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起源与基础》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读书笔记
在论述国家形成的原因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主要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它试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①。而在西方学界关于国家起源问题，则有神权论、契约论、暴力论等学说，其中在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契约论。契约论是经过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不断修正完善的，这种学说的基本论点是为国家的产生是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其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很具代表性。然而，他的学说在为资产阶级突破蒙昧时代局限性的时候，还有另一本《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也强有力的证明了人们之间的“契约”是社会和法律产生的源头。通过阅读本书，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该书的部分章节、论述作出理解。
一、关于人类的进步与退步
卢梭在书中这样讲到：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
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被灌输着这样一种历史观，那就是人类社会是在一直不断进步着的：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然后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抑或还有个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进步”二字似乎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当我们讨论这个所谓“进步”的时候是把人类在面向物质需求时的自由作为参考系，而较多的忽略了人性精神①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6页
自由的层面。
卢梭从人类道德层面也论证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道德关系，也没有人们所公认的义务，所以他们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既无所谓邪恶更无所谓美德；而我们在社会状态下的文明人有时似乎是被道德“绑架”了，不得已去做一些自己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社会契约的形成中，人的理念遭受到了约束与限制，还原到人的行为上，也当然使得人类的行为不自由了。
从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类到社会状态的文明人类，将退步、进步换到其他维度去考虑，答案同样是多元化的，这个过程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进步了，但人类的基本身体素质体能却退步了；人类的思维思考能力进步了，但人类本能的平等程度却退步了······综上所述，回眸社会的发展历程，不能以一元的角度盖棺定论人类的进步与退步，而应从哲学的多元角度去深入思考、积极探索，这样人类社会才可能全方位的向前迈进。
二、人的本性是追求平等还是适应奴性？
卢梭在书中这样讲到：人们宁向下看，而不往上看，因此，在他们看来，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于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很难强使一个决不好命令他人的人去服从别人；最有智谋的政治家也不能使那些以自由为唯一愿望的人们屈服。但是不平等是很容易伸展到野心家和怯懦者之间的，因为他们随时都在准备着冒风险，准备着依时运的顺逆，或者去统治人，或者去侍奉人，这二者对他们说来，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在卢梭看来，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平等的，当物质出现剩余之后才有了利益冲突，而社会与法律的形成正是为了保障上层特权
阶层的特有利益不受侵犯。而在物质上处于劣势的下层阶级则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享受平等的权力而被灌输了奴性思想。久而久之，“不平等”的种种悲哀现象被合理化、合法化，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契约。卢梭在此书中归纳出了社会形成的具体过程：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和穷人的状态是为第一个时期所认可的；强者和弱者的状态是为第二个时期所认可的；主人和奴隶的状态是为第三个时期所认可的。这后一状态乃是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其他各个阶段所终于要达到的阶段，直到新的变革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再接近于合法的制度为止。
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多数国家的社会都可以说是处在第三个阶段。就现在的大学生而言，我们不断的学习、奋斗，很多人都是为了能够融入所谓的“上层社会”，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中获取自己最多的权力、地位，而卢梭所提出的近似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只是作为现行制度的一个精神补充，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人类已学会适应奴性，而放弃了追求自然属性——本性平等。正如卢梭在书中写道：“他们没有想到，自由也和天真与美德一样，人们只有在亲自享受的时候才感觉到它们的价值，一旦丧失了它们，便也丧失了对于它们的兴趣。”
三、从人类不平等的基础看政治统治
卢梭在书中这样讲到：凡是足以给社会一种和睦的假象，而实际上是在散布分裂种籽的那种事件；凡是足以使各等级的人们因权利、利益的矛盾而相互猜疑和憎恨，因而有利于制服一切人并加强统治者的权力的那种事件，首领们无不在那里蓄意加以制造或煽动的。
正是在这种混乱和这些变革之中，暴君政治逐渐抬起它的丑恶的头，吞没它在国家各部门中所发现的一切善良和健全的东西，终于达到了蹂躏法律和人民并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它的统治的目的。在这最后一次变化以前的时期，必然是一个骚乱和灾难的时期。但是最后，一切都被这恶魔吞没殆尽，人民既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而只有暴君。从这个时候起，无所谓品行和美德的问题了。因为凡是属于专制政治所统治的地方，谁也不能希望从忠贞中得到什么。专制政治是不容许有任何其他的主人的，只要它一发令，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卢梭是代表人民说话的，他的思想推动了社
会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是个值得争论的话题。譬如
我们现在谈论西藏农奴解放五十年，在农奴解放前，藏民在政治生活
上就像卢梭描述的高度混乱与阶级化中，而他们的宗教精神信仰是统
一的。也就是说，农奴们在对宗教的崇拜至极下，“宁愿”被压迫、
被折磨，他们心甘情愿接受这样的不平等。而农奴制改革以后，我们
发现对改革不满的不仅仅是贵族，还有很多很多的农奴。这个现象令
人十分不可思议，其原因是既得利益的农奴们觉得自己的社会信仰遭
到了破坏，这种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他们所获得的物质利
益。
经卢梭归纳，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在于：㈠不平等的社会契约制度
化（例如法律的形成）㈡人类奴性的稳固性（例如农奴的阶级观念
固化）。所以，一直以来统治者为维护政治稳定而采取的几乎所有措
施，追根溯源都可以还原到这两条上，譬如为了保护各阶层的利益的
稳定性而采取的法制建设、强权政治；为了巩固人性思想服从不平等
的统一性而采取的片面舆论导向。所以，依据卢梭在本书中的人类不
平等基础，我们现在真的无法判定农奴改革带来的西藏地区物质进步
和社会宗教精神的退步哪个更为突出。再者说，我们在政治课堂的讨论中质疑到，民族问题真正的起因是民族文化信仰见不可调和的冲突还是民族间在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就业竞争等方面存在着不平等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好，“民族团结就像空气，在好的时候谁都不会在意它，但一旦它出了问题，每一个人才会觉得它的珍贵。”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如果干预文化信仰冲突很难的话，最起码要做到努力解决民族间在其他方面的平等，这样稳定才会有基础。
经过研读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本人得到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我想卢梭也并不是希望人类彻底回归自然状态的完全纯粹平等，而是和所有有良知的政治家一样在寻觅一个更好的人类生存方式，使得真正的自由与平等能够在我们的世界上得到最大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