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与分析

西方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与分析

地理大发现是指15～18世纪（又称大航海时代，即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它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而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友好和平交流。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一下就对二者进行对比与分析。

一．关于原因和目的：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新的殖民地。财富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及来中国的寻金热。在十四和十五世纪，

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南欧一些国家，手工业

及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商人渴望向外扩充贸易，获取更多财富。

但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据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地——君士

坦丁堡及东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广大地区，对过往商人横征暴敛，多方刁难，加

之频繁的战争和海盗活动，从而阻碍西欧与东方陆上贸易的通道；而由东方经

由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和经由红海——埃及——地中海的两条海

上商路又完全为阿拉伯人所操纵。因此，欧洲商人和封建主为了获得比较充裕

的东方商品和寻求更多的交换手段——黄金，并免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意

大利人的层层盘剥，便急于探求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同时，由于西方各国在生

产技术方面已有很大进步，指南针也已从我国传到了欧洲，航海术的提高，多

桅快速帆船的出现，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轻便毛瑟枪的出现，以及地圆学说获

得承认等等，都是为远洋探航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西班牙和葡萄牙是

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了探索

新航路的主要组织者。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

国的联系、寻找珍奇异宝。主要是经济目的：侵占海外殖民地，掠夺财富，

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通过贡赐贸易，以和平友好交往为主要形式进行武力

抢掠。郑和下西洋的条件和前提：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

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3.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

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

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4.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

[3]，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5.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

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二．关于意义和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发现，都宣布自己的探险队最先到达的地方为本国1627年的一幅世界地图领土，两国因此争执不断。

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下，于1494年签订条约，规定佛得角群岛以

西100里加（1里加=5.92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的经线为分界线（称为教皇

子午线），西侧归西班牙，东侧归葡萄牙。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争议又起，

再次订立条约，西班牙独占巴西以外的美洲全部，葡萄牙则将亚洲、非洲置于

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之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至，几乎将欧洲以外的

土地瓜分殆尽。对新发现地区的掠夺：由于新大陆的瓜分，导致了印第安人被

大肆屠杀，非洲黑人大批贩卖，黄金、白银、香料等不断运回欧洲。（世界上

接近一半的黄金流入西班牙）对欧洲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同时，地理

大发现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由

于航海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天文学、数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7世纪，科学的中心已从中世纪商业繁荣和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德国和意大利北部，转移到受地理大发现好处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如法国、荷兰和英国南部。对中国的影响：经济上，美洲的马铃薯、烟草、玉米、花生等作物传入中国，促进粮食了粮食产量的提高，有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出现了专业生产区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客观上为清朝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外交上，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侵扰我国。一方面中国被迫开始了反侵略的战争，捍卫国家主权，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另一方面为抵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海盗式的骚扰，清政府设置了广州行，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导致近代中国逐渐落伍。文化上，“西学东渐”开始，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如《坤舆万国全国》。徐光启等人开始注意吸收西方科技成果，如在《农政全书》中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与工具。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但贡赐贸易无益于国计民生。后来由于国力衰退而终止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为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引发了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热潮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含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

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

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

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

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

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

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

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

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

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

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

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

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

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欲望，进而使世人

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尝试建立和

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

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

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

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

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

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

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

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

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

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

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

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三．为什么西方地理大发现可以促进西欧发展而郑和下西洋却不能促进中国发展呢？1.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

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

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

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

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

布远航所望尘莫及， 2.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

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

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

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

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两人社

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

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 3.经济后果不同：

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

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

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

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

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4.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5.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中国与英国封建制度对比与分析

中世纪的英国是封建领主制，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里诞生的。

封建领主制的领主有各自的地盘，但都处于小国寡民状态，欧洲有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工商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当他们要反抗时，封建领主往往镇压力量不足。封建领主之间要相互竞争，谁也不敢对自己领地上的工商城市横征暴敛，如果这样做，会有大量民众携带钱财外逃，跑到对手地盘上去，增加对手力量。当商人以及其他平民富人财力壮大时，封建领主还经常向他们借高利贷。我国战国时候跟欧洲一样，周赧王当年讨伐秦国也是借高利贷的。这些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封建领主制度下放开手脚发展了。集权制度下的皇帝和官僚就不用借高利贷了,皇帝或者官僚动用国家暴力的威胁就可以让商人无偿捐献了。

整个中国都是皇帝的，明朝时苏州市民暴动，结果皇帝一下子就调集几十万军队镇压了，换成封建领主，就力不从心了。中国明朝清朝皇帝及其代理人各级官僚、官差可以对工商城市进行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中国工商业无法发展，假如反抗，皇帝朝廷有的是军队。明朝清朝时候少数几个工商城市如苏州扬州等，是中国农业社会海洋中的几个小孤岛，富于反抗的市民阶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数是逆来顺受的广大农民，这些农民为朝廷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税源兵源，使皇帝镇压新兴市民阶层如捏死一只蚂蚁。

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是皇帝雇佣来管理百姓的,这些是皇帝的百姓不是自己的百姓。他们只能在有效的任期内剥削百姓。而封建领主的臣民是自己的，他们要世代剥削百姓。

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往往是杀鸡取卵的剥削，想实现短期剥削最大化。而封建领主要有节制的剥削，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比封建领主更狠，更不关心百姓死活。

另外，英国的贵族世袭制度使官职都把持在贵族手里，平民没机会当官，所以平民精英都去当资产阶级、当科学家去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中国的平民精英都去考科举当官，当官又剥削百姓，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摧残者。

英国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因为有宗教等等信仰上的契约，使得国王从最开始就把土地分给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骑士和贵族，这是从罗马占领英国就开始的习惯。国王依赖于骑士的武装和承诺来维护王权。因此国王本身没有武装，或者说没有具有威慑力的军队。因此即使在查里一世（斯图亚特时期）时代，国王根本没有军队和警察来实行专职，人民服从于他的保证完全是一种不稳固的信仰。

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分封制度是非常零散的，整个国家可以说是被分成了无数的小块，因此当人民要表达意愿的时候，代议制就是必要的选择。因为没有区域性的大的代表，谁也不能代替另一个封建领主说话，而每个领土上的人都依赖于领主，所以只有领主（士绅、骑士）可以有代表权，因此必须产生一个由多人组成的政治组织，即议会。而古代中国，虽然同样是分封，但是每个王侯都有相当大的领地，可以说已经能够独立形成一套政治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常会有诸侯造反的原因，虽然英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伯爵、王室后代的反叛，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拥兵自重，而是因为对于谁应该继承王位右不同的观念，或者宗教信仰、理念不同造成的），而他们数量也不多，所以不具备产生议会的条件，同时皇帝绝对拥有军队的统治，王侯和人民对皇帝的服从建立在军队的威慑，而不是某种宗教信仰或者信念。因此，中国的“封建”不可能产生议会。可以说，英国的这种封建制度是不稳固的，随着地方领主的开明和富有，他们在议会中会要求更多的内容，而不觉得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由于欧洲是经商为主的经济发展，因此财富更多的产生于人民自发的

贸易活动，他们的意愿直接决定了国王的税收，再加上他们有表达意愿的场所——议会，所以要求不断提高和议会权力的不断增大是必然的。

同样是效忠，中国是威慑式的，而英国是依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所以中国会出现谁掌握军队谁就统治的循环历史，而英国则从已开始就存在了人民最终当家作主的条件。可以说这是罗马普及希腊城邦化的结果。

另外这种零散的分封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革命时期军队的组成。由于军队是由支持者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念，因此他们不会像中国的军队那样唯利是图，每个士兵都是由政治意图的，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是以摧毁为目的的。这导致了当军队独裁的时候，军队内部会出现分化，而不像中国的军阀那样，自始至终的效忠。分化之后必然导致了军队的不稳定，所以军事独裁很难持久。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克伦威尔一次又一次想建立议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所有的议会都是一建立就立刻和克伦威尔产生对立。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军事强迫解散，但是议员们的政治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中国没有议会制度基础，所以会产生袁世凯那种消化。因为所谓的议会议员根本不是代表实实在在的某些人群，他们没有实在的使命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不是没有无路可退，因此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世纪的英国是封建领主制；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里诞生的。封建领主制的领主有各自的地盘；但都处于小国寡民状态；欧洲有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工商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当他们要反抗时；封建领主往往镇压力量不足。封建领主之间要相互竞争；谁也不敢对自己领地上的工商城市横征暴敛；如果这样做；会有大量民众携带钱财外逃；跑到对手地盘上去；增加对手力量。当商人以及其他平民富人财力壮大时；封建领主还经常向他们借高利贷。我国战国时候跟欧洲一样；周赧王当年讨伐秦国也是借高利贷的。这些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封建领主制度下放开手脚发展了。集权制度下的皇帝和官僚就不用借高利贷了,皇帝或者官僚动用国家暴力的威胁就可以让商人无偿捐献了。整个中国都是皇帝的；明朝时苏州市民暴动；结果皇帝一下子就调集几万几十万军队镇压了；换成封建领主；就力不从心了。中国明朝清朝皇帝及其代理人各级官僚、官差可以对工商城市进行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中国工商业无法发展；假如反抗；皇帝朝廷有的是军队。明朝清朝时候少数几个工商城市如苏州扬州等；是中国农业社会海洋中的几个小孤岛；富于反抗的市民阶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数是逆来顺受的广大农民；这些农民为朝廷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税源兵源；使皇帝镇压新兴市民阶层如捏死一只蚂蚁。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是皇帝雇佣来管理百姓的,这些是皇帝的百姓不是自己的百姓。他们只能在有效的任期内剥削百姓。而封建领主的臣民是自己的；他们要世代剥削百姓。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往往是杀鸡取卵的剥削；想实现短期剥削最大化。而封建领主要有节制的剥削；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比封建领主更狠；更不关心百姓死活。另外；英国的贵族世袭制度使官职都把持在贵族手里；平民没机会当官；所以平民精英都去当资产阶级、当科学家去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中国的平民精英都去考科举当官；当官又剥削百姓；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摧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