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缙绅会议

论俄国缙绅会议

曹维安、谢慧芳

[内容提要]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俄国学者多从西欧政治制度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俄国缙绅会议，认为它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制度。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俄国缙绅会议在起源、作用上都有很大不同。它只是在16—17世纪发挥了短暂作用，并没有演变为西欧那样稳定的等级代表制机构。缙绅会议的代表制只不过扩大了沙皇进行统治的阶级基础，成为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可以利用的工具。使用西方模式和概念来认识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只能说其像谁，而不能说其是谁。

[关键词]俄国，缙绅会议，等级代表制

俄国历史上有没有代表制的民主传统?史学界大都会给出否定的回答：不，俄国存在的是沙皇专制传统。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除了沙皇专制传统以外，俄国历史上还存在着代表制的民主传统，如古罗斯的维彻(市民大会)，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长期存在的地方自治，1864年改革中的地方自治机构选举，1905年革命后的国家杜马选举，以及苏维埃的选举经验等。

[作者介绍]曹维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慧芳，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教师。（西安 710062）

本文拟通过探讨俄国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阐明什么是缙绅会议?它是怎样召开的?又何以消亡?缙绅会议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有何异同?如何评价缙绅会议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以期从缙绅会议来说明俄国代表制度与沙皇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俄国缙绅会议的概念

“缙绅会议”在俄语中为“земскийсобор”。其中“земский”一词的本意是“土地的、国土的”，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地方的”，以及“国家的”。而“собор”(会议)一词在16世纪通常用在最高宗教僧侣集团的会议和宗教界集会的语境里，沙皇和他的近臣往往也会参加这样的会议。其实，世俗性质的会议在16世纪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совет”(会议)。“собор”一词用于世俗会议第一次出现是在1604年，并在17世纪初形成惯例。[1]

在17世纪的文献中，并没有出现缙绅会议这一专门用语，但可以看到对它的描述：当选者是为了“沙皇和全国事务”而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整饬国家事务”；这是一个有关“全国机构”、“各级官员”、“地方管理和司法审判人员”方面的会议。简言之，缙绅会议就是由沙皇召集的具有全国性质的会议，而会议的内容一般集中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问题上。

奇怪的是，“земскийсобор”这个词组的起源几乎无人知晓。这一表述为斯拉夫派的К.С.阿克萨科夫在1850年首次使用；后来，俄国历史学家С.М.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把这个术语用到了自己的著作《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中。[2]从那时起，“земскийсобор”就作为缙绅会议的专门用语在学术著作中被确定下来。[3]

由于缙绅会议的史料非常有限，所以缙绅会议长期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最早提到缙绅会议的是俄国贵族史学家Н.М.卡拉姆辛(1766—1826年)。他在19世纪初出版的《俄罗斯国家史》一书中首次公布了17世纪的《俄国皇室系谱》，其中涉及了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时期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缙绅会议的情况。

二、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的召开

16世纪初，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后，国家政权由莫斯科大公和波雅尔杜马(大贵族会议)共同掌握。波雅尔杜马既是国家最高的行政、司法机构，也是最高立法机构，其立法程序是“君主批示，(波雅尔)贵族裁决”。在行政上，波雅尔杜马领导中央各衙门的行动，并监督各地行政管理事务。[4]在伊凡四世以前，超过半数的波雅尔杜马成员是先前各公国独立执政的王公，由于“门第制”的制约，就连莫斯科大公也不能随意任命波雅尔杜马成员。尽管如此，波雅尔杜马在俄罗斯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它保障了对全罗斯的唯一君主权力的支持；第二，它协助克服了各种封建分裂因素。

这时，严重的问题是在地方管理制度上。从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时代起，莫斯科国家的地方管理权就掌握在地方长官和乡长手中。地方长官管理附属几个县的城市，乡长则管理一个乡。地方长官和乡长手下还有不少仆役听差作为随从，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官员，而由地方长官和乡长委任。地方长官一般是波雅尔贵族，按门第高低原则任命。他们过去都是封邑王公，国家统一后开始为国君服务。地方长官的一切公私费用都由当地村社来提供，这就是“食邑制”，或称为“供养制”。被供养的不仅有地方长官、乡长及他们的家属，还有他们的许多族人、仆从、私人卫队。对有食邑的贵族来说，他的执政行为完全是为了获得收入，因为获得收入是食邑的真正目的。这样，地方长官供养制就成为地方社会的沉重负担，引起了包括服役贵族和工商居民在内的地方民众的极大不满。

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死后，由于继位者伊凡四世年幼，中央的波雅尔贵族各派别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致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俄国历史上称作波雅尔当政时期(1538—1547年)。1547年1月，17岁的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伊凡四世即位初期，俄国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尖锐起来。首都波雅尔贵族无休止的倾轧和内讧，地方上的食邑贵族(地方长官)无法无天，加之行贿受贿和

滥用权力行为横行，终于使民众的不满在各地演变成一连串的人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便是1547年6月的莫斯科起义。

为了巩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就必须加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以新方法改变行政管理体系，并最终加强君主权力。俄国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臣会议”成员、都主教马卡里和出身于下层的科斯特罗马县小领主阿列克谢·阿达舍夫，还有来自立陶宛的服役贵族伊凡·佩列斯韦托夫，他们都受过教育并是君主专制的热烈拥护者。正是佩列斯韦托夫最先在俄国提出了变革国家管理制度和军事服役制度的思想，他曾两次上书伊凡四世，主张限制波雅尔贵族的统治权力，让服役贵族参与国家事务，沙皇应当依靠服役贵族加强中央集权。

[5]而在童年饱受波雅尔贵族肆虐之苦的沙皇也决心扭转危机局面，改革旧制，结束波雅尔贵族的专横统治。沙皇和“重臣会议”找到了各个统治阶层间的妥协点：举办全国“调解会议”。

1549年2月，沙皇同都主教进行一番商议之后，下令召集全国各城市代表开会，这就是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

1549年2月27日，沙皇佩戴着十字架来到红场。沙皇站在高台上进行一番祈祷之后，先向都主教说：“都主教，我要求你当我的助手，捍卫博爱。我知道，你是希望大家博爱的，做好事的。”接着，他言辞激烈地叙述了自童年以来经历的波雅尔贵族统治的混乱现象，然后突然对红场上的波雅尔贵族们愤怒地说：“你们这些不仁不义的贪财者、吸血鬼、办事不公的家伙!你们使多少人流眼泪，你们怎么向我们交代?我是没有沾染血迹的，你们等着报应吧!”接着，沙皇向大家鞠躬致意，说道：“人是上帝的。我们是上帝赋予的，我要求你们信仰上帝，彼此相爱。你们遭受的屈辱、破产和付出的重税，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要求

你们彼此抛弃敌意，摆脱苦难……我将亲自保卫你们，为你们判断是非曲直，我要消灭不公正的现象，让吸血鬼们得到应有的报应。”[6]

2月29日，沙皇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对参加会议的军队长官、服役贵族、世袭贵族、波雅尔子弟(Боярскиедети，指为国家服军役和担任公职的小地主，并非指波雅尔贵族的子弟)进行了单独讲话。

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沙皇严厉斥责了波雅尔贵族欺压各地服役贵族和小贵族及“基督徒”的行为。沙皇以贬黜和死刑来威胁波雅尔贵族，要求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尽管言辞激烈，沙皇讲话的主旨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

在会议中，沙皇同都主教和波雅尔贵族达成两项协议：除了杀人和抢劫罪以外，服役贵族不再受各地地方长官(一般由波雅尔贵族担任)审判；编纂沙皇新法典以弥补1497年法典(伊凡三世于1497年颁布的法典)中的不足，新法典后来于1550年颁布。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个等级，可以大致分为波雅尔贵族(包括御前侍臣、大管家、司库等)、服役贵族和军事服役人员(包括军队长官、世袭贵族、波雅尔子弟等)两个主要等级。不过，工商业等级代表是否参加会议还不很明确，他们被冠以一个含糊的称呼——“基督徒”。

对于这次缙绅会议，历史学家В.О.克柳切夫斯基把它的时间界定为1550年；后来的学者通过对第一届缙绅会议进行考证后，现在已经确定其时间为1549年。

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国家管理体系中与波雅尔杜马并列的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开始发挥作用。伊凡四世召开缙绅会议的目的，是要缓解国内

各阶层严重对立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手段则是要进行改革，尤其是改革地方管理机构和地方法庭。因此，缙绅会议在俄国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出现不是偶然或者临时性的；它的召开，与伊凡四世和“重臣会议”决定进行地方体制改革，并以县、乡地方自治机构取代“食邑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我们的缙绅会议是由于伊凡沙皇进行地方体制的改革而产生的，它同地方体制的改革在同一时间产生”[7]。

三、俄国16世纪至17世纪的缙绅会议

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据苏联学者Л.В.切列普宁统计，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俄国一共举行了57届缙绅会议。他重新界定了16世纪至17世纪每一届公开的会议，其中16世纪召开了11届，17世纪召开了46届。[8]不过，他界定的部分缙绅会议还没有为史学界所公认。

在此期间，缙绅会议成为国家新的中央管理机构，具有谘议和立法职能。缙绅会议审理最重要的国家内政和外交问题。沙皇期望通过缙绅会议与地方人士协商这些问题而取得他们的赞同，并进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缙绅会议的参加者有波雅尔杜马成员，“主教公会”(以都主教为首的最高宗教界代表)，来自“服役人群”(首先是服役贵族)的选举代表，来自城关区的“纳税”居民(商人、手工业者)的选举代表，甚至还有国有农民的代表。缙绅会议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服役贵族等级和城市工商居民，这些社会阶层参与国家事务无疑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服役贵族等级的代表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地域范围上都是最为庞大的。服役贵族等级中有来自首都的高级贵族，他们担任着中央政府委派的军职，执行中央的任务；还有担任地方军职、文职的波雅尔子弟以及县百人队的长官，他们都担任

一定的职务或是各地的军事服役人员，通过委任的方式参加会议。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他们的“代表资格不是由社会群众选举的，而是由政府根据职务或称号来邀请”[9]。尽管如此，毕竟他们是来自地方的代表，能够反映地方的声音，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唯一可行的地方选举方式，毕竟当时俄国还不具备全体自由民选举的地方基础。

工商业等级作为来自社会的代表，在16世纪缙绅会议中的作用要比上述几个等级小一些。在各类工商业者中，首都上层工商业者承担着国家财政工作方面的重要职责，地方上的商人受政府委托，管理其家乡的财政事务，如酒类、关税等业务，为政府主持各种商业活动。在1566年，商界高层代表是被直接邀请到缙绅会议中的，因为这时的商界代表还未经选举产生。而到了1598年召开的缙绅会议，商界如同贵族一样，被按照资本的多少和财政工作职务的高低划分了不同等级：高级商界是由客商以及市场和集市这两个商业公会的商人组成的，客商显然是全部被邀请与会，但商业公会的长老和会长是根据职务被邀请或被派去参加缙绅会议的。[10]

俄国缙绅会议没有确定的职能，没有常设代表，也没有选举代表的规范和期限。16—17世纪每一届缙绅会议的形式和参加者的成分都不尽相同，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没有定制。例如，1566年缙绅会议共有代表374人(其中教会等级32人，波雅尔杜马和衙门主事63人，服役贵族等级的代表最多达到了204人，工商业等级代表75人)[11]；参加1598年缙绅会议的代表456人(另一说为512人)；参加1642年缙绅会议的代表共192人；参加1649年缙绅会议的代表约350人。1613年会议是俄国缙绅会议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与会各等级代表将近700人；这次会议的另一大特色是有两个国有农民的代表参加。

“大动乱时期”(1604—1613年)的一系列事件大大提高了缙绅会议的权威，它开始拥有当局的一切最高特权，同时行使立法和政府行政职能。按照Л.В.切列普宁的说法，在“大动乱时期”召开了22次缙绅会议，[12]说明国家当时对缙绅会议的依赖和需要。

但是，随着17世纪后半期沙皇权力和衙门机构的加强，沙皇政府对缙绅会议就越来越不需要了。据克柳切夫斯基的统计，在沙皇米哈伊尔(1613—1645年在位)时期，缙绅会议召开过10次以上；在沙皇阿列克赛(1645—1676年在位)时期，只召开过5次，并且只是在他统治时期的头8年内举行，缙绅会议也从所有等级参加的会议变成只有两个等级参加的会议或一个等级参加的贵族会议，甚至变成专门人员的协商会议；到沙皇费奥多尔(1676—1682年在位)时期，缙绅会议就一次也没有举行过。[13]

最后一次缙绅会议在1653年召开，目的是解决合并乌克兰问题。此后政府仅召开部分等级参加的协商会议。不过由“全国”来批准君主的选举被认为是必需的，因此在1682年两次召集莫斯科官员开会以代替缙绅会议：第一次是选彼得登上皇位，第二次又选彼得和伊凡两个沙皇共同执政。

四、俄国缙绅会议的作用

考察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明缙绅会议的作用。

缙绅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俄国的一些外交与战争问题。例如，1566年的会议、1580年的会议决定了立沃尼亚战争的继续和结束；1632—1634年的会议赞成最高政权收回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意向，并提出结束为斯摩棱斯克而与波兰的战争；1642年的会议表示撤销顿河哥萨克对土耳其的亚速堡的围攻，因为俄国不具有与土耳其进行战争的实力；1653年的会议赞成乌克兰并入俄国并向波兰宣战。

在缙绅会议上通过修订法律的决议，这是1549年会议和1649年会议决定的。前一次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1550年《法典》；后一次会议的结果则是通过了1649年《会议法典》，1649年《会议法典》在俄国一直应用到1832年。

解决财政问题的缙绅会议有1616年的会议、1619年的会议、1621年的会议和1628年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等级对新税赋、役务、特别征收款达成一致。这些会议有利于消除大动乱年代的不良后果，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的统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缙绅会议权威的显著表现，是在俄国留立克王朝的费多尔·伊凡诺维奇(1584—1598年在位)死后，缙绅会议协调一致把新君主送上皇位。1598年缙绅会议为把鲍里斯·戈杜诺夫(1598—1605年在位)送上皇位进行表决；1613年会议则确认了新的罗曼诺夫王朝。

学术界对俄国缙绅会议的作用目前尚存在很大争议。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С.М.索洛维约夫认为，缙绅会议是以伊凡四世为代表的国家制度与氏族利益的代表者波雅尔贵族进行斗争的一个证据。斯拉夫派的К.С.阿克萨科夫(1817—1860年)则对此表示反对。从缙绅会议具有人民性的观念出发，他认为缙绅会议是古罗斯维彻(市民大会)的继续，统一国家的建立导致了缙绅会议的产生：“第一个沙皇召开第一次缙绅会议……沙皇与人民的关系决定于：政府——权力的力量，土地——意见的力量。”缙绅会议具有“意见的纯道德力量，没有任何外部强制的掺杂。”[14]看来，阿克萨科夫把缙绅会议过分理想化了。

一些贵族史学家认为，俄国的缙绅会议可以看做是俄罗斯人集体对专制制度、对沙皇表示忠诚的一个特征。

历史学家В.О.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会议上来自各等级的代表，与其说是自己阶层或者行业的全权代表，不如说是政府所认可的来自这个行业的全权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不是为了让他们对政府提出自己的选举人的需要和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是为了要他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承担责任。政府要求其在每项事务上提出建议，然后回去负责任地传达政府通过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在归纳情况和听取建议的基础上形成的。”[15]“举行这样的会议，是为了就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拟定总的决定，并由与会人士承担连环保，保证贯彻缙绅会议的裁决”。[16]克柳切夫斯基的研究表明，缙绅会议支持和完善了沙皇的政策，而不是限制他的权力。限制皇权的问题从没有在缙绅会议上提出过。

苏联学者Л.В.切列普宁、М.Н.季霍米罗夫、Н.И.帕夫连科等人则认为，这些代表是为了表达其等级利益而从地方选出的人。[17]当代俄罗斯学者鲍·尼·米罗洛夫也认为：“缙绅会议和民选代表在参政时所表现出来的重要作用令我们确信，官宦和市民至少算是16—17世纪的参政主体，民众赞成与否是国家重大举措具有合法性的必备条件。这一事实表明，民众是参政的主体。”“缙绅会议……仍不失为限制皇权的代议机构。”[18]

笔者基本赞同克柳切夫斯基的观点。尽管缙绅会议在16—17世纪解决俄国外交、战争、立法、财政诸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必要时还可以选举沙皇，但在俄国经济落后、工商等级力量弱小的社会条件下，它只是在16—17世纪发挥了短期作用，而并没有演变为西欧那样稳定的等级代表制机构。缙绅会议的代表制只不过扩大了沙皇统治的阶级基础，成为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内可以利用的工具。用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就是，“人民代表制产生在我们国家不是为了限制政权，而是为了找到一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这就是它同西欧代表制的区别”。[19]

五、俄国缙绅会议的消亡

关于俄国缙绅会议的消亡，克柳切夫斯基写道：“17世纪缙绅会议的历史是它解体的历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缙绅会议是由于没有国君的国家临时需要摆脱无秩序和无国君状态而产生的，而后来，它又由于新政府暂时需要巩固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当国家还没有从僭位称王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新王朝和它依靠的阶级、神职人员和贵族需要缙绅会议。而随着局势的稳定，政府对缙绅会议的需要就减弱了。”[20]之所以如此，是由于17世纪俄国的社会等级和国家机构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大动乱时期”过后地方自治名存实亡，国家主要靠军政长官来管理地方。这样，缙绅会议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了。

1649年《会议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俄国农奴制度被完全确立下来。1613年缙绅会议上刚刚开始出现国有农民选举的代表，但是这些农民代表很快就被农奴制度所排除。以后的缙绅会议再也没有农民的参与，这使缙绅会议失去了全国基础和全民性质，使它成为只是上层等级的代表制机构。

在17世纪的缙绅会议中，工商业等级本来属于地位比较低的等级，他们虽然直接担负着缴纳和管理国家赋税的使命，却只有责任和义务，而没有相应权利的保障。工商业等级在政府眼中是那样无足轻重，甚至政府在准备向工商业等级居民征税时，都没有让他们参加会议。最后，工商业等级也退出了缙绅会议，使缙绅会议愈加失去全国等级代表会议的性质。

17世纪以前，沙皇给服役贵族的土地赏赐是以封地方式进行的，只限于封地贵族终身占用，封地不能世袭。而在17世纪以后，沙皇给服役贵族的土地赏赐就主要采用世袭领地方式了。到17世纪中期，1649年《会议法典》又准许服役贵族以优惠价格把先前的封地购置为世袭领地，从而使服役贵族的封地与波雅

尔贵族的世袭领地的界限逐渐消失，服役贵族与波雅尔贵族的地位差别开始淡化。另一方面，由于1649年《会议法典》把全部地主农民以法律形式固定在土地上变成地主的农奴，服役贵族与波雅尔贵族竞相争夺劳动人手的矛盾也基本得以解决。随着经济地位的稳固，这时一般的服役贵族都把缙绅会议当成役务，极不情愿去参加。随着服役贵族逐渐退出缙绅会议，缙绅会议的社会等级基础就完全瓦解了。与此同时，在17世纪，服役贵族的政治地位则不断提高，使得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军队里开始得以顺利排挤波雅尔贵族。许多服役贵族作为官僚进入大大扩展的国家中央行政机构——衙门之中。在地方，各地军事和行政长官也都由沙皇从服役贵族中任命。

相辅相成，在大量作为官僚的服役贵族的支持下，沙皇的权力更加强大。17世纪80年代，费多尔沙皇公开烧毁了官方的品级簿(即废除“门第制”)，把对地方军政长官的任命权完全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沙皇还对波雅尔杜马进行改革，把一些忠于自己的有才干的服役贵族塞入杜马，并逐渐控制了波雅尔杜马。这与17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的权力形成对照：“虽然他是专制君主，但是不同大贵族(即波雅尔贵族——引者注)商议，什么也不能做。”[21] 不仅如此，教会在沙皇强权之下也不得不开始低头。阿列克塞沙皇继位以后，曾支持主教尼康的改革(目的在于加强沙皇政权并稳固中央集权)，但尼康坚持教权高于君权，因此他便被沙皇抛弃。这说明“教会居于世俗世界之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17世纪后期，俄国社会中各等级的独立政治特征越来越明显，相互间的矛盾分歧也越来越大。在缙绅会议上，各等级意见不一，他们一方面不满足自己的处境和既得利益，抱怨政府分派的负担不公平，另一方面则极力把自己的负担推到别的等级头上。这时，各等级代表为国家利益共同出谋划策的情况越来越少

见，更多的是为彼此的利益争执和冲突。随着缙绅会议成员的分解和会议的停开，它最终被政府用协商形式的会议所取代。

俄国缙绅会议是16世纪沙皇为了对抗波雅尔贵族的权力而召开的，到17

世纪后期也是由于沙皇权力和官僚机构的加强而停止，它就像沙皇一件穿旧了的破衫，说扔就扔掉了。俄国各社会等级为什么对此竟然没有反应，难道他们对等级代表会议就完全没有需要?克柳切夫斯基对此解释道：“动乱时期的磨炼和沙皇米哈伊尔时期缙绅会议活动的加强，并没有把社会的政治觉悟提高到足以使缙绅会议代表制成为社会的迫切需要，足以使缙绅会议从政府的临时辅助手段变成捍卫人民需要和利益的常设机构的程度。在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把缙绅会议代表制看成是这种政治需要的有影响的阶级。”[22]笔者深以为然。

六、俄国缙绅会议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之比较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学家、史学家С.В.尤什科夫在苏联史学界首先提出了在16世纪中期俄国政治制度上开始形成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看法，并认为缙绅会议是其主要证据。[23]此后，苏联历史学家一般都把缙绅会议界定为等级代表机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对历史上俄国政权中的代表制度愈加重视起来，并把缙绅会议看作俄国代表制的一个传统。例如，2004年出版了一部由多位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专著《俄国的代表制政权：历史与现实》，此书由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Л.К.斯里斯卡教授主编，其第二章“16—17世纪政权中的等级代表制度”，[24]就直接从等级代表制的角度来看待缙绅会议。这与沙俄时期的一些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企图在缙绅会议中寻找俄国代表制度原型的做法一脉相承。

虽然苏联和俄国史学家大都把俄国缙绅会议看成是西欧封建等级议会那样的等级代表制度，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第一，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俄国缙绅会议是在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后才出现的，而西欧各国的封建议会则是在封建等级制时期，即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出现的。

第二，两者参会各等级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西欧参加封建议会的各等级都会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去制约和限制王权；而在俄国，尽管波雅尔贵族杜马为自己的利益去限制沙皇的权力，但应沙皇之召而参加缙绅会议的服役贵族和工商业等级都支持沙皇拥有专制权力，想以沙皇的专制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第三，两者参会各等级的思想观念不同。西欧参加封建议会的各个等级具有很强的私有制观念，国王征税必须经各等级(经议会)同意，由此形成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西欧封建制的传统还使得他们形成“统治必须基于臣民同意”的观念。而参加俄国缙绅会议的俄国各社会等级的私有制是一种“不充分的私有制”，各等级更多表现出一种“权力所有制”观念，政治权力大于私人所有权。

第四，两者的市民在等级代表会议上的政治影响不同。比起西欧的市民，俄国缙绅会议上的工商业等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要弱小得多。

第五，与西欧封建议会相比，俄国缙绅会议不是一个常设性机构。俄国没有像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那样，以专门法律来规定缙绅会议的职能、代表的选举条件及组织原则，所以俄国缙绅会议不是一个常设性机构，它只是在需要解决重大问题时才召开，而且出席每一届缙绅会议的等级代表都不尽相同。不仅如此，正是在西欧的封建议会的基础上才发展起西欧近代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封建议会即使经过西欧的专制君主制阶段也没有完全消失，并作为西欧的封建传统被保留下来。而俄国缙绅会议只存在了一百多年就寿终正寝了。

第六，与西欧封建议会的等级代表选举机构相比，俄国缙绅会议的等级代表选举机构要弱。缙绅会议的两个主要部分——“主教公会”和波雅尔杜马都是独立机构，真正能体现“代表制度”原则的只有服役贵族和工商业者的代表，而且由于地方选举机构不够健全，这些等级的代表经常是由地方公职人员直接充任，“选举”性质并不明显。

说到等级代表君主制，就要牵扯到俄国等级的概念与各等级何时形成的问题。从19世纪起，俄国史学界对等级制度形成的认识受到西欧，尤其是受到德国历史和法律思想的影响，这与德国社会的法律体系比较发达有关。德国学者特别注意等级的法律特征，强调法律明确规定的等级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受此影响，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关于“阶层(即等级——引者注)的概念”就说道：“阶层，这是国家法的一个术语，它意味着一定系列的政治设施。人们把按权利和义务划分的社会等级称之为阶层……阶层划分完全是法律的划分。”[25]实际上，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各阶层史”就是俄国各等级的形成史，其形成的标志正是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的贵族和城市特权诏书。由此出发，俄国等级制度形成的时间就要到18世纪。正是在那时，俄国才具备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等级特征。这样一来，不仅出现了与多数苏联和俄罗斯史学家认为16世纪中期俄国开始形成等级代表君主制这一看法的矛盾，还出现了俄国16—17世纪的“等级”还算不算等级的问题。因为16—17世纪俄国的“等级”对国家只有义务，却没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正是以此为基础，克柳切夫斯基认为，16—17世纪俄国各等级的特征不是权利的不同，而是义务的不同。不要说对国家负有纳税义务的工商居民的权利，就连对国家负有服役义务的服役贵族的权利也还在争取之中。如此，还能说16—17世纪的俄国存在着西欧意义上的等级，还能认为16—17

世纪的俄国缙绅会议就是西欧那样的等级代表制度吗?

由于16—17世纪俄国的等级特征不符合源于西欧法律意义上的等级特征(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一些俄国学者把16—17世纪的俄国等级称之为“准等级”，称之为“社会集团”。这些“准等级”虽然没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但却有对国家的义务，这主要就是16—17世纪的俄国服役贵族阶层和纳税阶层。随着这些“社会集团”的自我意识、共同行动能力、自我协调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随着各社会集团与国家政权相互之间不断的合作与斗争，在17世纪中期以后，俄国各“社会集团”或“准等级”内部的状况逐渐划一，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解释也就逐渐接近西欧含义上的等级特征了。[26]

在笔者看来，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更接近于东方，但东方的专制制度在确立之前似乎并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等级代表制度阶段。俄国学者习惯使用西欧模式，但西欧的政治发展模式和西欧的等级概念是在西欧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用西欧政治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俄国的等级总感到不那么贴切。虽然近年来俄国学者鲍·尼·米罗洛夫提出了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新模式：17世纪的人民君主制——18世纪的贵族世袭专制——19世纪上半期的合法君主制——1906年至1907年二元法制君主制，[27]但这个模式目前似乎还缺乏权威性，尤其是其没有概括俄国17世纪以前的政治发展阶段。

总体来看，目前学者们使用西欧模式和概念来认识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只能求相似或相近，获得一个大体上的印象而已。这样的理解自然只能是肤浅的认识，只能说其像谁，而不能说其是谁。如何深入认识俄国的等级代表机构?如何认识俄国特点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模式?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晓华)

注释：

[1]Х.Й.托尔克：《所谓缙绅会议》(Х.Й.Торке，“Такназываемыеземскиесоборы”)，《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91年第11期。

[2]С.М.索洛维约夫：《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С.М.Соловьев，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древнейшихвремен)第5卷，莫斯科1961年版，第348页。

[3]Х.Й.托尔克：《所谓缙绅会议》，《历史问题》1991年第11期。

[4]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9页。

[5]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0—167页。

[6]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65页。

[7]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81页。

[8]鲍·尼·米罗洛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9]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72页。

[10]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71页。

[11]А.А.济明：《特辖制》(А.А.Зимин，Опричнина)，莫斯科2001年版，第109页。

[12]Л.В.切列普宁：《16—17世纪的俄国缙绅会议》(Л.В.Черепнин，ЗемскиесоборыРус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вⅩⅥ－ⅩⅦ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83—384页。

[13]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0页。

[14]К.С.阿克萨科夫：《阿克萨科夫全集》第1卷(К.С.Аксаков，Полн.собр.соч.Т.1.)莫斯科1861年版，第150页；转引自А.А.济明：《特辖制》，第101页。

[15]В.О.克柳切夫斯基：《全集》第8卷，《古罗斯缙绅会议的代表组成》(Состав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аназемскихсоборахдревнейРуси)，莫斯科1990年版，第317页。

[16]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2卷，第381页。

[17]М.Н.季霍米罗夫：《俄国16世纪的等级代表机构(缙绅会议)》［М.Н.Тихомиров，“Сословно－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еучреждения(земскиесоборы)вРоссиивXVIв.”］，《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58年第5期；

H.И.帕夫连科：《16世纪缙绅会议史》(Н.И.Павленко，“Кис

торииземскихсоборовXVIв.”)，《历史问题》1968年第5期。

[18]鲍·尼·米罗洛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118页。

[19]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11页。

[20]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09—210页。

[2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133页。

[22]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11页。

[23]С.В.尤什科夫：《19世纪以前俄罗斯封建国家的政治形式问题》(С.В.Юшков，“Квопросу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русскогофеодальн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доⅩⅨв”)，《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1950年第1期。

[24]Л.К.斯里斯卡主编：《俄国的代表制政权：历史与现实》(Подобщ.Ред.Л.К.Слиски，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аявластьв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исовременость)，莫斯科2004年版，第39—73页。

[25]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各阶层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页。

[26]Л.К.斯里斯卡主编：《俄国的代表制政权：历史与现实》，第41—45页。

[27]鲍·尼·米罗洛夫：《俄国社会史》下卷，第106—176页。

《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2-1-26 13:5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