在于完善与增强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各个要素。我们要利用好”客家文化”这个无可比拟的优势,让全国乃至世界都了解梅州!了解梅州的客家文化!

我们相信梅州的客家文化将源远流长,并且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将会有更加长足的发展.我们期盼“世界客都”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大的进步,有更具规模的都市格局，创造出文化上、经济上更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