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看宋词的演变

在历史中看宋词的演变

——从“诗余”到“正统”摘要：

关键词：演变；诗余；正统；柳永；苏轼；辛弃疾

宋词，是在唐诗之后又一种文学体裁，句子有长与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对于“诗余”这个名称，有许多解释，有人说它是“诗人之余事”，一些词人称自己的词集为“诗余”，如宋人廖行之的《省斋诗余》；最多的一种解释是：诗词中词的别称，因词是由诗发展而来并被认为是诗的降一格的文学式样，故称“诗馀”；最终命名是明代杨用修作《词品》，在其自序中说：“诗余者，忆秦娥，菩萨蛮为诗之余，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伯其书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这句话是说李白的两首词《忆秦娥》和《菩萨蛮》是百代词曲之祖，为什么称作“诗余”不得而知。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宋词逐渐从“闲情逸致”到“亡国之音”，内容丰富，题材扩大，风格迥异，地位从“诗余”逐渐变为于诗并肩而行的“正统”。

词本艳科，最初是配燕乐以歌唱的曲子，大多在民间流行，俚俗易懂，语言晓畅明白。在五代时期温庭筠婉约秀丽“花间词”的流行，词的题材多为讲述夫妻之间缠绵之情和离别之恨。后主李煜的词题材也不外乎这些艳词，内容多描写女性的服饰、发饰、容貌、举止等，十分狭窄，多抒发宫廷生活的奢华糜烂。在后来李煜被俘虏，受尽亡国之辱，在牢中曾做过一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以及“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等一些表达自身愁苦、哀痛心情的词。这样一种词题材风格的转变多半是和当时朝代更替灭亡有关系的。

俗话说“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随着朝代的兴、盛、衰、亡，会随着社会背景的不同，出现不同类型的词人，词的风格因此也会发生转变，词的题材内容也会相应的扩宽。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纷乱的局面，建立了宋朝。一个新的王朝建立，政局初定，大多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文化上也必然伴随政治而改革。但是前朝的文化影响不可能立刻消失匿迹，还有许多五代的“遗民”生存于这个社会。因此，表现在词的写作的方面，晏殊继承了五代“花间”词风，但同时又有新变。他的词，语言清丽淡雅，温润秀洁。略去女性容貌的描写，着重表现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恋和离别愁绪，情感基调雍容和缓，淡淡的忧愁中透露出自我解脱的气度。欧阳修因循中求变，沿着李煜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来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主动向民歌学习，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改变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方向开拓。

朝代建立后，政治逐渐趋于稳定，经济发展，甚至富足。解决了文人们的温饱问题，给了他们充裕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去继续文学上的创新和创作。范仲淹曾在塞外生活过，他的词多描写塞外景象，风格沉郁苍凉。张先用大量的词来酬唱赠送，用题序，将词引入日常生活中。王安石注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进一步将个体人生感受转向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柳永，他对于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科举的屡屡失败，使得他沉溺于歌馆酒楼、秦楼楚馆，他和歌女们的关系十分好，他经常为她们的歌作词，因此柳永的词在北宋时期家喻户晓。也因为此，他的词具有鲜明的市民情调，他的词中有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也有表现被遗弃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也有表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最典

型的词是《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仅仅十几个字就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当时北宋都城的热闹景象。除此之外，柳永的词语言浅显俚俗，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如“怎、凭、恁、你、伊、消得”，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生动活泼，给人亲切感。柳永在词内容方面进行了新变。

柳永之后的苏轼，提出了“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将词的地位提高到与诗同样的位置。他认为词需“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作词应该像作诗一样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的人生感受。苏轼的词充满了进步精神、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入词的世界，改变了词原有的柔软情调。《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他的词还表现了对于人生的思考，有一定的哲理性，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和《蝶恋花·密州上元》中的“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苏轼对于词境的扩大还表现在对于外在世界的开拓，例如：他的词涉及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射猎、游览等。除了在内容上体现“诗词一体”，在写词的手法上也体现出了“以诗为词”的观念。一方面，他写词要用题序，来交代创作动机、缘起，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题序中“兼怀子由”交代了作词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他多用典，以此来抒情。到苏轼，词的地位已经基本有“诗余”发展为“正统”之音，苏轼对于词的发展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也开创了豪放词，改变了词只有婉约的这种局面。

北宋后期，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金侵犯北宋。北宋朝廷不反抗，反而委屈求和，使得金更加嚣张。金对宋的侵犯，使得政治动荡，社会不安定，百姓深受疾苦。此时有一部分文人词人，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前途无力挽回，痛心疾首，从而把注意力转向自然山水之中或书斋之中，如：黄庭坚、晁补之、晏几道。黄庭坚学苏轼作词，进一步将抒情自我化，表现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他的词内容多写书斋内的笔、墨、纸、砚，题材狭隘，咏物居多。晁补之的词主题为吟咏性情的隐逸词，如《摸鱼儿》中的“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晏几道继承“花间”传统，借助对爱情的追求来消解人生中无法摆脱的苦闷，把自己辛酸的身世之感寄托在男女的悲欢离合之中。

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梁（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同年，金国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此后，金一直不间断地来侵犯南宋，南宋由于军事实力始终不敌金国，委曲求全，将都城迁至临安（今杭州），统治范围被迫限于淮水秦岭以南的华南地区，与金国长期军事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渡时期涌现出了爱国词人，他们看到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抱负保护自己的国家，如：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岳飞，最著名的是辛弃疾。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的词论，指词是不同于诗的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从词的本体进一步确立词独立的文学地位。朱敦儒不仅用词来抒发人生感慨，而且以词表现社会现实，诗词的功能进一步合一，给后来辛派词人以更直接的启迪和影响。叶梦得、岳飞的词以强烈的战斗力和激情将词的言志功能进一步体现。

辛弃疾词对于词境有更深的开拓：他的词中对于英雄形象的展示实际是自我理想的写照，面对国家被外族侵略，他渴望在军营的“吹角”声中“挑灯看剑”，他“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感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唐五代词意象多来自于闺房绣阁、青楼楚馆，经柳永、张先、王安石、苏轼，变为与文人日常生活、官场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自然山水意象，至辛弃疾，他创造出了战争与军事的活动意象。“刀、枪、剑、甲、铁马、将军、士兵”等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结成雄

豪壮阔的审美境界。除了在词的意象上，他还“以文为词、用经用史”，将古文中、辞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入词。以经史子集中的词汇入词，丰富和扩大了作词的词汇。辛弃疾是著名的爱国词人，他的词内容不仅只有表达对国家的爱国热情，还有一些表现自己内心苦闷和农村田园生活的隐逸词。辛弃疾确立了辛派词，对后来的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都有深远影响。陈亮的词风和辛弃疾最为相像，他的词多表现抗战复仇、救国安民的思想怀抱。陆游的词喜将理想化的梦境与现实的悲凉构成强烈的对比，以此来展现国家动荡，百姓愁苦。

还有一些南宋末期的词人，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现实，他们写下带有“亡国之音”的悲伤的词，如：有“张孤雁”之称的张炎，他的后期词多写身世盛衰之感；蒋捷的词多抒发亡国遗民的民族气节和对异族统治的不满的情绪；刘克庄是辛派后劲中成就最大的词人，他的词社会视野更加宽阔；刘辰翁吸取了杜甫的创作精神，用词来表现亡国的血泪史；文天祥的词高唱民族气节和尊严。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宋朝建立到北宋被金灭亡，再到南宋的建立，最后南宋灭亡。这一过程对于宋词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时代变化、朝代更替，使得文人们有更多的题材来作词，使得文人对于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现实而产生怀古反思之情，反抗外敌之情，壮大祖国之情，使得词境扩大。政权的稳定使得文人们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享乐上，词逐渐由民间也进入了士大夫、宫廷的宴会中，词的语言由俚俗浅显变得典雅文丽，作词的手法也越来越多，如：题序、用典、借辞赋的铺叙、借散文的白描。词的地位也从“诗余”逐渐上升为“正统”，词与诗有同等的独立的文学地位，文学功能也变多。在历史过程中看宋词的演变有利于我们对于宋词发展线索的整理和疏通，有利于我们理解唐五代到南宋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