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 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文献：

By Liang Jinhui, Zju

1.The Nature of the Firm, Coase

2.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Coase

3.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Alchian

4.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iebout

5.Might Makes Rights, Umbeck

6.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Olson

7.Spontaneous Order, Sugden

8.Culture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Grief

9.The Economics of Convention, Young

10.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Qian and Weingast

11.Reversal of Fortune,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12.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North and Weingast

1.The Nature of the Firm, Coase (交易费用的存在促使新的经济组织的产生)

文章的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一般认为价格机制协调经济系统的运作，而在企业内部企业家协调生产，为什么企业这种组织是必需的呢？二、资源配置由市场进行还是由企业家来决定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边际点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

科斯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真实而易于处理的企业理论。通常认为价格机制协调经济系统的运作，但这只是一个部分的描述，经济系统由许多专业化的子系统构成，而在这些子系统里面，生产要素的配置由企业家来组织。为什么存在企业这种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呢？

企业的存在有很多的解释，不确定性，政府管制等等。科斯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多次履约的风险等等。当存在企业时，这些交易费用就会大幅减少。企业以一个契约替代一系列的契约，以一个较长期的契约替代若干个较短期的契约，企业以契约限定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在权力范围内，他可以配置生产要素，这就替代了价格机制的作用。

这样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企业能消除一定交易成本，那么为什么市场交易还会存在呢？因为当企业扩大是，企业内部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上升。组织扩大，可能带来组织成本上升的越快，企业管理失误越多，生产要素供给价格越高。也就是说，企业的扩张会因为内部成本的上升而趋于停止。而停止点就是，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是又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的成本。

2．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Coase

（产权安排的效率性体现在交易费用上）

本文分析的是外部性问题，所谓的外部性是指行为主体的活动影响到旁人，却没有付出相应的成本或收益。这个问题庇古原来的思路是认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有差异，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工厂对造成的负外部性进行赔偿，要么是要对工厂征税，要么强行关闭工厂。

科斯认为这种思路模糊了问题相互性的本质，如果放任A，对B产生损害，如果管制A，对A产生损害。问题应该这样问，是允许A伤害B还是B伤害A。

科斯认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够自由交换，交换的交易成本为零，这就是科斯定理。隐含的意思是，要利用法律最大程度降低这些成本。

无论对造成的损害要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损害造成的外部性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自我纠正。考虑养牛者和农夫的问题。如果养牛者需要对农夫进行赔偿，赔偿就会计入生产成本中，最优的养牛数量会降低，直到增加一头牛损害的农作物的边际价值等于这头牛的边际价值；如果养牛者不需要对农夫进行赔偿，农夫愿意支付给养牛者让他减少牛的数量，从而增加农作物的产量，直到农作物的边际价值与牛的边际价值相等。两种结果都会实现产出价值的最大化。

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假设很不现实，原本运行良好的交易机制遇到抑制。这时候政府或者法律就要重新安排法权，初始法权的界定会影响到经济效率。这时候政府法权的安排就应该往实现最大产值的方向努力。像企业一样，新的组织形式的诞生很多时候就可以解决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通过政府管制也是一条路径。如果交易费用过高，可以对问题置之不理。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并非简单的限制有责任方，需要确定的是，抑制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由于终止损害行为而造成的别处的损失。

如果把生产要素定位为一种权利，就容易理解有权造成不良影响。显然只有那些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才是我们想要的。

评论：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根据交易费用理论的观点，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制度的使用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制度安排的变更也是有成本的，一切制度安排的产生及其变更都离不开交易费用的影响。交易费用理论不仅是研究经济学的有效工具，也可以解释其他领域很多经济现象，甚至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比如当人们处理一件事情时，如果交易中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一定是货币性的）太多，人们可能要考虑采用交易费用较低的替代方法甚至是放弃原有的想法；而当一件事情的结果大致相同或既定时，人们一定会选择付出较小的一种方式。

3．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Alchian （产权与经济效率（交易成本））本文对产权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经济分析。资源的约束使竞争不可避免，如何达到一种“好”的竞争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作者认为产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消除争夺经济资源中有害的竞争。产权的强弱程度与完整程度决定人们对资源进行控制的方式（争夺租金的方式），越是完整的产权，越有利于以市场化的方式竞争，交易成本也就越低。

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私有产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强制实现的可能性。私有产权是给与人们对物品那些必然发生矛盾的各种用途进行选择，这是一种排他性权利。产权的产生不是由政府强制安排的，但是它的有效性的确有赖于政府的力量与社会习俗。

私有产权虽说是私有的，但是产权所有者能够决定的只是它的物理性质，他对物品的用途选择很大程度是归因于社会对物品价值的评价。对产权的实施很多时候会与其他人的产权发生冲突，如何解决产权冲突的问题？关键在于产权的划分。比如租借公寓的契约就将公寓的使用权划分给租户，而房子的所有者保留了对房子以及房子产生的收益的所有权。产权可以暂时性或永久性的分割并且重新配置，科斯就研究过产权划分与社会成本的关系，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产权的划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效率问题。

对产权的划分之后的共同享有，私有产权的重新组合就形成了各种组织关系。政府与私人企业同是产权重新组合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行为方式会不同？假设他们都有盈利的动

机，他们独特区别在于成本收益系统的区别，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公有产权难以自由交易。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不是基于自愿而是强迫的，当你进入这个社区，你就被强行赋有这种产权。

如果公有产权可以交易，对激励的影响会有变化吗？答案在于专业化所有权的两个性质，第一成本收益系统更加与所有者密切相关，第二是控制的知识与风险规避的比较优势。如果公有产权可以交易，那么所有权就会倾向于集中，最终变成私有产权。也就意味着，公有产权下作决定者面临的对于自己的成本少于私有产权下的，也就是说他的激励会更少，效率会更低。

公有产权与私人产权都有不一样的目标，如果将公有产权转换为私人产权，那么达到目标的路径就会有差异。

4．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当Musgrave和Samuelson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没有市场化的解决方式，Tiebout却认为这个假说在联邦层面是成立的，但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是可以显示居民的偏好的。

Musgrave和Samuelson处理的核心问题是消费者（投票者）显示他们偏好的机制。因为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消费者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偏好。如果有一个机制可以显示出他们的偏好，那么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以及相关的税收就可以确定。在现行的机制下，一个理想的公共财政应该达到这三点：令投票者显示他们的偏好，像私人市场一样满足投票者的需求，根据产品的数量征税。

地方公共产品与中央公共产品的供给的不同之处在于，消费者可以选择供应最适合他的公共产品的社区。不同的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模式是有差别的，所以消费者可以选择最能够满足他偏好的地区。地方政府的差异性越大，消费者就越容易找到适合他的偏好的公共产品供应。

这个模型应该满足以下的条件：

1．人员可以自由流动。

2．人们完全了解辖区之间税收与公共产品的差别。

3．有足够多的辖区可以选择。

4．人员的流动性不受任何就业机会的约束或限制。

5．公共产品或税收在各辖区之间不存在任何外部效应。

6．辖区的人口应该维持在最优规模，以最低平均生产成本生产公共产品。

在这个模型里，地方政府并没有试图去适应消费者的偏好，而是最优规模的地方政府被经济系统采用了。

这个模型的政策上的涵义，城市的一体化并不总是值得提倡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提供也并不都是规模经济的。提高流动性与增长辖区间信息的政策值得提倡。这个模型虽然条件很苛刻，但是就像一般均衡一样给私人的区域经济提供一个解。

怎样评价蒂博特模型？（朱柏铭）

假设前提太严格，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具备。这些条件太严格，所以，它是地方公共产品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户籍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能促进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美国人有频繁变换居住地的习惯，影响因素很多，但地方财政收支政策是重要因素。似乎没有考虑人口流动的交易成本。其实，人口的迁移不仅要考虑就业机会、历史文化、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因素，还要考虑迁移成本。如何测定居民对于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依然是蒂博特模型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人口密度很大，地方政府又非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情况下，有的居民“以足投票”，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会产生刺激的作用吗？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之间

已经开展竞争，这种竞争行为的目的是什么？

5. Might Makes Rights

本文的目标在于运用正统的竞争理论来解释产权的建立与分配。Umbeck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预测，在竞争的约束下，新的产权是如何进行初次分配的。

产权被定义为，个人预期他对某项经济物品的使用会是有效率的。这样说来，产权的产生有很多种途径，总的来说，产权只在他人尊重产权所有者的权利或是产权所有者能够有效地排除不尊重的人的时候存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最终所有权都是建立在个人或者集体的强制排他性基础上的，暴力作为所有分配系统的基础。并不是说暴力或者威胁会真正使用于系统之中，但是潜在的力量在所有初始契约中都是关键的约束。

假设利用暴力的成本与契约的成本无差异，假设当契约建立时所有有力量的财产所有者都参与最初的缔约；那么契约必然赋予每个人与他们力量相对等的财富。

假设金子埋在没有政府管制的荒岛上，并且禁止用契约的方式争夺稀缺的金子，个人的暴力是排他的唯一方式。这里暴力被界定为用在排他上的劳动时间，同时假定每个人的暴力禀赋无差异。于是竞争的结果就只与他们分配在暴力排他与生产上的时间有关。再假设他们对对方使用暴力的意愿是相互了解的，如果自己的排他的愿望不及对方，在明确自己不会胜出的前提下，实际上花在争斗上的时间是没有的。

考虑到只有一个矿工X的情况，他占有所有的土地，不必使用暴力，他可以分配所有的时间给劳动，劳动产出率很高，平均的土地产出率很低，土地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就是他使用暴力排他争夺一分土地的边际收益，考虑到劳动产出率高而土地产出率低，现在的暴力的收益很小。当Y进入，他几乎没有占有土地（假设他被初始赋予一些土地），与X相反，他的劳动产出率很低，而平均土地产出很高，所以MRS很高，他使用暴力的收益明显大于X，Y威胁使用暴力，土地权从X不断转移到Y。随着土地权的转移，X的MRS上升（他的土地越来越少）他使用暴力的收益增加，而Y的MRS下降，他使用暴力的收益减少。直到均衡点，他们的MRS相等，他们都各自占有一半的土地，他们的土地产出率与劳动产出率相等，这时候达到均衡。三个人的情况类似。

以上是土地同质的情况，现在考虑土地的产出率不一样。假设第三个人的平均土地产出率上升，导致了他的MRS的下降，他使用暴力的意愿降低了，很明显均衡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其他人必然会来侵占他的土地，直到所有人的MRS相等。这时候，第三个人占有的土地比别人要少，但是他占有的土地的产出率高。

同样考虑合同存在的情况，一样要以力量作为基础，个人只有在每个人获得的收益一样的情况下才会同意以互相承认对方的产权达到均衡，这里没有考虑人的禀赋上的差异。同时明显可以证明合谋无收益。

最后Umbeck用加利福尼亚淘金潮的作了模型的经验检验。陶金潮满足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一、无主之地；二、可以度量的契约产权排他性划分；三、个体禀赋无差异；四、没有雇用或者奴役情况出现。他发现根据离河流的远近不同划分成四类不同期望产量的土地，产量越高的土地划分的面积越少，证明了模型的真实性。

虽然Umbeck证明了初次产权分配不是随机的而是建立在个人的初始禀赋上的，在这个假设下就是个人的暴力的力量。但是这个模型以及经验检验的缺陷正是假设和事实中个人的禀赋都没有差异，以致于无法验证武力在产权分配中所起的作用。

6．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考虑不同的政体对经济表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探讨的是历史经验中令人困惑的地方。我们讨论的基点从每个社会都需要秩序与公共物品的提供开始，和平的秩序保证存在

对生产的激励。那么是否因为每个人都从秩序里获益，秩序就会自发形成呢？

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规模小的群体容易对秩序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自愿达成一致。但是在大型的社会里，每个人从秩序中分到的收益太少，却要花费原来的成本来保持，必然使保持秩序的激励减少。所以大型社会的集体行动难以保持。

我们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征经常性税收的坐寇要比掠夺式的流寇更受民众的欢迎。这是因为坐寇保持了掠夺的垄断地位，但以固定比例的税收代替了不定的完全的流寇式掠夺。由于税收是固定的，对双方都有激励，民众有激励去生产而坐寇有激励去降低掠夺的比例保持税基的增长。国家垄断的掠夺胜过不合谋的完全竞争的掠夺。看不见的手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在这里自利理性的流寇领导人倾向于转变为坐寇从而建立政府。

政府的规模扩大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自愿合约但不过是由于自利的领导人有能力组织更大规模的暴力。他会提供公共产品因为秩序带来的产量的增加使他自身的利益也增加，提供公共产品的质量取决于它能从中获取利益的多少。这种Encompassing interest 给公民权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大多数的民众反抗税收掠夺与独裁。近代史由若干次坐寇被流寇打断的事件组成，伴随着公民权的发展。

考虑到独裁者是整个国家财富的拥有者，他倾向于对一切征收垄断的租金。他会索取所有的社会的剩余，也就是他从流寇演变为坐寇的收益。独裁者会征收比公共产品成本高的多的税收以索取剩余。他拟定税率的边界是，他对公共产品投入一块钱产生国民收入中他可以获得部分的那一块钱。

将民主与独裁的情况作对比，考虑民主的候选人也是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候选人需要赢得大多数的选票，他可以通过承诺利益转移来购买这部分人的选票，这导致的税收水平不会达到独裁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税率。这是由于大多数的民众有市场收入，所以他们的Encompassing interest就大得多，他们的总收入增加依靠税率的下调而不是税率上升带来的转移利益。于是，当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利益重新分配带来的社会成本就越少。民主在最坏的时候，都比独裁要好。

再考虑独裁者的时间维度，如果独裁者长生不老的话，他倾向于建立产权制度促进增长，在一个长远的时期获得更多的收益；如果独裁者预计明年就挂的话，他就和流寇没有区别了。考虑到独裁者代际交接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带来对投资的抑制，继承制是个好办法。

保护私有产权的最好的方法是建立持续的民主政治。

为什么民主政体会自发形成呢？最有力的解释就是，缺乏形成独裁政体的最普通的条件。历史上存在的情况就在于没有一个势力能够宣布自己为独裁者，各势力相互制约之下形成一种均衡，在权力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分享政权就成为一个次优的选择。

对民主与独裁采用相同的动机来分析，说明了在促进经济发展到时候，它们之间主要的差别在于它们阻碍发展的制度因素。

7．Spontaneous Order

本文探讨的就是人类事物（特别是产权分配）中的秩序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并且不断重复形成习俗。习俗的形成并不源于人类的理性以及集体决策。习俗也不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习俗的成功更多在于它们能够自我复制。习俗不一定有道德上的力量，如果它们有，这种力量的形成不过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在某个海边的村子里，对漂浮上海滩的木头有那么一个先到先得的习俗。首先考虑这样的自发形成的习俗是否有效率呢？虽然每个人遵循这个规则会得到更好的处境，但是这个规则对每个人来说不一定是理性的选择。

为什么要研究自发形成的秩序呢？首先产权制度可能就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其次如果跟随习俗是理性的，那么每个博弈都有一个独特的均衡解的结论就是错的；最后自发形

成的秩序意味着自由社会不是一种有意的设计而是一种试错式的进化，对于习俗的信仰与习俗一样都是自发形成的。

考虑一个小鸡的博弈，关键的假设在于，如果你知道对方是侵略性的，你最好的策略就是妥协。这个博弈并没有纯战略均衡，唯一的NE是一个混合策略。如果要有稳定的纯均衡解的话，两个人就必须是异质的。考虑分配给两个人分别是标签A或B，这里习俗被定义为如果一个人得到标签A，另一个人就必然得到B，他们都了解对方的标签，得到A的人应该出Dove（或Hawk），得到B的人应该出Hawk（或Dove）。这样子博弈的解就变成纯战略均衡了，他们的期望收益从1/3升高为1/2。这样，习俗的存在成为分配产权的方式，每个人都从中得到收益，所以这样的习俗是自我增强的。

跟随习俗行动是理性的吗？习俗与理性相一致，但是理性并没有规定习俗，因为理性推导出来的解并不一定是唯一的。那么什么决定了习俗的产生呢？共同经验，prominence, focal point. 考虑两个人不能联系又要见面，那么最有可能的答案就是大家都会想到的地方。这种想法的产生来自于共同经验，在没有唯一理性解的情况下，我们会求助于过去的经验。

我们现在把习俗考虑为一种进化的产物，习俗是一种进化均衡策略（ESS），它是一种大多数人采用的策略，任何少数人背离这种策略都会获得更少的收益。也就是说习俗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自我加强。不是NE的策略不会是ESS，ESS要求是强的NE。混合战略不会是ESS，因为一旦少数人背弃混合战略采用纯战略，他们的收益会得到改善，当背弃者得益，他们的策略会被模仿，最终成为ESS。

这种对均衡的偏离并不是出于理性的计算，可能是一种随机的错误，但更准确来说应该是一种试错的结果。纯战略不止一种，哪一种会成为习俗呢？如果我们加入收益的非对称性，某一种战略就会呈现更优的收益，但是一旦非经济的ESS建立起来，就难以从偏离ESS 得到收益。总而言之，哪种习俗最快在无习俗的世界中确立自身，哪种习俗就会获胜。而在一个现存习俗的世界里，习俗植根于对现存习俗的模仿（过去共同经验），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习俗系统的相似性。虽然可能有多种习俗同时产生，但是最终占多数的那个一定会获胜。

这种行为的模式最终演化为规则范式，机制就是人类寻求他人认同的欲望。

8．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难以嫁接成功的制度？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社会建构，道德强化机制，信息传输的系统以及协调机制深刻的影响经济的表现。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了各种可欲行动的成本以及财富分配的分式。社会组织形势与人均收入在当代社会有高度的相关关系，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奉行“集体主义”而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奉行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的群体，在群体中合同的履行是通过非正式经济与社会制度，并且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感觉到其他组内其他成员对他生活的影响，但是组之间处于非合作的关系。个人主义社会，社会结构整合在一起，个人与组间的经济交易非常频繁，合同的履行是通过专业组织，认同自我依赖。

本文检验影响前现代化社会进化的文化因素以及社会组织不同的轨迹。建立模型分析以经济交易为核心的两个贸易社会，在相关多重均衡的博弈中检验社会组织与文化的关系。分析中强调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因素——文化信仰。文化信仰作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影响了不同社会组织的持续性与进化。

文化信念是控制人们日常交往的信念与观点，不同于经验与分析得到的知识。我们可以把影响自身对他人行动预期反应的文化信念看成均衡策略组合的概率分布。文化信念是过去的清晰序贯策略反映，提供focal point，影响均衡选择与社会强制机制。组织创新的必要条件在于人们期望从中得益，这种期望来源于文化信念，所以不同的文化信息演化成不同的组织，而组织的演化进一步改变历史的序贯均衡博弈。不同的文化信念决定不同的历史情景

以及道德惩罚机制，这也会影响均衡策略。

现在我们研究中世纪的分属两种文化信念的商人，Maghribis和Genoese，他们面临着相似的技术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他们贸易的效率取决于他们减轻贸易组织弊病的方法，这种弊病就是商人雇佣代理进行海外贸易时，代理人背弃合约卷货跑路的情况。

这个问题是典型的单边囚徒困境。存在一个最优工资，使得代理诚实守信成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个均衡就是商人付出最优工资的情况。现在假设商人分别属于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在个人主义文化里，一个商人遭到背信，其他的商人并不关心；但是在集体主义的文化里，同样情况会使所有的商人以不再雇佣这个代理作为惩罚。假设完全信息的情况，对于个人主义商人来说，最优工资并没有改变，但是集体主义商人，最优工资因为他的潜在收入受惩罚机制的影响而下跌。假设信息不完全，如果集体主义商人要维持这个惩罚机制，那么他要付信息成本，如果成本不大的话，最优工资还是会下降。所以，两个理性的均衡是，做一个不付信息成本的个人主义者或是做一个付信息成本的集体主义者。

博弈的关键是，因为集体主义商人的最优工资付的更低，他合作的规模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景下不及个人主义下的商人。更进一步，集体主义文化惩罚曾经背信的商人，使背信集体主义商人面临显著长期成本。

分析的结果显示，集体主义商人倾向于雇佣其他商人作为代理，而非单纯的代理。由于由商人代理的长期背信的成本要高于单纯的代理，最优工资还要更低。于是商人雇佣商人，发展成一种水平的社会。个人主义贸易者并没有面临这种惩罚机制，由于自己做商人的收益要高于做代理的收益，倾向于雇佣单纯的代理，于是社会形成一种垂直的结构。

由于你的最优工资与你的财富正相关，在集体主义社会你的社会地位的变动是困难的。在个人主义社会正好相反。

集体主义的文化信念构造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社会里存在一种集体的惩罚机制，水平的代理关系，群体分割，与分组的社会交流网络。在集体主义社会，个人因为一种非正式的惩罚机制放弃了不适当的行为。

个人主义文化构造出一个个体主义社会，垂直与整合的结构，相对地的交流频率，没有集体的惩罚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低水平的强制机制可以通过集体惩罚制度的缺失达到。为了支持集体的行动，个人主义社会构建出正式的法律政治强化组织，从而演化出更多的正式组织。所以，个人主义社会的组织创新拥有更多的机会。

9. The Economics of Convention

这篇文章讨论当时习俗由前例逐渐积累形成的过程。总的观点是，当交互行为不断重复，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偶然占优，创造出正向的反馈链，自我增强，于是其他习俗就被排除了。文章用演化博弈的方法来建模，但假设人是有限理性的并且把世界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样子的交互行为会形成习俗吗？需要多久？类似的社会环境也可以演化出同样的习俗吗？

习俗是一种自我加强的可以预见的惯例，人们往往通过遵循习俗获得更大的收益。习俗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多重均衡的问题，习俗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习俗可以加强产权的执行，习俗有两种形成方式，分别是又集体权威确定和由前例逐渐演化积累，本文研究的就是后一种过程。

考虑到一种简单的多重均衡的情况出现，这时我们就要依赖所谓的focal point，也就是给定情境下遵循前例的做法。原因是，他们简单的假设对方也会这样做。

现在考虑一种演化动态博弈，有三个要素，局部的个体交互活动，有限的对环境产生反应的理性，以及随机扰动。考虑过桥博弈，假设人都是局部交互的，他们只保留过去3次的经验，他们根据过去经验中哪种情况更多就会选择哪种情况，并且有一定几率会有人违

背这样的规则。考虑到一开始是靠左行驶的习俗，但是偶然达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在过去的3次经验中，有三个人偶然选择靠右行驶。那么下一次博弈中的人，就认为靠左和靠右是无差异的。如果下一次他们还是选择靠右，那么整个习俗就会颠倒过来。

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我们知道社会的初始状况，我们不能预料习俗在未来将会如何。换句话说，如果有两个社会的初始状况一样，也有可能他们会发展出不一样的习俗。我们称之为路径依赖。但是注意，我们这里没有表现出锁定效应，原因是过去的传统会被遗忘，所以隔那么个三五十年，社会的习俗可能会改变，也就是说习俗与初始状况是独立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大多数人都会使用相同的习俗，这被称作当地一致性效应（local conformity effect）；当比对不交互的数个初始状况相似的区域，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习俗可能会表现出差异，这被称作全区多样化效应（global diversity effect）；当一个习俗在地区留存一段长时间后，它最终可能因为一系列的随机影响而被驱逐，这被称作间断均衡效应（punctuated equilibrium effect）。

话说最早欧洲没啥车辆，车都靠路中间行驶，免得掉到沟里。当车辆多起来的时候，就演化出不同的规则，十八世纪末，大部分欧洲大陆是靠左行驶的，那么最终怎么演变到今天大多数欧洲国家靠右行驶呢？答案是一系列的历史偶然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改弦更张。总的改变的动力是清晰的：越多的国家演变成同样的习俗，其他的国家越有可能跟随。建立一个邻近国家的模型来分析，我们发现长期来说，一个局部区域的均衡习俗比两个靠着的均衡习俗更难打破。也就是说，不与其它地区交互的地区更有可能演化出不一样的习俗。同时证明了以上三个效应的存在。

再考虑分饼饼的例子，小纳认为，一个风险中性的人比风险规避的人有更高的期望收益。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在人群中分配的结果是有差异的，决定于个人的风险偏好。但是我们发现现实中我们有个分配的范式形成了。在重复试验的情况下，分配的范式会演化出一种“公平”的模式，但会因情境的不同产生差异。这种范式会显示出GDE和LCE，但是同时有一个更为显著的特征：普遍的平均分配习俗。在一定的假定下，某个结果（0.5，0.5）会显示出一种随机的稳定性效应。也就是说，在一段长时间里，扰动足够小，其中一种习俗会逐渐占优，最终达到均衡稳定。

10．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传统的联邦主义理论强调分权的两个好处，一是地方政府掌握了信息，更贴近居民的偏好，二是地区间的竞争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但是这些都缺乏对激励机制的描述。要保证市场机制，需要有限及有效率的政府。在这片文章里，我们认为恰当地从中央政府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建立有效率政府的解决方式。

有效率的市场要求两个方面的政府的可信承诺，首先是“政府掠夺”(State predation)的问题，政府必须规制自身不能从产出中掠夺太多，保证市场的正向激励。其次是“软约束”的问题，政府要放弃成本太高的项目，对没有效率的个人和集体实施惩罚，保证市场的负向激励。刺激市场必须要从政府的承诺上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文从新的企业理论来观察这个问题，首先，信息与权力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承诺的可信度。其次，竞争可以被用来当作一个处理管理激励的问题的惩罚工具，使代理人要代表委托人的利益。

通过信息以及政治权力的下放，联邦主义可以建立正向的激励解决政府掠夺以及负向激励解决软约束的问题。效率来自分散信息权力的动态演变，增加未来政府干预的交易成本可能是达到效率与可信承诺的关键。

分散信息可以避免无效率的规制，可以避免公共企业的低效率等等。限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入的信息可以使地方政府有额外的收入帐户，从而减少地方政府掠夺财富的动

机，减少中央掠夺地方的可能性。分散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力可以避免中央政府无限制的拯救失败的国有企业，使财政无效率浪费。

至于地方之间的竞争产生激励效应，就像市场竞争使管理者反映股东利益一样，地区间的竞争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移动的要素可以迅速离开这个地区，如果政府行为不当。对要素资源的争夺使税收与管制下降。同样的，地区间的竞争会使地方政府拯救失败企业的机会成本上升，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

一个关于分权的质疑在于，分权缺少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会使地区间差距增加。但是研究发现分权使地区差距更小了，甚至不需要转移支付。

联邦主义稳定吗？当我们尝试去防止中央政府从地方夺权的时候，加剧了地方之间合作失败以及搭便车的问题，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分配有个均衡，中央有能力管制地方之间的行为，地方有能力反抗中央的权力侵略。

11．Reversal of Fortune

被欧洲殖民的国家里，在1500年前相对富裕的殖民地现在相对落后。我们收集这些数据，以人口密度与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程度的近似。这种逆转有人认为是地理因素造成的，但我们认为这种逆转反映了欧洲殖民化带来了的制度上的转变，欧洲人倾向于在当时落后的地区引入鼓励投资的制度，这种制度最终在工业革命时获得优势，占据上风。

本文用城市化与人口密度度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城市化程度高与高人口密度意味着高农业产值以及好的运输网络。我们因此发现了500年前殖民地的人均收入与现在的人均收入成负相关。这给我们提供了检验长期发展假说的机会，一个假说把这个现象归结于地理因素上的差异，我们认为这是不成立的，首先欧洲人出现之前的相对收入表现与地理因素无关，其次如果成立的话，这次转变应该发生在欧洲农业技术扩散的时候，而实际上转变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且我们并没有发现地理因素与工业革命的关系。

我们相信制度的转换才是导致财富逆转的关键。提供对投资激励的社会倾向于比不这样做的社会更富裕。我们把这种制度成为保护产权的制度，相比之下，不富裕地区多是实行掠夺私产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因为统治者可以持续收获租金，会达到一种均衡。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欧洲在殖民地扩张的时候，倾向于将掠夺性的制度引进相对发达的殖民地获取租金，而将激励投资保护产权的制度引进相对落后的地区。因为相对落后的地区人口稀少有利于殖民者的定居，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比单纯掠夺收益更高。当新技术来临的时候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对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我们认为保护私产刺激投资的制度有效利用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使殖民地实现工业化。

我们认为保护私产的制度是一系列的，首先是对产权的保护，使人们可以期望从投资中获得收益，其次是这些制度在社会广阔的层面上实行，否则大多数人被少数政治精英绑架也不有利于投资。

什么决定了殖民者在什么地方实行保护产权的制度，在什么地方实行掠夺性的制度呢？有两个因素相关，第一是政策的经济收益水平，高人口密度可以让殖民者进行强制性的奴役，令掠夺性的制度成为经济上的优选。实际上繁荣的地区总是有更多可以掠夺的，而且在这些地区已经有完整的税收制度，殖民者只需要拿过来继续征重税就可以了。第二是殖民者会不会在这里定居。欧洲人倾向在自己可以移民定居的地方引入保护私产的制度，自然是因为他们也需要这种制度的保护。特别是当大量的移民定居下来时，下层阶级对产权会产生强烈的要求。而人口密度对是否有移民定居有直接的影响，人们倾向于定居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而且这种地方的疾病也比较少。

我们并没有排除掉地理因素的影响，我们只是认为制度差异是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

因，我们并没有排除地理因素通过制度起作用。

12．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本文研究英国制度安排的演进，聚焦于制度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光荣革命胜者的目标是保护产权与私产，消除掠夺式的政府，他们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制度有利于对政府产生保护产权的激励。

我们要研究的不仅仅是规则的变化，而且规则得以有效执行的制度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不仅要求政府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政府的承诺是可置信的。有两种渠道来建立这种可信承诺，一是相信政府以前的负责任的行为会持续下去，二是通过建立一系列限制政府的措施来惩罚政府违反承诺的行为。在英国，这种制度就是代议制政府，以议会为中心，辅以国王以及独立司法权。

要建立这个制度面临的问题要控制国王随意运用掠夺私产的权利。制度上的改革改变了政权拥有者的激励，朝着胜者所要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限制国王随意更改条约的权力是关键。当国王需要议会的同意才能改变条约的时候，国王出尔反尔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了。

我们研究了斯图亚特王朝的金融市场，发现强制贷款很大程度代替了提高税率，光荣革命后，政府的借款成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方式，这种改变折射出民众感觉政府的承诺可信度提高了。

成功的长期经济增长，要求不仅仅对市场参与者适当的激励，还要对政策制定者恰当的激励。政策制定者有强制力的优势，可能会借此侵犯市场参与者的产权，有些时候没收财产不一定是收益最大的；市场参与者可以与之谈判争取利益，也可以妥协，要看交易费用的大小。

最好的情况是使市场参与者进入并保持与政策制定者的讨价还价抑制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必要条件是有那么一个自我增强机制，多数党成功制定一个条约后，必须有在上台后继续遵行条约的激励。

这个自我增强机制由重复博弈保证，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失败，考虑到统治者的贴现率与时间偏好。当面临战争等情景时，时间的贴现率就会很高，出尔反尔的几率就提高。此时，需要一些特殊的机制作补充。对政府事后行为的限制增强了政府保持承诺的可能性。

光荣革命中，这种机制体现为国王必须征得议会同意才能改变条约，也就是说条约改变必须在国王与民众利益一致的时候才会发生。其次，其他一些出尔反尔的可能性也被消除了。这种机制也是自我加强的，首先违反这种机制会遭到惩罚，其次，民众同意在这种机制下提供足够的税收，保证了统治者的利益。

但是这是不是从国王到议会的权力转移呢，会不会有议会独裁？首先议会的利益的分散性使合谋谋取私利的成本很高，需要国王议会以及司法的合作。三权分立。以工商业利益为基础的辉格党主张对政府进行规制。司法权的独立极大有助于政府的自律，而政府的自律又可以使自身的收益提高。

总的来说，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上的转变增强了政府的可预测性。通过将政府置于可靠的财政基础上，机制移除了政府掠夺的随机性。任何利益集团要牟取私利必须同时得到议会与国王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