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诗文事略
吴昌硕诗文事略
吴昌硕，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夏历八月初一生于浙江安吉县。初名俊，字仓石，后改为昌硕，七十后以字行。尝自署缶庐、苦铁、破荷亭长、大聋等。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初六日卒于上海去驻随缘室，享寿八十有四。吴昌硕是二十世纪初一位伟大的书画篆刻大师，他不仅把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光宣诗坛亦是鼎鼎独立的一面大旗。
吴昌硕的诗集，前后所刻，恐有多次。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开始刊印他的诗集《缶庐诗》，初录铅椠，历劫烽火，已是几同孤本。民国九年庚申（1920），吴昌硕77岁，在好友刘承干的帮助下，《缶庐诗》重新加以删削，增入新作，又续刊四卷，成木刻本《缶庐诗》并《缶庐别存》八卷。而题为《缶庐集》的重刊编选四卷本，从扉页起依次为郑孝胥和朱孝臧所题“缶庐集”二页、王震作“缶庐小像”一帧，未镌刻印年月，别存未收入。郑孝胥题名署款“癸亥仲冬”，缶翁是年（1923）八十岁。无论《缶庐诗》还是《缶庐集》，收稿到1921年为止，而缶翁去世前六年的精熟之作，散见于他的手稿，未曾木刻刊行，不能说不是遗憾。
一
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吴昌硕在上海编选他50岁
以前诗作四卷并别存一卷刊行，《清人别集总目》作四卷本，题名《缶庐诗》，卷首有吴昌硕中年的师友施旭臣、谭献两序，这是吴昌硕诗集刊本之最早者。吴昌硕自跋《缶庐诗》曰：（P19图）
予幼失学，复遭离乱。乱定，奔走衣食，学愈荒矣。然大雅宏达，不薄视予，恒语以诗，心怦怦动。心读古人诗，仿为之，如盲人索途，茫然昧然，不知东西南朔也。积久成帙，无大题，无长篇，遣寥寂而已。稍出示人，人怜而喜焉，遂大喜，拟付手民，庶无负良朋之鼓励与十余年学吟之苦心。或宠以序，褒多而贬少。夫饰刍灵以衣冠，衣冠自衣冠，刍灵自刍灵耳，岂予所禁当哉？故删而不存，辄疏其缘起如此。《淮南子》曰：“使人信己者易，蒙衣自信者难。”倘谓自信，予何敢？光绪癸巳春三月，昌硕记。（1893年《缶庐诗》自跋）
吴昌硕早年学诗，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为他诗集写序的施旭臣。施旭臣（？―1890年）名浴升，字紫明，安吉人，与吴昌硕同里同学，比吴昌硕小五至六岁。施旭臣善诗文，作诗不拘一格，以风骨气韵胜；为文则宗唐宋八家，能得神髓。“昌硕先生早岁开始学诗，曾从旭臣受诗法。先生每有所作，必持请改削。”吴昌硕在《石交录》中说“余与孝廉（指施旭臣）交最深，自始学诗，每成一篇，即以就质……孝廉未尝学篆刻，而议论与余合。余每有所作，辄能道其深
意。”两人一同负笈杭州，拜诂经精舍俞曲园门下，故交谊在师友之间，情深意笃。
施旭臣还是吴昌硕的媒人。吴昌硕的岳父名施绶，湖州人，当时在安吉县衙当差，与施旭臣颇熟。施旭臣把吴昌硕介绍给他，施绶赏其人品才学，遂将爱女施季仙许配给丧妻多年的吴昌硕。
吴昌硕的诗对于性情相投的施旭臣而言，了解最切，其《缶庐诗》序曰：“吾友吴子仓石，性孤峭，有才未遇，以薄尉待次吴下。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一皆发之于诗。尝曰：‘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又恶知同？’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窍。既乃浩瀚恣肆，荡除畦畛，兴至笔，输泻胸臆，电击雷震，倏忽晦明，皓月在天，至忱深思，跃然简编。呜呼！世之学者，誉合毁离，喜甘恶辛，其于仓石诗，刺于目而辣于口，方摈抑之不遑。而仓石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兀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殆无几乎！”吴昌硕诗格之峻峭郁勃、恣荡放旷、兀傲辛辣，可谓尽道在这数语中了。从《缶庐集》中，全部诗作之出发点，都不是为诗而作诗，其全部内容，都源于其生活经历，其命运蹇顿，其交友从艺，直抒胸臆，不择辞章。越到晚年，饱经世事，越多议论纵横，而长篇古风，也越发恣肆昂荡。
在吴昌硕的眼里，施旭臣“为人无城府，交友以诚。乍
见似落寞，及久乃弥肫笃，然世鲜有所知者。以故落落寡合，或以为无知而欺之，孝廉亦知而不较焉。”可惜的是，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三月，施旭臣赴京会试，殁于京寓。噩耗传来，吴的老师杨岘在寄吴昌硕《哭施紫明十韵》（见《迟鸿轩诗集》）中写道“君赴庚寅科礼部试，卒于京寓。无子、贤配，寄母，家无所归，悲可知矣！”施旭臣的好友戴笠青、朱君莲夫妇义薄云天，为他料理后事，并筹资汇集他的遗作刊印成《金钟山房诗集》。吴昌硕痛失挚友，在《跋〈金钟山房诗集〉后》，记载其事：（P20图）
子明先生客死之明年，戴君笠青、朱君莲夫妇既归其榇于三千里外，又捡其诗若文若笔记，并先生尊人遗著同授梓以传不朽，义举也！亦盛事也！俊尝学诗于先生，稍稍解作五七字，皆先生之教也。先生贫而多病，依妇翁居，性，残书破卷纵横堆几上，尘盈勿顾也。每客吴门，榻俊寓斋，篝□讲艺，漏三四下犹不倦。至得意处，击掌大笑，窗外栖鸟拍拍惊起，若怪人未睡者。此如目前事，而今已矣。释氏言：“人生如梦幻泡影”，悲哉！夫人谁无死？死而有戴、朱两君不忘故旧，始终图所以张之，则虽谓先生不死可也。惜先生无兄弟无子，诸稿散佚不全，所梓不过六七，然安知无爱护而收拾者？是所望于当代君子耳。光绪辛卯四月杪，吴俊谨跋。（1891年）
吴昌硕充满悲痛和哀伤，作《哭紫明先生》诗三首：
今春上长安，行李载一肩。破书高过身，瘦骨风尘颜。逆旅坐相对，强饭殊昔年。名心病不已，仰视苍苍天。风雨送登程，别泪双眼填。黄浦三月暮，绿树凄啼鹃。恶传江南，孤情天北悬。岂意此一别，遽尽今生缘。临风哭失声，失声摧心肝。
无子不足悲，无家何所因。凄凄骨肉情，翻若陌路人。魂欲藏故山，葬丧谁发仁。卧棺古寺旁，野鬼啾啾邻。平生南北游，帆敝车摧轮。刘例下第，阮籍长噫贫。贫病久见欺，道蹇竟没身。哭位泪已枯，挽歌喉不伸。灯昏夜雨疾，窗竹声断断。
四月北鸿至，发书感盛情。仗义戴孝廉，集赙归遗形。归途计余资，遗集镌可成。相将理行箧，胜稿飞零星。夫子诗若文，今世谁许鸣。藐翁拨朱弦，弹作古调听。藐翁我师范，戴子我友朋。知音所贵稀，千载留芳馨。铭旌魂飘飘，盖棺天冥冥。悲哉金石躯，一朝殉浮名。（《缶庐集?卷二》七、八页）诗中最后二句“铭旌魂飘飘，盖棺天冥冥。悲哉金石躯，一朝殉浮名。”为施旭臣因科举功名而命断黄泉，可惜不已。
二
在吴昌硕收藏的古器物中，他最珍视的是一只看似不起眼的陶缶。他一生所用的别号，也当属“缶庐”、“老缶”最为常用，和“缶”字有关的印章，诸如“缶道人、缶、缶庐、
老缶、缶翁”，计刻40多次。缶最早是一种用以汲水或盛流质的瓦器。这只缶，硬陶罐，整体呈深灰色，高宽不过五六寸，中间大、两头小，饰有云雷纹，无文字，用手轻叩有似钟如磬的回响。吴昌硕作《缶庐记》记其事说：（p25图）震泽金俯将（杰）抱一器示予，曰：“耕地得此，似罂而宏其口，似瓮而短其颈，不识何物也。君好古，且持赠”。予谛审之，盖质土而沙铁渗焉。外纹云雷，中空如五石瓠。起揖俯将而谢曰：“此古缶也。敢不拜嘉！”曰：“穷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夫盆瓴之于缶，二而一者也。”予家无儋石储，忍饥赋诗，诗盲于格律，得句皆里（俚）语，绝不谈艺人前，而人之倡（唱）一而和百者，亦邈不相往还。吟罢嗒然。萧廖闭门，则所谓穷且鄙者，莫予若也。安得动荡其心思？宏□□□奉引，而后乃今，予有缶矣。朝（叩于）庭，其声幽以馨，琴筑屏退而不□；夕拊于床，其气飞且扬，猛士拔剑而低昂。盖自是抱缶以游，虽适海国，不缶之舍也。俯将宠予哉？请即以缶名其庐。
金杰，字俯将，江苏吴江震泽镇人。吴在《石交录?金杰传略》中说他“任侠使气好古，以收藏古物为务，力有不逮，必多方称贷以济。尤癖嗜古甓，蓄之数百种……素与余厚。”因对古砖的共同嗜好，引为同道，互以古物拓本相赠，交情深密。清同治十一年（1872），两人曾结伴到上海共同寻师访友学艺。光绪八年（1882），吴昌硕书“道在瓦甓”四字
送他，金极喜欢，便以家藏的一只古缶回赠。吴昌硕32岁时曾以“缶”为别号，对缶一类的古器早就格外垂青。从39岁得缶这一年始，以“缶庐”为自己的室名，一生与此缶结下了不解之缘，“缶”几乎成了吴昌硕人格和艺术的象征。在一方“缶庐”印的边款上镌：
予得一瓦缶，乃三代物，古朴可爱，以其名庐。
在另一方“缶庐”印的边款上则镌有“咏缶”长诗一首。这篇《缶庐诗》，有的诗句纯用口语，活泼自然，中有换韵，并用长短句调整篇章的结构和风韵，风格上与古风民歌相近，不苟合于当时，不强希于往古，极其用心而又极高明，可谓吴诗浩瀚恣肆的代表。收在《缶庐集》卷一：金俯将（杰）赠予古缶，云得之古圹，了无文字，朴陋可喜，因以名庐。光绪八年壬子四月记。
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既虚其中守厥口，十石五石颇能受。兴酣一击洪钟吼，廿年尘梦惊回首。出门四顾牛马走，拔剑或似王郎偶。昨日龙湖今虎阜，岂不怀归为朋友。吾庐风雨飘摇久，暂顿家具从吾苟。折钗还酿三升酒，同我妇子奉我母。东家印出覆斗钮，西家器重提梁卣。考文作记定谁某，此缶不落周秦后。吾庐位置侪萁帚，虽不求美亦不丑。君不见江干茅屋杜陵叟。
此缶因其外形的浑厚天真、简洁大度，雷文斑驳而了无
文字，这种质朴、刚健之美，正合吴昌硕好古的怀抱。而“既虚其中”又“颇能受”，是对大气之人立身处世之道的喻示。吴得此缶，如获至宝，纵是家为“秋风所破”，也要酿酒庆贺，欢喜之情简直无以复加。此缶无半点富贵气、官宦气，也暗合吴昌硕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何况它又是自己别号和室名的实物依据，人生中一段至深友情的有形见证。这小小陶缶，在吴昌硕心中，显然可以拓展出人生和艺术的想象空间，可寄寓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艺术理想。难怪有论者指出：“在他以后的四十余年时间里，吴昌硕书法、绘画、篆刻的风格，趋于苍劲古朴、气势宏伟，不能否定是受到了这个缶的影响。”
金俯将赠缶没几年就因病去世，吴昌硕在《怀友诗》中写到：“土缶持赠未见报，呜乎死别声难吞。”在《石交录?金杰传略》的结尾：“俯将既殁，家唯四壁，所藏亦星散。余每拊缶，辄有人琴之感焉。”
除了此缶，吴大曾赠吴昌硕一枚“昌”字古印，也是吴昌硕的极爱之物，作文记曰：（p27图）
?谡?吴中丞藏古铜印、印多至二千余纽，著《十六金符斋印存》行世。能识古文奇字，又著《说文古籀补》，人服其精当。庚寅夏，余游吴门，寓藐师杨先生家。一日，中丞来访，手出周印一，事笑谓余曰：“此昌字印，购归已久，留以赠昌硕者。”余谛视之，印方二分余，纽作沐猴状，斑
驳古雅，似与习见之秦汉印有别。印文“昌”字作“”，按籀文“昌”作“”，与印文不合，蓄疑不敢发。然中丞能识古文奇字，余以信皆□□者信，确是“昌”字无□议也。夫天下□唯真好者能类聚，亦唯真好者知宝贵。昔欧阳率更见索靖碑，摩挲不忍去，坐卧碑下三日，想无他，好之真耳。余极寒士，而好收藏古印，节衣缩食，积数十年勤苦，仅得汉印廿余纽，至所谓周印者则未之见。一旦获此，是犹窭人之发巨金也。倘他日亦若中丞收藏富南天，著作迈往哲，必将以一己之所好与天下同好者公之。但未必此愿能遂否也？是为记。
吴昌硕初到苏州时，即以吴大缔交，并住在吴家。吴大家藏三代彝器及秦汉玺印颇多，他把自己收藏的名家书画金石文物尽与吴昌硕观赏。吴昌硕得此帮助，眼界大开，作篆刻印，大有进展。直到吴昌硕晚年，每与人提及吴大，总是铭感不尽。
三
《缶庐诗》是缶翁平生行谊与文艺交游的史诗集，以诗歌而论，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书、画、篆刻精密结合。在学诗之初，他就学习被董其昌称为“南宗之祖”的王维，是遵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路而来的。《缶庐集》前有施旭臣、谭献、郑孝胥、沈曾植、孙德谦、刘承干六人的序言，从六人的序言中大致可以窥见对吴诗古风高格的评
价。谭献（字复堂）是清末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老师，生平著作颇多，工诗词，风格高古，又擅长文学批评。吴昌硕44岁时即与他相识，谭嘉许吴诗近傅青主（傅山）、吴野人（吴嘉纪）一流。并在序中说“识其幽语而思则隽，险致而声则清，如古琴瑟不谐里耳，世有牙、旷，千载遇之若旦暮也。”二人一如平生故交，评许若此，言深意长。刘承干是当时江南的大藏书家，序中言“《缶庐诗》乱前刻者四卷，承干为续刻四卷。七十老翁神明强固，颜色如四十许人，无观河之面。寿无量，诗亦无量。鄙人将操铅椠从事而无尽期也。”由他来编刻续刊吴昌硕晚年的诗集，即使“无尽期”也是当仁不让乐于其事的。
值得提出的是沈曾植一序，涉及吴昌硕的诗与其书法、篆刻的关系，颇为精到。“翁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其结构之华离杳渺，抑未当无资于诗者也”。突出缶庐诗为其书画篆刻之动力，其“奇气”之所由，颇合吴昌硕“老夫画气不画形”的绘画主张。沈曾植也是著名书家，与吴一生交厚，吴昌硕曾有诗哭之。
中国向有“三绝”之传统，与王、孟和杜甫同时的郑虔，就是诗书画三绝。吴昌硕在此之外，更有篆刻一绝，沈石友题诗云：“书如快剑斫蛟龙，画意诗情脱臼科。我爱郑虔三绝外，芝泥红艳继宣和。”（见《鸣坚白斋诗存》卷六《昌硕寄缶庐印存题三绝句》之三）。沈石友与吴昌硕之亲密交厚
更在诸家之上，他虽未为《缶庐诗》作序，但其题诗甚多，时见精论，他在首和缶庐的诗中就有“造物也好奇，大美出自丑”之评，实写有关美学和吴昌硕诗的重要命题。
吴昌硕苦吟数十年，未曾间断，到晚年“弥勤苦”。颇好古风的吴昌硕，将诗书画印的风格统一在一个审美格调之内。“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诸句一气抒写，一韵到底。光宣间著名的文人陈衍（石遗）评诗，一向反对一味摹拟古人，认为“好古非复古，及于古非拟古”，学习古人要加以变化，而古今人未必不相及。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吴昌硕的诗推崇备至，评价也相当具体：“缶庐造句力求奇崛，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殆欲语羞雷同。学其乡冬心（金农）、石（钱载）两先生，而益以槎者。统观全诗，生而不钩棘，古而不灰土，奇而不怪魅，苦而不寒乞，直欲举冬洲（何绍基）、巢经（郑珍）、伏（江）而各得其所长。异哉！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矣。”前无古人似乎过当，而陈石遗强调的更是缶庐诗戛戛独造，迥不同人而又直抒胸臆的高格。
吴昌硕的诗才和画情，在早期之诗作和大量的题画诗中表现特出，这为他在诗画一律的探求和艺术成就的集众美于一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题画诗五十六题六十首，收入《缶庐别存》。别存绝大多数诗篇为题咏花卉（含菜蔬），咏
梅十六首，咏菊八首，咏水仙六首，咏荷五首，咏兰四首，另咏玉兰、桃、枇杷、芭蕉各一首，咏菜根、牡丹各二首，基本涉及吴昌硕花卉绘画题材的大部。并自序曰：（p17图）予耆古砖，绌于资，不能多得，得辄琢为砚，且镌铭焉。既而学篆于篆，耆猎碣，既而学画，于画耆青藤、雪个，自视无一成就，而诸君子或谬许之。因集猎碣字成联以应索篆者。画则信手涂抹，亦信手补诗于其隙。昔者青藤、雪个得意之作必有题咏，予不论工拙，趁兴而已。数年来铭与联与诗积颇富，姑存十之二三，署曰“别存”。“别存”者，可存可不存者也。夫东施，丑女也，爱己之心胜，窃以为与西施等美也矣。夫天下不皆西施，岂东施老而不嫁哉！有丑有美，请俟真赏。癸巳春二月，昌硕自题。（1893年）
吴昌硕曾自谓三十学诗，五十学画，固为谦辞。据吴昌硕的长孙吴长邺的记述：“乃是昌硕先生隐其抱负，严求自己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的二十年中，要精学深学，从学诗入手，而书法、而金石篆刻，同时虽亦涉及丹青而次之，视诗、书、金石篆刻深精到一定的雄厚基础，转而重去精深学画，至时以诗、书、金石篆刻融会贯通入于画中，则所作的画超人矣。”吴昌硕诗和画风格之一贯，《晚晴?m诗汇》也提及：“尤工画，往往放笔为直杆，以寓其抑塞磊落之气，一时海上宗之，几成别派。诗也务为质直。”其画的放笔直杆与诗务为质直，是一致和相互生发的。《缶庐别存》在光
绪十九年癸巳（1893）出版后五年，题画诗增至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大都是沈石友或他人的代笔。吴昌硕在后来重印编选的《缶庐集》中，将《缶庐别存》不再附于其后，其中之代笔问题也许是其原由之一吧。
吴昌硕诗才敏捷，在近代画坛上堪称高手。有人持论“以文人画观之，将诗书画印四者融汇得如此自然杰出，吴昌硕应无多让。如果没有缶庐诗，吴昌硕的艺术成就也许会全为改观。”
兹录吴昌硕手稿之《破荷亭记》曰：（p32图）
予喜画破荷叶，满纸黑气，不着一花，自以为雪个青藤外，得未曾有。客争曰：物贵整不贵破，先生反是，何耳？应曰：夫画者，状物之神耳。古人以意到笔不到为上乘，客奈何未闻乎？且予酸寒尉也，拥破裘，坐破毡，弹破琴，食破砚，无一之不破，宁独荷叶尔耳？予不破之嫌而客顾嫌哉！必若客言，则必富且贵然后可，予不敢请矣。客默而退。回视芜园，高阜有亭久失修，杂树迸出破焉，不可收拾，就其破而支撑之。检所画破而□者，张于寺上，焚香默坐，炎氛顿减。自谓曦皇上人不啻也。遂以破荷名其亭，铭曰：亭破在阜，荷破在手。不破之丑，焉亭之有？千年万年，破荷不朽！
一个有大师气象的艺术家，他在人文气质上，首先是一个风骨凛然、戛戛深造、清标绝侣的“诗人”，也许，这是
吴昌硕留给中国艺术史的不朽启示。
“千年万年，破荷不朽！”
参考资料
【1】《缶庐集》，民国木刻版。
【2】《我的祖父吴昌硕》，吴长邺著，199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上海书店出版社。
【3】《吴昌硕》，1993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西泠印社出版发行本。
【4】《散园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0年1月1日。
【5】《石遗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0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