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

1．正始时期。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魏晋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嵇康“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阮籍《达庄论》“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元康时期以裴頠（263－300）、郭象（约252～312）为代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东晋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

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 1．正始时期。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魏晋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嵇康“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阮籍《达庄论》“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元康时期以裴頠（263－300）、郭象（约252～312）为代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东晋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魏晋名士

魏晋名士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任职这么久了，近期内我会提拔你。”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可见王子猷并不想当官，当官只是他游戏人生的材料而已。王子猷应当还玩过许多“游戏”，世说新语记不得那么多。阮籍不但是名士，还是一个文学家，中国文学史有“竹林七贤”，阮籍便是七贤之一。魏晋名士都嗜酒，阮籍也难免，李白有诗云：“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魏晋名士倒确实因饮酒而留芳。“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有足够的酒，阮籍才去求步兵校尉一职，酒比官位更重要，嗜酒如命可见一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猪共饮可谓闻所未闻，“诸阮”中当然有阮籍在。阮籍因酒而非礼的故事也有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共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醉后竟睡在人家的美妇身边，却是“终无他意”，可谓“君子好色而不淫”，虽然是喝醉了酒。阮籍不醉的时候也常常非礼，例如，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竟不顾当时的忌讳去送别，还和嫂子肩并肩谈笑风生走在路上，有人讥讽阮籍这一行为，阮籍的回答是“礼岂为我辈而设也！”。再就是阮籍丧母，有位叫裴楷的去吊唁，却见阮籍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床上而不哭。裴楷倒是礼貌性的大哭了一场。后来裴对人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而且守丧期间，重孝在身的阮籍不遵礼数照旧饮酒食肉而“神色自若”，把孔子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如此，阮籍还极端傲视权贵：“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不拘礼节，独立特行，被阮籍演释得确是淋漓尽致。 “竹林七贤”中还有个嵇康也很有名。魏晋名士都喜好相互品赏各自的容貌和气质，并且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颂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是个美男子，大帅哥，并且风流倜傥。嵇康的才学也煞是了得，说是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想要嵇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1. 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风度：人的主题李泽厚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终学的崩溃．烦琐、汗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审核版)河南名校联盟2018届高三适应性考试(一)语文试题(含答案解析)

河南名校联盟2018——2018学年高三适应性考试（一）语文（本试卷考试时间150分钟，满分150分）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9分，每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一般印象中，魏晋名士是一群仪容秀美、谈吐风雅的士人。但这种令人企羡的风度是否代表这一群体的全部，是一个可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仅以邓艾、钟会伐蜀之役中发生的“二士争功”悲剧为例，来谈谈名士的另一面。伐蜀之役由司马昭的亲信钟会为主帅，邓艾受命率领偏师。钟会统帅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与诸葛绪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尽管最初魏军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蜀国大将姜维依仗剑阁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依然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此时，邓艾决定放弃原来与钟会汇合的计划，改走阴平小径，从而绕开剑阁天险，直取成都，进而一举灭亡蜀汉。钟会与邓艾二人背景迥异，钟会是名臣钟繇之子，出身于汉末最有声望的士人家族，与司马昭关系密切。《世说新语》中记载，司马昭、陈泰、陈骞、钟会相约出行，钟会迟到，司马昭戏谑时故意提及钟会父亲钟繇的名讳。时人重孝行，与人接谈中触犯对方家讳是严重的冒犯，但反过来，如果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也会用对方的家讳来开玩笑。素有捷才的钟会不甘示弱，用“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予以反击。这八个字中巧妙地点到了车上三人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陈泰的父亲陈群，陈骞的父亲陈矫。这种妙对是魏晋风度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士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识。邓艾出身低微，是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靠积累军功而致高位。更糟糕的是，本人口吃，与讲究捷悟的文化风气格格不入。或因如此，在争功一事上，邓艾最后可谓冤屈而死，跟随他灭蜀的部下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封赏。由此可见，魏晋风度虽然是一种精致高雅的文化，但也要注意这种文化背后的阶层性和封闭性。实际上，官僚阶层经过魏晋两代的生长发育，已经形成了一个通过婚姻、交游、同僚、征辟等方式凝结起来的政治利益共同体。加之魏晋之际玄学清谈的兴起，这些官僚家族又在文化上逐步形成了共同的趣味和认同。东晋南朝的士族虽然并非完全承自魏晋官僚阶层，但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源自西晋：一个是具有累世仕宦倾向的政治群体，一个是以玄学清谈为共同文化特征的官僚阶层。（节选自仇鹿鸣《魏晋风度倡导了怎样的社会风尚》） 1.下列有关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一般来说，具有秀美的仪容和高雅的谈吐两个基本条件才能成为魏晋名士。 B.邓艾灵活指挥，改变计划直取成都，在伐蜀之一的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2017初三中考模拟专题四阅读理解与鉴赏之说明文(有答案解析)

专题四说明文一、选择题(本大题共9小题，共10.0分) 名士风度 ①古话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风流”或“名士风度”，在中国典籍中常常见到，今天的人们也不陌生。只是在今天，“风流”二字的含意多了一点言外之意，言“风度”，才使大家感觉是完全的褒义。其实，风度、风骨、风格、风尚、风韵、风姿、风流等一批以风领起的词语都出现于魏晋时期，强调的是人的内蕴体现于外表的观感，犹如微风拂面，看不见却感觉得到。因此，“风”与“流”在此意思相同，而人物的内涵旨在理想追求，因此用“度、骨、格”这样略显硬朗的字来形容也更准确一些。名士是中国历史的产物，代表着中国士人文化的一种精神品格，以至于风流、风度之外，还有名士情怀，名士格调等表达。 ②名士，顾名思义，就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士。何谓士？ ③首先，士不是贵族，其次，伴随着历史的演进，士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追溯其源，士是西周国家官职（天子、公、卿、大夫、士）的最低一级，士即武士。西周是奴隶主贵族的国家，爵位和官职都是世袭的，朝廷中的重要职位由贵族即有爵号者担任，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士不在其中。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天子失语，诸侯称霸，诸侯衰微，大夫擅权，大夫衰微，家臣执政。衰微的贵族不仅丧失了权力，也失去了田产和奴隶，沦落为平民，无以为生，就有人开始以过去专为贵族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来谋生，招收生徒，教授礼乐，中国从此有了私人办的学校。孔子就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私学老师，门下弟子三千，可谓盛矣。这些学成的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一言得用，平步青云，一国不用，去之他国，朝秦暮楚，即为常事。这些人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故统称为士，是西周的世袭官职制度打破之后出现的以知识才能作为谋生资本的人，近乎后来所说的知识分子。这样原来最低的官吏——士就变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通过学习而成为具有知识的人，武士也就转变为文士，读书人。到了战国时期，士是官员的预备队，管子将其描述为“国有四民，士、农、工、商”，故所谓四民，既是四种职业，其排序也传达了四种职业的社会地位。 ④儒家学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成为占居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和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学以政治伦理为纲，标举“忠”与“孝”。读儒经可以入仕为官，有两种途径：一是博士弟子，即官方招收的大学生，学成后由朝廷授予官职；二是察举，即道德名声杰出者通过地方官员的推荐，朝廷授予官职。儒学从此大盛。政府的引导与禄利的刺激使两汉社会笼罩着浓郁的道德风气，儒学的忠孝观念可谓深入人心。但是，禄利刺激的影响最终却使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转向了浮华虚伪，朝廷中宦官与外戚争权夺利。这就激起了坚守儒学伦理道德的士人的强烈不满，奋起批评朝政。他们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朝廷中具有独立精神的官员，一是京城大学里的太学生。他们高举儒学道德旗帜，身正行端，怒斥贪官污吏，深得民众的拥戴，社会名望极高，人们称之为名士。名士言论的锋芒所向，民众齐指，使宦官浊吏如过街鼠人人喊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而受到威慑的宦官则利用皇帝来打击、镇压这些名士。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被镇压打击，民众由此而更加绝望，发起黄巾起义，逐步导致东汉王朝的灭亡。 ⑤东汉名士运动的失败，使读书人开始怀疑儒学的思想价值，重新探讨儒学伦理道德的意义。士人反思的结果就是魏晋时期儒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盛。玄学的主要内涵是老庄道家之学。所以魏晋名士一改东汉名士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惧牺牲的精神品格，专注于个人的内心，追求个性的自由，以逆反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伦理规范——主张真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摘要: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关键词:魏晋名士;魏晋风度;中国文人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二者凝铸而成的人格精神,是魏晋名士的内在质素与外在标志。千百年来,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时至今日,人们提及中国传统文人时,仍会对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津津乐道,甚或流露出艳羡之情。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人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有影响的魏晋风度究竟有何时代意义? 一、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鲁迅之前,魏晋名士风流是学人对魏晋风度的另一种表述。清代学人顾炎武曾这样评价魏晋名士风流:“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①顾炎武以为,曾经盛于洛下的名士风流,就是正始名士表现出来的“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正始以下,名士竞相祖述,遂至风流弥繁。顾炎武所说的名士风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崇尚老庄,以清谈为尚,所谓“弃经典而尚老庄”;二是灭弃礼法,任情放诞,所谓“蔑礼法而崇放达”;三是寄情世外,仕不事事,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对魏晋名士风流,两晋时期就有桓温、庾翼、干宝、范宁等人提出批评。范宁《王何论》对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进行猛烈抨击:“王何灭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然将坠。遂令人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②两晋以后,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热情的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以赞美或欣羡之情来谈论和评价魏晋名士风流者,多属失意文人。正统文人却对此不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摘要：魏晋也就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大批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深受其害。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上层贵族和门阀士族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人生提出新的疑问。魏晋风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魏晋名士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重新思索、发现并把握生命的意义,以一种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方式生活,并以此来反抗虚伪的礼教。关键字：黑暗动荡;开放;避世;魏晋风度 Talking Wei Jin demeanour from the speech and behavior of Wei Jin Celebrity ABSTRACT:Wei Jin is a big turbulent and big transition time, a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ising period although hundred years. The political darkness is decayed, fight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of ruling class, large quantities of intellectuals are involved in deeply by its evil.The brutal reality causes some upper aristocrats and powerful family hereditary scholar classes ha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raised the new question to the life.Wei Jin demeanor is then born under such background. They pursue the individuality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value and dignity, think, discovers and assurance meaning of life, with a nature and true feelings, the unconventionally graceful and free and easy way life, and revolts against the false Confucianism by this. KEY WORDS:dark and turbulence; make open to the public; disengagement; retire from the world; Wei Jin demea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