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历史文化

历史名城亳州

亳州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我国华夏先民最早群居之地，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散布于亳州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画出了我们华夏祖先在历史深处的踪迹。早在5000年前，生活在亳州土地上的华夏先民已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

“亳”字甲骨文为“”。《说文大字典》解为：“商汤所都，京兆社

陵亭也，从高省乇声”。“乇” 《说文大字典》释：“原义草叶也，从穗，上贯一，下有根，象形”，读作“zhe”，由此可见，亳的本义为生长着茂盛庄稼的高地，商初水害和粮食是涉及到国家根基的两大问题。因此那时代所选建都之地必然是肥沃的高地。

4000多年前，亳州曾是黄帝曾孙帝喾（高新氏）的国邑。周初是神农氏后裔的封地，置焦国。3700多年前，商汤建都于亳。春秋时期，焦属陈国。陈于此建焦城，后楚灭陈，筑谯城（今谯城区）。谯夷所辖区域扩大到苦（今涡阳县）、蒙（今蒙城县）及周边地区。秦时置谯县，属砀郡。汉时先后属豫州、沛国治。建安末年设谯郡。魏皇初2年（221）封谯郡为“陪都”，与许昌、长安、洛阳、邺并称“五都”。西晋时，谯是谯国治所，北魏正始4年（507）为“南兖州”治所，北周大象元年（579），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隋大业3年（607）又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4年（621），谯郡更名为亳州，为“十望”州府之一，下辖谯、临涣、酂、城父、鹿邑、蒙城、永城、真源8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金时属南京路，下辖6县5镇。元时亳州属归德府（今商丘），下辖6县。元至正15年（1355），刘福通起兵反元，拥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建“宋”政权，以亳州为国都。至此亳州正式成为“三朝”古都之地。明朝初年亳州一度为县，属颍州。弘治9年（1496），又升县为州。清初亳州属安徽布政使司直辖。1864年清廷镇压捻军后，析亳州、宿州、蒙城、阜阳、各一部设涡阳县。1912年国民政府降亳州为亳县，由省直辖。1964年，国务院决定从阜阳、涡阳、蒙城、凤台各划出一部成立利辛县。1986年国务院决定撤销亳县建制，设立亳州市（县级）。1998年收归省直辖（副地级）。2000年正式设立地级亳州市，下辖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和谯城区，2003年建立亳州职业技术学院。

催生中华古老文明

亳州，按古天文历志，占尽天时地利。星分大火，宿为房心，阴阳气生，云汉始终。亳州土壤肥沃，百物以蕃，体视伟邦，境大货穰。自古江北胜地，南北腰膂，淮西都会，中南锁钥。千百年物华天宝，圣哲流芳，钟灵毓秀，英豪间出。

我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发生在中原大地主要河流的上游。早期的游牧，“逐水草而居”。黄河中下游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患，因而，最早的部落在建都时大都选择在黄河上游的高地，所以，扼河洛上游、占地势形胜的长安、洛阳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类对水患的认识与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之地，因为千里沃野的“膏腴”，最终成为各部落酋长追逐的美丽之“鹿”。

亳州北接黄河，南襟江淮，一条大河贯通黄淮，沿涡河数百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平垠丰饶，是农耕文明的最好平台。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自然是文明诞生的摇篮。

有文字记载的半原生态奴隶社会夏朝，经过不太长的战争，就被商所取代。夏桀之所以不断征战江淮，就是因为江淮平原富庶的物产令人觊觎，而商汤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物力的支撑下，借民心之力，最终打败了夏桀，建立了“汤朝”。

商汤的发迹之地，史书称之为“亳”，孟子所述“汤都于亳，与葛为临”是也（汤王是不是在亳州建都，争议颇多，有学者考证，亳有西亳、南亳、景亳等地，盘庚七迁后的建都之地，是在河南安阳，有殷墟发掘为证。笔者以为，既然“七迁”见诸史书，七迁之前，“都于亳”则非一地，现在以“亳”命名者，全国仅有亳州一地，那么，至少可以断定，亳州曾经做过“汤都”，应该没有疑义）。

曾为汤都，又处中原腹地，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期，文化符号得以大量产生，文化遗存、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四五千年来，亳地文化一如涡河汤汤，奔腾不息，汇江纳溪，拥簇成浩瀚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海。

孕育老庄文化

老子，姓李名耳，公元前571年生于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今亳州涡阳）。其籍贯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无争议，从历史沿革上说，老子生于涡河流域的“亳”地，是可以断言的。老子做过周朝的“柱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有机会大量阅读王朝典籍，对周朝之前有较高程度民主的联邦制度所创造的社会和谐非常欣赏。及至战争降临，生灵涂炭，饿殍满地，老子感怀满目疮痍，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作了深入思考。出于对“刚性”战争的厌恶性反思，他提出“ 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在其篇幅不长的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反复论述“柔”的功用，“ 齿之至刚也，舌之至柔也，舌存而齿亡”（见《庄子集注》）；“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上善若水”表达了极高的处事修养，这些柔顺处世的原则，构成东方文化含蓄、谦抑、内敛的主要色调。不管是东方式的逊和，还是儒家的中庸，几乎所有东方人的处世之道，都被老子李耳用一个框子框定了，其内核，被东方文化奉为圭臬——尽管有很多的叛逆者，但最终也没能逃出李耳的藩篱。

以“道”字命名的涡河文化，在春秋直至战国这样一个没有明显断年的时代里，成为历史星空里一团耀眼的星云，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含蕴深厚的“亳”地文化。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一、促进文化交流

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孔子问礼”，见诸史籍的大约有三次。据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考证，老子比孔子的年龄大了23岁，天命之年的孔子还能带弟子从黄河岸边出发，穿过几个国家，专程到涡河之滨向老子请教“周礼之事”，可知老子学说影响之大。这一次的谈话对孔子极其震撼，以至于这位颇为自负的大教育家慨叹道：“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里，孔子对老子是推崇备至的，等于说自己无法望老子项背，真的有“高山仰止”之感。

孔子之外，应当还有不少的学者与老子交流，这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可以觅到老子哲学的影子。

二、道家学派创立

老子创立、奠定道家学派滥觞了中华民族本土主流文化的溪流。中华文化发展至秦汉，主流基本是道、儒两家，汉初的治国方略，仍以黄老的清净无为作脊骨，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帝王，表面以儒家“仁孝”治国，而内里几乎全部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金科玉律。至东汉，汉明帝出面，请来了佛教，经过与中华文化的冲撞、融汇，变成了“中国佛教”，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道、儒、佛互相渗透、互相依存、鼎足而三的格局。

至战国庄子出，亳地文化达到道家文化的顶峰。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亳州蒙城）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一部《南华经》，使“道家”文化走向成熟，影响巨大而深广。就此，东方神秘文化的气息，一直延续在中国，影响在西方。神仙文化的因子，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到了汉代，道教创立，不仅刺激了养生学的发展，随着魏伯阳《参同契》的问世，道教的“内丹”、“外丹”学说逐渐昌明，尤其是外丹的炼制，促进了化学的发展，产生了现代科学的芽孢，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三、影响后世著述

战国之前，文字和著述，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平民没有受教育以及读书识字的权利，那时候，几乎没有学者以个人的名义著书立说。古人认为著作是非常严肃的事业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官方除了布告、诰文之外，禁止个人发表文章。即以孔子为例，学识不可谓不博，思想不可谓不邃，但仅仅编辑了一部《诗经》，修订了一部《春秋》而已，一部《论语》，还是学生们回忆的只言片语。老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西出函谷时，被关令尹喜强留著书，不得已，才写下一部《道德经》，五千字而已。但这五千言却对后世著作产生重大影响，自兹，学者的个人著作开始繁荣起来。诸子十三家，都有著作产生和流传，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划时代的。

亳文化自此，著述日盛，一直影响到汉代。

滋养建安文化

东汉在外戚、内宦的“揉搓”下，王气已尽，大厦将倾，匈奴的虎视眈眈，更成为动摇汉王朝的飓风。这时，赶上了大的旱灾，饥饿的民众在“五斗米”的期望中，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刘家王朝再也无力收拾残局，军阀割据的局面，无可挽回地形成了！

亳籍英雄曹操，乘势而起，于风云际会之时，横槊赋诗，北定中原，成就了大业——关于曹操的事业，不少后人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其实并未说到本质，试想，当时刘家王朝如果还能令动诸侯的话，哪里还有“诸侯割据”？是曹操东征西讨，剪灭群雄，延续了刘汉余荫，诚如曹操自己所言：“天下若无曹操，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上，曹氏父子使汉家江山多存活了几十年，如此而已。

与偏安一隅的吴、蜀相比，汉献帝刘协“统治”的区域要广袤得多，中原地区本来文化较为发达，经过几十年的动乱，人心思定，相对平安的环境，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时，深受涡河文化熏陶与滋养的曹氏父子身体力行，提出“文章者，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铸炼了千百年文坛不朽的建安文学。

撇开政治、军事不提，曹操对文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用功不懈，史称，“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他的诗苍凉雄浑，风骨凛然。

更为重要的，由于他的倡导和搜罗使用文人，思贤若渴，握发吐哺，他身边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人才之盛，蜀吴难以望其项背。

大体说来，曹操父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两个大的方面值得称道。

“建安体”文本扭转一代文风。曹操创作的大量“乐府”，首先关心的是人民的生活状态，有些句子，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之类，流露出的是一种深沉的反战思想和对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这些关注民生的诗文，厚重苍凉，成为“建安”时期的文化主调，一扫后汉的浮玄，开创了一代文风，被誉为“建安风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直到唐代，李白还称赞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三曹”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空前。曹操不说了，曹植的捷才对华人的影响，千载不衰，也是无法计算的，《洛神赋》成为不朽的经典，《白马》诸篇，亦是脍炙人口。但就对文学的贡献而言，曹丕的成就似乎更为突出。这位“子桓”先生开了两个先河。一个是为“七言诗”举办了奠基大典。他创作的七言诗《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古诗，它对南北朝、乃至唐代的格律诗的成长，起到了诞生和催熟的作用。曹丕对七言诗的贡献当得起“功不可没”四字；第二是曹丕完成了从文化到“文学”的升华。魏晋之前，文学仅仅是文化的附庸，并没有自己的位置，曹丕完成了《典论》，其中《论文》一篇，第一次把文章称为“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自此，文章成为中国人追求不朽的“三件大事”之一（立德、立功、立言）。鲁迅先生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此，“文学”从“文化”中脱胎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住进了一座称之为“艺术”的殿堂，而一些“为写作而写作”的专业文人就此诞生。

曹丕称帝后，把谯县定为“四大国都”之一，在曹氏的带动下，涡河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亮点，亳州不仅文人层出，而且在汉末、魏晋时期著作蜂起，曹操、曹丕、曹植、曹睿、夏侯玄、夏侯惠、曹志、曹毗、夏侯湛、夏侯泳、夏侯淳、曹耽、曹摅、曹思文等大量著作传世。还有传说系曹植撰写、影响盛大、但未见明确考证、篇目不刊的《木兰辞》；也有一些纯学术的著作，如《论语释》、《左转音》、《四声韵略》等等，这在古代著作稀少的背景下，不能不视作一个奇迹。

开拓京畿市井文化

唐代，我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强盛的国力，使国都长安成为世界的文化经济中心，这时候，亳州虽远离京城，但由于地扼中原咽喉，又有陆路和舟楫交通之便，仍然成为著名的“望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有汉晋的余绪，唐代的亳州仍然活跃着全国知名的文人墨客，画家有曹操的裔孙、以画马享誉华夏的曹霸——杜甫所谓“将军魏武之子孙”者；诗人有现实主义大师李绅，以《悯农诗》传诵千古者；学者有礼记研究专家李敬玄，以《礼记中庸传》、《古今字苑》屹立学坛者。这些学者推动了亳州文化的发展。

到了宋代，一条涡河直通汴梁，亳州成为京畿拱卫，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亳州成为天下“望州”，来此做官的著名文人迭去沓来，欧阳修、曾巩、晏殊、梅尧臣、鲁有开、宋京······一大批文学士官居亳州，使亳州的文化氛围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道家的重要人物陈抟老祖的出生，使亳州的“道”文化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影响遗蕴达几百年之久。

诞于亳地的老子、庄子，虽然开创了道家文化，但“道教”并不诞于兹地，又因地无名山，道教烟火在亳地并不繁盛，虽有李唐皇帝、宋真宗、徽宗皇帝的

多次亳州祭祖、祭祀，亳州仍然不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区域。“仙人”陈抟的降诞，从真正意义上将亳州道家文化发扬光大。

陈抟的盛名来源于同皇帝的交往。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都与陈抟交情匪浅，宋氏兄弟心里是把陈抟作为“帝师”的，多次征召，连道号“希夷先生”都是宋太宗亲赠。但陈抟的盛名并非幸致，他对道家文化的贡献可谓空前。首先他著述丰富，引入道藏的有《指玄篇》、《易龙图》、《九室指玄篇》和演化的河洛图书、先天八卦图等，另有《高阳集》、《钓潭集》、《人伦风鉴》、《三峰寓言》等著作传世。重要的是他并不“空口论道”，而是身体力行，他辟谷服气，饵药炼丹，发明了“睡法”，可以常年酣睡而不饮不食，阳寿一百余岁仍有壮容，被尊为“活神仙”、“陈抟老祖”，盛传神异之行。据笔者所知，陈抟“演《易》”有成，对道家文化发明颇多，他画成了“河图”，演成“梅花易数”，弟子邵雍已被尊为神人，近年传出的“陈抟九方卦”简易而神效，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陈抟对亳州道家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直到明代，学者李准、薛蕙仍然是享誉全国的老子研究专家，尤其薛蕙的《老子集解》（书藏美国国家图书馆），仍然是研究老子《道德经》的必读书目。

有鉴于此，唐宋时期，亳州在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市井文化一度繁荣，城市巷陌街衢，蔚为壮观。韩愈、欧阳修、曾巩、辛弃疾等人放歌涡河，绵绵不绝。如今亳州老城，36条街，72小巷，好像仍在诉说当年的京畿繁华。

凝聚中医药养生文化

亳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道家文化和酒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亳州资源丰富，产业特色突出，是全国闻名的“中华药都”和“白酒之乡”。

1800多年前，神医华佗开辟了第一块“药圃”，自那时起，种植、经营中药材之风日盛，经久不衰。在中国《药典》上冠以“亳”字的就有“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种；其中亳芍、亳菊被列入安徽四大名药。清代诗人刘开的“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药如桑麻”的诗句，就是对当时亳州广为种植中药材的真实写照。目前，亳州药材种植面积近100万亩，中药材年成交额约占全国的1/4，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多、设施最好、功能最全的“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已形成完整的药业产业体系。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欣然为亳州题词“华佗故里，药材之乡”。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以建设“中华药都”为己任，把药业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中药产业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特别是抢抓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机遇，坚持“以药立市”，确立了中药现代化发展主战略，着力构筑全市中药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建设“现代中华药都”。

亳州拥有各类白酒生产企业200多家，产量占安徽省的一半。自春秋起，亳州人就用古井甘泉酿酒，此后酿酒业相沿不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家乡酿制的“九酝春酒”（又名“减酒”，“古井贡酒”之前身）贡奉汉献帝，被列为宫廷用酒进贡朝廷，至明代被正式列为贡酒。被誉为“酒中牡丹”的古井贡酒，香飘五大洲，饮誉海内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药乡、酒乡、仙乡在亳州汇合，造就了亳州独特的中医药养生文化资源，所以亳州提出了“中华药都·养生亳州”的城市定位。老子、庄子、华佗、曹操、

嵇康、陈抟等都是历史上知名的养生人物。老子崇尚自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养生之道。庄子作《养生主》，用庖丁解牛故事讲解养生主旨是达到怡然自得神游的养生状态。曹操献九酝春养生酒，提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养生理念。嵇康作《养生论》，论述了善于养生的方法。神医华佗创练五禽戏养生操，具有健身祛病、延年益寿之功效。宋代时人们因陈抟养生得道成仙，称亳州为“仙乡”。欧阳修知亳时年六十一岁，身处“仙乡”，戏称当年“醉翁”，今是“仙翁”，还曾诗说：“颍亳相望乐未央，吾州仍得治仙乡”，“寄语赢州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

21世纪是以养生保健为时尚的时代，中医药养生保健产业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亳州市委、市政府牢牢把握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着力做好药、酒、养生结合的大文章，启动实施《中华药都·养生亳州三年行动计划》，积极构建现代中药、养生文化旅游、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三大体系，努力把亳州打造成特色鲜明、文化厚重、产业发达的养生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