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课件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

拟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把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称为拟话本，因为它们是明代文人模拟宋元话本的体制、形式而创作的小说。

明代文人一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加工整理，另一方又模拟话本而创作白话短篇小说。宋代是话本小说的兴盛期，晚明是拟话本小说的繁荣期。

《清平山堂话本》（《六十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收话本5篇，总计收话本60篇，故名。今仅残存29篇。因其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样，故名《清平山堂话本》。

嘉靖年间，洪楩pián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在认为最早的话本集。

《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

《张生彩鸾灯传》

《苏长公章台柳传》

《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

《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从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问世，到明朝灭亡，仅流传至今的拟话本小说集，就有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陆人龙的《型世言》、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等二十余种。

拟话本的特点：

在内容上，保留着宋元话本表现市民生活与情趣的特点，但由于文人的介入，在品味和境界上又有所提高；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了话本的结构模式和行文特点，如“入话”、正文与结尾诗等等，但经过文人加工后，艺术技巧更加成熟，篇幅更长，情节更为曲折复杂，具体描写更细腻，更加注重刻画人物的个性特征，文笔更流畅；

其作者，也不再是民间的书会才人，而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使拟话本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品味较宋元话本有一定提高，开始进入文学的殿堂。

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兄弟三人（哥梦桂、弟梦熊），被称为“吴下三冯”，在当地很有名气。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苏州府志》），但科举不得志，57岁时才选为贡生，崇祯年间做过福建寿宁县知县。南明王朝灭亡后，忧愤而死。

冯梦龙文学主张主要体现在：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倡导“情教”。

冯梦龙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

在《情史序》中，竭力强调“情”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以出于天性、自然流露的“情”，与“理”(伦理教条)相对抗，《山歌序》更明白地提出，他正是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在冯梦龙看来，“发于中情自然而然”（《太霞新奏序》）的文学，才是最有价值的文学。

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

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解释“三言”的命名：“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冯梦龙是明末杰出的小说家、小说编纂家、剧作家和民歌搜集家。一生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与创作。

有人称他是“全能”通俗文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三言”的编撰，经他润色、编撰的“三言”，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集的经典之作。

凌濛初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出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祖、父都中过进士，到了他出生后，家庭已步向衰落。曾应举入试，但一直科场不利。到崇桢七年（1634），55岁时才以优贡生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颇有政绩。崇祯十五年（1642），六十三岁擢升为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治河。但过了二年，明朝已在风雨飘摇中，李自成、张献忠大军所向无敌，势如破竹。凌濛初在房村被乱军包围，拒绝投降，终于呕血而亡，时年六十五岁。

凌濛初除撰作通俗小说“二拍”外，也精通戏曲。

凌濛初的文学思想受李贽的影响，与当时的文学家如汤显祖、袁中道有来往，也有比较相同的文学见解：第一，凌濛初主张小说必须能一新读者耳目，让读者在愉悦的审美中获得精神享受。换句话说，作品必须是带有娱乐性的，他在《拍案惊奇序》中说到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和过程时说：“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要使作品有娱乐性，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追求故事情节的“奇”，这也是他把书名叫做《拍案惊奇》的本意。他极力主张小说必须“谲诡幻怪”，写出“耳目前的怪怪奇奇”（见《拍案惊奇序》）。当然，如果因为“好奇”而导致小说的“失真”，他是反对的。所以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又提“出无奇之所以为奇”的理论作补充，认为“奇”可以在“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这是对“奇”的理论的深入发挥。第二，小说有娱乐他人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商品，必须面对大众，要有广大读者群和其它的文艺形式如诗词一类，可以摆在案头供自己消遣，或供一二好友欣赏的作品不同。凌濛初多次表示自己的作品，是因为“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凌濛初可以说是比较早觉察到要把文学作品从书斋引向商业市场的一个文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大突破。

第三，虽然小说是商品，要娱乐他人，但也有抒发作者感情的作用。凌濛初起初写小说，是因为科场失利，因而借小说以发泄心中的不平，“姑以游戏为快意耳”，目的是“聊舒胸中磊块”。。同时，他认同小说必须要有教化的功能，即他所说“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虽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时便做不到这一点，在作品偶然有庸俗趣味的描写，但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食色、性也”，是他重视人性，尊重人性的表现。在小说的评价上，一般都以为“三言”高于“二拍”。

有关“二拍”的思想内容，最重要的价值是，全部七十八篇作品都是凌濛初自己编写，或是根据前人说部、笔记、戏曲等敷演而成。

孙楷第在《三言二拍源流考》说：“要其得力处在于选择话题，借一事而构设意象；往往本事在原书中不过数十百字，记叙琐闻，了无意趣，在小说则清谈娓娓，文逾数千，抒情写景，如在耳目；化神奇于臭腐，易阴惨为阳舒，其功力实亦等于造作。”

“三言”“二拍”的进步思想倾向

1.对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地主恶霸的揭露批判。

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卢太学诗酒傲王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灌园叟

晚逢仙女》等篇章，或通过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或通过贪官恶霸横行最后遭到惩治的故事，歌颂了正义，善良，鞭挞了邪恶、强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残暴的罪恶。

2.反映宗法伦理家族中的矛盾斗争。

主要有：《滕大尹鬼断家私》、《迟取券毛烈赖原钱》等。

3、对男女爱情和情欲的肯定。这类作品数量约占“三言二拍”的五分之三。

（1）歌颂男女情爱。

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等作品歌颂了排除金钱、门第、等级观念，追求彼此知心如意，相互尊重的理想爱情。

（2）痛斥负心薄幸行为。

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捧打薄情郎》等篇，赞扬了女子坚贞执着的爱情，谴责了喜新厌旧、富贵易妻，始乱终弃的卑劣行为，揭露了门第观念、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

播放戏曲片段：昆曲折子戏《占花魁·湖楼》，孙伊君主演；京剧折子戏《金玉奴·棒打》，唐禾香主演。课后讨论：杜十娘形象

讨论目的：了解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的紧密结合。

讨论一：杜十娘至少有三次应该说出百宝箱之事，但她没有。原因是什么？由此可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其性格依据是什么？

讨论二：得知李甲背叛自己后，杜十娘还可以有哪些选择？为什么没有那样作？由此又可看出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3）把情跟欲相联系，通过肯定欲，进而肯定情。

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两错认莫大姐私奔》等篇中，受情欲驱使而越礼的行为常受到同情，“失节”妇女常被原谅。

“二拍”的《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两性关系的议论：

天下事有好多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4）呼唤平等意识。《苏小妹三难新郎》不仅表现了进步的婚姻观，而且显示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聪明男子做公卿，女子聪明不出身。若许裙钗应科举，女儿那见逊公卿？”

4、对商人“好货”的肯定和对友谊的歌颂

《施润泽滩阙遇友》正面描写了市民阶层的商人形象，颂扬了明中叶后市民所追求的自食其力、勤劳本分、以本求利、发家致富的生活。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反映了晚明海运开禁以后，市民百姓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表现了作者对商人们投机冒险、逐利生财的肯定。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叠居奇程客得助》不是从道义角度，而是从获利角度描写经商，确实更贴近商业活动的本质，更准确反映了晚明商人迅速崛起的时代特征。

《杨八老越国奇逢》：昔人有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

人生最苦为行商，抛妻弃子离家乡。

餐风宿水多劳役，披星戴月时奔忙。

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

平生豪气顿消磨，歌不发声酒不饮。

少资利薄多资累，匹夫怀璧将为罪。

偶然小恙卧床帏，乡关万里书谁寄？

一年三载不回程，梦魂颠倒妻孥惊。

灯花忽报行人至，阖门相庆如更生。

男儿远游虽得意，不如骨肉长相聚。

请看江上信天翁，拙守何曾阙生计？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歌颂了中国人重友情、讲信义的传统美德。

作者描写伯牙陡然听说子期身亡的悲痛，十分感人：

“伯牙闻言，五内崩裂，泪如泉涌，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厥于地。”苏醒后，他“坐于地上，口吐痰涎，双手搥胸，恸哭不已”。

当伯牙在子期坟前下拜时，“拜罢放声大哭，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黎民百姓，不问行的住的，远的近的，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钟子期，迴绕坟前，争先观看”。

之后又写他旁若无人，盘膝坐于坟前，挥泪抚琴，末了取刀断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以谢知音。

这些描写，把朋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描绘得入木三分、感人至深。小说写出了知音的难得，以见真挚友情的可贵。

5、以科举取士为题材的作品，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和不公，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主要有《俞仲举题诗遇上皇》、《钝秀才一朝交泰》、《老门生三世报恩》等。

三言二拍的情节结构艺术

故事情节的完整性

连缀式的结构

新奇，巧合，悬念

明代文言短篇小说

在明代前期文学全面衰退的情况下，文言短篇小说方面则有些作品仍能承继元末文学的精神，并且有若干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环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另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

明诗文

晚明时期，明王朝气运已衰，而在诗坛上却别开生面。这就是在王学左派思想影响下，以反复古主义为号召，实质上鼓吹人的性灵、自然情性和文学主体性，反对程朱理学对文学的桎梏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新潮流。李贽、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相继崛起，给日益衰落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气息。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回族。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26岁中举，30岁任辉县教谕，官至云南姚安知府。54岁辞官。晚年著书讲学，以“异端”自居，猛烈抨击当时的假道学、程朱理学和封建传统，引起当权者的不满。于是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自杀于狱中。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李贽主要以思想家名世，他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反对儒学，尤其痛恨伪道学，对程、朱理学进行过尖锐的揭露与批判，甚至对“至圣先师”也敢于大胆怀疑与批评。他重视个性与肯定人欲，对晚明社会反抗传统价值体系起着启蒙作用。他反对男尊女卑的纲常伦理，认为女子有同男子一样的见识。

他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虽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之上的，但他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思想和要求，带有叛逆性和战斗性。在文学上，他对公安派、汤显祖及清代金圣叹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在文学上，李贽反对复古，提倡“童心说”，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提倡“童心说”，在当时的环境中有进步性与深刻性。他认为“童心”就是“真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认为文章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文章既然是表现“童心”的，那么一切模拟剽窃的东西，便都是“假言”，所

以他反对复古派的拟古主义。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秦汉”？在他看来，一切表现“童心”的文章都是好文章。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小说戏曲中的优秀作品，都是“古今至文”，他亲自评点过《三国演义》、《水浒传》。

李贽的作品论点鲜明，立意奇特，直写自我对生活独到的见解，抨击假道学的虚伪面目，直率辛辣，锋芒毕露。

公安派

因其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

该派领袖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进士，先后任吴县知县、顺天教授、礼部仪制司主事等职，有《袁中郎全集》。“三袁”中以他成就与影响最大。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其一、认为文学因时势而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应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模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

其二、反对文学复古倒退，模拟、剽窃古人。“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叙小修诗》）。

其三、认为作家应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真实感情，“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叙小修诗》）。这些观点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把心灵当作创作的源头，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这又暴露了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

其四、提倡语言本色自然，反对陈词滥调。袁宗道《论文上》“辞达而已”；《叙小修诗》“本色独造语”。

袁宏道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把文学看成性灵的表现。他的散文大都写得清新自然，生动活泼，具有抒情特色。游记尤多佳作，清新俊逸，自然秀美。公安派的缺点是题材比较狭窄，思想比较贫弱，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他们的不少作品流于浅薄，俚率。

代表作《徐文长传》、《虎丘记》等。

竟陵派

由于公安派的缺点是题材比较狭窄，思想比较贫弱，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他们的不少作品流于浅薄，俚率。于是，以竟陵人（今湖北天门）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企图加以纠正。

竟陵派的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基本相同，提出重“真诗”，重“性灵”。

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形式主义与拟古主义，重视作家个人情性流露，试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来矫正“公安派”作品的纤巧轻浮。他们主张抒写灵性，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竟陵派提倡学古要学古人的精神，以开导今人心窍，积储文学底蕴，客观上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他们将创作引上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晚明小品文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

这种文学样式的兴盛，不仅是传统散文发展的结果，也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体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有的描写风景，有的杂记琐事，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没有道学气，最能体现出人的性情和襟怀，所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都有所表现。袁宏道、张岱的作品较好。

张岱

受公安派和竟陵派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批小品文作家。其中张岱的成就最高。张岱（1597—1679），字宗子、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生性孤傲，一生不仕。明亡后避居山中，读书著文。他汲取了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长处，散文创作的内容比“三袁”有所扩大，晚年著作回忆往日的生活，寄寓着故国之思，反映了明末现实的一些侧面。其散文多短小精悍，结构精巧，文笔简净，富于诗情画意。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

复社、几社文人

崇祯初年，张博、张采等发起带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复社。在政治上自认为是东林党的继起者，坚持和阉党的斗争。陈子龙和同邑夏允彝等创建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以复古学为宗旨，企图从文化上复兴传统精神，挽救明朝政府的危亡。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江苏太仓县）人。自幼勤苦好学，读书必自手抄。崇祯四年进士，次年与同乡张采一起组织复社，提倡“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复古而强调为现实斗争服务。有《七录斋诗文合集》。其散文在明末较有名，风格质朴明快，代表作《五人墓碑记》。

陈子龙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诗风也开始转变。陈子龙是其代表。

陈子龙（1608—1647），陈子龙是复社、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以兴复古学为号召，文学主张比较倾向于前“七子”，但他又不满意“七子”的专事拟古，也反对“公安”、竟陵的强求新异，推重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他强调文学应反映时代，发挥扬善抑恶的作用。

他早期的诗歌较多模拟之作，内容比较贫乏；后期诗风发生变化，尤其是国变之际的诗篇，抒写爱国襟怀，慷慨悲歌，沉痛苍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陈子龙墓松江县余山镇

易水歌

陈子龙

赵北燕南之古道，水流汤汤沙皓皓。

送君迢迢西入秦，天风萧条吹白草。

车骑衣冠满路旁，骊驹一喝心茫茫。

手持玉觞不能饮，羽声飒沓飞清霜。

白虹照天光未灭，七尺屏风袖将绝。

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

可怜六合归一家，美人钟鼓如云霞。

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搏浪沙！

别云间夏完淳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夏完淳和父亲夏允彝

《狱中上母书》解读

《狱中上母书》是夏完淳就义前在南京狱中写给嫡母盛氏的诀别信。数百年来，读者都被这封血泪交迸的遗书深深感动。然而人们在激赏作者情操、气节的同时，往往强调国难当头之际，忠君爱国的一致性，而较少关注其舍生取义的思想根基，对忠孝节义和宗法观念的文化内涵更缺乏深入的探究。

因此，我们有必要作深入的文化解读，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指出特定历史条件下忠君与爱国的一致性，又以对后代负责的态度，指明宗法观念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