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陶行知,全面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左和平

在风景如画的黄山脚下，在中国三大显学之一“徽文化”的发源地歙县，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他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国家、人民和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穿越了时空界限，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

一、陶行知的求学生涯

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浚，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也是6700万安徽人民的骄傲。

陶行知自幼天资聪颖，6岁时幸得私塾先生方庶咸破蒙。两年后，随父到休宁万安镇外婆家生活，就读于吴尔宽经馆。过了几年回到黄潭源，帮助父母打理家务，并寻找机会前往歙县航埠头曹氏经馆求教于王藻先生。1906年，时年15岁的陶行知，被英国牧师唐进贤免费收入崇一学堂学习，开始接受西方教育。由于崇一学堂是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他则激励同学们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于是挥笔在宿舍的墙壁上写下：“我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的誓言，以此明志。

1908年春，考入教会学校杭州广济医学堂。本以学医来拯救百姓，但事与愿违，该校明显歧视非基督教徒学生，陶行知愤然退学，转回徽州，拜严达为师，随后考入南京汇文书院。

由于南京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陶行知即从汇文书院直接进入“金大”文科学习。在“金大”期间，陶行知刻苦钻研，发奋图强，关心时局，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多有研究，并受其影响，曾改名“知行”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陶行知受其影响，开始接受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主张民主共和。因学校受运动波及停课，陶行知辗转回到徽州，积极参加了屯溪余德民领导的“华山起义”，并任府议会秘书，响应全国的辛亥革命。半年后又回到“金大”继续学习。

《金陵光》学报是“金大”学生办的学术刊物，采用英文出刊，陶行知曾在《金陵光》发表见解，积极筹办《金陵光》中文版，亲任中文版编辑和主编，这时的陶行知已是才华横溢，深得全校师生员工的爱戴。

1914年，陶行知以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大”。阐述民主共和思想的毕业论

文《共和精义》在毕业典礼上宣读，引起强烈反响，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黄炎培也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并当面接收了陶行知赠送的中文版《金陵光》，场面十分动人。陶行知去世时，黄炎培挽诗《哭陶行知先生》首句即赞颂陶行知为“秀绝金陵第一声”。陶行知“金大”毕业后，通过借贷和亲朋好友资助，赴美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取得政治硕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育史学家孟禄，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结束了留学生活。陶行知留美期间和孙科、胡适皆是同学。

当时，中国十分落后，好多人才不堪于国内的困苦条件纷纷流往海外。此时的陶行知完全可以接受导师杜威向他提出的留美任教的要求。但志存高远的陶行知却放弃了优厚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抱着“我要使全中国人多受到教育”的强烈愿望，婉辞老师美意，毅然回国，报效国家。正如他在1923年给其妹妹文渼的家信中所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着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二、陶行知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陶行知回国以后，立即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着手中国旧的教育体制改革，主张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进行教育调查，并指导学生寒暑假回家乡调查各省、市、县、乡、村的教育现状，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办法，既作为寒暑假作业，又作为改进地方教育的参考。为此，陶行知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和完全照搬西方国家教育教学方式的洋化教育。由于陶行知在南高师推行的教育改革影响巨大，轰动全国。不久，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这期间，陶行知发表了大量的关于教育改革的论文，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方法。如《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阐述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目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批判“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已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旧传统教育中的五大弊端，提倡创新之精神进行教育试验，以“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发今人所未发，明古人所未明。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陶行知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应该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之边疆，即开辟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

“五四”运动爆发，陶行知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前列，动员南高师学生热烈响应，通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组织“国耻纪念筹备会”。在5月9日召开的南京各界6000多人参加的国耻纪念大会上，陶行知义愤填膺发表演讲，反对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卖国求荣的21条，群情激奋。会后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北洋政府实行弹压，陶行知顶住压力，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5月30日，南京20多所大中学校举行“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当选联合会会长。会后，他大力组织学生散发传单，露天演讲，声振一时，迫使南京下关扛驳转公司拒绝装卸日货，南京总商会坚决抵制日货，有力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思想，无形地剥夺了女子上学受教育的权利。陶行知为之不平而呐喊，并一直不懈努力地为女子上学进言，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相约，北大与南高师同时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成为我国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始。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被推为主任干事兼女子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更加积极推行女子教育，倡导中学也可男女同学，女同学在校享有和男同学平等的权利，为女子获得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和参与社会事务权立下不朽的功勋。

面对当时中国老百姓被欺负、遭蹂躏的苦难命运，陶行知内心燃烧着改革中国老百姓命运的激情。通过对城市和乡村的深入广泛调查，陶行知认为要彻底改变中国人之命运，必须唤醒中国民众之觉悟。针对绝大多数国民没有享受教育权利的现状，他经过艰苦努力和精心准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什么是“平民教育”？陶行知认为平民教育是平常人的教育，这种教育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经费教导人民识字、读书、爱国、做好人。1923年5月，陶行知与黄炎培、朱其慧、袁观阑、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运动。9个月推行到全国20个省区，读《平民千字课》达50万人。陶行知还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课本，筹办平民读书处、平民学校、平民问字处。在自家就设有“筱山读书处”，就连识字不多的陶行知6岁儿子小桃（陶晓光）也成了他奶奶的老师。《平民千字课》的运用和推广，效果十分明显，使很多城市和乡村的居民脱盲，很多儿童进入平民学校，其中相当多的人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国的解放做出贡献。

从1917年回国至1925年这8年的教育实践中，特别是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敏锐地发现了教育与国情很不相符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忽视了乡村教育，从而逐渐认识到乡

村教育的重要性。在《给金鸣岐》一信中说：“中国以农立国，100个人当中有85个住在农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村去的运动。”这可以说是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早提法。陶行知成为中国第一个认识农民占全国人口85%以上，须以知识和科学唤起农民觉悟，才能改造中国的教育家。

1926年，陶行知在提倡平民教育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改造中国乡村教育上。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村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弟子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更加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他在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的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提出要筹募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建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他认为乡村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便是培养合格的乡村教师，必须建立乡村师范。于是，陶行知在南京北郊老山脚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试验乡村师范。

1926年3月15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在培养乡村教师的同时，陶行知把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付诸于实践。晓庄师范的校训：教学做合一。培养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培养目标又称生活教育五大目标，其目的在于培养利用自然、改造社会的生活力与创造力，成为创造性人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博大精深，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活”的教育。其精髓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给“生活教育”的定义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的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在“活”的教育中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再生行动。其过程是观察世界，说明世界，变化世界；感觉困难，迎接困难，解决困难。其特质1、生活的，2、行动的，3、大众的，4、前进的，5、世界的，6、有历史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十分赞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曾在《抗战教育与小学教员》中写道：“他（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都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讲来，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理论就是‘知’，实践就是‘行’”。陶行

知先生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赞叹道：“陶行知是我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正是实践生活教育理论的光辉典范，其校训校风延续至今。

1931年，陶行知又力倡“科学下嫁”，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号召国民“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开化现代文明的宝库”。科学下嫁顾名思义就是把科学文化知识下嫁到民间民众当中去，因此又叫普及教育。陶行知指出：二十世纪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在科学的世界里只有科学的国家才能存在。我们必须使中华民族具有科学本领，成为科学的民族，以适应现代生活，生存于现代世界。但是科学要从小教起，我们要想造一个科学的民族，必须要加工培植嫩芽的儿童。在此思想指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在此背景下，工学团办学模式应运而生。

1932年夏，陶行知决定在沪太路孟家木桥成立工学团总部，取名“山海工学团”。山海的命名有两层意思：一是地处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山海关失守，志在唤醒民众收复东北失地，还我河山。团总部下辖多个工学团，他们既是先生又是学生。当时的工学团成了全国普及教育的开路先锋，一些知名人士如沈钧儒、李公朴、张曙等也被陶行知常请到山海工学团总部演讲或上课。

鉴于乡村教师的严重缺乏和工农大众中文盲居多的现状，再加上当时的晓庄师范又被国民党封闭，陶行知创立了“小先生制”，采取“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的办法，倡议支持开办儿童自动学校，陶行知的学生胡同炳等10个学生自当小先生，陶行知称赞这个学校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特赋诗一首“有个学校真奇怪，小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同时对小先生也给予高度赞扬“我是小先生，热心好比火山喷，生来不怕碰钉子，碰了一根化一根。”陶行知从“小先生制”的实际出发，还主编了《怎样做小先生》、《老少通千字课》教材和《儿童科学活页指导》、《儿童科学丛书》等等。

新安旅行团的成立又是一个壮举。此团诞生于陶行知学生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于1928年春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当时创办这所学校时，陶行知任校长，亲笔题词勉励学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后来汪达之接任校长。1933年10月，新安小学有7个小孩组成儿童旅行团（简称“新旅”），经镇江到上海宣传抗日，轰动沪上。陶行知写诗称颂道：“一群小光棍，数数是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虽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新旅”从1935年开始直到抗战全面胜利，一直坚持抗日宣传，

历时10年多，行程5万里，足迹遍布全国16个省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把小先生制运用于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崭新的有效的形式，在中国教育史和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在1946年5月20日复信“新旅”道：“新安旅行团的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小先生制”问世，到1935年初，已经普及到全国23个省市，国际影响也很大。1936年8月在伦敦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上，陶行知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各国与会代表的赞扬，尤其是得到印度、加拿大、墨西哥代表的特别重视，并邀请陶行知去他们国家宣讲小先生的经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年12月，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运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陶行知当选为救国会执行委员兼教育主任委员，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共赴国难”的主张。随后，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在此会上，通过了筹备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的提案。陶行知致力于全救会的筹备工作，参与了大会宣言和政治纲领的讨论，为宣言、政治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36年5月21日，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及19路军代表在上海隆重召开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陶行知为“全救会”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成为全国救国会运动的领袖之一。

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中华民族，陶行知组织并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起草了《国难教育方案》，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在《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叫教育追上国难”，“教人救民族之命”。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他带着“全救会”的重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国，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日、争取国际友人同情和赞助抗日。7月15日，陶行知与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在香港公开正式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号召国共两党同走团结御侮大路。8月10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四先生公开信》，对《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及“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极大地赞同。9月初陶行知转赴日内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在大会上陶行知报告了日军破坏世界和平、侵略中国的罪行及中国民众抗日救国

运动概况。博得各国代表的赞许与同情。在此次大会上，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从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历时两年零一个月，陶行知行程10.8万公里，先后到达欧、美、亚、非4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出色地完成了全国救国会委任他为“国民外交使节”的历史使命。这是一段极其艰苦而又光辉的历程。

“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出版《战时教育》、《战时儿童》。他还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提：“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其主要内容为：“现在已经展开全面抗战，我们要有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以造成全面军民合作，与各党派、各阶层、各宗教、各职业、各民族之全面团结，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见陶行知，并委任武汉大学校长职。晤谈中，陶行知报告了两年来在国外宣传抗战情况，提出战时教育的思想，申述了回国三愿，要求恢复晓庄，培养高级抗战人才，辞谢武汉大学的聘任。宋美龄也两次宴请陶行知，请他担任国民党三青团总干事，被谢绝，重申自己献身教育的初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力邀陶行知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陶行知立志一生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大事，决不做大官，仍然婉言辞绝，全身心投入战时教育及民族解放事业上。

193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关怀、支持下创办了育才学校。贺绿汀、艾青、戴爱莲、剪伯赞、周而复等均为育才学校教师，郭沫若、茅盾、胡风、田汉、夏衍、周谷城、叶以群等都曾到育才学校给学生们讲过课。育才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引导学生们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先生；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做反侵略的小战士。1942年，育才学校3周年校庆时，陶行知作了《每日四问》的生动演讲，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从德、智、体、劳4个方面提出自我检查对照，促进进步，这是创造教育思想和方法，也是反映陶行知生活教育、创造教育思想的名篇，育才学校为抗战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

1946年1月，陶行知提倡开展社会大学运动，撰写《社会大学运动》一文，发表长诗《社会大学歌》，并创办社会大学。社会大学的宗旨是：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社会大学运动表明，陶行知的普及教育在教育程度上不断提高，以由普及教育、

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发展到普及高等教育。这时他提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秉承教育救国的信念，为了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陶行知不分昼夜地工作。由于劳累过度，长期营养不良，加之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5岁。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为人民的教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民主斗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三、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产生于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他在艰难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教育现状和问题的洞察和分析后提出，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那个年代是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民不聊生的战乱年代，陶行知用他爱国、爱人民、爱他挚爱的教育事业，凭着自己的信念苦苦支撑。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经过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状况获得极大改善。我们的教育事业更是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仅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到2009年，我们的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⒐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

但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相反，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陶行知的伟大，越来越领悟到他的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例如，他提出教师“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简洁明了的语言，道出了教与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他主张“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学做合一”。这些观点也是当前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他坚决反对远离生活，远离社会的教育，认为远离生活的教育是伪教育，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是伪知识；他反对教育过度倚重考试，他认为过分的考试“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这些观点和主张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醒和深刻反思。他的那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伟大情怀，更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所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