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王室与权利法案(中)

英国王室与《权利法案》（二）

作者：备份0316

中世纪的英国王室一直存在强势国王与弱势国王两种情况，比较明显的强势国王有亨利二世（1154~1189）、爱德华一世（1272~1307）、爱德华三世（1327~1377）、亨利五世（1413~1422），弱势国王有亨利三世（1216~1272）、爱德华二世（1307~1327）、亨利六世（1422~1461），不知是否巧合，强弱都在隔代遗传，而且泾渭分明。

例如，亨利三世（1216~1272）就继承了父亲约翰性格中优柔寡断的一面，遇到突发事情时总喜欢选择逃避。亨利不像父亲那样刚愎暴虐，但仍然狡猾善变，这一切导致亨利三世时期国王在与贵族的较量中始终无法乾纲独断。

在与亨利三世国王抗衡的贵族中，领头的人物是德·孟福尔伯爵，孟福尔伯爵是亨利三世的妹夫，也是国王早期的宠臣，曾负责总督英格兰在法国仅保留下来的加斯科涅地区。

不过，这时崛起的贵族不止国王妹夫一家，还有亨利三世的母亲家族，国王的王后家族，以及亨利的同母异父兄弟吕西尼昂家族，另外，与亨利作对的还包括国王的儿子爱德华王子。

在所有这些贵族中，最不得人心却又最受国王宠信的是来自法国的吕西尼昂家族，这点和诺曼征服前的“忏悔者”爱德华非常相似，

当年的爱德华国王因为受不了国内贵族的掣肘，求助法国的表亲诺曼底公爵，结果引狼入室，诺曼底公爵在入侵英国后，把本土的英格兰贵族血洗个底朝天。

吕西尼昂兄弟骄横跋扈，因为和大主教产生矛盾而殴打大主教的仆人，还纵容手下抢劫王后顾问的庄园。由于受到国王的袒护，吕西尼昂兄弟在每次激烈冲突后总能逃脱惩罚。

如此恶劣状况持续数年，其他的贵族们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发起一次“清君侧”的行动。

为什么行动仅限于“清君侧”，是因为欧洲封建社会（包括英国）的运行基础是契约，国王是契约制度的根基，对王权的僭越是欧洲传统文化最无法接受的部分，这也是当初“失地王”约翰时期贵族的反叛最后带来《大宪章》、而非推翻国王的原因。

尽管如此，这次行动仍然是革命性的，因为除了《大宪章》的那次贵族们公开反叛，这是贵族第一次直接面向自己的君王进行申诉。

1258年4月30日清晨，一大群贵族、骑士和他们的扈从向威斯敏斯特宫的御座厅走来，虽然贵族们在前厅解下了自己随身武器，但仍然身着戎装，而且未经门卫的允许径直来到国王面前。

面对贵族们来势汹汹的气势，亨利三世着实被吓得不轻，国王颤抖地问道：“大人们，这是怎么回事？我被俘虏了吗？”当国王得到

否定答复后，迅速逃离了王宫。

“清君侧”行动结束后，吕西尼昂家族被赶出了英国。在贵族们的进一步胁迫下，亨利三世在牛津还与贵族们签订了一份合约，合约内容包括组成一个24人的委员会监督国王的下属官员，所有的重要官员、从大法官到各郡的郡长都将由委员会任命。不仅如此，这个24人委员会还要直接监管王室的土地分配和城堡管理，这些在以前都属于国王的专属权力。

合约还要求把以往国王用于征税的会议变成更稳定的协商机制，规定一年要开三次会，并在会上对除征税以外的其他重大事项形成决议。这个会议机制已经类似于以后英格兰的议会制度。

显然，合约条例的制定比《大宪章》更进一步，这就是著名的《牛津条例》。

《牛津条例》让亨利三世的权力被贵族们架空，国王地位如同一枚橡皮图章。在随后的几年里，英格兰的权势掌控在以德·孟福尔伯爵为首的贵族们手上。

1262年，亨利三世从教皇那里获得了一份不必遵守《牛津条例》义务的诏书，他随即撕毁了《牛津条例》，国王与贵族的内战就此爆发。

这时，爱德华王子已经完全站在国王父亲一边，而且在内战中表现神勇。爱德华王子在伊夫舍姆修道院与贵族军队展开最后决战，王

子军队大获全胜，德·孟福尔伯爵被杀。

内战结束后亨利父子开始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之前与国王作对的贵族势力几乎被剿灭殆尽。

1274年，爱德华王子加冕成为国王，成为爱德华一世

（1272~1307）。父亲亨利三世给他取名“爱德华”，原本希望他成为圣人国君“忏悔者”爱德华，“忏悔者”爱德华是诺曼征服前的国王，但爱德华一世的偶像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格兰前的亚瑟王。

传说中的亚瑟王拥有雄狮兼猎豹的气质，猎豹有着雄狮所没有的狡谲和审时度势。

爱德华一世明白此时的英国国王已不可能像诺曼征服时那样为所欲为，如果要维持良好统治，不仅需要得到贵族的支持，还要有更广大人民的配合。因此，爱德华一世在继位后举行了首次扩大了规模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伯爵、男爵、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还有来自城镇的自由民，共计800多人。爱德华一世在会议上不仅讨论税收问题，还讨论其他的重大国事，这个会议的议事形态已经和现代议会非常接近。

英格兰的议会传统延续自罗马帝国时期，直到诺曼征服以前的韦塞克斯（Wessex）王朝都存在类似议会的咨议院。

金雀花王朝时期，英格兰王国的集权程度相对较高，因为国王与贵族的权益博弈，为使双方搞清各自的真正意图，客观上促使包括贵

族、骑士，以及平民群体的意见集中起来，这样导致了议会的产生。同时，社会各阶层通过议会形成群体，集中表达意见，又加强了群体的博弈力量。

毫无疑问，征税永远是国王的首要议案。英国王室多数时候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王室生活豪华奢靡，国王爱德华一世曾经一次宴请数千宾客，宴会工作准备时间长达半年。更主要的，英格兰对外战争的耗资巨大，其中对法国的战争从未间断。另外，国王还要响应教皇的号召进行十字军东征，因为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的最大敌人是来自东方的穆斯林，东征对于建立国王的个人威望必不可少。除此之外，特别对于爱德华一世，最头疼的还有威尔士和苏格兰持续不断的叛乱。

1295年，法兰西腓力四世（1285~1314）阴谋吞并英格兰在欧洲大陆的最后领地加斯科涅，爱德华一世不得不筹钱渡海去法国迎战。英法战争的胶着让英格兰王室欠下巨额债务，偏偏这时威尔士再次爆发了叛乱。爱德华一世虽然勉力镇压了威尔士叛乱，苏格兰紧接着爆发了华莱士（电影《勇敢的心》的那位男主角）为首的更大规模起义。疲于应付的爱德华一世终于不得不再次举行会议，以商讨额外的征税事宜。

根据《大宪章》，国王额外的征税需要获得贵族会议的同意，相

对过去多次无功而返的会议，这次的会议却效果极佳，主要是因为爱德华一世明智地重新颁发了《大宪章》。

《大宪章》在约翰王和亨利三世期间已经作过多次利于国王的修订，这次爱德华重新确认了原来宪章中的条款，并且加入取消羊毛关税的条款。

经过这次会议，社会各阶层达成协议，英格兰重新团结在了国王周围，上下一心，共同对付外来敌人。

1295年的议会会议被后人称为“模范议会”，爱德华经过模范议会收到足够的税收，不仅镇压了华莱士起义（有时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真要从不同人的角度看），同时与法兰西成功达成停火，保住了加斯科涅。

英格兰国王利用颁布《大宪章》作为与贵族博弈的手段，这在约翰一世后的金雀花王朝经常出现，《大宪章》最初诞生之时本来是臣民斗争的依据，但后来也成为国王用于交换利益的妥协之物。

事实上，国王对《大宪章》并不信守承诺，在《大宪章》刚刚签署不久，约翰一世就否认了其中全部条款，后来的亨利三世同样如此，爱德华一世在模范议会后也拒不执行一些关键条款。但是，王室常年不断的战争耗费和巨大的支出，又不得不迫使国王重新颁布《大宪章》和有利于臣民的条款，并且重新宣誓遵守条款。

随着贵族在与国王的多次博弈与斗争，贵族逐渐拥有了部分抗衡国王的实力。这种实力最开始是以贵族拥有的特权形式出现，这种特权独立于国王的绝对权力以外，如《大宪章》规定伯爵们在任何征税

情况下须保留最低权益；男爵们推出二十五人在国王违反宪章指出并责其改正，国王不服从则可以采取相应的制裁行动等。这些特权在以后演化并扩大到更广泛的财产权，人身权等，成为贵族甚至臣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在国王与贵族的漫长博弈中，逐渐诞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专制与暴力推翻的关系，而是一种对权力的反抗情况下的力量平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权利关系。

曾经有一次爱德华一世命令一位贵族去加斯科涅作战，但那位贵族认为这个义务已经超出当初的契约而拒绝执行，国王对这种违抗命令的行为非常愤怒，于是，国王与那位贵族有了一次著名对话：爱德华国王：“凭上帝起誓，伯爵大人，你要么去打仗，要么就得上绞刑架！”

伯爵（平静地说）：“国王陛下，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打算。”然后补充了一句，“我也凭上帝起誓，我不去打仗，也不会上绞刑架。”

时间转眼到了14世纪，英格兰的14世纪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世纪，这个世纪发生了很多大事，如黑死病流行，英法百年战争等，这些事件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社会，也改变了英格兰的王室命运。

1330年，十七岁的爱德华三世（1327~1377）和忠实他的年轻骑士发动政变，杀死叛国弑君的摄政莫蒂默伯爵，并解除了母后伊莎贝拉的权力，这时的金雀花王朝已经被莫蒂默伯爵折腾得一贫如洗。

母后伊莎贝拉在嫁给爱德华二世（1307~1327）时是法兰西的公主，这个婚姻实现了英法短暂的和平，但却为随即而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埋下了种子。

1328年，法兰西卡佩王朝的查理四世（1322~1328）驾崩，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唯一子女。法国有法律规定女儿对王位没有继承权，但这点存在争议，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女儿的儿子不能继承王位，而且欧洲封建制度中女儿是可以继承封地等财产的（如阿基坦的埃莉诺）。

不过当时的伊莎贝拉正忙于篡夺英格兰的权力，无暇顾及法国的王位，因此法兰西的王位落在了查理的堂兄腓力六世（1328~1350）的手里。

1337年，爱德华三世收留了法兰西叛逃的重臣罗贝尔，英法矛

盾再次激化，腓力六世宣称收回加斯科涅，爱德华三世则否认腓力六世的合法王位，并自称法兰西国王，英法百年战争正式爆发。

爱德华三世是中世纪典型的开明君主，具有骑士风范，重视战争胜利的荣誉，在英法战争期间长期待在法国指挥战争。

为使国内形成一个更有效的支持战争的征税和行政体系，英格兰逐渐构造出一种战时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英格兰

议会的发展。

百年战争期间，由国王近臣组成的枢密院与议会的贵族元老逐渐形成紧密团体，这形成未来英格兰上院的前身；其他骑士和平民组成的更多议会成员则逐渐形成了众议院。爱德华三世认可征税需要得到整个议会的同意，因此征税方案往往都是交由众议院起草。

英法战争对钱财的持续需求，促使国王对议会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到爱德华三世后期，议会权力扩张，甚至弹劾了国王的三位宠臣。

因为得到英格兰良好的财政机制的支持，英国在英法战争早期取得了巨大成功，爱德华三世重新夺得阿基坦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数次逼近巴黎，还俘虏了法国瓦卢瓦王朝第二代国王、腓力六世之子约翰二世。

英格兰国王的权力在议会机制下被制约，权力行使不如法兰西国王，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却比法兰西的君主制度更加有效率。在亨利五世（1413~1422）期间，这种议会机制与国王的英明神勇出现完美结合，使金雀花王朝再现昔日辉煌，英格兰不仅稳固了加斯科涅，还重新夺取了布列塔尼和阿基坦公国大部分，甚至重新占领了祖上拥有的诺曼底公国，英格兰的版图又一次回到了亨利二世（1154~1189）的全盛时期。

然而，时间到了1429年，剧情再次发生了大逆转，法国在巴黎即将被攻破的瞬间，一位来自奥尔良的名叫“贞德”的少女突然领导

法国军队取得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胜利，并且彻底改变了英法百年战争的走向。

法国在英法战争中的逆袭并非全无理由，法国人身上蕴藏着一种民族激情，这种激情一旦释放将势不可挡，这在后来的拿破仑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

不过，英法战争后期，另一个更深刻的矛盾正在英格兰社会萌生并发芽，从14世纪到15世纪，随着英格兰议会力量的加强，上院王室贵族的势力与下院城市市民的权利得到了扩张，国家的权力机制日益向中央集中，然而，同时期的旧式封建领主的实力却被削弱。另外，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逐渐兴起，社会原有的封建制度运行基础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英格兰的城市早在12世纪就逐渐形成规模，到14世纪时，城市手工业与商业的生产力已远非封建庄园可比，其巨大的财富创造极大改变了原有社会的阶层结构。

14世纪爆发的黑死病加剧了这个变化，黑死病后英格兰人口减半，社会劳动力奇缺，依附于庄园的农奴成为佃农、自由民，并且大量涌入城市，原有的封建制度逐渐瓦解。

封建制度的瓦解带来深刻的社会问题，面对众多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此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六世（1422~1461）却性格懦弱、毫无

主见，皇权掌控在以母后为首的王室贵族手里。王室贵族们忙于争权夺利，生活奢靡腐化，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爱德华三世（1327~1377）时期建立的议会机制成为宫廷争夺权力的场所，不仅丧失了议事功能，也偏离了贵族制衡国王权力的根本宗旨。

1453年，法军在卡斯蒂永战役中歼灭加斯科尼的英军主力，英

格兰在英法百年战争中彻底失败，不仅失掉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地，甚至丢掉了加斯科涅，仅保留了加来港，国王亨利六世因此发生间歇性精神崩溃，来自约克的公爵理查被任命为摄政王。

英国在英法战争的失利激起民众不满，使本来的社会矛盾一下变得尖锐起来，英国社会产生出制度变革的迫切要求。英格兰王室在

15世纪中爆发的“玫瑰战争”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中发生。

约克公爵的祖上是爱德华三世（1327~1377）的次子，其家族徽标为白玫瑰（这里玫瑰实为欧洲古蔷薇）。而亨利六世的祖父亨利四

世（1572~1610，爱德华三世第四子）当年是通过政变，从爱德华三世的长孙手中夺得王位，亨利家族的徽标为红玫瑰（蔷薇）。

约克公爵属于当时少有的洁身自好的贵族，其所代表的就是由骑士、商人，以及城市平民为主组成的社会变革力量。约克公爵（白玫瑰）摄政后对原有社会体制大幅改革，引发与王室贵族（红玫瑰）不

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因此爆发了长达三十年的血腥战争。战争进行到最后的关头，伦敦市民再次起义，推翻了红玫瑰的王室贵族。

贵族们在玫瑰战争中元气大伤，之后再也无力挑战王权，英格兰王位最后传给了兼有红白玫瑰家族特征的亨利都铎，红白玫瑰合二为一，英国从此进入到了都铎王朝，玫瑰（蔷薇）成为英国国花，皇室徽章改为红白玫瑰（蔷薇）。

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封建贵族的时代已黯然落幕。这时，另一个新兴的阶层已经悄然崛起，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国王过去的传统对手。这个阶层源自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一经出现，就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成长、壮大，最后风卷残云般改变了整个旧世界。

这个新型的生产关系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