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

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鲁迅都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就国民性问题，他们之间有契合和影响，但也存有差异之处。

老舍和鲁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出于对民族命运深情地关注，对祖国前途的渺茫忧虑重重，他们充满一种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来警醒国人。

二人在海外生活期间，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幻灯事件”中看到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厚重，开始思考“国民性”课题。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老舍经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洗礼后，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探索“民族性”“国民性”的课题。在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从而使“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性问题十分注意的一位作家。青年时代的老舍，不仅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早在30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着重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比如，从《猫城记》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显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影响来。小说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这使人立刻联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串（国民性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宋永毅）。两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方面。鲁迅在寻求民族觉醒和解放的道路时，深深感到了民族性的弱点和劣点，他认为，“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 ；因此他决心“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样老舍也在作品中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对于群众的病态心理深入理解，感慨道“国民不像国民” ，“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 。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时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朱晓进和唐纪如在《鲁迅概论》中归纳为“瞒和骗”、“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做戏”和“讲体面”、“看客”式的无聊、卑怯和势利、因自利而不惜破坏公众利益乃至对断送国家民族也无动于衷、安于命运、安于现状的奴才心理。“鲁迅开先气之风” ，“而老舍从自己的角度丰富和扩大了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内涵，并且在一些幽默诗文中对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讥刺” 。

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两人都非常关心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意识到文化的停滞与老化将会窒息民族的生机，葬送民族的前途。鲁迅曾总结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衰落和灭亡的历史教训，反对因循守旧的笃古者，提倡“首先立人”，“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他告诫国人如不奋起，必将步他们的后尘。老舍更是特别注意到民族精神的“老化”问题。在《二马》中他说：“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儿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这里的“老”是指“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以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化使人们变的麻木、愚昧无知，更养成了奴性”。老舍“为铲除旧的恶习，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老文化和“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

作为爱国主义者，鲁迅和老舍“深知民族精神上的种种痼疾的严重危害，并把对于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教育，作为创作的根本任务”。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就做出了“善于改变精神（国民性）的是，我那时就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的判断。而老舍也将文艺作为“惋惜”、“规劝”与“爱” 的思想启蒙与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他们都以文艺为工具，鞭挞民族的劣根性，呼唤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不久都要闷死” 的沉睡者，快快奋起，但是其相关作品的风格和批评对象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型作家，这类作家有着哲学和历史的背景，思想尖锐超前，对现实有着自己一套想法，能够以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鲁迅是思想型作家的代表。而老舍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文化型作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表现人间世态，社会景象。

鲁迅以小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他在作品中对“在是非面前平正中庸态度的极端的厌恶，对国民性弊端毫不留情的猛刺，对青年精英的死感到的痛彻心扉” 大都通过一针见血的，特别正经的方式来表现，而且批判深刻有力。《狂人日记》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以后的作品大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风格。鲁迅作品思想很深刻，但是“哲学意识引发的人生体验，未酿成审美的情感体验，作品停留于哲学意识阶段，未上升为独

特的哲理人生和情感审美的情体验。”“《阿Q正传》就是带有一些理念化的倾向和人为斧凿的痕迹，语言精炼则精炼矣，对话和叙述却是硬而拗口的，反不如他带有生命沉思和体验的爱情小说《伤逝》。”

比起鲁迅，老舍对国民性弊病的批判还不够深刻有力，他“一半恨一半笑”看世界的态度冲淡了他的控诉力量。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的：“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他的强有力的生命。只要看一下，容或鲁迅更看得透澈，深入，但他不耐烦在久一点的观察。老舍也极其敏锐，他却更肯仔细，不过终缺少力量。” 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并不是主要采用理论的形式，即“不是从对‘市民性格’的纯粹抽象的认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写他的人物的” 。而老舍正是依赖于描写市民社会所获得的成功，形成了他独特的观察分析角度，也奠定了独立不倚的文坛地位。总而言之，老舍的批判和反思，是通过精细密实的社会、文化的民族风习和历史变迁来叙写的。老舍小说中的人物，“和它所处时代的环境、背景、文化、风习是一体性出现，双方关系，也是丰富、和谐地交织交融的”。而鲁迅的人物，却是“赤条条”的，背景、甚至人物的身份，都没有交代。比如《药》和《狂人日记》。与之相比，老舍笔下的人物显得亲切、温婉、典雅、精致。这正是老舍作为一位小说家的优势所在。但在写最集中、最激越、最硬韧地批批国民性弊病的《猫城记》时，老舍“跳出切身的经验世界，主要依仗想象和推理，造出一座全新结构的文学建筑”。通篇文字泼辣警厉，语言尖锐刺骨，颇似鲁迅风格。

为了正视现实和推动改革，鲁迅早期作品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致力于揭露和攻打国民性的弱点及其病根，这与他的“立人”思想紧密相关。“目的是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但非常可贵的是在前期，他也不是对中国的国民性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而是努力发现一些值得肯定和宝贵的东西。比如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积极主张发扬“民魂”，为“惟有‘民魂’值得最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有进步。在《一件小事》中，他赞扬了人力车夫的高尚品德。在后期鲁迅能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不仅揭露缺点，而且注重揭示民族性中的优点，发扬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鲁迅写了许多赞扬老百姓的文字，歌颂人民群众的伟大，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把握问题的实质。这一时期，他还着重批判了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倡导自我剖析，以求取得进步。老舍在建国以前曾是独立不倚的社会批判者，积极揭露和批判市民阶层国民性的弊病来使国人警醒，起来抗争。“老舍从出入文坛时，便体现了自己的创作特征：以对社会下层的精神文化观察、刻画见长，至于政治思维，则是他一向没能超越的弱项”。在《猫城记》中老舍几乎完全撇开政治因素，过分强调了文化的作用说明这一点。老舍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但二十年代发生的像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和

北伐战争，他都身在异域，失掉了亲身体验中国革命群众力量的机会。他没能看到人民群众为了自由和解放付出了血与肉的牺牲，忽略了人民群众精神领域的变革。以至于小说往往将剥削阶级的丑恶本性当成了国民性的弱点，或将反动统治的丑恶灵魂与人民群众受反动统治的奴役而产生的精神缺陷混为一谈。对于国民性的消极方面也夸大了，看不清国民性的积极方面尤其是人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因此，在肯定老舍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启蒙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局限性。而在解放后，老舍的作品基本上是为政治服务了，就不多说了。