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讲义

文字学

任课教师：沈培（Tel.:，）

教材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一版，1990年第二次重印，1996年第三次重印，2001年第六次印刷；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3月第一版，1995年4月再版

主要参考书

1．唐兰《中国文字学》，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开明书店1949年3月版重印本

2．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1月

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已多次印刷）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另外，平时经常查字典，经常翻阅《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中国历史文物》、《中原文物》等杂志。目的是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以及国家现行的语文政策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

绪论

一、我们对汉字的了解

①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书写和使用汉字的情况

看

读

用

②为什么要学文字学

1、了解字的古义，对了解字义的发展有帮助

2、知道字形的发展，对了解古义有帮助

3、为进一步研读古文字资料打好基础

4、对于阅读校正古籍有用

5、对于了解汉字的构造与汉民族的文化关系有用

二、汉字学基本情况

1、“文字”的定义以及古人对“文字”的叫法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在汉语里，“文字”一语，也叫“字”，它们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字，也可以指记录某种语言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把後者称为“文字体系”。

文

我们现在说“文字”或“字”，古人原来不是这么称呼的。他们叫做什么呢？最早他们叫做“文”、“名”或“书”。先看叫做“文”的例子：

1．《左传》至少有三处解释文字的构造：

昭公元年：於文皿虫为蛊，穀之飞亦为蛊。注：文，字也。

昭公六年：夫文，止戈为武。注：文，字。

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注：文，字。

2．《礼记·中庸》：“书同文。”

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到了现在，“文”仍然可以指“文字”，但多用于比较专门的术语，如“英文”、“法文”等。

名

除了言“文”以外，古代比较早的时候还使用“名”这个词。如：

1．《周礼·外史》：“掌达书名於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

2．《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於策。”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3．《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郑注已佚，有辑本。后敦煌、吐鲁番发现一些郑注写本，参看王素《唐写本郑氏论语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书字”，也有作“书名”的，郑玄在注《礼记》时就说：文，书名也。

4．唐代的贾公彦《仪礼义疏》说：“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后代文字多，则曰字。”

把文字叫做“名”，其实现在对大家也不应该很陌生，比如说日语中有“平假名”、“片假名”，这其中的“名”是什么意思？就是“字”的意思。

书

除了“文”，“名”的叫法以外，在战国以后，人们往往把文字叫做“书”，如：

1．《尚书序》：“造书契。”《释文》：“书者，文字。”

2．《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3．《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

字、文字

从上面可以看出，我们古人曾用“文”、“名”、“书”来指我们“字”或“文字”。“字”这个字被用来指文字，上面我们已经说过，东汉人郑玄注古书时说“古曰名，今世曰字”，说明至迟在东汉时，“字”已经跟我们现在的意思是一样的了。根据古书，最早把“文字”叫做“字”，大概是在秦朝时候。江永《群经补义》说：“其称书名为字者，盖始于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县之咸阳市，曰：‘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古人造“字”这个字，最早表示的不是我们现在的意思，按照《说文》的解释，“字”的本义是“人及鸟生子”，《说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说文》认为“文”和“字”意义有不同，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大概是后来的分别。

至于“文字”连用，顾炎武《日知录》说：最初见于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的琅（瑯）玡（琊）台刻石，其上有“同书文字”。把“文字”二字用在书名上的，最早是《说文解字》，这还是“文”与“字”分用。其后有晋朝王义的《文字要纪》、王愔Yīn《文字志》、梁朝阮孝绪《文字集略》等书，“文字”是连用的。

文字学

据蒋善国《汉字学》P21：“‘文字学’这个名称，出现于1912年。清朝末年，西学东渐，西方学术都有系统，各种学科名称经汉译后，都在词尾加一‘学’字，如哲学、文学、植物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统计学、人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等。……”

2、从“小学”到“汉字学”——现代意义的汉字学的建立

至少在西周时代的晚期，已经有人专门编写小学生的识字课本了。传说《史籀篇》就是这种读物。在春秋时代，人们对汉字的形体结构进行分析和解说也往往从古书里可以看到，如《左传》、《论语》里都可以看到（已见上文所引）。据说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战国楚竹简中有字典，如果确实，可见战国时代一定有人对文字作专门的研究了。

西汉时代，把文字之学叫做“小学”。这是怎么知道的呢？隋唐间人颜师古在给《汉书·杜邺传》作注时说：“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这说明了为什么把“文字学”叫做“小学”。（当然，关于古人入小学的年龄，古书中是有不同的说法的，有的说八岁，有的说13岁，还有的说15岁——如伏生《尚书大传》，而《礼记·内则》说“六年”就“教之以数与方

名”，“方名”可能就是“字”。）小学学习以识字为主，所以把有关文字的学问叫做了“小学”。西汉末刘歆在汉哀帝时继承其父亲刘向的职业替皇家图书馆校理图书，他写了一个目录书，叫做《七略》，把图书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六艺略”相当於後来四部图书分类法中的“经部”，它又分“易”、“书”、“诗”、“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七略》这本书在唐宋间就亡佚了，但它的内容可以从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中看到个大概。因为班固写《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而写的。《艺文志》下的“六艺”类里有“小学”类，“小学”之属著录的有关文字学图书有《仓颉》、

《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仓颉传》、《扬雄仓颉训纂》、《杜林仓颉训纂》、《杜林仓颉故》计10家45篇（其中《别字》13篇，馀各一篇）。从《汉书·艺文志》所录可以看出，“小学”大致是一些童蒙识字读物，还不能算是研究著作。需要注意的是，它跟后代的不同是，它不包括有关训诂的《尔雅》之类和有关音韵的书（音韵学兴於魏晋以后，东汉时代也许还没有这类专著）。

秦代统一文字，李斯等人一定在文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小学”的含义后来扩大了。到了唐代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经部图书已经将《声韵》、《声类》等音韵之书列入“小学”类，但《尔雅》、《广雅》、《方言》、《释名》等解释词语的语言著作仍然另属一类。到了五代刘昫监修的《唐书·经籍志》将训诂书、文字书、音韵书和书法著录在一起，但甲部（即经部）类目仍将“诂训类”和“小学类”分为两类。到了北宋宋祁、欧阳修重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开始将“诂训类”并入“小学类”之中。自此，所谓“小学”的含义已扩大到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四个方面。清代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则在经部“小学类”下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个小类（书法著作另属他类）。

对于文字的研究在过去确实很受重视，但其重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重视对经典的研究。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第一部文字学专著，许慎写此书是为了正确地解释经典。他在《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按：指经学，即解说经书之学）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清朝王鸣盛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馀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还有人说“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正因为《说文》是为解释经典而作，汉字学从一开始就处于经学附庸的地位。

正因为“小学”一向处于“经学的附庸”的地位，它所注重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书面材料，所以这种研究大致属于“语文学”的范围，与“语言学”尚有区别（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小学”即传统文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詹鄞鑫《汉字说略》第6-第11页作了总结，即：①增广《说文》，编了不少字典，如《玉篇》、《类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②规范用字，即所谓“正字”；③校订整理《说文》；④注疏《说文》或解释形音义；⑤研究《说文》“六书”。

在传统文字学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

在19、20世纪之交，有两件事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形成准备了初步的条件。这两件事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传入和古文字研究的进步。

晚清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发达和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其中包括殷墟甲骨文等前所未见的重要资料的发现），古文字研究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清末的吴大澂、孙诒让等人已经根据古文字指出了《说文》的一些问题。进入民国时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对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建立起了更重要的作用的，是西方语言学思想的影响。

章太炎1906年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提出应当把广义的“小学”叫做“语言文字之学”（见《国粹学报》第二卷第12、13号，又见《国学讲演录·小学略说》），这样才名正言顺。章氏认为：“自许叔重创作《说文解字》，专以字形为主，而音韵、训诂属焉。……合此三者，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儿童占毕所能尽者，然名为‘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

以“语言文字学”代替“小学”之名是对的，这反映章氏对语言和文字已有了明确的区分。但开始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不清，一直以文字统率语言。

所以，即便自此之后，有人在讲文字学的时候仍然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内容。1917年，北大开文字学课，由两个人教，一个是朱宗莱，一个是钱玄同。朱先生教“文字学形义篇”，钱先生教“文字学音篇”。后来很多人都采取这个方法，但是由于“音”比较专门，一般讲文字学的人也就不讲而只讲形和义了。上个世纪20年代初，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的课程明确称为“文字形义学”。此后颇有人仿效。由于研究训诂“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讲“文字形义学”的往往以形为主，讲“义”的部分只是附庸，“可有可无”（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页）。例如1935年出版的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上篇书体，下篇形论，并未专论训诂。容庚在燕京大学开文字学，《形篇》讲字体，《义篇》讲说明文字结构的“六书”，也是有“义”之名而无“义”之实。

所以，唐兰说“民国以来，所谓文字学，名义上虽兼包形音义三部分，其实早就只有形体（引者按：这里所说的“形体”包括文字结构）是主要部分了”（《中国文字学》第6页）。有的学者并明确把音韵、训诂排除在文字学之外。如1926年出版的顾实的《中国文字学》，只论述文字之由来、文字之变迁和文字之构造。又如，1933年何仲英出版《文字学纲要》（上海民智书局初版），他认识到文字学不应包括音韵、训诂，因此把自己原来的文字学著作改写为此书，专门讨论汉字的形体。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提出：文字学研究的应当只是文字的形体。他在1934年手写石印的《古文字学导论》（当时除随堂发给学生外，曾加印了100部，由来薰阁书店公开发行）中说“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还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此书1963年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作为教材影印，由作者加了一篇跋，并在书前加《武丁时期龟甲卜辞》及《克盨盖铭文》图板。1981年齐鲁书社据讲义影印。并加作者1936年未写完的改订本）他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其实，唐兰先生的观点是偏颇了一些，研究文字学当然不必专门讲训诂、音韵，可是还是有紧密关系的，因此比较客观地说，文字学应当是研究文字的形体以及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

40年代以后，研究形体的文字学著作已成为主流。40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著作，除唐兰《中国文字学》外，有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贵阳文通书局1941年初版）、齐佩瑢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北平国立华北编辑馆1942年初版）等书。前者提倡研究文字要形音义三方面互相推求，但并没有去介绍音韵学、训诂学基础知识。

五六十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学著作有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两位学者力图发掘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梁书紧密结合语言学来研究文字，蒋书对隶变规律剖析得很细致，这在以前都是不多见的。

唐兰在主张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义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跟音、义，即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从50年代起，在政府领导下，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工作。开始的时候，语文学界为了配合这项工作，大都着力强调文字对语言的从属性，但仍很少有人有意识地去研究汉字跟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像王力《字的形、音、义》那样的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1957年改为《字的写法、读音和意义》），极为少见。6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些从字跟词的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文字现象的有质量的文章（如吕叔湘《形、音、义》，《文字改革》1964年3、4期，收入所著《语文常谈》；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1期）。文字学者通过语文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是不管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80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如杨五铭《文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蒋善国《汉

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孙锡钧《汉字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顾正《文字学》（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詹鄞鑫《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许长安《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等，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周祖谟为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撰写的“汉语文字学”条，把文字学定义为“研究汉字的形体和形体与声音、语义之间的关系的一门学科”，这可以代表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见。

在80年代以来出版的文字学著作中，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受到了较多的注意。该书使用了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并且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

通论性的汉字学的发展，跟汉字学各个分支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各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后面将作简单的介绍。

西方普通文字学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汉字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1940年出版了英国爱德华·葛劳德著、林祝敔译的《比较文字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了前苏联.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的《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年翻译的西方语言学通论性著作，也大都有讨论文字的部分。有人在研究汉字起源和汉字的性质时把比较文字学的方法引入进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近些年来，文字学界还成立了学会（如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等）。除了学会的经常性学术会议，某些有关单位也举办了文字学方面的学术会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1986年12月和1991年9月两次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

还需要提到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有人从语言文字学之外的角度来研究汉字，例如艾伟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汉字，在1949年出版了专著《汉字问题》（中华书局），其中涉及许多现代汉字学问题（参看李镜流等《建国前汉字心理学研究述评》，《语文建设》1987年11期；马文驹《艾伟的汉字心理实验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1988年3期）。近年来，有人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汉字教学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

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很多字的构造就是跟一定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汉字。前些年，由于“文化潮”的兴起，这方面的研究受到了重视，出现了很多以“汉字与文化”为主题的文章和著作。其中，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汉字文化丛书”（陈海洋主编，1995）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何九盈、胡双宝、张猛主编，1995），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几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汉字文化学”的主张。但遗憾的是，至今“汉字文化学”的界定还不是很清楚。虽然多数人主张“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但在一些人所写的有关论著中，有不少内容其实可以归到文化语言学的范围里去，有的内容甚至很难说跟汉字和汉语有什么联系。

以前大家说到“文字”，自然就理会成指汉字。其实，世界上文字有很多种，外国人也写过不少文字产生和发展的专著，这也属于文字学的范围，属于“普通文字学”范围。有人把不同的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叫做“比较文字学”。从国内来讲，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也有文字，也需要研究。但这都不是我们这门课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实际上是“汉字学”。这一点需要认识清楚。我国研究汉字的历史很长，过去对汉字的研究是有人把它叫做“传统文字学”，我们现在讲的“汉字学”跟传统文字学当然有很紧密的联系，但也有很多不同点，比如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功能估价、汉字改革问题，甚至汉字的历史，这些在传统文字学里都不谈或谈得很少。所以，我们的“汉字学”既不同于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学，又不同于传统文字学。顺便讲一下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一书的书名，裘先生本来自己想叫“汉字学概要”，跟朱德熙先生商量，朱先生说“汉字学”听起来很陌生，不如还是

按照传统的说法叫“文字学”。于是这本书的名字就按照朱先生的意见决定下来了。但朱先生也说，用“文字学”确实有毛病，因为没有点明是中国文字，是汉字，即便你说传统的说法都是一直叫“文字学”，没有必要点明是汉字。但是要清楚：传统的文字学有一定的含义，我们现在学汉字学，有的是超出了传统的文字学的范围的。朱先生还是倾向于用“汉字学”的名称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汉字学”这个名称已经不像裘先生起书名时那么让人感到陌生了，所以更应当叫做“汉字学”。但是我们中文系安排课程，都是按照老习惯，所以仍然叫做“文字学”。

“汉字学”分支：

汉字学通论（一般的汉字学研究）

古文字学

近代文字学（汉语俗字学）

现代汉字学

本课主要学习汉字学的一般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汉字的性质

汉字的起源

汉字形体的演变

汉字构形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①理论分析

②三种类型汉字举例分析

A、表意字

B、形声字

C、假借字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汉字的性质

研究汉字的性质，就是要弄清汉字属于哪一种文字类型。这个问题早在50年代就受到了注意。70年代末期以后，一度曾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参加讨论的人很多，意见颇为分歧。

一、以前对汉字性质的认识为什么会那么分歧？

有人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有人说汉字是意音文字，有人说汉字是表音文字。主要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合理的标准。

二、给文字定性要依据什么标准？

两个层次的理论：

作为语言的符号————————文字

作为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字符

例如：汉字“花”是汉语里花草之｛花｝这个词的符号，“艹”（草字头，原作“艸”，即古草字）和“化”则是“花”这个字所使用的符号（“花”是一个形声字，“艹”是形旁，“化”是声旁）。

合体字的字符分析：在汉字里，像“花”这样可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的字，一般称为合体字。合体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称为偏旁。秦汉以后所造的合体字，基本上都是用已有的字充当偏旁的（有些字用作偏旁时有变形的现象，如在上方的“艸”变作“艹”，在左边的“水”变作“氵”等，参看［五（三）］）。

准合体字的概念：在上古汉字里，有不少表意字是用两个以上不一定能独立成字的象形符号构成的，例如畢（射）一类字。这类字是否可以称合体字，是需要商榷的。我们姑

且把它们称为准合体字。

独体字的字符分析：有些汉字从结构上看不能分析，一般称为独体字。对于独体字来说，也存在语言的符号跟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不同的层次。例如：古汉字里的“亀”，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日”字所使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象太阳之形的一个象形符号。这种区别在拼音文字里同样存在。例如：英文里的“a”，作为英语里不定冠词｛a｝的符号来看，是一个有音有义的字；作为英文所用的符号来看，则仅仅是一个表示一定语音的字母。为了使概念明确，下面把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称为“字符”。

文字与字符的区别：

任何文字皆有音有义，因而这无法区别不同的文字。但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不一样。所以给文字定性要依靠字符的特点。

字符的分类：

意符：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又分形符和义符两种。

形符是作为象形符号使用的，它们通过自己的形象来起表意作用。如古汉字里的“人”、“日”等字所使用的肅、亀等符号1，又如构成畢（射）2字的弓箭形和手形。

汉字变得不象形以后，形符基本上就不用了。

义符不是依靠自己的形象来起作用，它们通常都是由已有的字充当的表意偏旁，它们就依靠本身的字义来表意。例如：合体表意字“歪”由“不”、“正”二字组成，它的意思就是“不正”。“不”和“正”在这里就是依靠它们的字义起作用的意符。形声字的形旁一般由依靠本身字义来指示形声字字义的字充当，所以也应该归入这一类。

音符：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没有联系，但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

记号：在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和语音上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

英文可以说是一种表音文字。但是这并不是说英文只有音没有义，只是说英文的字符，即二十六个字母，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例如：英文“sun”是英语里｛sun｝这个词的符号。它既有音，即｛sun｝这个词的音——［san］，也有义，即｛sun｝这个词的义——太阳。但是“sun”所使用的字符s、u、n，跟它们所代表的词只有语音上的联系，没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表音字。同样，我们所以把古汉字“亀”（日）叫做表意字，是因为“亀”作为字符，即太阳的象形符号来看，跟｛亀｝这个词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没有语音上的联系。如果作为“日”这个词的符号来看，它也是音、义兼备的。

给汉字定性，可以从两个角度，一是从字符的表意表音作用看汉字体系的性质，一是从字符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看汉字的性质。

（一）、从字符的表意表音作用看汉字体系的性质

英文一类的拼音文字只使用音符，所以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呢？

1．汉字使用意符，而且是大量使用。以下一些字都是使用意符的：

象形字：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隹，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另外参考《甲骨文编》P171“隹”、P187“鸟”、P394“马”、P401“鹿”

指事字：刃、亦

1“人”，《甲骨文编》339页，《金文编》页（8卷1308号）。“日”《金文编》7卷1082号。

会意字：昶，日长也。从日永会意。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臣铉等曰：大，人也。一，地也。会意。

形声字的形旁：

2．汉字使用音符。以下一些字是使用音符的：

假借字：盆（其）、花

形声字的声旁：①声旁是单纯表音的：花；②声旁兼表音义：珥——音符兼意符

音符在不同文字体系中的差异

探讨汉字中音符与字母系文字的音符的差别，对理解汉字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

首先，汉字除使用音符外，还大量使用意符和记号，这就和拼音文字的音符在整个字符中的地位不同。或者换句话说，汉字音符的构字能力是有局限性的，不能仅凭音符构字。相比之下，拼音文字的音符构字能力是没有局限性的，它不依赖于其他类型字符的帮助。

其次，虽然拼音文字的字符（即字母）不可避免地是从象形符号演变而来的，但从共时的角度看，它们已是专职的表音符号。汉字的音符则是借本来既有音又有义的现成文字充当，特别是许多汉字在充当合体字的偏旁时，既可以用作音符，也可以用作意符，有的还能兼起音符和意符的作用。比如“耳”在“饵”、“铒”等字里是音符，在“聪”、“聋”等字里则是意符；而在“珥”字里兼有音符和意符两种作用：从“玉”从“耳”，“耳”亦声，即一种用玉石等物作的耳饰。

再次，汉字中同一个音可以采用不同的字符表示，例如bi这个音节的字符（音符），有敝—蔽、弊；必—泌、毖、珌、閟、邲、苾；毕—荜、跸、筚，畀——痹、箅；辟——憵、避、璧。在拼音文字中，原则上一个因用一个符号表示。由于上述原因，汉字中的音符数量相当可观。古今用作声旁的字大约在1000个左右，从理论上说，每一个字都有可能用作声旁。总之，要注意汉字使用的音符跟拼音文字的音符有区别。

3．汉字使用记号。

造字时就造记号字，比较少。只有古汉字的（五）、（六）、（七）、（八）等数字。“记号字”的概念并不是裘氏首先提出的。唐兰在《中国文字学》“文字的构成”一章中专立“记号文字和拼音文字”一节，认为：“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因为我们认识一个“同”字，就可以很容易地认识‘铜’，‘桐’，‘筒’，‘峒’等字，可见这还是形声文字。”龙宇纯《中国文字学》（台湾学生书局，1987）指出汉字中有一种“纯粹约定”或曰“硬性约定”的文字，字形跟字的音、义毫无关系（该书第108-109页），这也就是记号字。裘氏发展了他们的说法。

汉字里的记号字大多数是演变来的：

1．大多数是由于字形的演变而来的，如：

从独体表意字演变来的：日（要注意：｛日｝的字符由“亀”变为“日”，是由形符变

为了记号，但是由于它仍然代表着它原来所代表的词，

在用作合体字的偏旁，或借来表示其他词的时候，仍然

能起意符或音符的作用）

从准合体字变来的：薨（立）、蛄並、諡步

从合体字变来的：表（表）（《说文》：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为表。——参看段注P389：上衣者，衣之在外者也。）

从形声字变来：効（年）

汉字里有大量的半记号字，即有一部分是表意或表音的，另一部分是记号。大多是从形

声字变来的：春→春

简化字中偏旁被“又”代替的字：邓、鸡、欢等

2．也有不少是由于语音和字义的变化而造成的记号字或半记号字：

语音变化使得形声字的声旁丧失了表音作用：恥→耻（半记号字半表音字，始见于东汉

碑刻）“耻”从“耳”声还可以从几个异

体看出来。如《集韵》或作“誀”。其实

还可以写作“佴”。《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君正》第二十

行，释文47页：民富则有佴，有佴则号

令成俗而刑伐不犯。“佴”即“耻”。

语义的变化使得合体字的表意偏旁失去表意作用：胖（肉旁变月旁）、朕（舟旁变月旁）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变化使得一些形声字完全变成记号字：“特”

假借字也可能变成记号字或半记号字：“我”（记号字）“笨”（半记号字，多是形声

字，因为声旁仍有表音作

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文字，可以叫做意符音符文字，或者简称意音文字。这个阶段大约在西周以前。后来，由于字形、语音、字的变化，记号字逐渐多了起来，表意字有不少都变成了记号字，那么这有没有改变汉字的性质呢？也就是说汉字是不是变成了音符、记号文字了呢？不能这么说。因为虽然汉字中大部分独体字变成了记号字，但却没有使得合体字都变为记号字。汉字绝大部分正好就是合体字。合体字有意符、音符组成，独体字变为了记号字，但不影响它在充当合体字偏旁时可以起表意表音的作用。如“日”字，由亀变为“日”，是从表意字变成了记号字。但在“晴”字中它起表意作用，在“驲”字中起表音作用。因此，西周以后的汉字的性质其实跟西周以前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记号字多了一些。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汉字叫做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这一阶段的记号几乎都是由意符或音符变来的，其它大部分字仍然是由意符、音符构成，所以也可以把这一阶段的汉字称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

（二）、从字符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看汉字体系的性质

过去把汉字叫做“语素文字”或“词文字”，这两种叫法在基本观点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那时候，人们不知道两个层次的区别，他们得出汉字是语素文字或词文字的结论，大概主要是看到一个汉字往往代表一个语素，所以就把汉字叫做了语素文字或词文字了。其实现

在看来，这是不妥当的。这是只根据文字书写的基本单位所代表的语言成分的性质，来给文字体系定名。如果按照这种作法，就可以把英文叫做表词文字，因为英文是以词为书写的基本单位的，但从来就没有人叫英文为表词文字，一般都叫做音素文字。现在有了字符的概念，应当从字符来看汉字表示的语言结构的层次。广义的语言结构的层次由低到高是：音素、音节、语素、……等等。语素文字是字符属于语素这个层次，也就是说字符跟语素这个层次发生联系，而跟音素、音节这两个层次没有关系的文字，或者解释为能够表示语言的语素结构（即能够表示词由什么语素构成）而不能表示语言的音素或音节结构的文字。“语素—音节文字”是既使用属于语素这个层次的字符，又使用表示音节的字符的文字。

汉字的意符和记号：前者只跟语素的意义有联系，后者只能起把代表不同语素的文字区别开来的作用。汉字里的独体字、准合体字、合体表意字、记号字和半记号表意字皆可看作语素字。

汉字的音符：假借字、形声字、半记号字半表音字。

汉字的音符，虽然都由原来是语素的符号的现成文字充当，却应该看作表示音节的符号。使用音符的假借字（就记录汉语固有语素的假借字而言），以及由意符和音符构成的形声字，通常也以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把它们也都看作语素字。

为什么？那些记录具有两个以上音节的音译外来词的假借字，它们表示语素的音节结构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元代假借来记录出自蒙古语的官名的“达鲁花赤”这四个字，显然都是作为音节符号使用的。

那些用来记录汉语固有的单音节语素的假借字，其实同样具有表示音节结构的作用。只不过在一个语素只包含一个音节的情况下，语素和音节之间的层次界限容易被忽略而已。作为字符来看，假借来表示动词“花”的“花”跟“达鲁花赤”的“花”，其本质并无不同，二者都是表示hua这个音节的符号。

—————所以汉字应当叫做语素—音节文字。

汉字的起源

一、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和研究

请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仓颉造字的传说

新石器时代遗物上的各种符号

判定文字的标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文字形成的社会条件

文字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汉字和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独立形成的古老文字，关于它们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类未解之谜之一。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有很多种，而汉字是最为古老的。比起其他几种早已不用的古老文字，汉字的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人们越是感到汉字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就越想了解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探讨汉字的起源不仅是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可以给人们探讨其他文字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提供参考，对于了解整个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古代中国人对汉字的起源也非常关注。如今几乎家喻户晓的“仓颉造字”i的传说，早在战国晚期就流行开了。这一时期的传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载：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吕氏春秋·君守》）

苍颉造文字。苍颉，黄帝之史。（《周礼·外史》疏引《世本·作》）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这种传说无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传世的战国晚期的古籍中却没有关于仓颉的时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迹的任何记载。现存的早于战国晚期的古籍中也从来没有关于仓颉的记载。仓颉是什么时候的人？他是做什么的呢？汉代人多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魏晋以后人则说仓颉是早于黄帝的远古帝王。ii《尚书正义》孔颖达疏说：

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汉代人把仓颉跟史官联系起来，大概并没有多大的根据，很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史官在平时跟文字接触最多，所以才有此说。魏晋人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过去大都认为荒诞无稽。iii其实，这个说法大概也不是魏晋人创造的，而有很早的根据。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iv有一篇《容成氏》，第一简有这样的文字：

［……尊］膚（盧）是（氏）、茖（赫）疋（胥）是（氏）、乔结是（氏）、仓颉是（氏）、轩缓（辕）是（氏）、（神）戎（农）是（氏）、椲是（氏）、是（氏）之又（有）天下也，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贤）。……

这里就出现了“仓颉”的名字，并把他放在“轩辕”前面。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就传说“仓颉”是远古的帝王。虽然这样，这一篇简文并没有讲到“仓颉造字”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容成氏》的作者是否已经把“仓颉”跟造字联系起来了。不过值得思考的是，“仓颉”为远古帝王这么一个重要的事情，居然在传世的战国晚期文献中没有保留下来，以至于汉代人就不清楚他曾是传说中的“帝王”了。这或许有一些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v《庄子·胠箧》有一段话，跟上引简文有密切关系，整理《容成氏》的李零先生已经引用：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依照此说，在容成氏等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这也许是战国晚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可见战国时代的人并没有把文字的发明看得很早。

在战国晚期的传世文献中，也有跟“仓颉造字”不完全相同的说法。例如《荀子·解蔽》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只是众多“好书者”之一，由于用心专一而把文字传下来了。这就没有把仓颉当成“造字”的人。看来，在战国晚期，“仓颉”其人其事的传说就不是很清楚了，或者在当时就已经不止一种传说了。

至于仓颉造字的方法和过程，史书记载就更有限了。从仅有的一些记载看，古代中国人对于创造汉字的仓颉充满了神秘感。例如下面两种说法：

《淮南子·本经》：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论衡·骨相》：仓颉四目。

这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往往把文字的发明及其发明者看得非常神秘。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仓颉造字的方法和作用，代表的应当是当时学者的意见：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这一段话说到文字是在“饰伪萌生”的情况下产生，实际上指出了文字是应社会需要而产生；仓颉根据符号相互别异的原理来造字，是受到狩猎劳动实践中观察鸟兽不同之迹的启发，不仅说明文字的发明与生产劳动有关，而且揭示了创造文字所需要的知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字产生以后，‘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则认识了文字的巨大社会作用。vi

这里面虽然有不少合理的意见，但是把汉字的创造归功于个人，现代学者大都认为不可信。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汉字形成的过程里，尤其在最后阶段，很可能有个别人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仓颉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关于汉字起源的传说，古书中还有一些，由于都缺乏比较科学的根据，这里就不多作介绍了。vii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后，对于探索汉字的起源来说，有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人们普遍认为，汉字的起源应当在商代晚期之前。但是，究竟汉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比起传世文献的各种记载，人们自然更加关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希望能从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

中国的考古学是在20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被引进到中国，从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考古实践。近80年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里，发现了不少刻有或绘有符号的陶器和陶片，还有少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片和石器等物。每一次考古挖掘，如果发现了跟汉字起源有关的材料，都会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文字学家很早就注意利用考古新材料来推测汉字起源的年代。1933年，唐兰作《殷契佚存·序》（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本），指出安特生《甘肃考古记》书中收集的辛店期陶瓮上有文字，与商周文字同一本源而较古拙，年代约在四千余年以前。这一观点，他还在《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中加以重申（第27页）。后来，大家发现辛店文化遗址的年代并不很早。近年经过碳14测定，得知

它大约在公元前1000前后。这样，唐兰先生的结论就失去了根据。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寻求更早的跟汉字有关的材料。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所有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符号加以汇集和整理，因而对其数量和种类很难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根据初步观察，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遗址里都曾发现过这些符号。时代最早的是河南舞阳县贾湖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符号，距今大约有8000年左右。viii观察新石器时代各种符号的分布范围，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遍及全国，从陕西、青海到东南沿海，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发现。ix有人根据符号的外形，把它们分成下面甲乙两类。x甲类以几何形符号为主，可以把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符号

当作代表(见下图一、二)xi。

（图二）

（图一）

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符号里，甲类占绝大多数。乙类以象形符号为主，如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符号（图三）。在传世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也刻有跟大汶口文化相似的乙类符号。（图四）xii

有些器物上同时出现多个符号，大多数是甲类符号的排列，还有一些或以甲类符号为主，夹杂着乙类符号；有或以乙类符号为主，夹杂着甲类符号。下面我们还会谈到。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于60年代，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不久就引起了讨论，很多人把它们跟汉字起源联系起来。不少文字学家都发表意见，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最早的汉字。1969年，李孝定发表《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一文，最先提出“半坡陶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

文同一系统”观点的论文。1979年，李孝定又发表《再论陶文和汉字起源的发展》一文xiii，重申前一篇文章的主张。

1972年，郭沫若发表《古代文字和汉字起源问题》一文（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期）。1973年，于省吾发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2期），还专门对半坡陶文作了考释，并肯定地指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是乙类符号的代表。同样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文字。70年代末大家对这些符号的性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讨论。xiv

但是，无论是甲类符号还是乙类符号，都有不少学者认为全都不是文字。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都是游移不定的，具体对于哪些符号是文字，哪些符号不是文字，彼此往往还有很显著的差异。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看来，这方面的争论还要持续下去。不过，以往的讨论已经把汉字起源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过去许多错误的观念得到了纠正，大家至少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文字起源的理论也逐步完善，汉字形成的过程也大致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情况。

首先，大家在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要判定一种符号是否为文字，必须看它是否记录了语言。裘锡圭先生在1978年首先提出在讨论有关文字形成过程的问题时要区分“记号”与“文字”。xv后来，汪宁生、姚孝遂、高明都提出了跟裘锡圭相似的观点xvi。

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的早期阶段，大家往往通过简单的形体比附来认定符号就是汉字。例如对于甲类符号，于省吾先生就把

分别

释作五、七、十、二十、示、玉、矛、艸、阜等。随着讨论的深入，这种简单的形体比较的做法就被抛弃了。大家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文化都可能出现这些同样的符号。例如符号×，古汉字用来表示“五”，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海南黎族的刻竹用来表示“十”，云南的哈尼族曾用来表示“五十元”，傈僳族曾用来表示相会的意思，古代巴比伦曾用作所有权的标记，xvii古埃及的圣书字用来表示“划分”。现代人则用“×”来表示“否定”之类的意思。xviii可见同样使用“×”这个符号，有的是当作文字来使用的，有的则根本不是文字。如果只是通过简单的形体比较，就认定某一些符号是古汉字，那么，就无法解释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甚至根本没有文字的人也使用这种符号。因此，简单的形体比较的方法比较有随意性，正像人们对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一样，虽然有人把它当作汉字，但是也有人却认为它们是古彝文。xix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在不同地域出现，很可能表明它们是作为文字传播到各处的。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原始人那样的生活环境之下，相隔很远的地区之间能够互相交流，并且能够相互学习文字。可见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要避免随意比附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错误的看法，就必须坚持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原则。裘锡圭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跟古汉字是两种不同系统的符号。古汉字是古人记录当时语言的符号。我们不能因为前一种符号跟古汉字里形体比较简单的例子或某些经过简化的形式偶然同形，就断定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对于前一种符号，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提供坚实的证据能证明它们记录了语言。而且，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种族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对语言的

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把使用者的种族和语言情况都还不清楚的那些符号看作古汉字或其前身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妥当的。xx由此可见，我们同样不能根据商代前期、西周时代陶器上可以出现的单个陶文，就反推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就是文字，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有人看到甲类符号多出现在中国的西部，乙类符号多出现于中国的东部，因而提出汉字起源的“二元说”。xxi这种观点也没有道理。在文字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为了使文字具有可接受性，一般要求字形跟所代表的词有某种内在联系。几何形符号跟语言中的大部分词语不可能有内在联系。所以基本上使用甲类符号的原始文字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周围先进民族成熟的文字的影响下产生的原始文字。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甲类符号显然不会是这样的原始文字。跟新石器时代的甲类符号同类的符号，在汉字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在我国有些地区作为非文字的符号而继续使用着。这是这类符号不是原始文字的一个旁证（参看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35-36页）。xxii

对于乙类符号，由于外形很象具体的事物，人们很容易把它跟文字联系起来。其实这也是一种不太正确的做法。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比较高超的绘画技术。就在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原始壁画来看，至少在2万多年前，人类已经能够非常概括地表现动物的形象、生动地表现狩猎活动，并且创造了几何形符号。xxiii 有时候，我们即便看到了原始人所画的乙类符号跟古汉字在外形上是一样的，也无法断定这些符号就是更早的汉字。因为我们仍然找不到它们有记录语言的任何证据。因此，现在就说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乙类符号是文字，恐怕还为时过早。

总之，单个出现在器物上的甲类和乙类符号都还没有用作记录语言的证据，很难把它们看成文字。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这应当是一种比较正确的态度。有人曾对判断符号是否文字的标准提出过异议。他们认为，陶器不是文字书写材料，在上面写东西也不是为了传播。当时必定有通行文字书于竹木之上，只不过早已腐朽，现在看不到了。陶器上的记号多半是一器一字，很少有词组和句子，这是陶器记号的特质，这跟能否记录语言或当时有没有记录语言的文字无关。因此，以是否记录语言作为标准，而把陶器上的符号排除在文字范围以外，是不合理的。xxiv这实在也是一个无法证明的推测。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已经出土的那么多的陶器、陶片或其他物品，大多数都刻划或绘写的都是甲类符号，而且它们一般也是单个出现的？

由于单个符号很难鉴别其是否记录了语言，有的学者就比较注意一些排列成行的符号。1975年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一次到第三次挖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包括石刻的符号）以及1978年发表的第四次发掘出土的陶片上的符号，数量多，有的是以排列成行的形式出现的。汪宁生认为吴城陶片上这些符号“能记录语言的文字”，有别于个别出现的陶器刻划记号。xxv这给鉴别符号是否文字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截至目前，新石器时代排列成行的符号已经发现了好几批。xxvi大部分的例子多见于良渚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公元前2200年）的陶器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70年代在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中发现的一件鱼篓形贯耳黑衣陶罐，腹部刻有四个符号。80年代在余杭南湖发现的一件黑陶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位按顺时针方向连续刻出八个图案”。(图五)xxvii此外，龙山文化遗址也曾出土过这一类符号。例如1991年至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丁公1235号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发现一块陶盘底部残片，上面刻有排列成五行的十一个符号

（图六）xxviii。1993年在江苏省高邮市龙虬庄遗址发掘时，在河边采集到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的残片，其上有排列成行的八个符号。（图七）xxix据称该陶片“属南荡文化遗存，即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迁徙到江淮东部的文化遗留，其年代约为龙山时代末至夏初，比丁公陶文略晚。”xxx

学者们对这些排列成行的符号都很重视。李学勤先生认为，反对新石器时代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学者“所持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符号单个孤立，无法知道是否具备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他认为“良渚文化陶器上多个成行符号的出现，有可能祛除这样的疑难”。xxxi裘锡圭先生认为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很值得注意，同时指出，良渚文化多个成行的符号，尤其是余杭南湖黑陶罐上八、九个符号排列成行的一例，可能确实反映了用符号记录语句的认真尝试。也就是说，它们非常可能已经是原始文字了。但是，裘先生也指出：遗憾的是由于材料太少，并由于我们对良渚文化主人的种族和语言情况缺乏了解，正确辨释这种原始文字的可能性恐怕很小。xxxii

图五余杭南湖黑陶罐上排列成行的符号

图六丁公遗址陶片上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