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从东林党看明朝的政治体制

（经济学院国贸1001 吴昊天一1011110112）

摘要：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关键词：晚明政治东林党宦官当政病态的政治

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公元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从历史上看，东林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更不是一个“党”，所谓“东林党”实际上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历代朝廷大臣权贵，凡是要攻击政见不同者，往往攻击为“朋党”，由此引起党争、酿成党祸的事情是很多的：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以及本文要说的明代东林党争，都是比较重大的党争党祸。

明代党争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英宗朝以后，宦官势力的膨胀，干预政治的能力遂滋长。比如英宗朝王振、宪宗朝宦官汪直、武宗朝宦官刘瑾、熹宗朝宦官魏忠贤等，都曾干预朝政、打击士人官僚。其中最激烈、最残酷的当数熹宗朝魏忠贤集团与东林党人之争。

东林党人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为匡正时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既有鲜明的学术思想见解，又有积极的政治主张。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竞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而加以无端攻击诋毁。这就是“东林党”的来历。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齐楚浙党。双方从争国本开始，以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余波，相持不下。

天启年间，东林党由于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运出现了转机，当时的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明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他们从在野的清流成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此时，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之间因朝政争论相互攻击达到公开不可调和地步。

阉党是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熹宗不喜欢管理朝政，只喜欢木工，经常沉溺于此，不觉厌倦，而魏忠贤总是等熹宗做木工的时候故意拿出一大堆奏章出来让熹宗批阅，而熹宗这时总是不耐烦地让魏忠贤去处理，时间长了，朝中大小事务都由要先请示魏忠贤，魏忠贤也就执掌了朝政大权，被东林排斥的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形成了强大的力量。魏忠贤排斥异己、收罗爪牙、建立了便布各地的特务网络，说了魏忠贤坏话，很容易就招致杀身之祸。朝中巴结魏忠贤的人也越来越多，魏忠贤也被人称为“九千岁”。

阉党的行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痛恨。杨涟上书陈述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但是反而被罢官，从此，魏忠贤就对东林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魏忠贤对东林党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后来这5人加上自杀的顾大章被称为“前6君子”）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7人，（史称“后七君子”）东林书院被限期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

曾经掌握朝政的东林党，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坐失良机。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他们没有赶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又对阉党的丧失警惕，提出了一个“笼络群奄”的错误政策，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显然是没有用处的。面对着日益强大的阉党，他们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阉党步步进逼的时候，一味息事宁人，妥协退让。所以很快丧失了在朝中的优势地位，被阉党轻而易举地消灭，成为千古冤案。

明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惩处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同时昭雪平反东林党人冤案。并下旨修复东林书院。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不久，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内阁。

从表面上来看，明朝的统治者消灭了一群不安分子，保证了当权者的权位，是统治者的胜利，但是这对王朝而言与其说是凯歌不如说是挽歌，像东林党人这样不惜一己安危，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最后却被他们所信任和效忠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靠屠杀忠臣以维持一时的所谓“稳定”时，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朝走向灭亡与晚明病态的政治分不开的，不论是东林党之争还是阉党当政都走不出这个范畴。

说到晚明的病态政治，人们自会联想到宦官专权，然而宦官专权其实不过是病态政治的种种表现之一。病态政治的根源在于政体。明太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集权专制，废除丞相职务，由所谓的“内阁”秉承圣意处理政务。但内阁的意见“票拟”往往是君主施政的主要依据，因此说“内阁”仍具有一定的权力，只不过它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帝的“批红”。对于勤于政务的君主而言，内阁作为其行政秘书，不难予以驾驭;而一旦君主怠于政事，则内阁的权力便会急剧上升，为权力所诱惑的官员也会为了内阁的执掌权而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内阁首辅要保证其地位，又必须获得那些代行“批红”的权阉的支持，从而形成腐败的官僚——宦官集团，攫取各种政治私利。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疲软，引发官僚对于权力的争夺，形成政治利益集团，使腐败日益加剧，这是明代一再发作的政治病症，也是一切专制政体难以避免的通病。

对于一个专制君主来说，天下的地土民众都是其家产，而将这份财产经营得当，传与子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官员则如他的管家与仆人，负责管理家业，维持家中的开支用度。一个善于治家的主人，不仅要选择胜任的仆人，也要密切监督考察，规范其行为操守，还要善于培养仆人们的忠诚度。明太祖支给官员们难以接受的低廉俸禄，但其严苛的监管与残酷的刑罚遏制了官吏的渎职腐败。而时至晚明，荒淫贪婪的明神宗、玩乐无度的明熹宗无暇监管，致使整个官场的腐败登峰造极。隆庆、万历之交明廷推广“一条鞭法”，将诸项赋役归并后折银缴纳，本意在于减化赋役制度，减轻人民负担，然而各级官吏为中饱私囊，在正税外滥行科派，臭名昭著的“火耗银”便源于此时，其少则占正税的十之二三，多则达正税的数倍。百姓艰于完税，不得已或售卖地产，或逃亡他处，或诡寄地产于豪绅名下，极大地刺激了土地兼并，加之明廷动辄滥赏宗室地产，以致催生出一批地跨万顷，田连阡陌的藩王与官僚地主。与此同时，据顾炎武估计，富甲天下的苏州、松江等地，晚明时9/10的民

户沦为无地的佃农。大量的失产民众与严重的两极分化，体现了晚明社会的空前危机，剧烈的社会动荡迫在眉睫。

而由于东林党人在重新执政后的一系列错误措施，在本来就一孱弱的明朝身上狠狠撒下了一把盐。

政治军事上东林党和阉党反复斗争，用党争取代了国是。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

为打倒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两党相互培植人马，打击异已，在对北方军事和内政税收各方面，看问题，做决策，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而是对党派利益是否有保障和增益。

东林党人有执政失误，那要极力保护，以便东山再起，而非东林党的阉党，甚至其它非东林的中立派，如淅党、秦党、楚党等，就是工作再努力，军事上再正确，也要坚决打击至下岗身死。例如熊廷弼经略辽东，以沉稳为主。但因为熊是楚党,即使熊在辽东经营的再好，东林党人也千方百计要把他拿掉；而真正丢失辽东广宁重镇的王化贞因为是东林党人，东林党内部一致决策把王的过失推到熊身上，导致熊“传首九边”.

明朝最后的统治者崇祯帝是东林子弟，从小接受的也是东林儒生的教育。崇祯帝上台后，东林党人一举除去阉党，独霸朝纲。

经济上东林党维护代表的是东南地区商人地主的利益,对西北、中原、两广广大农民的利益毫不关心。

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

东林领袖顾宪成不卑货殖，并认为经济人才不仅能有益于一方，而且能有益于国家的财政。

另一领袖高攀龙也十分关注商贸问题，认识到国家征收商税是对整个经济的破坏，指出征收商税是“夺民之财”，

提出应取消白粮的钞关复税并保护铺行，体现了扶植工商业发展的利民思想。

高攀龙认为天子不应有私财，而崇祯帝确实是这样做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钱都给了东林官僚和大商人。

在明朝后期，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

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

“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

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

明朝中期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收。

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顺应并代表了江南工商业的利益，忽视了北方和中原农民的利益!

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

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资本家中收入收税。

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

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

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最后，北方和中原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东林党好不容易抢夺把持到的朝政

，也推翻了东林弟子崇祯帝的大明天下。

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

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见，东林党于明朝有功有过，功不少，但祸及亡国，本人认为，一个被对宦官仇恨少昏头脑的执政党，就算功再多，终有一天会犯下亡国打错。崇祯的遗恨不是没有道理，可叹其从小生在东林党中，自即位开始就逃不出东林党的手心。

总而言之，晚明的病态的政治体制衍生出了宦官当权和东林党执政，这两个虽都有功，但是过大于功。是明朝前期的遗留的政治问题的最后爆发，也是历史潮流的推进，不论如何让评价，历史已去，今人只是痛心明朝的灭亡吧，毕竟这是汉名族最后一次的彻底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