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浅析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摘要】当代诗歌逐渐被现代社会“边缘化”了，同样读者、社会也被诗歌“边缘化”了。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出现了巨大的“不融性”，但是它们又在有着不可忽视的“互存性”。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当代诗歌、现代社会、不融性、互存性

前言

当代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而大家似乎习惯了对当代诗歌这样的评价，也习惯了当代诗歌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对诗歌的“边缘化”问题，已经有很多理论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它们或站在诗歌的角度，认为是现代社会造成了诗歌的没落；或站在社会的角度认为是诗歌脱离了社会，脱离了读者，而很少从这两者的关系上进行分析。

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出现了巨大的“不融性”，同时它们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互存性”，这种关系也体现了当代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好比绿叶与花朵的关系，而现代社会的这片绿叶却正在枯萎，失去生机。这花朵没有了绿叶的点缀，就失去了作为一束花朵应有的美丽。其实，绿叶的作用不单是点缀花朵，更重要的是它为花朵提供所需要的养分。也许有人认为，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对社会的一种点缀，是可有可无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一个时代里，“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髓所在，代表着文学的最高成就”。〔1〕另外，当代诗歌还有更巨大的作用——推动时代前进的巨轮。这样的观点，或许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但事实的确如此，正如同崔永元所说：“没有诗歌的时代是没有希望的时代。”

但是，也有人提出现代社会这朵红花不是只有诗歌这一片绿叶，不是还有诸如小说、散文那么多片绿叶吗?艾青曾说：“我不知道人类能否有一天离开诗而生活……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会有一天失去了思想感情的最高活动……匍匐着，匍匐着，将是怎样的一种鳄鱼啊。”〔2〕显而易见，艾青认为诗歌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感情活动，如果失去了诗歌，也就失去了文明。在现代社会中，这颗代表着文明的星，已经黯然失色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因为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不融性”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这样的“不融性”既表现在现代社会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当代诗歌方面，这两者好像分手的情侣，彼此拒绝者对方，最后，也就越走越远，这就造成了诗歌被社会“边缘化”，社会、读者被诗歌“边缘化”的局面。

一，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不融性”

1.1:现代社会拒绝了当代诗歌

诗歌正被社会“边缘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正是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不融性”的一个具体表现。

首先，教育体制就使诗歌与可能的读者群、创作群产生了隔阂。教育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高考，从恢复至今，只有最近几年的少数高考作文试题允许考生以诗歌的形式完成考卷，这说明教育从源头上就拒绝了当代诗歌，造成了中学生对当代诗歌的误解，使诗歌与可能的读者群、创作群失之交臂，不能为诗坛注入新鲜的血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清华教授说：“如果一个考生有诗歌方面的才能，那么，他在其他文体中也一定能够写好文章。”〔3〕既然考生在诗歌方面有一定的才能，那么高考为什么要拒绝考生展现自己的才能

呢？既然诗歌方面的才能代表了考生的文学造诣，那么高考为什么要拒绝诗歌呢？高考拒绝诗歌，不仅不利于考生才能的发挥，同时也使当代诗歌失去了与其他文体平等的地位，也使当代诗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其次，是经济体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每个人都在高度关注经济生活，当年李白曾梦笔生花，而现代人做梦恐怕想的都是发财，诗歌的“边缘化”就成了很自然的事。赵本夫说过：“不仅诗歌被边缘化了，整个文学都被边缘化了。”〔4〕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诗人的身份完全被多元化了。一个诗人可能写诗，但不是以写诗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写诗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娱乐，一种业余爱好，就好比是饭后的甜点，是可有可无的。现在的“纯”诗人更是凤毛麟角了，譬如80年代“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北岛、舒婷已经很少从事诗歌的创作了，他们转而进行散文、小说的创作。而另一位著名诗人杨炼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只是在一些大学从事阶段性工作，而陷于经验、语言等方面的困境，零星的诗歌显得玄而空。还有位著名的诗人江河，已经不写诗了。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经济体制的问题造成了老一辈的创作者几乎放弃了诗歌的创作，转而从事其他的行业或者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而教育体制对诗歌的封杀，使青年群体对当代诗歌基本不了解，更遑论进行诗歌的创作。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了诗歌创作群的一个“断代”以及“真空”现象，使诗坛处于一种青黄不接、良莠不齐的境地。具体表现在，80年代还处于“黄金时代”的当代诗歌，90 年代就出现了“边缘化”问题和诗坛的“亏空”。

最后，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当前所流行的是“快餐文化”，在标榜“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下，当代诗歌的读者群局限于以诗歌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工作者以及一少部分喜爱诗歌的读者。一般大众很少去阅读诗歌，主要是因为诗歌“是一种用丰富新奇的想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高度概括地歌唱生活、抒发感情的文学载体”，〔5〕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理解、揣摩。相对于小说之类的文学样式来说，大众更容易倾向于阅读通俗易懂的小说，而不是诗歌。

由以上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当代诗歌“边缘化”问题的缘由之一就是现代社会对当代诗歌的疏离，而这种疏离正是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不融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1.2，当代诗歌拒绝了现代社会

当代诗歌被现代社会边缘化的同时，自身也远离着社会，远离着读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诗歌“边缘化”了社会和读者，而这种“边缘化”比社会对诗歌本身的“边缘化”更为严重。

首先，从诗歌理论方面来看，当代诗歌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文艺理论的私生子，现在几乎彻底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奴隶”。〔6〕王家新先生也说：“我们很可能被西方人视为一个‘国籍不明的人’”，〔7〕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诗歌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因诗歌而闻名于世的人不知凡几，而当代诗人竟然会被视为“国籍不明的人”，难道当代诗歌已经没落至此了吗？如果在外交场合被人问道：“你们的诗还是中国的诗吗？”“那还是中国的文学吗？”我们应该怎样回答？难道就只能恭恭敬敬的承认我们照搬了西方文艺理论吗？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汉语自然也不例外，而当代诗歌的创作，大都以西方的翻译诗歌作为参照物，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诗歌是不能被翻译的”，〔8〕同一首诗歌不同的人翻译就会出现不同的诗歌，翻译的人大都会把自己的主观情感加入进去，这样翻译过来的诗歌就失去了诗人创作时的意蕴，从这样的诗歌中去汲取养分，也使得当代诗歌走进了死胡同。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好不容易从政治上独立于西方国家，难道现在又要在文化上受制于西方国家吗？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诗歌的理论方面为当代诗歌寻找新的出路。“诗歌是用一种用丰富新奇的想象和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高度概括地歌唱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载体”，〔9〕而当代诗歌几乎完全失去了节奏和韵律。

令人奇怪的是，写新诗的人大都不爱读古诗，从心里就排斥古诗，说古诗“死板”,限制“自由”。但新诗与古诗其实是不冲突的，新诗理论的研究也可以从古诗中去获取，从而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当代诗歌的文学理论，进而改变当代诗歌在国际文学中的“尴尬”局面，这对诗歌未来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从诗歌的内容形式上来看，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借以传播的载体都是读者，诗歌也不例外。“一个写诗的人，专门写着狭隘得可笑的个人情感的东西称为那是‘诗’，又疲惫地拖住一种形式作为那是诗的唯一形式，更有甚于此者，竟自满那种迂腐的见解，说那样的东西才是‘真正文学上的诗’，这究竟是可悲的。”〔10〕当代的一些诗人就是抓住这样迂腐的见解在写诗，写出来的诗歌也就仅是诗人茶余饭后的闲谈，没有感染力和感召力，这样的诗歌也就使自己的读者群越发的狭窄了，也就是说诗歌内容的“狭隘性”造成了诗歌读者的流失。什么样的诗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诗歌写什么样的内容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诗歌应该表现什么样的情感？很明显，如果诗歌表达的是诗人过于“自我化”的感情，这样的诗歌是不能引起读者共鸣，更不能引起读者深思的，而这样的诗歌也会被读者和社会所抛弃。一篇优秀的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应当是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笔下无的情感，如果诗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的诗歌就能为读者及社会所接受。但当代诗歌更多的是把诗歌的内容给狭隘化了，这是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倒退。在倡导“自由”的社会中，诗人们把“自由”给理解错了，他们把这种“自由”过于的“个人化”，把诗歌变成了完全“个人化”的东西。学者张桃洲认为：“诗人比其他文字作者更敏感，因为诗歌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锋芒来透视时代茫然的现状，并将普通人的痛苦与憧憬鞭辟近里的透析出来。”〔11〕诗歌就是应该关注群众的，就是应该关注社会的。而当代诗歌却是与群众脱节的，与社会脱节的，所以才造成了当代诗歌读者的流失。因此诗人应该更多的关注人民大众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仅沉迷于自我惆怅中。

再次，从诗歌的创作者来看，他们认为一般大众是不能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中国当代诗人臧棣提到：“诗歌永远不会认同现代社会，这是由它的特殊文化意义决定的，如果非要诗歌承担什么，我不得不说，诗歌除了高贵，什么也不承担。”〔12〕显然，一些当代诗人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读者才是一种文学形式得以真正传播的最终载体。更有人提出“诗歌只为少数人”，〔13〕那么这些少数人代表谁呢？这些少数人是否能使当代诗歌重新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呢?从当代诗歌的现状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讽刺当代诗歌成为“为生产者而生产的作品”〔14〕的原因。因而诗人应当放低自己的身段，看到当代诗歌的“社会性”。

最后，从诗歌适应现代社会“快餐文化”的角度来看。诗歌地位的滑落，诗歌在社会中的“边缘化”，使当代诗人开始为自身的前途担忧，而这样的担忧就使得问题显现了出来。他们认为诗歌地位的滑落是诗歌没有跟上社会文化发展的步伐，因此他们开始了诗歌写作的大变向。此后，当代诗歌不再是委婉含蓄的抒情文学，而成了大众的娱乐文学。王家新先生说：“曾有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现在又有人提出诗到肉体为止，但我看这些人非把诗写到无聊为止”。〔15〕由此可见，当代诗歌的写作已经发展到了一种“低俗”的局面，出现了所谓的“梨花体”和所谓的“下半身写作”，使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为此痛心。这样的写作给诗歌带来了什么？给诗坛又带来了什么？可以说，这样的创作是没有意义的，除了引起大众短暂的好奇心，几乎毫无建树。诗歌的“快餐化”非但没有为读者带来美的感受，反而只能让读者用同情的眼光看待诗坛——“原来诗歌就是这样？”诗坛满目苍夷，读者满脸同情，诗歌就这样在尴尬的夹缝中枯竭衰败。

由此可见，当代诗歌“边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诗歌自身对社会及读者的远离，这不仅造成了当代诗歌读者群的流失，而且也使得当代诗歌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这种现象正是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不融性”的另一种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当代诗歌的“边缘化”是由诗歌本身与现代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不融性”的具体表现。这种“不融性”越严重，诗歌就越脱离社会与读者，而社会也越不认同诗歌的存在意义及价值。如此循环往复，那么当代诗歌将处于危如累卵的境地，甚至于走入死胡同。

二，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互存性”

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不融性”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互存性”仍是不可忽视的。正是这种“互存性”，使得当代诗歌在“尴尬”的境地中犹有一丝生存的空间，不至于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这种“互存性”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有存在的必要，具有不可取代性；其次是当代诗歌对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使得诗歌有存在的价值。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诗歌存在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首先，现在一部分人认为散文、小说等其他的文学体裁可以取代诗歌的地位，而诗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诗歌之所以独立于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体裁，是因为诗歌最能与人类的感情契合，是人类用来表达感情的机器。诗歌的艺术形象比起散文、小说来更有一种高度的集中与概括，这种艺术形象的高度集中与概括更适合人类表达、宣泄情感，使“做诗的人感觉到自己所感所想的非诗的方式决不能表现”。〔16〕也就是说，诗歌的优越性在于诗歌具有其他文体所不能达到的抒情性，这也是诗歌独立于其他文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诗歌文体发展的历史也证明诗歌是人类表达、宣泄感情的较好载体。所以，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是其他文体所不能替代的，有存在的必要性，不能因为当代诗歌的“边缘化”就否定当代诗歌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当代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承担着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自古以来，诗歌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力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17〕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精神文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是日益重要。而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作为骨子里充满诗意的中国人，诗歌更是中国人精神文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读李白之“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禁让人踌躇满志；读苏轼之“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不禁让人壮志满怀；读李清照之“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不禁使人心旷神怡。显然，古诗在人类精神文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古诗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与时俱进而发展起来的新诗，仍是一如既往的扮演着这个角色。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唤起了人们对幸福的珍惜与追求；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唤起了人们对真纯爱情的追求与坚持，食指的《相信未来》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不畏艰险，不懈奋斗。四川大学文学院干天全教授在我校做讲座时也讲到诗歌在促进精神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举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女大学生因失恋而企图自杀，旁观的人想尽各种办法唤起她对生命的追求，但是都无济于事。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旁观者深情饱满的朗诵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位女大学生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激情。

何言宏说：“诗歌是文学的‘宝塔尖’，尽管很多人认为，现在不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但诗歌从本质上对民族精神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我们提倡大家关注诗歌，阅读诗歌，从而使我们日益浮躁的心灵得以陶冶。”〔18〕

三，总结

笔者旨在从当代诗歌与现代社会的“不融性”与“互存性”浅析当代诗歌与现代社的关系，从而引起人们关注诗歌，阅读诗歌，创作诗歌。

【参考文献】

(1）张闳.诗歌为何暗淡无光【J】《黑眼睛》杂志

（2）艾青.诗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3）贾梦雨、汪秋平.诗歌：时代大潮中落寞而活跃【J】新华时报

(4）董小玉主编.现代写作教程【B】高等教育出版社

（5）袁行霈主编 .中国文学史（第二版）【B】高等教育出版社

（6）刘仰.论<季羡林先生：新诗是一个失败〉【J】

（7）蓝棣之，蓝棣之答老巢问：我确认诗歌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J】《诗歌月刊·下半月刊》2006年2月

（8）刘仰，再论中国现代诗的失败【J】

(9)柯雷.何种中华性，又发生在谁的边缘人？【J】《新诗评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朱光潜，诗论.【B】上海世纪出版社

（1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B】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