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政清廉典范

古代为政清廉典范

清廉乃不受不污，清正廉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尽管“官场多龌龊、为官多不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出淤泥而不染”的为政清廉者也并非绝无仅有。他们把清廉视作为官的操守、修养和品格，守身如玉，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千古传为美谈，实乃今日学习之典范。

一、不畏人知畏己知。

慎独被古人看作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慎独的关键在于正心、诚意、克己、寡欲、自觉、持恒，不搞“暗箱操作”，不持侥幸心理，无论私居独处之时，还是在心曲隐微之地，都能做到“暗室不欺”、内省不疚，对天地、质鬼神，泰然处之。在慎独方面，载入史册的堪称汉朝杨震、明朝李汰和清朝叶存仁。李汰因在文章上很有功夫受到朝廷重用。有一年，他去福建主持秋闱考试，考试前一天夜里，有一名书生推门而进，从怀里掏出一百两白银放在案桌上。李汰厉声问到：“你这是干什么?”书生倾吐苦衷：“李大人，这非本人意愿。穷人家孩子读书不易，中举人更难，听人传说，科场中不走这条路，再好的学问也行不通。”李汰联想到以往考生行贿通路子、国家选才不当的弊端，便斩钉截铁地对书生说：“这一回由我主持考试，金钱是打不开通路的，你把

银子收起来，回去把心思用在考试上罢。”第二天，在考场的门上，高悬着一幅大匾，上面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真金难换腐儒心，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为人熟知的后汉东莱太守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其门生、昌邑县令王密在夜深人静时去看望他，以黄金10斤相送，并言称“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却之不受，人称“四知太守”。还有清朝雍正年间的叶存仁，先后在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任教官，历时30多载，毫无苟取。有一次离任时，僚属相送，船却迟迟不发，待到月明星高时，方见划来一叶小舟，原来是送馈赠的。叶当即题诗婉拒：“月白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已知。”官居不同朝代，身任不同职务，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表现出了钱财难移其志、慎独鬼伏神钦的高尚情操。

二、见利思义拒贿赂。

义是古人思想行为的遵循标准，“义即宜也”，“行而宜之之为义”。凡古代为政清廉者，他们以义为本，以不受为廉，视“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在思想上能清醒认识到：“罪莫大于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唯淡可以从俭，唯俭可以养廉”。在行为上善于以小见大，“临利不离义和廉”；“见利思辱，嗜欲思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于见利忘义之害体味的深、动机分析的透、是非辨别的明、后果判断的准，因

此，做到谨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据史载，战国时期鲁国相国公孙仪特别喜欢吃鱼，人们争着送鱼给他，但均被拒之门外。他的弟子们劝他说：“你既然喜欢吃鱼，就该收下人们送来的鱼，为什么不接受呢?”公孙仪深刻地分析到：“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才不肯接受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的鱼，到时候就要迁就别人。迁就别人，就是徇私枉法。徇私枉法，就难免被罢官。如果我的相国职务没有了，这些人也一定不会再给我送鱼了。到那时我又没薪俸自己买鱼，还能再吃到鱼吗?”以不贪为宝的宋国子罕，面对送来的价值连城的璞玉却不动心。送礼者称璞玉是块宝物，而子罕却直言相告：“你把玉石看成宝贝，我却把不接受你的玉石这种品德当作宝贝，还是让我们各有其宝吧。”嗜鱼不受鱼，以不贪为宝，这两个例子均以表明为官清廉者防微杜渐、不为宝物礼品所动的宝贵品质，真可谓是“清节者不纳不义之谷帛焉”。

三、无功不受赐和禄。

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孔子认为：为政者在利和禄上要“先事后得”、“敬其事而后其食”、“仁者先难而后获”，视不合义理的富足和高贵如天上的浮云一般。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因不愿出来做官而漫游四方，身着旧絮袍，手脚长满了老茧，有时一连断炊几天，十年没有添置新衣。鲁哀公称赞他是一位贤者，于是想给他一块封地。曾参辞谢不受，说：“我听说接受别人恩惠的人，

对施惠者常常产生敬畏感；施惠给别人的人，常常傲视他人。”为了不受人傲视或不敬畏别人，曾参终于没有接受封地。明朝初年王琦，曾出任过御史，山西、四川等地提学佥士。为官30多年，告退后回到家乡钱塘，在生活难以维继的困境中，他多次拒绝别人送来的东西，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后，降旨表彰并赐给他100两银子。这时，虽然他几天已没吃东西，病卧在床上，仍吃力地说了句“臣坚辞不受”，便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一个贫困潦倒不受封地，一个宁愿饿死不受赐银，在今天有些人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他们身上确实显示出了一种“宁可忍饥而死，不可苟利而生”的名节和骨气。

四、官到能贫乃是清。

清贫乃淡泊、俭朴、寡欲、知足，“视金子如粪土。”清代学者戴远山曾撰过一幅对联：“诗堪如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能贫就是安于贫穷，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不为金钱所惑，不为物欲所动。北魏三朝元老长孙道生，坚持俭朴自恃，不暮奢华。他的府第矮小简陋，与朱门连街的华宅高院相比，简直残如破庙。他的儿子觉得有失体面，多次劝说父亲修缮未果，只好趁父亲率征之机，对原有住宅进行大规模改建，筑成四周带有廓屋的堂庑和高大华美的门楼。长孙道生得胜归来，看到修建后的府第，动用家法严厉惩罚了儿子，并拆毁了新建的堂庑和门楼。还有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季文子，

曾辅佐过鲁国三代国君，从政为官34年之久，但临死时，竟然家无藏金，室无重器，就连备葬的私人积蓄也没有。在特权观念极重、“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封建社会，象长孙道生、季文子这样位于一人之下的高官，不入流俗，安居陋舍，不讲享受，甘愿清贫，实属难能可贵。

五、清风两袖朝天去。

古人曰：“宁洁身以守节，耻胁肩以苟合。”古人为政清廉讲究的重要准则之一是重自己人格，不趋炎附势，忌投机钻营，靠一身铮骨，养浩然正气。正是由于他们不以权谋私，不徇私舞弊，没有辫子可抓，没有把柄能捉，无需平衡关系、讨好上司，所以，无所畏惧，敢于碰硬。包拯，因廉洁为民，不畏权势而流芳千古。他曾在盛产名砚的端州做过知府，历任官员莫不攫取端砚“以遗权贵”，作攀附进身之资。而包拯只以朝廷规定的进贡数量制作，按实际数目征收，深受百姓欢迎。直到离任时，仍是“不持一砚归。”就是皇上为他做寿而送的礼品，也一概“完璧归赵”。他在诗中这样写到：“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叼念功，操劳本是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正是由于他一尘不染，心底无私，才敢于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他曾三次上奏弹劾仁宗皇帝庞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使仁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免去张尧佐的景灵公使和群牧置制使职务。这充分体现了包拯清心刚直、无私无畏的品德，深受世人敬佩。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忠党之

士，哭之尽哀；京师吏民，莫不伤感；叹息之声，闻于衢路”。明朝曾任河南、山西巡抚的于谦，也是绝无所取于民而奉上，《入京》一诗道出了他正直爱民的品德：“绢帕蘑菇与线香，本之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意为绢帕、蘑菇和线香，本来就是老百姓的所用之物，如果搜刮奉官就会造成祸殃；两袖清风，不持一物进京城，可以免去老百姓说短道长。

六、官罢囊空两袖寒。

古代为政清廉者，深知“非俭无以养廉，非廉无以养德”之道理，“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竞死不敢为非”；“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正象庄子讲的那样：“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做到“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与子孙谋。”被誉为杨州“八怪”之一的清代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乾隆年间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由于他深深体谅民间疾苦，因此在为官上非常清廉。后因呈请赈济灾民而惹怒上司，被强加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而罢官。在回归的途上，只雇了三头毛驴，分别驮着作向导的皂吏、自己和书及简单的行李。回到杨州后以卖字画为生，对贫苦穷人慷慨解囊，而自己过着十分贫穷和清苦的生活，以致于女儿出嫁而难置一点嫁妆，他在赠女儿嫁奁诗中写道：“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陷奁钱薄，赠尔春风几笔兰。”早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频为

流传的“廉石”故事。在东吴孙权治下做过几年郁林太守的陆绩，任期满后奏准返乡，全部家当不满一小船，因怕船轻遇风翻沉，只好压了一块七、八百斤重的大石头。陆绩用巨石压船返乡之事成为美谈，几个士人把那块大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石”，吟诗赞颂。 纵观古代为政清廉之典范，他们的思想境界和行为准则正如明朝《薛文清公从政录》中讲的那样：“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但无论那一类“不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道德修养，做到洁身自好，以不贪占、不苟取、不收受非分之钱财为美德。在古代清廉者身上虽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古廉今鉴仍具有“见贤思齐”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曾向全党提出：“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在领导岗位上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以实际行动作出回答，从修身、律己、清正、廉洁做起，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仰不愧于党，俯不怍于民，问心而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