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人物形象深层解读及反讽

宋江人物形象深层解读

(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一、《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通过反讽手法的运用，使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带有他自己的寓意。他们不是一览无余的单纯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是复杂的问题人物。围绕着这些内涵复杂的人物，小说的多层次质感才逐渐展现，传统小说批评的多元化倾向得以因此而确立。

乍一看来，《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字里行间大有翻案的文章。浦安迪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英雄好汉的阴暗面”。

宋江更是个问题人物。他其貌不扬，人称“黑三郎”，矮胖的身材可与王英和武大并列。黑黑的面皮，则是上起赤发鬼刘唐下至黑旋风李逵的众多黑脸暴徒的缩影。宋江的诨名比《水浒传》中任何人都要多，例如“呼保义”，“及时雨”和“孝义黑三郎”。往浅里说，这些诨名反映了关于宋江的历史资料及其事迹传说之繁杂，但从文人小说媒介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又为作者施展其反讽机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举例来说，《水浒传》中黑三郎的“孝义”之称，便有大问题，起初作者使我们相信，“孝”是宋江最优良的品质之一，在第二十一回偏偏是从他父亲的控告他忤逆的诡计里，弄假成真，我们从假意的否定中得出肯定的结论。然而随着小说的进展，这个诨号就逐渐开始出现反讽的意味，它隐隐约约地反复暗示梁山好汉的不守王法，时时伴随着对父母的忘义败风，也就是传统所谓的“不忠不孝”。宋江的诨名“及时雨”也有反讽的意义。从字面上解，“及时雨”者，慷慨好施、周济四方之谓也，但同时也暗有“泪”的隐义。如果，把宋江与刘备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宋江在谋略和武功两方面都称不上“及时”，真正“及时”的倒是他的泣下如雨的本领。

小说中展示宋江性格的一个特别生动的场面是“杀惜”。细读之下，我们发现，这一情节穿插在靠近武松杀潘金莲的位置，隐衬出二者的形似之处。“杀惜”又与紧接着“武十回”前后宋江与武松相遇的细节，前后呼应。与武松怒发冲冠的豪气相反，宋江处处显得优柔寡断和低声下气。十分明显，这一对照的目的是暗讽“黑三郎”。小说处理宋江对待一丈青的态度时，更是饱含了反讽的潜在寓意。繁本作者在第四十七回里，以其微妙精细的笔墨透露出，宋江为那位女将的武艺“暗暗的喝彩”。当她为林冲所擒，被押上梁山泊听候发落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很自然地以为宋江要把她据为己有。而就在这时，繁本作者不慌不忙添上了生动微妙的一笔，宋江彻夜未眠。后来，当宋江决定把一丈青交给王英时，读者

也许会认为这又是宋江慷慨大度的一个证据，说明好汉不为女色所动。然而鉴于宋江和王英在形体上的相似之处，这位英勇的女将嫁给侏儒的荒唐错配，使人从中感到一种辛辣的挖苦味道。

参照晚近评论家的推论，厌女症是《水浒传》的一个关键成分，人们可以把宋江许多行为中那些有关色欲反讽的涵义，看做是一个寓意问题，不少现代读者已经体会到了《水浒传》人物都有对性欲和权力的双重追求。对小说中肉欲与野心之间的矛盾的理解，使作者对外强和内弱之间的分界线进行了反复的探索，接近于小说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之下，作者偏偏在第七十二回里对宋江私访李师师的情节大加渲染，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正如宋江在“招安”问题的执着，既深刻地表现了他对权欲的追求，同时又表现出他是一个内弱的人物。作为一位大军的统帅，宋江“手无缚鸡之力”，难如人意。而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也绝无治国平天下之术。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这样一位“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的角色，却是小说的主角。

随着山寨势力日大，梁山泊内部的磨擦和斗争，渐渐成为贯穿繁本《水浒传》的核心思想内容。最醒目的一节是宋江和李逵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有互相抗衡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又有若即若离的一面。宋江和李逵的微妙关系早在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题反诗”，他们初会于江州琵琶亭时就开始露其端倪，这一情节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细节值得我们细加分析。从他们第一次邂逅起，宋江就欣赏李逵之“豪”。李逵的食量如牛，赢得宋江的喝彩“壮哉！真好汉也”！李逵的反应是“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此后，李逵愈来愈占据了宋江背后的中心地位，成为他操纵弄权的真正势力基础。最中肯的例子见第四十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里，杀死黄文炳报仇后，宋江问部下谁愿跟他去梁山时，李逵第一个挺身喊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归根到底，李逵是宋江麾下的一张王牌。宋江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子”并非随口说说的戏言，正如李逵自称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分明是发自肺腑之言一样。

宋江和李逵之间的敌意和猜疑，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故事的发展，李逵先明告宋江“我不是怕你……”，后来又骂他怀有歹意：“你们也不是好人。”到第六十七回，李逵反对宋江声称要让位给卢俊义一节，即可以视为李逵真心拥护宋江的表现，也可以看做是宋江对李逵的利用，甚至可以读作李逵并不是真心反对，只是因为已被宋江抓在手里，深怀不得已的苦衷而已。

宋江对李逵的态度也一直是模棱两可的。鉴于“用人”一向是中国叙事文的中心主题之一，宋江在李逵请战时每每所用的“用不着你”这一类的话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随着故事的发展，宋江逐步认识到李逵对他的潜在危险，所以第五十三回“黑旋风下井救柴进”里，宋江自辩说是把李逵“忘”在了井底之言，完全令人难以信服，至少李逵本人心里存疑。宋江的伪善由此可见一斑。宋江与李逵的关系，还可从传统的“得士”观念，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上文所分析的人物，均是《水浒传》中最具分量的角色。在第二等角色的刻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反讽性手法。例如吴用，这位本是“村中一学究”的人物，竟在许多重要的场合隐隐以幕后的总指挥的面目出现，此笔本身极具反讽意味。林冲火并王伦的幕后牵线人是他，策划引卢俊义上山的是他，卢俊义活捉史文恭后在暗地里指挥大家反对宋江让位给卢俊义的又是他。由此观之，吴用常叠着两个指头的那个众所周知的姿势，与其说是在表现他的机智聪明，恐怕还倒不如说是反映了他玩世不恭、操纵群豪的态度。吴用的才华在第十五回“智取生辰纲”、第四十九回“双掌连环计”等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到了后来就经常出现智穷力竭的窘相，到头来还是个具有反讽意味的“无用”人物。

（以自第五点出自[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4-150页：《水浒传》的寓意。）

二、《水浒传》人物形象描写求“真”

“真”，指人各有其个性，人各有其本来面目，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内涵。

宋江，是一位理想的反抗英雄。这位理想英雄身上，积淀着太多民族文化所造成的精神：反抗、忠君、重义气、升官报国。民间精神与士人心态相纠结。他的内心活动在浔阳楼吟反诗中有真实的表现：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自幼曾攻经史”，说明他思想里有着儒家的忠君成分，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正是他忠君思想的最好表现。这也是他最终目的受招安的思想基础。而这一点，与民间的崇尚清官、渴望好皇帝的思想吻合。但是他又有“凌云志”，这个“凌云志”就是“敢笑黄巢不丈夫”，也就是带头谋反。杀惜只是触发他上山的一个条件。他是天罡星之首，是命定要成为水泊梁山领袖的。上山之后，他的一切权谋，就是带领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他是仗义的最高典范，称他为“及

时雨”，是说他在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慷慨相帮，他救晁盖，是救人于危难；与武松结拜，是帮人于落难。他纯孝，人称孝义黑三郎。在这些方面，他以道德楷模的面目赢得尊敬。

但是他内心却有另一番景象。他去东京见李师师，目的当然是要见皇帝以求得招安，心中其实也为女色所动。他乘着酒兴，对李师师说：“不才乱道一词，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如同浔阳楼酒中吟反诗一样，醉里说的是真心话：

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

居然想到“体态”，想到“如何消得”，无怪李逵在大门外有“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女人喝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宋江其实也为女色所动。卓吾在评王矮虎时：“王矮虎还是个性之圣人，实是好色却不遮掩，即在性命相併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学先生，便有无数藏头盖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当听到假宋江抢人家女儿时，李逵便认定是宋江做下的，引了东京见李师师为证。卓吾评此回时，说：“宋公明已是假道学了，还是假假道学的，好笑，好笑。”

宋江的一些行为，确实有伪的成分。他坐梁山第一把交椅之前，让来让去，让晁盖，让卢俊义，都让得虚假。

他受招安时，对待写吏，如怀林所评论：“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怀林的观点或受李贽的影响。李贽是极端恨假道学的，在《初潭集》中，他有大量地批评假道学的言论，如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写到宋江“伪”的地方是“反讽”。其实，真强盗与假道学集于一身，乃是儒家思想影响与民间反抗情绪的纠结所形成的复杂人格特征，写出的是一个“真”人物。

《明代文学思想史》（下册），第587-589页。

三、“宋十回”

《水浒传》第12-21回写的是宋江上山前梁山泊的早期历史；第32-41或42回描述宋江被逼为盗前的坎坷经历以及他被推为梁山一伙实际魁首的经过；第51-60回则是描写这伙强人队伍的发展壮大，终于成为朝廷的一大威胁。所以，学者们通常认为某些十回小单元具有半独立性质，统称它们为“武十回”、“宋十回”等等。

各别英雄系列故事的较小结构单元轮廓。例如，第3-7回的叙述重点以鲁达为主；第7-12回是林冲；第12-17回讲杨志；第44-46回则是杨雄占主位。同样，第46-50回为攻打祝家庄；第61-63回则是智赚卢俊义。这种图式与《西游记》利用三、四回关目来叙述一段情节的章法也有略似之处。而且，《水浒传》的编撰者有时还采用了《西游记》里常见的另一种结构技巧，即在这些三四回一节的小单元之间或之内放进单独一回关目作为插曲，例如第53回第65回都是这种写法。

《水浒传》开头数回看来虽属书中最松散曲折的部分，居然建立了作者喜爱运用的叙述模式，即所谓的“撞球式”章法，叙述焦点依次变动，先是循着一个主人公的经历一路写去，直到他碰上了另一位主人公，于是故事就沿着后者冒险经历的新路线发展，而把前面那位半途抛下，也许要在后面某一关节处再提起他。这种不连贯的情节进展，有时看来也许显得杂乱无章，但事实上它隐含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叙（第254页）述功能，因为它为主宰小说本义的形象再现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评价100回和120回繁本的结尾时，我们切不可忘了那个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小说一个顶点的集体自杀和梦幻等结局情景是没有的，系几百年来作为小说范本的金圣叹腰斩本所窜改添加的内容。至于这一部分在结构上的意义，我们会注意到它起了交代第1回里放走的那些灾星命运的作用，因而赋予一种美学上的对称感，同时总结概述了其余人物的去向。特别重要的是：这最后的几幕情景促使读者会对阅读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一切进行冷静的反思。更具体地说，作者通过李逵和宋江之间的自相毁灭关系终至出现其必然结局的描写不但给这两位人物的英雄形象，而且也使全体弟兄聚义的抱负和业绩最后投下了一层反讽阴影。

由此看来，金圣叹腰斩本那个捏造的结局实质上仍保留了同样的阿勒，这一点极为重要。他的第71回以排座次的隆重仪式使故事戛然而止，也具有与头一回对称平衡的作用，因而给人以故事收场的一种强烈美学感受。同时，金圣叹成功地运用卢俊义惊梦这最后的一个转折给人以大难临头、万事皆空的袅袅余音。既然金圣叹深恶痛绝宋江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最后增添这个预示灭亡的情节就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他的本子将会以梁山英雄获得全胜作为结局。不错，通过删去后面的章节，他还剥夺了绿林好汉替国效劳的机会。但他的腰斩本同时也让他们既未受丝毫伤害又不受任何惩罚而声势达到顶点。金圣叹本结局的这种模棱两可之感与早先繁本的结尾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那儿，皇上做梦那收尾一

笔也起了冲淡最终出现的强盗自戕那种戏剧性效果的作用。（第255页）讨论隐含的关于英雄气概与色情欲望这个难题：

小说开头描述宋江作为江湖豪杰的庇护人，而且和梁山好汉结交，自己也算是其中一员，因而同样不近女公。之后，碰上了模棱两可的阎婆惜事件。自此以后，刻划宋江形象的众多其他细节似乎都突出了他在这方面的脆弱性格。例如到第32回小说的叙述焦点从武松转回到宋江之后，我们就亲眼目睹了他说情斡旋，从王英的魔爪中救出刘知寨（第271页）夫人，谁知恩将仇报，他在下一回里却被那女人出卖而成了阶下囚。后来，他坚持血腥处死那个想加害于他的冤家，断然拒绝王英欲据为己有的要求。最后，宋江亲自给王英和一丈青做媒，作为这一损失的补偿。

小说处理宋江对待一丈青的态度更是饱含反讽的潜在意味。繁本作者在第48回里以其微妙的笔调告诉我们，宋江为那位女将的武艺“暗暗的喝彩”。当最后被林冲生擒、接着宋江把她押送到梁山泊他父亲处听候发落时，所有在场人的都很自然地以为他要把她据为己有。就在这时，繁本作者不慌不忙添上了生动的一笔：宋江彻夜未眠。后来当他把她交送给那令人厌憎的王英时，人们也许会认为这又是宋江慷慨大度的一个证据。但鉴于宋江、王英形体上的相似之处，同时又把这样一位英勇善战的女将嫁给一个侏儒这种乱点鸳鸯谱做……难不由人从中觉察一种辛辣的挖苦味。

参照近来不少评论家推测的厌女症是小说中令为迷乱不解的难题中一个关键成分的说法，人们可以把宋江许多行为中那些有关情人反讽涵义从一种比色情还要深刻得多的问题方面去理解。不少现代读者已经意识到，宋江等人性格中那貌似威风凛凛实则脆弱空虚的表里不一的表现背后，有着一种既想抑制又想攫取某物这类相互矛盾的心理，而这两个方面兼而有之的则是性欲和权力。换言之，在重新评价梁山好汉传说时，除了势必牵连到政治和历史争端之外，我认为作者刻画的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反映出了野心和权欲这一深层精神状态。

对小说中肉欲与野心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理解使作者把脆弱和力量之间的微妙分界作为反复探讨一事置于接近问题核心位置上。在这个背景下，作者偏偏在第39回叙述宋江于浔阳楼上题写反诗这一致命事件之前，先插写这位行将冒大下之大不韪的人因暴食犯痢疾而被迫退出战场的情节谅非偶然。正是李逵多事促成张顺弄来鱼鲜佳肴，因而使宋江贪吃患病，在这里又添了一层反讽色彩。不管怎样，把这首诗视作一篇招贤起事的有力檄文的这种看（第272页）法，却因下

列事实而打了很大折扣：宋江在第二天清晨竟记不起有过这件事，而且当他一听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吓得魂不附体，为避免送官送辱，甚至到不惜装疯弄傻吞食粪便的地步。楼檐上展示苏东坡大手笔的含蓄写法也没有给宋江那首浅薄而又做作的诗带来多大体面。综观这一情节，繁本中不少寓意深远的细节透露出一股简本所缺少的反讽气息。还有，那形象映衬的笔法又使我们回想起第11回里林冲在一家酒店墙上题写的那首十分相似的诗。不过，在那儿，林冲对自己失意不得志的表白似乎是出于真实的感受，它不久就被林冲本人显示的令人难忘坚韧意志力的行动所证实。

后来在小说后半部的第72回宋江私访李师师那一节里，我们又目睹了另一场酒色诱使宋江咏诗述怀的情景。在这儿宋江第二次故伎重演用诗体抒发豪情当中，我们重又清楚地看到他日益增长的自命不凡表现，这次还新添了他要做游乐院雅客的抱负。正如前次那样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接踵而来（如江州大屠杀和对朝廷权威的首次严重挑衅），这一次也同样恰巧由于皇帝本人的突然出场而打断了他正想吐露真名及其雄心的行动。

繁本小说作者尽管对宋江日益膨胀的野心挥动这种杀风景之笔，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他对宋江宣称终将要为皇帝效力的真诚，似乎是深信不疑而未加贬损的。相反，他让宋江始终如一地经常表白想接受招安的心迹。但这并未阻止他对宋江自我意象日益扩张所进行的探索。在小说故事进展中，宋江结自己的看法以及他呼吁别人参加他“义举”的动听言词也变得愈来愈自负和傲慢。例如第48回，他自称为“义士”，到第61回，他便以“大王”闻名于江湖了，须知这个名号用在这里似比称呼一般小山寨头目为大王的惯常用法带有更多的不祥含义。当这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妄念逐步接近成为现实时，他向对抗一方发出的最后通牒就愈来愈令人震惊信服。关于他目中无人的最生动描述之一见于第59回，当时宋江对奉旨进香的特使宿太尉隆重施礼，跪禀平生（第273页）宏愿，一面却让众多强人好汉虎视眈眈地手持武器站立身后，用以表达他的真实意图。黄文炳在第39回对题反诗者加以评论时，恰如其分地打量他“这人自负不浅”。

就宋江的野心如浪涛般日益隆起一事而言，作者再次精心运用细节描写来揭示宋的潜在无能和虚乏这一点尤其重要，这种无能和虚乏本性，是隐藏于作者根据民间传统在故事开头用来描绘宋清的英雄行为那些夸张言词里的。倘使听之任之，宋江就明显是一位软弱不济之人。他几次被人捆缚就擒，幸凭其早先的名声才没有死于非命的一些再现情节就证明了这点。有时小说描绘宋江的这种狼狈相

达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例如，在第33回，他被装在笼子里；第37回，他被捆绑成“粽子”似的一团；第40回，他在迷乱中被背出江州；第42回则让他躲藏在一个神厨里。

即使是在统率大军时，宋江作为一位军队统帅的角色也是远非尽如人意的——尽管这并未妨碍他于第73回卷起袖口向李师师夸耀自己的武功。说得具体些，宋江的将才常常由于他粗心和轻举妄动而大损其美。例如，他的容易急躁冲动性格和计划不周的进攻常在众多的战役中招致重大的挫折。在第115回，他自己也承认有此过错。甚至在得了一册据说是“天书”的兵法秘卷后，他还是一再被描绘成一副“无计”可施的可怜相；有时得自“天书”的一些诡计，要么是简单得荒唐可笑，要么就是以失败告吹。（有趣的是在第100回里我们获知方腊也有一部同类的神书。）

宋江毕竟原是个文官，所以他武艺不精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倘使他果真如第120回声称的那样精通儒术，他理该有一定的领悟和判断力而不致于像他在领导梁山泊时经常表现出来的那样无能。他往往一遭到挫折就陷入濒于绝望的境地，常需吴用等人搬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番浅易的道理来提醒和劝慰他。

宋江作为一个统帅的最严重缺陷倒不只是他独有，而是世界各国叙事文学中许多人物都患有的一种通病：他常扣任个人恩怨来支配自己作为统帅的行止。尤其是，他与《三国演义》英雄故（第274页）事中的对称人物刘备在这一点上有惊人相似之处，这也许是这两部作品的一种有意识的影射写法。不管怎样，宋江成为梁山泊实际首领之后所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驱使刚从绝境中杀出来的疲惫不堪的部下回头攻击无为军，向黄文炳发泄其私愤。造成的结果是：好汉过处黄本人不必说起，无辜市民也横遭惨祸。令人奇怪的是，某些繁本却在这里删去了黄文炳受刑时的一些最可怖细节。同样，构成小说格局上正中央部分的第46回至50回以及第60回和第68回攻打祝家庄和曾头市的那两场小“战役”也都是因极琐细的私怨而引发的，而且这两个事件里的对手们，根据小说描写，基本上都像是正派人物。他们的罪名与遭受的损失是完全不相称的。小说末尾处第114回里张顺之死在宋江心头激起的复仇渴望，使他听不进吴用的再三劝谏，不顾它会立刻招来一场大祸，而且几乎要危及征方腊的整个事业。

梁山泊山寨随着向外势力的日益膨大，内部力量间的摩擦也愈加严重，贯穿繁本《水浒传》核心思想内容的这种人际关系含义，最明显表现在宋江和李逵之间以若即若离、相互抗衡为主调的关系之中。在这两人纠缠不清的交互作用里，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运用一对对性格截然相反的成对人物，来探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关于人类动机的某些深层问题的这种写法技巧的一个卓越例子。

宋江和李逵相互影射的关系早在第38回他们相会于江州琵琶亭时就初露端倪。这一情节中有这么多发人深省的细节值得我们去进行加倍仔细的分析。从他们第一次会面起，小说就在各种场合反复出现相互赏识这个主题的种种写法。一开始，宋江显然就很欣赏李逵在与张顺不分青红皂白扭打的那场水仗中表现出来的野性，而浪里白跳制服黑旋风这段情节早就烘托出他们的颜色标号。对象征性描写这两位人物颇有深意。紧挨着这一幕，我们看到李逵食量如牛的表现，赢得宋江的热情喝彩：“壮哉！真好汉也！”李逵的回答是“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这些都不是随意涂鸦之笔一事很快便变得清楚了，因为宋江不久也学着李逵样子（第275页）放怀暴食，喝得酩酊大醉，终于发生题咏反诗事件。

从此以后，李逵愈来愈在宋江施展权术攫取梁山头把交棒椅的实力较量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也许莫过于发生在第41回中的那一幕：宋江问部下谁愿意同上梁山入伙时，李逵果然第一个手提武器挺身而出呼应。接着，李逵半开玩笑地威胁要砍死任何一个反对者——“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这实际上是要彻底打消他们抵抗念头的第一次全盘摊牌。结果是那条统驭大家的缰绳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落在宋江手里了。

归根到底，人们也许可以说，宋江在许多场合总是开始表示不肯放李逵出阵，但到后来还是借助李逵的双斧，把它作为最后一张王牌来使用。在这些反复重现情节里，黑旋风这个形象就成了宋江爬上梁山泊头把交椅的本人替身。所以，宋江在第72回里称李逵是“家生的孩子”可能不是随口而出的笑话。至少，李逵本人在小说结尾声称要做“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分明是发自肺腑之言。

不过在小说不少章回中，我们也目睹这两个人物互相顶撞的一连串事件——其中有些基本上是幽默性质的，另有一些则具有恶意人身攻击的味儿。例如在第52回和54回，李逵先明告宋江“我不是怕你……”，后来又骂宋江不怀好意，说：“你们也不是好人”。到第66回和第67回，李逵暴跳如雷，反对宋江让位给卢俊义，并威胁说，倘若果真让位，他便要杀将起来。当然，欢喜挖苦的读者可以把后面这个事例看作是宋江操纵李逵，已经把他紧抓在手心的明证，而非写李逵的真心反对。

鉴于隐伏在梁山好汉们英雄外表下的潜在色欲问题，偏偏是李逵这一个追随宋江被标榜为不近女色的头条好汉竟然在第50回和72回中为一丈青和李师师独

自向宋江首先发难，怀疑后者的真实意图。紧接着，在繁本作者根据众所周知的元杂剧《李逵负荆》改写的那一情节里，李逵不但轻易听信了宋江为女色动心的说法，而且竟然把据称的宋江强抢女孩事与不久前宋在李师师（第276页）事件所暗示的情欲冲动联系起来。李逵在该处讲的一席话揭示他对宋江其人表里不一的品性看来是独具慧眼，同时它也给繁本作者的意向描绘出一幅重要的蓝图。

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正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

更严重的是李逵利用这次控告机会向宋江脸上更进一步抹黑，对他的寨主身份也进行非常尖刻的诽谤，说他“口是心非”，还暗指他操纵部下为其护短。

在所在这些产生怀疑的描写中，宋江对李逵的态度一直有点儿模棱两可。第43、47、48、75、115各回宋江不愿放他这位无法逆料的战友出阵那些反复出现的情节也许可作两种解释——或是表示宋江出于真诚的自我克制和谨慎，或是他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非到万不得已不轻易运用他的杀手锏。既然该小说与一般中国叙事传统一样把善于“用人”作为中心主题，那宋江开头常以“用不着你”之类的话来斥李逵就有其特殊的意义。然而宋江逐渐意识到李逵的举止对其事业有潜在危险，所以第54回里他自辩解说是“忘”了李逵还在井底之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至少李逵本人心里有怀疑。到了第78回，宋江不准李逵一起上京去执行一项重大任务。他对李的苦苦哀求嗤之以鼻的做法是极端认真的。当第110回宋在狂怒中竟然喝骂他的忠实老伙计为“黑禽兽”时，李逵是在场唯一没有对这个评论一笑置之的人。不管怎么说，作者在第71回似乎想给这一关系添上一点思想内容，他借宋江之口，用了一个含义丰富、形容天性不善者的儒家术语称李逵是个“性本恶”的人。对此，李以其特有的天真和挖苦兼而有之的口吻，泰然自若地回答道：“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

在宋江和李逵之间这种爱憎交集关系的背景下，我觉得最后一幕的同归于尽情节很难解释为李逵至死效忠于首领的赞歌。他毕竟在众多场合对宋的权威提出过挑战，扬言要砍死他，并且常常出言不逊，使宋江陷于狼狈难堪的境地。我倒是相信，作者特（第277页）地写上结尾这一幕为的是给这种特指宋、李两人、兼指梁山一群总体的关系按上相互毁灭的最后印记。至少可以这么说，宋江让李逵同归九泉的动机与其说是出于结义兄弟同生共死的情谊，倒不如看作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名誉。

我在这儿论述宋江伪善做作的观点也许多少受了金圣叹对小说人物群不无

偏颇的见解影响。当然，我们不想堕入那个圈套，在评价小说中宋江这一人物的虚伪表现时不可全像传统或当代文人那样采取非文学性的做法，那就是说，把评判人物工作放在政治背景下进行，而不去对作品本身作深入研读。关于这一点，我还得承认，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宋江的精神形貌确实有给拔高了几分的印象。不过这个印象即使确实有过，那也只限于四大征战中的头三个，最后10回里描绘的这一人物似乎又回复到早先不那么崇高的形象。我早已说过，作者似乎对宋江经常声称要接受招安、加入官兵队伍的真诚是一向深信不疑的。尽管如此，我总认为，既然细读繁本细节能觉察宋江言行的如此众多反讽贬义，读者准会发现自己在梁山一伙势力膨胀到足以向当时存在的权力秩序提出挑战时，要想再不从阴暗面来判断他们聚义的本来意图，一定为时已晚了。

描绘宋江在等级森严的梁山泊攀登上头把交椅历程的那些片段，是小说中讽射其伪善的最富有辛辣味的文字。由于宋江的升迁是一系列反复夺权中的第三例，所以人们难免要拿他的业绩来与其他两位前任进行对照评价，这里又是一个利用人物形似处作相互映衬这种手法的极好范例。小说开头处提出王伦这个富有预示性名字的用意即使没有老套的姓名双关语义（王伦与“亡伦”谐音）也是非常清楚的，紧接着对此人气量狭窄，或者直白地说对王伦不遗余力地捍卫狭隘私利的描绘立刻衬照出了这一点。至于晁盖这个角色，因为小说开头章回里都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描述，所以要更加复杂些。但由于小说处理晁盖这一角色在手法上与许多先前素材有很大不同，这就迫使我们更加注意小说作者如何塑造他的形象。尽管晁盖一再表白他最重兄弟情谊，小说作（第278页）者还是很明确指出，他也与他的前任王伦一样，问题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地位，时时处处谨防与他争权的主要对手。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试看晁盖起初口口声声说梁山首位应归宋江，对宋江争着坚持要冒险带队出征也只是假惺惺地表示反对。而当他眼见这些征战使宋江争取到更多跟随者，因而在梁山的地位日益巩固以后，晁盖要求亲自统率部队出征之情也就日见迫切的（如第52回和58回所见），尽管他每次总是在对方竭力劝说之下只得留守小寨。这种富有讽刺意味的拉锯战到第60回就趋向明朗化，晁盖在即将如愿带队出征之际宣称“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他的天真伪装至此暴露无遗。结局是第60回里晁盖阵亡，宋江闻讯痛哭如丧考妣之状使人不禁回想起他上次惊闻父亲去世慌报时的那个情况。金圣叹指责宋江认为晁盖之死他难逃暗中共谋之嫌；他甚至使用了意指篡夺王位的“弑”，这个儒家最难听的贬词似乎一语中的。

此后，对宋江抢夺梁山领导权的冷讽热嘲变得越来越尖刻。就这样，宋江故作谦让之状勉强允诺“权当此位”，接着信誓旦旦说他终将让位给替晁盖复仇者，之后又听信众人七嘴八舌谏劝反对而食言失信，另选与卢俊义比武功之法。许多文中细节都似乎暗示他的行为里有某些动机不良的成分。卢俊义明知这一切不过是装腔作势故作姿态，因而抗议说：“何故相戏？”随后在分兵两路并行出击东平府和东昌府的战役里，宋江又玩了一套把戏，把两位主要谋士都调派在卢俊义队里，但他俩立刻就在似乎是不可抵挡的张清飞石进攻下一筹莫展。奇怪的是后来宋江统率的部队攻陷城池之后回军驰援卢俊义一边时，偏偏是吴用和公孙胜两人立刻又有了克敌制胜之法（一个用计谋，一个用魔术），并大获全胜。作者唯恐这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们串骗的怀疑，竟然让宋江毫无掩饰地声称他是特意将最可信赖的两名军师派到卢营，以确保卢俊义在这场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另有不少细节润笔用以支持上面这种读法：第68回里，宋江听到卢俊义立功的消息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安；第69回里，他为了不冒风险，让李逵留守山寨。还有，（第279页）当他与卢俊义的比赛达到高潮时，他竟然使出旧套虚腔，许诺让另一位敌手董平作山寨之主——所有这些都使人无法相信宋江讲的是真话。

不过，我们也不能把耍弄卢俊义的罪责统统推到宋江的身上，因为对宋江党羽亲信们所作所为的描绘中也不乏这一类反讽针砭。林冲火併王伦的幕后牵线人毕竟是吴用；从头到尾策划并导引卢俊义上山的也是吴用；还有，第67回、68回暗中示意大家众口一词反对宋江让位给卢俊义的又是他。由此观之，吴用常叠两个指头的那个有名姿式恐怕并不仅仅表示他的机智聪明，倒是更多反映他操纵指挥人的老练样子。（第280页）

反讽

一、含义：反讽法，又称倒反法、反语，为说话或写作时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原本的意义正好是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的相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

二、这是目前一般的解释，但在19和20世纪甚至更早的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古典含义。反讽的解释：反讽的意思是说此指彼，有时甚至是正话反说。普林斯顿大学法语教授克里斯蒂·沃波尔（ChristyWampole）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如果说反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那么小清新（Hipster）应该是反讽人生的典型了。小清新出没于每个城市的街道和大学校园。这些当代都市丑角怀念那些他们从没经历过的时代，欣赏过时的风尚（胡子、小短裤）、机械（死飞自行车、便携录音机）和嗜好（家庭酿酒、吹长号）。他们很容易遭到嘲讽。但嘲讽对小清新来说是很微弱的痛苦，他们根本就是反讽人生的症候和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三、不同的含义

（一）古典含义：古典时期有三种含义：1．佯装无知。在阿里斯托芳的喜剧里，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他在自以为高明的对手面前说傻话，但最后证明这些傻话是真理，从而使对手认输。2．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对方在他的请教和追问下不自觉露出破绽）3．罗马式反讽（字面意义与实指意义不符或相反），人们称俄底浦斯王是“万全的人主，聪慧的神明”，然而却不知他处在何处，他是怎样降生的。

（二）19世纪：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对反讽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从修辞学概念扩展为一种文学创作原则。德国文论家弗.施莱格里就宣称，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反讽是“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以及“幻想被故意抛到高空,是故意把它们重新抛到现实的地面”。

（三）20世纪到新批评手里，反讽得到了进一步阐发。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荪都谈到过反讽。布鲁克斯对反讽作了比较详备的解释，他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例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这句话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与它的字面意义相反。语境能使一句话的含义颠倒，这就是反讽。

四、反讽最显著的特征：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而从诗学角度看，则正如瑞恰兹所说，反讽来自于"对立物的均衡"，即通常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在诗中结合为一种平衡状态，反讽的这种诗学特征，最终还是依赖语境的作用而完成。诗歌中的反讽首先是一种语言技巧，从语言技巧运用的角度反讽的类型可分为夸大叙述、正话反说、诗论等。在诗歌的文本解读中，还有主题层面形成的反讽：即本文复杂的主题意义出现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

五、反讽的解读（一）西方的事例：德国诗人海森毕特尔是德国具体主义诗派中一员，他的诗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具体主义诗派玩弄文字的弊病，不过不算是十分严重，《那又怎样》这首诗基本上每句都是正反相悖的，在第一段中十二句，便是十二对悖论，表面很正派的人实际上却是最腐败的人，老实人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是告密者，活力与萎软，贞节与纵欲，大度与小气......这十二对悖论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表面现象与现象背后的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事实的揭示。这一些悖论例子的排列，本身看来并无很深的内涵，与蒲柏的那首充满哲理思考的悖论诗《论人》相比（犹豫不决，要灵还是要肉，/生下只为死亡，思考只为犯错；/他的理智如此，不管是/想多想少，一样是无知......），甚至还有玩文字游戏之嫌，可是，本诗的精彩之处却是巧妙地运用了反讽手法，这反讽效果从何处而来呢？让我们看看诗题吧----《so what》（那又怎样），一边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对糟糕的社会现象进行有力的揭示和强烈的批判，他唾沫横飞，大义凛然，可是另一边似乎一副难得糊涂，看穿世事的样子，面对着大放厥词的甲方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so what"――那又怎样呢？言下之意即你能去改变这一现实吗？又有谁会听你的，你何苦这样喋喋不休，不嫌累，不嫌烦？别一副"天下皆浊我独清"的样子，伙计，你还嫩着呢！从而诗人对待现实一正一反（批判与无所谓）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使这首本属具体主义诗派的诗具有了新的审美意义，使本诗的主题意义有了多重表现，1．诗人并不想去揭露批判社会弊病，而只要对那些不知深浅的"激进派"以嘲讽，2．诗人在对"激进派"的作法"so what"否定后，却实际上正是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更深刻的揭露，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同样，第二、三、四、五节却能分别与诗题产生反讽效果，就不赘述了。

海森毕特尔的另一首诗《一九六五年德国制造的俄狄浦斯情节》也在几个层面上使用了反讽手法：

1、俄狄浦斯情节，即恋母情节，而诗中却没有出现“妈妈”（mother）这个词眼，映入

眼帘的满是"爸爸"这个词眼。

2、爸爸希特勒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残余仍在。阴影依旧在，我们要求祛除一切希特勒的阴影，可原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现在却要掌权。

3、希特勒是个疯子，"屠夫"，他的宣传部长也是一样，可现在他却要以"理智者"的身份掌权，这就是一九六五年德国制造的俄狄浦斯情节。

这三个层面上的反讽手法的运用，表现出诗人对1965年德国政治的不满与嘲讽。（二）中国古代的事例：中国古代诗歌中也有运用反讽的例子，如李商隐的《贾生》。《史记·屈贾列传》记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有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上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在一般封建文人心目中，这大概是值得大加渲染的君臣遇合盛事。但诗人李商隐却独具匠心，写出新意。

贾谊，西汉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但由于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多年以后，文帝求贤访臣，本应是探讨国家大事，向贾谊询问治国的方针策略，没想到却是问鬼神之事。李商隐抓住这一不为人们所注意"问鬼神"之事，运用反讽手法，造成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强烈的讽刺效果。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起笔从正面着手，丝毫不含贬意。首句特标"求""访"，仿佛热烈颂扬文帝求贤心意之切、之殷；待贤态度之诚、之谦，真所谓求贤若渴，虚怀若谷。"求贤"而至"访逐臣"，更可见其网罗贤才已达到"野无遗贤"的程度。"贾生才调"用"更无伦"来赞叹，令人心仪贾生少年才俊、议论风发、华采照人的精神风貌。文帝与贾生探讨不知不觉竟"夜半前席"，把文帝当时那种虚心垂询、凝神倾听以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使历史陈迹变成了充满生活气息、鲜明可触的画面。通过这个细节的渲染，把文帝由"求"而"访"而"赞"而对贾谊之才的推重推向最高点，但转折的笔调也在之高潮之中开始了，不过，诗人并不露筋突骨，硬转逆折，而是用咏叹之笔轻轻拨转，即在"夜半虚前席"前加了"可怜"两字，可怜，即可惜。而之貌似轻描淡写的"可怜"，好像比不上"可悲""可叹"情感色彩来得更强烈，但与后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一起与前两句形成强烈的反讽。一个帝王，如此郑重求贤，虚心垂询，对贾生推重叹服，乃至"夜半前席"，让我们以为是在商讨治国安民之道，结果却是为"问鬼神"的本源问题。这是怎样的求贤？而贾谊满腹经纶和安邦治国之道，王上不问他这些，大老远地召来，却是被问鬼神之事。这是帝王的悲哀，还是贾谊的悲哀？在这强烈的反讽之中，我们看到一个帝王一个臣子的悲哀，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