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和特色

巴金传记

巴金姓李，名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巴金”是他1928年8月写完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时启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使用的次数最多、时期最长，因此广为人们熟知。此外，他还用过萧甘、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二十几个笔名。

一、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

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自巴金的高祖李介菴到四川，算到巴金这一辈，李家定居四川已有五代人了。巴金出生时，三世同堂的李家已是一个长幼五十多人的大家庭了。在这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高墙深院里。巴金作为第三代少爷，受到生活最初的教育。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了。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迅速传播。巴金和他的哥哥、姐姐一道，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新刊。由各种不同倾向汇聚而成的批判旧世界、改造旧世界的时代思潮，敲击着他的心灵，打开了他的眼界，唤起了他的觉醒，使他的生命焕发出光彩。

1920年9月，在祖父死去半年之后，巴金得以和三哥一道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这是他在新思潮鼓舞下迈出的第一步。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渴望着参加社会活动，投身社会革命。

巴金对于有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决心为改造社会的事业和理想而献身的志向，为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他参与的刊物，加入的团体，写的文章，都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但从斗争矛头和社会效果看，他实际上从事的是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斗争。这些活动作为“五四”时期成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要求的。

为了寻找新的朋友，迎接新的生活，1923年5月，不满十九岁的巴金和三哥尧林一道，告别了亲人和家乡，乘木船去重庆，从重庆转赴上海。

在南京、上海求学和养病的三年半时间里，巴金结识和联系了更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并在1925年初，开始同寓居美国的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通信。这一时期，巴金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论著《面包略取》，还翻译和编译了其他一些阐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在《民钟》、《民众》、《学汇》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章。由于巴金未能投身到正在勃兴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去，也没有得到科学的理论指导，他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中，局限在无政府主义的书本上探索革命，因此，他对社

会革命的真理的认识，对如何实现祖国自由和人民幸福的探求，都面临着现实的考验。

巴金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922年至1924年初在成都和南京写的，今可见的有诗歌十六题三十首，散文一篇。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文学旬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和《妇女杂志》的诗专栏上。

二、在卢梭的故乡

1927年1月15日，二十二岁的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道，在黄浦江边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热”号邮船，自费去法国。

为了让在国内的大哥和三哥了解自己在海上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让他们通过文字跟自己一道游历，巴金在船上陆续记下沿途的见闻感受，到巴黎后又补记了未及写完的部分，然后寄给了三哥。尽管这本题为《海行杂记》的集子是1932年10月经整理后才出版的，它却是巴金写的第一本散文集。

到巴黎后，从1927年3月起，巴金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让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消息传到法国，使巴金极度苦闷。这段时间，巴金以鲜明的爱憎，写了许多短文，发表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月刊上。

为了向大哥表明自己不能走他所期望的“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道路，使大哥更了解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所选择的道路，巴金找出旧稿，续写了几章，连同已写的片断整理重抄为二十二章的《灭亡》。小说在1929年1月至4月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成为轰动当年文坛的一部作品。从此，“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巴金，以不同凡响的身手闯进了文坛。

《灭亡》不仅是巴金进入文坛的奠基之作，也为他以后的创作内容开了一个端绪。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活动和思想性格，成为了巴金抗战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三、“正式地写小说”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祖国，定居上海。

1931年是巴金把全部精力贡献在文学创作上，并得到丰饶收获的第一个年头。巴金从1931年起正式献身文学创作，这是他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进展。

1931年到1937年初，巴金写成中长篇小说十部，出版短篇小说集十部，散文集六个，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为当时最令人瞩目的优秀青年作家之一。巴金这一阶段的创作，不仅保持着初期的热情和战斗锋芒，在题材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上，又都有明显的开拓。他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颂扬知识青年对现实的反抗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的眼光，逐渐伸向下层社会，广泛描写工人、农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更把笔指向封建势力，深入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封建制度的罪恶。同时，还以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断抨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33年12月，巴金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内沈从文的家里，完成了中篇小说《电》。总题为《爱情的三部曲》的《雾》、《雨》、《电》是巴金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他自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最为喜爱的一部作品。小说以爱情纠葛为引线，着重表现一群革命青年在反抗现实的斗争活动中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颂扬改变现社会的坚定信仰和为理想不惜献身的英雄主义。

巴金虽未能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但一直支持和赞助左翼文学运动，他同茅盾、冯雪峰等都有交谊，在他主编的《文学丛刊〉中，就收入了鲁迅、茅盾、张天翼、沙汀、艾芜、周文、蒋牧良、叶紫、萧军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936年他为赵家壁编辑的《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选入萧红、芦焚（师陀）和丁玲各一篇小说。他还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1936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二十一个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从这以后，巴金在文学道路上迈开了更坚实的步伐。

四、《激流三部曲》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月18日起，到第二年5月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年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年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书。

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系列小说，在巴金的心中酝酿了多年。

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象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象《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五、“用火烧我自己”

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创办由《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著名刊物组成的战时联合刊《呐喊》（后改名《烽火》），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这之后，他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气息，闪耀着战斗的色彩，表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未能与会，仍当选为理事。

巴金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

六、从“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巴金迁徙流离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旧居。巴金于这年12月底写完了他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寒夜》。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发展，巴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他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巴金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既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现。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义色彩逐渐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逐渐收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愈益发扬，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艺术表现上，深沉而压抑的控诉，取代了反抗斗争的呐喊，对于生活现象本身饱含情愫的客观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观激情的直接倾泻。所有这些，不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于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他和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后，巴金经历了自走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默时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应邀北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这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七、新的声音

1949年10月1日，是巴金毕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在北京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无比激动和振奋的心情，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

从建国到1966年初的十六年间，巴金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经常深入实际生活，并参加了国内外许多社会活动。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大会代表，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主席、《收获》主编等职务。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巴金贡献了应有的力量。这一时期，他满怀由衷的喜悦之情，写出了近八十万字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并翻译了屠格涅夫、高尔基和迦尔洵等的一些作品。从1957年5月到1961年11月，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了收入自己1927年到建国前几乎全部文学创作的十四卷《巴金文集》。

这四百多万字的文集，是他三十年来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的结晶，显示着他文学工作的实绩。

这一时期，巴金的作品呈现出建国前作品从来没有新特点。这首先表现在题材和主题方面。在崭新的生活面前，他放下了那支“写旧中国、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剥削阶级的腐朽没落，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痛苦、死亡”的笔，转而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朗声歌颂新的生活。其次，热烈，高昂，乐观，坚定，成为了巴金新作的基调。这些作品一扫建国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忧郁、痛苦的调子”。这是新时代、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变化的写真。昂扬的调子，充实的感情，宏亮的声音，为巴金那真挚热情的一贯风格增添了新的光彩。

反映朝鲜战场的生活和斗争，描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精神，是巴金建国后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

礼赞伟大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讴歌幸福的新生活和美好的新事物，抒写自己在新时代里欢乐而振奋的情怀，在巴金的新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使巴金那颗燃烧的心更加炽热。

在巴金的新作中，还有不少记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的篇章。

八、“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

从1978年底起，巴金开始写作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的《随想录》，到1984年已出版了四集。这些就文学和生活的种种问题发表看法的文章，不论是现实的感兴，还是往事的追思，既把笔触伸向社会和历史的深处，又坦率地挖掘自己的灵魂，表现出巴金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的严峻思考。他所写的不仅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照出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在这些寓深沉于平淡的文章中，巴金把心交给读者，毫无掩饰他讲出自己心里的真话。《随想录》显示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真实自然的人格光辉，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尊敬。

1981年，巴金编选了收入1927年到1981年主要作品的十卷本《巴金选集》。这是继《巴金文集》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巴金作品集。他把编辑工作当作“后事”之一来做，使这部选集能“保留我的真面目”。此外，他还先后编辑了建国三十年散文选集《爝火集》，以及收入建国前后有关文章的《序跋集》和《怀念集》。

对于巴金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辛勤劳动，对于他为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一起，并列为“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文学巨匠”。1980年以后，他先

后被选为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6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会推举他为上海市文联名誉主席。

巴金杰出的文学成就，还使他为中国人民、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荣誉。几十年来，他的许多作品先后被译为英、俄、日、法、德、瑞典、朝鲜和世界语等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1982年4月他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5月，他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授勋仪式上称颂巴金是“大师”、“不朽作家”，是“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并说：“你不仅是中国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你为人类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4年5月，巴金被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特邀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与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巴金表示：“我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到死也不愿放下笔的作家。”（《大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