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特点(上世纪50年代--70)

波兹南事件（波兰文：Poznański Czerwiec（波兹南六月事件）；英文：Poznań 1956 protests（波兹南1956年抗议运动）、Poznań 1956 uprising （波兹南1956年起义））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因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而得名。事件爆发于1956年6月28日，于同年6月30日结束。波兰政府的镇压行动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800人受伤，包括一名13岁的少年罗莫克·斯恰乌科夫斯基（Romek·Strza?kowski）遭到波兰政府军的杀害。波兹南事件是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该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但在苏联看来，其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

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6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数日参演部队才撤离捷境。7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8月3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暴风”突击队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24空军集团军巨型运输机开始降落，一分钟一架。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士兵直扑布拉格。

与此同时，苏陆军总司令帕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4个苏军装甲师，1个空降师，1个东德师从波兰直捣布拉格（西方向第一方面军）;驻德4个苏军师，1个东德师切断捷西部边界（西方向第二方面军）；驻匈牙利苏军8个师，匈军2个师，保加利亚军一部从南部进攻（西南方向第一方面军）；苏波联军4个师进攻北部（西方向第三方面军）。同时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被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次代号为“尤里的复仇”的军事行动，是苏军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方面军，1个坦克集团军，4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群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900余辆坦克和约8000辆AT－AT装甲运输车。

鉴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称为“1956年革命”，1956-os forradalom）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民众对苏联的傀儡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满，从而自发进行的全国性革命。最初以学生运动开始，以苏联军队入驻匈牙利并配合匈牙利国家安全局进行野蛮镇压而结束。

苏联东欧阵营的改革则以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为标志也发生了整体逆转，各国相继放慢甚至停止了改革的步伐。整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次改革浪潮表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1.与40年代末苏联酝酿的那次改革不同，这次改革在各国几乎都是由最高领导层或最高领袖推动的。在南斯拉夫，铁托、卡德尔等人直接领导和推动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苏联，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最先触动改革机关的贝利亚，首先打开改革闸门的马林科夫，还是全面启动改革之轮的赫鲁晓夫，都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或最高决策者之一。虽然在苏共领导层中对改革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明确反对的意见，但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改革已成为苏共高层的主导潮流。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改革也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当时酝酿和启动的改革虽然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同样属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集体的共识，并为此进行过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

2.在绝大多数国家，这次改革都是在没有充分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试点的情况下突然在全国展开的，改革的经验与理论准备不足，社会心理准备不足。以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为例，首先，改革之前没有任何经验积累，对苏联国情认识不深刻，改革措施的出台没有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和事先的试点，一旦措施失当，难免进退失据。赫鲁晓夫既是斯大林体制的产儿，又是斯大林体制的改革者，既想批判斯大林，又不想丢掉斯大林体制，而且更多地利用了这个体制，致使许多改革措施不彻底，往往半途而废。其次，改革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与理论创新，只破不立。一是改革思路不明确，摸着石头过河，就事论事，走一步说一步，瞻前顾后。二是在旧的信仰体系式微之时，没有及时提供新的精神支持，使社会陷入精神混乱。最后，改革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往往是先则操之过急，遇挫后则惊惶失措。二是改革超出整个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抱着极高的期望，但对改革的曲折和挫折则没有心理准备，对于没有章法的折腾更是怨声四起，致使改革的最终受惠者对改革失去耐心甚至成为改革进程中的阻力。

3.这次改革没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在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遇到了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挤压和挑战。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改革措施都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甚至不能不顾忌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造成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以苏联和中国为例，苏联的改革除国内各种压力外，还遇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和抵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使得赫鲁晓夫本来就显得捉襟见肘的改革举措更加举步维艰。中国则从“以苏为鉴”开始改革探索，经过与赫鲁晓夫的论战而阴差阳错地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社会主义阵营中两个大国、两个大党在改革探索中没能形成合力和良性互动，而是彼此掣肘，相互羁绊。东欧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到苏联的压力和钳制而无法获得重大突破。

4.这一时期，苏联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走出来，其他各国的革命胜利不久，弥漫于各国党内的浪漫主义情绪和思维方式依然相当浓厚。在这种气氛里，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人们在考虑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原则——其实很多属于虚幻的原则，其次才是活生生的现实。以抽象的理论约束现实而不是从现实出发去修正和发展理论，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建设和改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