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与真实的中国,盛世与危机的中国

虚假与真实的中国，盛世与危机的中国

詹姆斯?彼得拉斯的“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展示了一个虚假与真实的中国，盛世与危机的中国。

一，虚假的中国

1，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

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投资、生产、融资和进口等时，几乎所有的学者、记者、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都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混在一起。此外，他们普遍忽视了如下事实：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它们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利润和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深化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种状况尤为真实。

2，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动力部门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却在逐步缩小

外资企业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贸易、出口、融资、定位和决策越来越由跨国公司的全球需要决定，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国的支持。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加，它们对经济增长动力部门的影响也在增强。相反，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却在逐步缩小。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增长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跨国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变国家的本质，使中国减少“中国性” 和更加迎合跨国公司的战略。

3，“利用”外国资本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观念失去了意义

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门的制高点，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国资本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外国投资上，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与美国在19世纪的战略背道而驰：中国把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让给外国资本，同时中国的财政又为高成本的、长周期的、大规模的、低回报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4，最有活力的企业并不属于中国，中国的增长毋宁说是外资城堡的扩张

由于全国经济缺乏一体化并且沿海与外部大帝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体化，我们很难称中国为一个“民族国家的” 经济体。当沿海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资企业时，这种状况尤为真实。在这些有限的地区内，最有活力的企业并不属于中国。从分析上来看，所谓中国的增长毋宁说是外资城堡的扩张。

二，真实的中国

1，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它结束了飞速的通货膨胀。极端的腐败和对公共财产和金融体系的掠夺，为稳定的货币、财政秩序和运转正常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从而能够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

2，消除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它消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内，由于消除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推动了工业、农业和贸易的高速增长，结束了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控制时期的大规模饥荒。它带来了一些战略性的变革，为长期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它对各个阶层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运动，创造了一支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大军，包括数百万的工程师、科学家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城市产业劳动大军。钢铁、煤炭产业和生产资料部门的迎难而上为轻工业和廉价消费品的顺利扩大创造了基础。

3，文化革命至少将自由化延迟了20年

文化大革命重新肯定工人在社会中的优先性，因而排除了任何走向市场的可能，至少将自由化延迟了20年。在城市里，尤其是对青年的动员旨在结束公共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权力滥用——这些机构和人员垄断了教育、医疗卫生、科学和文化的公共机构——以便使它们符合平等主义的规范。

三，“盛世”掩盖下的危机

1，“改革”激活了资本主义

改革加强了喜欢市场开放的那部分官僚精英的地位，重新激活了社会主义政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残余，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干部提供了机会。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恰好转而接受华盛顿，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了它的国际政策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地位。

2，新的权贵资产阶级的权力图景和对社会主义的偷袭

技术官僚、市场取向的共产党官员、雄心勃勃的私营企业主、新的政治理论家和重新获得尊重的旧资产阶级构成了新的权力图景。他们制定出一种分阶段自由化的战略。这种新的权力精英尽力避免对社会福利体系和集体财产的正面进攻。

3，渐进式的私有化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相互交错的自由化措施。他们解散集体农场，乃至那些成功的集体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私人贸易、个人积累和渐进的土地集中。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政府精英控制着财产的转让、合同、进口许可、土地使用许可、信托、贷款。精英把这些额外利益分配给新资本家：腐败模糊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当大多数新资本家是政府官员的关系户时。4，海龟接受了对资本主义优点的一切歌颂

受过教育的一些精英普遍地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对资本主义优点的一切歌颂。

5，“原始积累过程”或对公共资源的掠夺成为国家转型的基础

国家转型的基础是一种“原始积累过程”或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到2005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6，腐败成为改革的润滑剂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推动” 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业资本从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赠与、税收减免、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开始）获益巨大。在这两种途径中，自由化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国家驱动的。

7，保护市场的法律取代了限制市场的法律

新法规（或至少是惯例）取代了限制市场活动的法规，这给予了资本家土地场所、投资刺激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一个不变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生产、出口、利润、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转变成种种洪流。到2005年左右，私人资本占非农产出的75%。

8，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建筑业的“繁荣”催生了百万富翁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把门路广泛的“企业主”变成百万富翁。对国有企业的买断也促使了新产业资本家的兴起。通过不择手段、诈骗、垄断市场和对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新资本家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小企业主迅速变成企业大亨，不仅拥有多栋豪宅和奔驰汽车，还拥有情妇和海外账户。

9，严重的两极分化是内需极度萎缩

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和农民失业以及财富在10%的上层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国内的需求开始受到相对的限制。

10，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工作时间长、最差的安全条件、最低的报酬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新的富人则由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炫耀性的消费也变得司空见惯。在中国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与生产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趋势相随的是财富、消费和政治权力的阶层集中。

11，贫富“两个中国”

“两个中国” 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

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1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折点

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13，中国成为世界资本家的乐园

中国不仅仅是中国资本家的“乐园”，也是全世界资本家和投资者的磁石：每一个资本家都希望对中国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进入由2亿中产阶级消费者、上千万个百万富翁和数千名超级亿万富翁组成的中国市场。

14，跨国公司经济进攻的目标

跨国公司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

l），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

2），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

3），渗透到电信部门；

4），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15，外资对银行部门接管将会加速以掌控中国工业

在银行体系中，外国资本将获得国内巨额储蓄和并控制大中小公司的贷款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将能够用中国人的储蓄为跨国公司的投资提供资金。中国主要的银行已经在向外国投资者出售股份，而且几家国际大银行已经收购了一些地方银行。到2006年当对外资所有权的限制放松的时候，外资对银行部门接管将会加速。到本世纪20年代初，外国银行很可能控制中国经济的金融杠杆。由于贷款、信贷、再融资和投资具有杠杆作用，外国资本将能够掌控中国工业。

16，控制现有的畸形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外国投资者倾向于控制现有的消费市场，而不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平民化市场。当前的趋势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是市场的高端——新资产阶级和比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

17，民族企业的破产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中国的公司仍然将占据优势。然而，它们的利润将受到跨国公司转包商的更大挤压，而且破产的比例将会很高，从而为所有权的更大集中开辟道路。

18，中国经济的国际分工

跨国公司将控制营销、融资、设计、技术、研发、生产目标和海外销售。它们的中国伙伴将负责政府公关（拉关系、支付“佣金” 或贿赂等等）、劳资关系、招聘工人（但不一定负责中高级职员的招聘或解雇、升职和奖励）、公共关系和运营。

19，“世界大国”的迷梦醒来，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

最可能是在本世纪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产、政治和出口中权力的不断增长，跨国公司所积聚的权力将会出现一次“大跃进”。“中国的经济” 将失去它的“民族身份”，进而成为外国银行和跨国公司的附属物。量的渗透将会导致经济的制高点被外资抢占，中国执政阶级将发生质的变化。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企图将会遭到失败。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的一个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将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来加剧对控制的争取。

当利润份额从民族资本手里转移到外国资本手里的时候，中国将完成向帝国主义经济附庸转变的“大跃进”。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这一过程将加速进行。

20，民族企业的比较优势将会丧失

民族资产阶级对外国资本的比较优势将会减少。它们将会日益陷入工人反抗和跨国公司更大竞争优势的双重压力之间

21，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将引发革命

中国正在非暴力地从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阶段。与之相随的是，大众对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削状况、最任意的土地侵占、最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1%的上层和50%的底层之间最严重的不平等的抗议越来越多。

22，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将陷入绝境

中国自由放任的农产品进口政策正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并使他们陷入绝境。2005年左右，大规模地进口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棉花、水稻和其他农产品，已经破坏了农业的各个部门。民族私人资本与外国私人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几万起群体性事件，涉及到数百万的农民和工人；他们抗议任意的解雇、工厂关闭、养老金窃取以及毫无补偿的财产任意强占。

23，自由市场政策在农村的“前景”

自由市场政策在农村的扩展将继续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农村失业人数的增加。与城市的土地投机商一道，富有的农民、交通运输人员、商业中产阶级和非法放贷者在农村紧紧地控制着政治权力，并且肯定会使最贫困的农民得不到绝大部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

24，马列毛主义和修正主义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凸显出知识分子和公众对私有化的明确反对

中国已经出现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些争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凸显出中国被外国接管和快速私有化正招致知识分子和公众的明确反对。25，复辟倒退引起革命，革命把中国重新引向进步和光明

在将来，由于外资完全控制中国，外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将缺乏用来迷惑工人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化联系”、“民族主义伪装”和所谓“世界大国”的弥赛亚主义话语；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将完全围绕着金钱轴心转动。以外国掠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将再次唤醒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人和农民通过阶级和民族纽带凝聚起来，进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发动一场新的反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