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L35-《徐文长传》的写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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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课

《徐文长传》的写作特色

吴明

《福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徐渭是晚明的著名文士，字文长，号天池，绍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平事迹颇有些传奇色彩。他吞吐河山，指论天下的气概和胆识，多方涉猎，无施不可的艺术创作才能，以及清高傲岸，狂放不羁的性格，皆独立一时，卓越不群；因而颇受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景仰。而他那坎坷不遇，潦倒终生，及至忧愤成疾，癫狂到用斧锥自裁以求快死的悲惨命运，在当时也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也使许多知情者为之流涕痛惜。袁宏道略小于徐渭，与徐渭素昧平生，但他对徐的为人处事和艺术创作成就由衷的钦佩，并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他将这种相痛相惜之意托诸笔端，写下了《徐文长传》这篇文章。

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本文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文中有我”，始终满溢着作者的强烈感情。开篇作者就极写与陶望龄共读徐渭诗集，“月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惊起”的狂喜情态，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徐渭的爱慕之情。而后在行文中，又夹议夹叙，不时流露出作者对徐渭艺术创作才能的折服和赞赏。例如，说徐渭的诗是“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而介绍徐渭文章时，则说：“有卓识，气沉而法严……韩、曾之流亚也”；当评述徐渭画时又说是：“笔意奔放”“超逸有致”等等。即使是叙述徐渭遭际或事迹，作者也每每情不自禁，平添感叹。以文中三个“竟”字为例：

1、……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2、……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3、……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前两句中的“竟”字，表露出作者对徐渭怀抱利器，无以施展而终于埋没于世的深沉感唱；第三句中的“竟”字，则表现了作者对徐渭欲死不得，活受其罪

的真心痛惜，至于篇末作者之议论，则更是直截明达，对徐渭的钦佩与同情溢于言表。通篇无论是对传主的揄扬、评论，还是正面描述文长其人其事，都明显地传导出作者对传主之间思想感情的交融与共鸣，既可见惺惺相惜之情，亦可见自身胸襟之意。

其次，这篇人物传记的又一特色是“形散神聚”。其篇幅虽不足千字，叙及的范围却较广。徐渭的生平遭遇，为人行事，才略性情，游踪嗜好及其诗、文、书、画的创作成就等，无不涉及。且作者文笔疏荡，于所纪各事，多则数十字，少则三言两语，俱不十分用功，都不让读者感到松散零乱，其原因就在于作者能做到“形散神聚”。清代林西仲评论这篇文章时说“以‘奇’字立骨”就十分中肯而准确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在袁宏道看来，徐渭此人“无所不奇”，世所罕见，因而在为徐渭立传时，笔墨行止，紧密围绕一个宗旨——突出徐渭之“奇”将此作为总摄全文的灵魂。只要对文章所叙述的事件作一个粗疏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件万变不离其宗，其旨意都在说明徐渭与众不同的三个方面。

（一）才能奇异。一是有经世济时之才，照作者所述是“纵谈天下事，”“好奇计，谈兵多中”，胡宗宪闻名迹延至幕府，委以重任。一是有文才，多方涉猎，诗、文、书、画无施不可，极具个性。

（二）性情奇怪。早先自负才略，目空一切，“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得志时，渴见上司，每“葛衣乌巾”，长揖不拜；失意后，“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将英雄失路之悲愤托于诗。晚年因忧愤而佯狂，“显者至门，或拒不纳”，兴来饮酒，又“呼下隶与饮”，甚至以斧锥自戕。足见其性情之奇。

（三）遭遇奇特。既怀旷世之才，然“屡试辄蹶”，“不得志于有司”，终生不遇，抱愤而卒。

综上所述，可见作者的旨意非常明确，他既以“奇”字为绳墨来取舍材料，又以“奇”字为骨架结构文章。因而尽管所记事例纷杂，但文章却显得骨力劲健，神气凝聚。值得注意的是同是介绍徐渭的文章，《四库全书》中的《明史》对徐渭的介绍就不如袁宏道这篇传记那么饱含感情，富有文学色彩，只是客观地介绍其人其事而己。如写徐渭自戕时，袁文中说：“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一个“竟”字表现了作者对徐渭欲死不得，活受其罪的真心痛惜。而《明史》只是说：“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己。”纵观《袁

中郎全集》中的人物传记有《徐文长传》、《醉叟传》、《王氏两节妇传》、《效拙传》等，而独感其《徐文长传》一文最具特色。也可以说此文最能体现袁宏道的文学个性。

最后，匠心独运的人物描写不失为本文的又一特点。袁宏道虽反对复古，但他的这一篇以奇事写奇人的佳作，仍有历史渊源可寻。人物传记散文，始于《国策》。如《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主要就冯谖的“弹铗而歌，焚券市义和复凿二窟”这三件事进行描写，反映了战国时代养士之风和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同时通过赞美冯谖的智谋，胆识与才干，表现了作者对策士的重视，也肯定了重视民心，以民为本的进步思想。《国策》对汉代散文有很大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得到《国策》中体情状物的那种酣畅淋漓的长处。如《游侠列传》中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人物，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作者却在笔下酣畅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作者抓住了人物的典型特征，着意地写几件事，选择了一些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故事情节，而且都作了巧妙的组织和安排，使他们的特点十分突出。《史记》的传记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语言上务求平易简洁，不求艰深，唐宋以后的古文家和散文家在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艰涩古奥的文风时，往往标举《史记》。如唐代柳宗元在《段太尉逸事状》一文中，选取段秀实生平逸事中的三个典型例子，围绕同恶势力斗争这一中心，剪裁组织，生动描写，鲜明渲染，突现出一个不畏强暴，同情人民，清廉耿介的优秀形象，文章绝少抽象赞扬和主观抒情，而是直叙人物言行，并通过对比和侧面描写衬托人物的性格。此外宋代散文家苏轼更是转益多师，成就巨大，他的传记文《方山子传》描写人物生动形象，神奇毕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时至袁宏道则有所创新地沿袭了前代人物传记的特色。《徐文长传》一文吸取了《国策》、《史记》等史传文学“以事传人”的长处，选择了徐渭一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事例来展现他的才华、个性与不幸的结局，但作者对这些事例并不象《国策》、《史记》那样作完整的铺叙记述，只是粗略介绍，意到即止。作者在粗略陈述徐渭事迹的同时，往往抓住所记之事的突出特征，赋以一两笔简洁而生动的描绘，以凸现徐渭其人其事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如写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之事时，作者用“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

不敢举头”来烘托，反衬徐渭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性格；写徐渭晚年佯狂，用斧锥自戕，则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来显现其事之真切，离奇。这些描绘，使读者对徐渭其人其事留下了清晰而又深刻的印象，历久难忘。可以说，作者对《史记》等描写人物的妙处是心领神会的，所以能够不拘形迹而汲取其神韵，得心应手地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从而使这篇人物传记在人物描写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与前代一些传记文章比较，应该说是有其“似而非似”的地方；既有因袭，相似的地方，又有创新，不同之处。袁宏道这种不同凡响的传记特色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在他之后的清代侯方域、魏禧、方苞的一些人物传记均走这条路。

袁宏道是晚明文坛“公安派”的领袖。他生于“前后七子”复古文风炽烈之时，对当日厚古复古的风气深恶痛绝，极力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他认为“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有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种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与？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与？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如此看来，他在《徐文长传》中描写人物上的矫变，或许还是针对时弊而作的，是他对文学理论的贯彻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